汪大本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将培养时代新人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时代所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担当。作为培养时代新人的应有内容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自觉。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公共领域中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关注，从协调公共领域利益冲突、构建合理交往关系、搭建实践交往平台等方面为公民品格培育提供价值引领和思想凝聚。

1 生成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凸显

自20世纪以来，“公共性”这一政治概念日益成为人文社科领域主流话语方式。从内涵来看，“公共性”是与“私人性”相对的概念范畴，“‘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2]18。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关怀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具有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诉求。

1.1 问题意识：个人主义泛起和公共精神阙如

公共精神作为公共性的价值内核，体现为群体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其本质是合作精神和责任态度。纵观现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公共性的缺失。

第一，现代性背景下个人主义的彰显。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性图景下的个人原子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隐忧，个人的过度以自我为中心将导致“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3]17。个人的原子化造成主体对私人之外领域的冷漠，主体的价值表征为数字化的价值符号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于我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民众也面临着资本逻辑宰制人的生存方式的威胁，“占有为目的”的生存方式将人与社会的关系退回到彼此的对立面，人的重心“由重视创造活动本身给人的具体实在的满足转移到只看重成品的价值上去了”[4]176，而随着“个人中心主义”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公共精神和集体主义品质在公共生活中的合理性就受到削弱，造成了公共性阙如境遇下人的现代性危机，即“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个人至上”为表现形式的人的原子化命运。

第二，社会转型过程中交往关系的“意义危机”。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变革，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交往特点，主要深刻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现代性背景下，传统社会关系壁垒被打破，交往逐渐呈现开放的社会化特征。尤其是市场经济冲击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呈现资本逐利的特点，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以及对公共领域的漠视成为市场经济背景下主体的自发行为； 二是网络化环境下，交往关系呈现扩大化的特点，但也呈现出虚拟化的表征。也就是说，人们对信息的关注替代了对生活世界本身的关注。交往的开放化和虚拟化给社会关系带来巨大的“意义危机”，因为“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处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整体性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极为深刻的‘意义危机’……‘终极关怀’的失落和‘意义危机’的出现，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文化公共性信念失落的集中表现”[5]。这种危机投射到社会领域就表现为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漠不关心、对个体社会价值定位的模糊，从而造成价值观的迷茫和行为的失范。

第三，现代性社会需要重建共同的信仰体系以抵御“文化危机”。中国社会曾经历过一个单纯以价值理性作为社会规范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同化为对“公平”“平等”的追求，而使得个人合理利益在共同生活中被抑制。工业文明不仅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使得个人心理抑制机制遭受冲击，进一步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之相伴随的是价值信仰危机，即价值观混乱和信仰迷失。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表现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信仰体系，而共同信仰一旦缺失，社会就会陷入“文化危机”或“信仰危机”。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认为，在现代性背景下重建共同信仰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6]5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重建当代中国社会信仰体系的重要举措。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又有个人层面的实践指向，每一内容都蕴含个体与社会相互形塑的关系，致力于构建共同的价值信仰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供了理论主题，也为公民品格培育的公共性实践指明了方向。

1.2 价值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培育中的功能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问题意识源于社会化生活中公共精神缺失造成的公共性困境及其应对，其价值彰显于对公共生活中公民品质的重塑、公共理性的复归、“公共人”的培育的现实需要。“现代社会要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哈贝马斯)，克服冷漠、不合群、孤独，就要拥有和表现出公民资格所需要的品德，就要把松散的自由个体凝聚成好的自由共同体。”[7]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对公民精神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源于公共精神培养的需要，生成于应对社会公共化过程中利益的分化，希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和力量凝聚功能。

第一，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化，亟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凝聚作用。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从个体独居到原始部落、氏族、家庭、城邦等生活方式的转变，再逐渐发展到政治共同体为表现形式的民族国家，其中又包含着基于分工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阶级共同体等形式。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如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能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激发，但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游走于“道德底线”与“法律高线”真空之中，“法无禁止皆许可”的市场观念冲击着传统社会道德的规范作用； 再如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利益如何得到均衡、国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利益关系如何协调、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可能等利益分化问题都亟需寻求思想和价值共识，培育公民精神。公民精神是由公民身份衍生的对公民言行的规范体系，其本质上是作为国家全体成员在个体素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品格，而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毫无疑问是公民品格的内核。作为协调利益和凝聚共识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凸显价值，为其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进行了合理性确认，也是公民品格培育的重要途径。

第二，准确认识和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现实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积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这一矛盾，还必须在团结全国各民族在化解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公共利益诉求的满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思想引领、理论引导、力量凝聚、行为规制功能的过程，也离不开公共精神的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才能实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没有公共性的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实践根基，就会被束之高阁。因此，在利益矛盾多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也必须诉诸社会公共化程度的提升。

第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马克思认为，共同体不仅由个体构成，共同体还是个体获得自由解放的条件，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571。共同体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促使公共生活具有目的性与手段性相统一的意蕴。即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是社会生活的目的； 而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看，将社会生活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又具有了工具性意蕴。同时，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与公共生活世界相匹配的公共观念，培育人们的公共理性，启迪人们的公共性人文智慧是教育的应有之义。[9]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合法途径，对公共领域的协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特征，即个体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社会生活又是现代个人以“类存在”方式存续的实体形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理念培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担当。

2 逻辑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理论构建

贯穿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始终的主线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理想。马克思鲜明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理论基础、实践方式和价值指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

2.1 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从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出发而产生的理想价值取向，这一理想的最终目标是社会解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真正的个体自由； 它不是一种永恒有效的至善图景，而是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规范； 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具有‘范导’作用的思想观念”[10]41。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将公共性思想融于社会关系中，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公共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的呈现。

第一，人的社会属性是理解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关系中考察，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具有多重现实意蕴。首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是现实中的具体的人，而非观念中的抽象的人。人们的实践生产活动总是“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的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1]152。实践的历史性特征恰恰证明了人的存在的具体性、现实性，也指明了不同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使命。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所调解的社会关系是复合型关系，不是单一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至少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三个层面，社会关系的不同是个体差异性的根源。思想政治教育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调解是其实践性的现实基础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的依据。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人的历史性是指人总是生活在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能超越其阶段性。“马克思的公共性内涵绝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追求，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人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生成； 同时，它在历史时间中生成的，它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关系密切。”[12]社会关系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思想的阐释离不开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考察。

第二，公共利益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分析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 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11]315但是“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11]313。利益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形成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动机和意图的行动是不存在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不分民族和国别的整个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存在，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自身的解放，而这个解放的条件就是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无产阶级个体利益的获取必须建立在整个阶级利益实现的基础之上，并动员群众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斗争。同时，从利益分化的历史过程来看，分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出现，最先表现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人类社会的利益也据此被划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但是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公共利益成为维护特定阶层群体利益的“虚幻状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分歧在于利益的分化与否。具体而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调解的是人民内部利益，在根本上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其冲突的缓和与矛盾的化解可以通过“说服”的方式实现，而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试图以一种“理论遮蔽”的方式化解阶级利益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抗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虚假性。

第三，真实共同体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实现形式。真实共同体就是符合对共同体本质规定，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为消除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不相容的现实关系而形成的个体与共同体统一的状态。利益是一切共同体得以产生的前提，但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13]288。通过“利益”这一马克思所言的“最敏感的神经”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以及自发组织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展开的实践逻辑，其中蕴含着“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利益一致性”的思想是保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方向和性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予以巩固的“坚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相统一”的原则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制胜密码”，也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与实践，推动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只有以共同利益代表形式形成的组织才可能推动社会共同体的变革。马克思是在对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假性基础上阐发自己的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认为“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唯利是图”是资本的逐利天性，因为“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13]270。所以，马克思在“虚假共同体”批判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形式。

2.2 构建合理交往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践方式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 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类的本质。”[14]197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公共性提供了基石。社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存在，其运行秩序有赖于交往关系的构建。也就是说，交往关系直接体现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规范秩序。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主体性关系将主体作为认知的中心，认识的对象成为客体。但是这一关系在交往中的不足立即凸显，因为在社会现实中，交往是以人为主体的双向活动，因此就产生了主体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关系仅仅满足了主体的交往，还未能实践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关系亦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处于交往关系中的社会实践，“没有交往，教育关系便不能成立，教育活动便不可能产生”[15]125。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不仅是理论视阈的拓展，还是实践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交往关系社会化的问题。“公民是公共生活的建设主体，公民品格直接决定着建设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怎么建设公共生活。”[16]因此，提升公民的政治生活素质、强化公民的公共生活责任、增进公民的公共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价值取向。

公共利益的协调方式和实现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依据，也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高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合理的现代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本质，人对利益的需要不仅构成人行为的深层动因，也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利益关系在公共领域的深涉就需要培养交往主体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公共品质。就当下社会而言，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的私人领域对以文化和政治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的话语霸权造成的社会公共危机、“个人至上”主义对社会政治的冷漠造成的民主虚化等现实状况，其本质都是由于公共精神缺失造成的公共生活秩序混乱，是公共领域中利益协调不当引发的社会危机。要避免个人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忽视，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萎缩”，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公共利益的协调功能，以及在此过程中加强“公共人”的培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构筑更加合理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交往关系。

2.3 培育公民品格：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价值指向

公共教育能够培养人的公共品格，这是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相统一的前提。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描述道:“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13]217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公民品格的“公共人”，这一取向体现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也是为了满足社会进步和文明传承的需要。

第一，人的社会化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剖析认为，与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发展是由个体走向群体、由关注个人走向关注社会、由关注私人生活到关注公共领域。“人受到周围人和物的制约，受到既成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了前人、同时代人和后人的制约； 同时，人的对象性还表现为人的主动创造性，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确立自己的本质。”[17]人类社会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种基本社会形态，而人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存在形态分别是“对人的依赖阶段”“对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阶段”。因此，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变迁基本一致，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将“公共人”——具有公共精神和公共事务参与能力的现代公民——作为个体发展的目标。

第二，社会公共生活是个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建立在阶级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之上。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但在普遍异化的社会中，“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8]41。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他者维度”的稀缺，人就无法通过他者直观自身、确认自我。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预见，人要通过他者认识自我、回归自我，这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成为现实。“自由人的联合体”是自由实现的母体，在联合体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8]566。“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和现实性规定，而培育具有公共品格的现代公民是实现这一共同体的主体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价值目标，其培育社会文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必须在公共性交往的图景中才得以可能，必须将培育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民品格作为自身的责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价值。

3 实践进路：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公民品格的公共转向

公民品格的培育离不开公共生活的滋养，公共生活的秩序维护离不开良好的公民品格。如卢梭所言：“处理大众事务的方式，足以明显体现实际的社会道德状况以及政治体的健康状态。”[19]107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功能的发挥，除了理论上阐明其逻辑生成，还必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实践的转型与创新。

3.1 从理念到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融入公民生活日常

“公民品格本质上是人在公共生活中能够配得上公民身份的品质，是人之共在的道德证明。”[20]个人原子主义消解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困境就必须使得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变成个人的生活习惯，融入公民生活日常。首先，要将参与公共生活变为个体的生活方式，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共精神的复归。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其话语方式，以更有亲和力和针对性的话语方式渗透于人们的实践方式中。其次，需要构建“大思政”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变为社会生活的应有内容。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思政工作合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文化认同，从而渗透于社会关系之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化生活的合理内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接受成为公共精神自我培育的自觉。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个人生活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矛盾。“思想政治工作大量涉及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深入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内容新特点和新的表现形式，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众的特殊利益关系。”[21]95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社会成员理性认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贫富差距、利益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有密切的关联，两者“在目标、对象及方式等方面高度相似、相互契合，成为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社会治理合理性的有力支撑。[22]社会矛盾“越是纷繁复杂，越要站得住脚跟，越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的压舱石、价值的定盘星，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23]。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肩负起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和使命，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文明的现代关系。

3.2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构建合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关系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反映的是公民品格与公共生活之间的交互关系。首先，公共生活是培育公民品格的温床，公民品格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形塑。公民既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又是公共生活中的主体，公共性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现代化的公共生活不同于原始社会社群生活，个体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平等人格的现代公民，除了具有自身真实关切的利益外，还兼顾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维度，在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中健全自身人格、形塑自身的社会品格。其次，公民品格构建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合理秩序形成的文化因素。公民品格是作为公民的个体对自身社会关系认可的素养，也是构建公民共同生活的个体素质。公民品格的培育程度或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素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公共生活的质量，因此，从两者关系来看，公共生活是培育公民品格的前提，公民品格是构建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两者交互影响，互为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应当遵守主体间性交往原则，致力于构建平等的交往关系。与强调主客二分的个体主体性不同，主体间性为平等的交往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意味着“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的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关系，因此有了主体间性”[24]。如马丁·布伯所言，从“我与他”的主客体关系到“我与你”的主体间性关系所要实现的是交往关系的转变，其实质是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同时，主体间性关系还要进一步突破，将双主体的交互关系延伸到多主体的公共生活中，使得“我与你”的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中得到构建，摆脱传统的话语霸权带来的负面影响，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型交往关系模式。

3.3 从思想引导到社会参与：为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搭建实践平台

从发生论意义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首先源于对群体、民族、国家、社会的关怀，而不是出于私德教化的需要。因为私德只能满足基于熟人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不能完全适应以交互性和开放性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社会化关系，这就对构建社会政治学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旨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共理想和公共品质的价值。但是这种理性的构建还要借助于一定的公共事务来培育，仅是理论的灌输只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而不能培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公共文化生活、公共经济生活乃至全球治理的平台具有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落实“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三因”教育理念，继续保持其“一切工作生命线”地位和发挥其凝心聚力、化解矛盾的作用。面对社会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公共性缺失的状况，我们必须顺应时代要求，求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模式的构建和现代视野的拓展：从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中探寻理论根源，从逻辑上阐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建构解决现实紧迫问题、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凸显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重塑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具有公共精神和公共能力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