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阿丽

(中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国防科技工业历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51)

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征程上，还是在山西始终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同风雨共进退的沧桑岁月中，山西军工都可谓是其中浓墨重彩、弥足珍贵的重要篇章。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军工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述，“八路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八路军总部)的军事工业，主要分布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区”[1]1。可以说，“八路军总部的军事工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创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1]17。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以山西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等敌后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2]1。

值得指出的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军工事业，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当时战争的武器供给需要，同时也形成了深厚凝重的山西红色军工精神文化，如家国情怀、军民鱼水情、探索精神、严谨精神和奉献精神等，这些精神正是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听从党和国家的号令，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家国情怀

八路军领导下的山西军工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一滴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在山西军工事业的起步阶段，更是鲜明地体现出最初的创立者和建设者坚决听从党和国家的号令，勇敢地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家国情怀。由此，这种时刻心系党和国家的精神情怀一经建立，便成为山西红色军工精神文化之魂，始终贯穿于山西军工事业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步发展之中。

八路军总部最先派遣到山西，进行军工事业筹备和建设工作的是刘鹏。根据刘鹏同志日后的回忆，他其实并没有军工建设的充足经验，个人起初也不打算朝向军工方面发展。然而，当时的党和国家需要他从事这一工作。因为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日趋严峻，八路军总部必须自己解决武器弹药的供给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然而，当时八路军总部又非常缺乏具有专业军工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才。无奈之下，只能让并不太懂军工的刘鹏肩负这一重任。尽管刘鹏既深知自己军工经验的缺乏，也明白这一责任的事关重大，为此他犹豫再三、不敢冒然应允，但最终他还是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重，带着党和国家的嘱托，带着领导们的信任，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层层险阻，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根据刘鹏的回忆，朱德总司令亲自把他叫去，为他讲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在根据地办工厂、开辟军火生产的重要性； 还告知他，中央已经下达指示，要在一年内增加一万只枪支(主要靠自己造)。在朱总司令看来，“搞军火生产要有专门知识，总部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从现在来看你搞通讯工作多年，懂技术，做这项工作比较合适。”听到朱总司令的一番讲话，刘鹏当时的心理是这样的：“我当时对军火生产一无所知，怕搞不好，影响全局，不敢接受任务。朱总司令先后七次找我谈话，详细的讲了党中央关于建设敌后兵工厂的决定和总部建设兵工厂的方针，并鼓励我大胆地去工作。”[1]150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管理军事工业的第六科宣告成立，刘鹏被任命为科长。刘鹏带着秘书、警卫员和饲养员，四个人开始了山西军工事业的筹备与建设工作。随着军火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大，同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第六科的基础上扩大组建了军工部，并迁驻黎城县上赤峪村，与黄崖洞兵工厂紧紧相连，刘鹏担任首任部长。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又将刘鼎从抗日军政大学调来军工部，并由他担任部长一职，刘鹏改任副部长。对此，刘鹏没有怨言。在他看来，“刘鼎同志曾留学德国与苏联，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大革命时期在方志敏部担任闽浙赣兵工厂政治委员，有军火生产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1]152。所以，刘鼎更有资格担任部长一职。尽管军工部是由刘鹏一手筹备组建，但此时他没有居功自傲、没有贪功抢位，而是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明白，只有让真正富有军工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刘鼎担任部长，才是对党和国家最好的决定，因此他自己欣然退居副部长一职，全力配合刘鼎同志，共同推进军工部的工作。

那么，刘鼎同志又是怎样前往军工部参加工作的呢？在刘鼎身上，同样鲜明地体现出积极听从党和国家的号令、勇挑重坦为党和国家排忧解难的家国情怀。有关这段经历，刘鼎曾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我虽然在国外学习过一些工业技术知识，又在闽浙赣根据地的洋源兵工厂担任过一段领导工作，但总的说来，对军工生产并不懂行。作为一名革命的学生，我抱着学着做，做着学，边做边学的态度，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1]134-135

可以看到，尽管相对来说，刘鼎具有一定的军工理论基础和生产经验，但是对于担任军工部部长一职，他心中其实充满着忐忑与不安。然而，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党和国家需要他，并对他寄予厚望。于是，刘鼎带着“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作为一名革命的学生”，抱着“边做边学的态度”，勇敢地承担起了军工生产的责任重担。

其实，不仅是刘鹏、刘鼎这样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到军工生产之中，还有兵工厂里许多的技术工人也都是把党和国家的需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投身到艰苦环境中，始终竭尽所能地为军工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这些人中，无论是有着海外留学的受教育经历，还是传承着民间祖传的技术手艺，都一样在国家危难的时刻，面对党和国家的召唤与需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军工事业中去，解决了抗日战争期间的武器弹药问题，为国家分忧解难。

根据刘鼎同志的自述：“当时工厂的生产条件是很简陋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全体职工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培育了老一辈兵工工人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许多来自大中城市，他们为了抗击日寇，抛弃了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安定的生活，投身革命，来根据地吃杂粮、咸菜，穿的是补丁套补丁的粗布衣服，住草棚、土炕，以苦为乐，以救国为荣。”[1]147-148

正是在刘鼎部长、刘鹏副部长的有力带领下，在军工部各位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努力下，军工部得以迅速发展。仅1939年夏到1941年底，他们就在太行山上建立起14个兵工厂，职工发展到3 000多人，能生产地雷、手榴弹、步枪、炮弹、五○小炮和复装枪弹等武器弹药，对于八路军在前线的对敌作战进行了非常有力地支援。

2 始终团结和依靠群众，与广大群众生死相依的军民鱼水情

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山西军工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前线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的补给，还凭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紧密地团结和依靠当地的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军民鱼水情。这一精神不仅贯穿山西军工事业起步及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涉及军工原料、生产、运输等一系列重要的环节，是构成山西红色军工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早在八路军总部筹备军事工业第六科及随后建立军工部之前，在山西已经开始活跃着一些零星的从事军工生产的机构，比如随军修械所等，他们军工生产的顺利进行就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与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厚感情紧紧相连。

根据杨开林同志(1)杨开林：贵州省平塘人，出生于1908年，1934年在慈利县参加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晋绥边区军事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修械所所长、一二○师修械所所长、晋绥军区后勤部机械厂厂长、晋绥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兼一厂厂长等职务。的回忆，1937年秋天，他与其他十几名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工人，带着几把老虎钳子组成了修械所，随八路军一二○师深入敌后，活动于晋西北一带； 随后，他们还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首战告捷。有关修械所的生活，他这样写道：“修械所虽然离开了主力部队，但在几位老兵工战士的带领下，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帮老乡扫院子、修道路、挑水、劈柴、修农具和大车，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老乡们主动腾出房子给我们住，把炕烧得暖烘烘的让我们睡，煮好饭硬拉我们去吃，有敌情就给我们通风报信，遇艰险就给我们当向导。记得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当今军民一家人，抗日保家一条心，八路抗日担重任，人人都有爱国心。’充分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3]198可以看到，修械所的工人与当地群众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由于工人心中时刻装着群众、努力为群众利益考虑，当地群众也就自然而地帮助修械工人，这是山西红色军工精神文化最初的呈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山西的红色军工事业随后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地建立并投入生产。

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中央决定将晋绥在陕北的兵工厂迁往黄河东岸，其中第二厂从河西迁到临县的张家沟。那时的张家沟还是一片废墟，然而根据上级指示，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建厂、生产、试制新锅炉三大任务。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没有木料，如何建设厂房？“有人建议拆碛口镇的大庙，可是群众会答应吗？大家满心疑惑地去同群众商量，结果倒是我们低估了群众的觉悟。一位老汉的话最有代表性：‘要在前几年，咱还不同意。这会子人们不迷信了，还是打蒋介石和阎老西要紧，要拆庙咱老汉也出把力。’群众的支持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3]204可以看到，正是得力于山西红色军工工人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当地群众哪怕拆庙也愿意支持山西红色军工工厂的建立。

随后，二厂很快进入紧张的生产建设。这时候，工人们想起留在原厂房没有转移过来的锅炉、机器和一些器材。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些军工工人们哪里舍得丢弃这些宝贝设备。可问题是，如何才能把那么多笨重的设备转移过来呢？“胡宗南满以为依仗他的军队，加上飞机和炸弹，就可以使我们寸步难行，不想我们人不知鬼不觉地将30吨军工物资聚集在黄河螅蜊峪渡口，更没料到只用一夜功夫，我们就将全部物资运到黄河东岸。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无比威力，显示了我们工人和干部的超群智慧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3]205关键时刻，只要军工工人与当地群众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敌人意料不到的任务。有了这些军工设备的加入，毫无疑问提高了二厂的武器弹药生产，更加有力地支援前线的战争。

不仅如此，在解决军工生产的货源问题上，同样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发挥了军民团结协作的精神。据杨开林回忆：“生产资料的供应是军工生产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人民群众同样是开辟原材料来源的重要依靠力量。为解决货源问题，我们依靠广大群众不仅能找到来源困难的物资，甚至有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人的内部或据点，排除工作上的障碍，获得急需的原料。这种军民一家患难与共的革命精神对推动军工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3]217

可以说，山西红色军工事业的全体职工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还得到中共中央多位领导的表扬。然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军工工人与当地群众相互扶持、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正是因为如此，杨开林在总结取得成就的原因时鲜明地指出，这不仅是源于军区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更是因为“边区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兵工厂，给予无私的、全力的支援”[3]207。也有当事人认为：“在我们采购各种原料和运输产品的过程中，每行一步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因此，没有领导和群众，就不可能有当时的一切。”[3]221这些评价无疑都是中肯的、符合当时事实的，同时，也是对于山西红色军工精神文化中军民相依、鱼水情深的最好诠释。

3 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灵活机智、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山西军工事业想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有力地支持前线战士的对敌作战，无疑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那些从事军工事业的工人们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与惊人的毅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不断自力更生、探索创新，从而顺利地保障了军工物资的生产，为战争前线供应了充足的武器设备。

在抗战初期，军工事业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当时各种基本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既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可他们并没有抱怨和沮丧，而是充满信心，并用自己的能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当年的军工工人这样回忆：“修炮，是前线的迫切要求，可是我们眼前一无厂房，二无设备，而且又从来未干过。而国民党军队不是拆下炮栓，就是弄坏了表尺。我们的职工则充满信心：‘一定要复活这些大炮，要它在人民解放军手中显神威。’……大炮是笨重的，无论拆、修、装、都很费力气。在没有起重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单是坐力簧这东西，就要三四十个人才拉得下来。没等好久，属于第一、二类毛病的炮修好了，准备试射。……战士们把试射过的大炮套上牲口，奔向前方。”[3]208

虽然第一、二类的修炮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还有更麻烦的修炮问题需要解决。由于有些大炮的零部件已经损坏、不能再使用，又没有现成的零部件可以买，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年的军工工人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智慧，开始尝试自己研制大炮的零部件：“首先工厂向炮兵借来各种炮的炮栓、表尺作实样，精密地绘制尺寸，研究所用材料，确定技术要求。这些繁重细致工作主要由罗智、张和生、蒋渊海负责。他们经常是两顿饭当三顿吃，几天几夜不睡觉。技术标准确定后，锻工股负责打毛坯。一个表尺坯子就有20来斤重，而炮栓坯子则有40来斤重，栓座就得七八个人抬。老锻工郭鸿儒、谭孝清、杨明华领导全股人员加班加点的干，没有气锤，就用十来磅的大榔头； 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没有大炉子，就在平地挖坑盘地炉子； 没有大风钻，就用人拉钻。一句话，靠工人们的革命意志和毅力，造出了所需的零部件，而且制成了全套的炮架炮鞍，从而基本上解决了修炮的技术问题。”[3]208-209

当年从事军工生产，有太多的困难和问题摆在面前，但是，那些从事军工研制与生产的人，都凭借自己的能力一一克服了。有军工工人曾经这样回忆：“研究室及军工研制工作：我们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土法生产各种武器。……搞工业，首先要钢，要铁，化学工业则要硫酸。当时，我们钢的来源是扒铁轨，小铁路的铁轨质量较好，门头沟煤矿的小铁轨很多都被我们弄来作钢材使用了。铁靠收集老百姓的碎旧铁、破锅，因日本鬼子‘扫荡’一次，就砸毁很多锅。……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学理工的，但谁也没造过武器，连看也没看过造武器，学习资料也很难找到。当时，在边区找到一本外文的‘炸药学’，书很好，但洋东西我们没条件，不能全部使用。就在没有原料、没有资料、没有搞过军工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进行军工产品的研究、制造。”[4]123

抗日战争期间设备十分紧张，所以，当年的军工工人分外珍惜那些有限的生产设备。但是，由于身处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防止敌人蓄意破坏军工生产，迫于各种危险的形势，经常需要搬家。在当时那种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很多的生产设备按照常规是很难转移走的，可是那些军工工人们没有放弃，而是想方设法地克服各种困难，从而成功地将设备进行了转移。比较典型的，就是生产高炉转移的例子。“高炉搬家，是华北军工艰苦创业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们面对的高炉是一座日产20吨生铁、高30多米、直径10多米、重量超过上百吨的庞然大物。从阳泉到长治要翻越太行山，行程300多公里，全部是山间崎岖土路，途中要爬越上百个山岭背脊，过几十道河川、溪谷，运输工具只有畜力和大车。我们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拆运大军，由工程处副处长、冶金工程师陆达担任总指挥，动员阳泉铁厂的技术工人，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高炉全部拆卸完毕。拆卸中能分开的部件，尽量分开，便于化整为零装车拉运，对又大又重的部件，我们创造了一些特制的平车，每辆车的前后都有绳索，用人力拉着前进，上坡前面的人拉，后面的人推，下坡后面的人拉，前面的人把握方向，过河时先头部队垫路架桥，山高河宽，用人多的地方吁请地方政府动员民工，一段一段的送。就这样蚂蚁搬家，把高炉全部搬到了长治故县镇，我们在那里建起了故县铁厂，以及和铁厂配套的机器制造厂，耐火材料厂，焦化厂和发电厂。”[5]238

在军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源自于多个方面。比如，有源自技术欠缺与工艺欠精方面的技术因素； 还有源自于原料短缺、生产设备简陋等方面的物质因素； 更有来自于从事具体军工产品生产工人的素质与能力方面等方面的人力因素。就拿八路军步枪的研制和生产来说，就遭遇到了上述方方面面的困难。

由于抗日初期各个兵工厂的设备简陋，所以，八路军所使用的的枪支，最先都是由来自各地的技艺高超的师傅凭借着虎钳、锉刀等工具手工制作而成。然而，这些手工制造的枪支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和隐患，不仅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而且由于尺寸不规则、枪支型号与规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很多零件不能互换，甚至在战斗中会发生故障、伤害自己。因此，当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正式成立军工部之后，如何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为当时首要的任务。刘鼎部长率领军工技术人员，不怕困难，积极研制，终于攻克技术难关，在1940年8月1日，制造出了八路军自己设计的第一支新步枪。这款新型步枪随后被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其重3.6 kg，口径7.9 mm，射击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美观。拿到八路军总部汇报的时候，“八一式”步马枪深受当时在场领导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喜爱。

然而，当新型步枪攻克重重技术难关而取得设计成功，随后转入具体的军工工厂进行投产时，设计者们才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原材料和设备方面的困难，还有一道生产工人的难关。据刘鼎同志回忆：“最大的困难在于工人的技术素质悬殊太大，我们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银匠、铜匠、木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要把这些匠人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1]137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枪支的设计与研制者事先所没有料想到的。那么，面对这一困难，他们又该怎们办呢？

面对困难与挑战，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努力寻求各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经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人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大家严守工艺纪律，严格执行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制度。同时，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经过大家的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步培养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后，大家都能自觉按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也不断提高。1940年我们共生产步枪3 300多支，部队战士拿到这种枪后笑颜逐开，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很受部队的欢迎。”[1]137可以看到，他们最终克服了生产人员的难关，不仅生产出了大量合格的枪支支援前线部队，而且借此培养出了太行山上第一代产业工人，这无疑对山西红色军工事业随后的顺利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山西红色军工生产面临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与挑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无论面对的是怎样艰难的处境，曾经的这些山西红色军工前辈表现出了可贵的精神品质，即：不惧困难、勇于挑战，用自己顽强的意志与卓越的智慧不断进行探索，这才终于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困境，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4 严格把关军工产品质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

在环境异常艰难的战争年代，用于军工生产的各种原材料短缺，而进行军工生产的各项设备又过于简陋，再加之敌人的时时侵扰与破坏，能够顺利地生产出大量军工产品实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军工产品难免会出现质量问题。在今日看来，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当年在山西从事红色军工生产的前辈们，却从来没有刻意回避或百般推脱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严格把关军工产品的质量，并积极筹措相应的应对措施，体现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

有关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当时的军工部领导们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蒋崇璟同志(2)蒋崇璟：河北省高阳人，生于1916年5月。1938年4月入伍，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曾任八路军第29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第27团政委； 1945年起从事晋绥军事工业建设的领导工作，任工业部副部长、部长，随后还陆续担任了西北军区后勤部兵工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企业厅厅长等职务。就围绕质量问题展开过很多认真的思考，下了很大的决心，提出过很多具体的要求，并深入地阐释了质量问题的危害。虽然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很多口号现在看来未免有失简单，但就当时的条件来讲，这些已经是用心良苦、很难做到的较高标准。他曾经这样明确指出：“我们的产品质量不是无进步，而是赶不上战争的需要，今后应当认真执行这次的规格规定。我们的口号是‘质量第一’，具体要求是，‘对自己安全，能打死敌人，前方保存与使用方便’，‘后方多费点事，前线少流些血’。所以我们必须作到产品标准化。……质量不好是很大的浪费，在某种情况下即是犯罪，除动员教育外，靠严格的、认真的检验制度，成品发出必须经一定的试验，厂长应特别注意检验部门。”[3]55

质量问题是军工部一直关注的问题，尽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面对原料短缺、设备简陋、需求量巨大等众多因素，想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是很难的。然而，蒋崇璟同志始终紧紧围绕着当时军工生产的具体情况，深刻地剖析了影响军工产品质量问题的症结，展开了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多层探讨，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进方法，试图借此有效推进军工产品质量问题的解决。

首先，他剖析了军工产品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的客观原因。在他看来，“工厂的发展由小到大，各级生产领导人缺少新的管理知识及经验，管理制度也不能根据新的生产条件而改进，也就是说，领导人没有远见，正如大家所提的：有时是‘碰见’，有时是‘逼见’，有时是‘逼而不见’，看到问题熟视无睹，这怎能发现新的问题呢？另是条件困难，原料不足，质量又不好，又经常变换，工具缺乏，机器老旧，任务紧，而又常改，不允许详细试验。我们的生产力小，前方需要多，常是突击赶造； 这些都是影响质量提高的一些原因。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建设了兵工，支援了战争； 估计到这一点，便不致抹杀过去的成绩”[3]132-133。可以看到，他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影响军工产品质量的诸种客观原因，也没有因此而彻底否定军工事业的贡献，其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他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影响军工产品质量的主观原因。

第一是源于情绪与态度方面：“正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我们未在思想上及时的克服逐渐形成的自满情绪，这种情绪的具体反映，在领导上强调追求数量，满足于数量的增加，疏忽质量……重数轻质，不合标准的产品舍不得报废，检验上也没有配备足够的力量，舍不得进行成品试验，使提高质量的口号形成空喊。对质量问题表示盲目的乐观，认为比过去好，就已经不坏了，愿听赞扬，不愿听批评，或听后强调客观原因，或强调兄弟厂做的有毛病； ……质量不好，主要是由于我们有自满思想，形成轻视多方改进和经常地虚心地检讨。”[3]133

第二是源于管理与制度方面：“正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因此，必须加强管理，但我们在管理问题上，却表现了改进不够，形成了事务主义与手工业的领导方法，强调了人员精减，造成分工不清，没有专责的检验组织与人员，也没有正规的检验制度，更没有科学的检验方法，因此，就造成发现问题只是偶然碰见，一经发现，手忙脚乱，领导人亲自动手，但事情一过，就完事大吉。因为我们检验方法不科学(如过去试雷管只是听响)，就造成发现问题不全面或不正确； 因为检验标准不明确，造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发现问题不好决定； 由于制度与组织不严密，使技术提高迟缓，质量也就不易提高。”[3]133

第三是源于领导对于技术的态度方面：“正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从小到大，所以客观上对我们是从较低的技术要求到较高的技术要求，但各级领导对技术的及时提高重视不够，就是现有的技术条件，也没有注意很好发挥，最近技术座谈会上大家提出，没有组织技术人员发挥创造性……”[3]133

为了切实地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他随后又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出的不仅有一般的思想检讨和制定制度，而且包括非常细致的规定和严格的执行方案。他具体提出三点改进意见：一是动员全体领导和职工进行有关质量问题的思想检讨，从思想上、政治上对广大职工进行教育，是促使大家真正从根本上意识到质量问题上的重要性，从而能够认真贯彻方案、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再追求数量。二是严格执行检验制度，明确各级人员对检验工作的职责，配备专门的检验人员，加强对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督导和教育，确保检验制度的有效执行。三是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各种工厂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要及时地提交技术委员会研究解决。四是真正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工程师、技师等技术人员，在厂内是技术上的负责人，行政领导上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如发生争执时，技术干部可直接报告技术委员会，领导上按情况及时解决”[3]135。

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从事山西红色军工事业的前辈们，不仅努力克服源于环境、技术与生产等各方面的困难，竭尽全力地为前线战士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等军工产品，还时时刻刻把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首位，深入细致地剖析影响质量问题的各种原因，并由此想尽办法去予以改进和完善，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疑问，无论时光怎样流转，山西红色军工所体现出的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都将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5 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不惧个人得失与生死的奉献精神

山西的红色军工事业之所以能轰轰烈烈地展开，除了与上述提到的诸种精神有关之外，还有一点绝不容忽视，那就是广大从事军工生产的前辈们始终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上，不惧个人得失与生死的奉献精神。在这一方面，尤其是从事火药、弹药等与化工相关的军工产品的前辈，更是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代价。

1945年初，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战役规模日渐扩大，弹药消耗也日趋增多，单凭战场上缴获的弹药及小作坊式的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战场需要。因此，“在一无钱二无原材料三不懂技术的条件下”[3]208，开始筹建火炸药厂(即新建的四厂)。该厂于1945年8月底就陆续投产，随后便将生产出的火药、雷管及爆破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作战力。

然而，这些军工前辈们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从事火药生产的呢？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进行硝化生产的条件是非常恶劣的。硫酸反应塔虽然是密封的，但是没有耐酸材料，用的是普通黏土，常常腐蚀漏气。酸塔及厂房没有导流和通风设备，靠自然通风，常发生通风不畅和二氧化硫气体外溢现象。触煤反应后的黄色一氧化氮气体从烟囱向外自然散放，特别是稀硫酸蒸浓产生的大量酸雾，都扩散在厂房内，致使厂房内外都弥漫着这些有毒气体。硝化工作对人的危害更大，硝化甘油有许多特性，硝化时产生大量的热和酸雾，温度升至30 ℃就要爆炸，在水中遇坚硬物体相撞击会爆炸，工人必须在强烈的酸雾中精心操作，均匀不断地将甘油慢慢滴入混酸中，不停地轻轻搅拌并观察温度，以致工人的衣服很快被腐蚀烂了。天不冷时，工人们夜间光着膀子干活，冬季穿着没有袖子的烂棉衣露天工作，胳膊被烧蚀得一层一层的掉皮。硝化甘油的毒性很大，身体的任何部位接触它，都能使人头疼，可是从事硝化的工人和干部都天天操作、天天中毒，神经麻木得连头疼都感觉不出来了。硝化水银发生的气体毒性更大，工人操作2小时，头上的血管就胀起来了，眼睛充血，嘴唇发黑，头疼得只得躺在草地上休息，这种毒害气体比重大，沿地面钻入办公室和厂房，经久不散。全厂职工都是整日整月整年的生产、工作、生活在弥漫着有毒气体的环境之中。”[3]212

长年累月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火药生产，这些军工前辈们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残酷的事实是：“经过不到2年的时间，职工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95%的人患喉头炎，30%的人患气管炎，5%的人患肺结核，很多人牙齿珐琅被腐蚀掉了，有些人病倒了，我也患肺结核吐血了。由于职工们的脸色苍白、衣服破烂，有人说四厂是‘叫花子工厂’。”[3]213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仅仅是2年的时间。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仍然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

长时间地从事着如此危险而艰辛的工作，这样清醒地葬送着自己健康的工作，这些火药生产者们会抱怨吗？会退缩乃至逃避吗？真实的情形是，他们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就是这样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身体状况，大家不但毫无怨言，而且遇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积极工作。为什么能够这样干呢？职工们说得好：大家都是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为国家为民族的生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产生了无穷的冲天干劲，并同前方战士一样，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战！”[3]213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时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于一切之上，为此宁肯舍弃个人的得失与生死，这些可敬的军工前辈们用生命书写出永恒的时代画卷。根据初步的统计，在短短的 4年多时间里，四厂总计生产各种炸药273 769斤，发射药18 500斤，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纪念那些在山西兵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们，工业部1948年在山西临县林家坪修建了“西北军工烈士塔”。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路经林家坪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亲临烈士塔前，缅怀牺牲的烈士。毛泽东为烈士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6 结语：山西红色军工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

回望往昔峥嵘的历史岁月，山西红色军工曾经为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有着那样一群可敬可爱的军工前辈们，他们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始终践行着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家国情怀、与广大群众生死相依的军民鱼水情、不惧困难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不顾个人得失与生死的奉献精神，如此这般方才锤炼和铸就出山西红色军工的精神内核。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岁月沧桑，正是时光的磨砺成就了她的辉煌与风华，并让她意气风发地踏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此时，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山西红色军工事业的精神内核，无疑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6]8那么，山西红色军工文化所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军民鱼水情、探索精神、严谨精神与奉献精神，正是有机汇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脉小小支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因为有了山西红色军工文化的加入，会显得更加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而山西红色军工文化，则因为找到了自己所滋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根，定会生生不息、茁壮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