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婷婷，郭剑卿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大同037009)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1]286针对鲁迅这一命题，汪晖认为：“只有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的难以割断的联系,才有可能产生鲁迅的包含着自我否定理论的‘中间物’意识。”[2]他认为这种带有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意味的意识，具有历史规定性，反映了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状态。作为现代中国早期女作家的石评梅(1902年-1928年)，尽管没有鲁迅般清晰深刻的“中间物”意识，但“中间物”的历史特征始终凝结在她的生活和创作中：她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思想和心灵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裂变； 作为沐浴“五四”思想启蒙之光的第一批知识女性，她内心涌涨着对新世界无限渴求的激情，却又在遇到阻力时表现出苦闷和失衡； 她在感情上期望保持理性，却不能完全抵御爱情的洪流； 在她的人生与创作中，既存在着批判旧世界的呐喊新声，又无法彻底摆脱旧道德的局限。她总是在理想与现实、新与旧的冲突中呈现出矛盾的状态。“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她又是世俗的‘人言可畏’ 面前的弱者。”[3]所幸的是，她用生命的激情和泣血的笔锋如实地粗雕出“中间物”的生存状态，使我们得以了解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对时代的主体性思考，由此导向其将自身前途命运、人生思考融入历史进程，产生的价值正如王德威所言：“过渡意义，大于一切。”[4]3

相较于“五四”时期其他女作家较早被评论家关注，石评梅却因种种原因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被忽略。正如东峦先生当时所隐忧的：“她这二十七年中境遇的否泰，事业的成废，都己成为过去的陈迹； 至于文艺方面，留给我们可纪念的些少著作，能否不会也如烟云般的幻灭，现在还不可知。”[5]137

自1921年第一篇诗作《夜行》在山西大学《新共和》上发表，石评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留下的作品数量并不多(相当一部分作品散佚了)。当人们提及石评梅时，更多的是将她看作与高君宇凄美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评梅才进入研究者和文学史的视野。事实上，她曾与好友陆晶清主编《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世界日刊·蔷薇周刊》，1922年-1928年的报刊上随处可见石评梅的作品。石评梅思想进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发表了呼吁妇女解放、民族解放的文章，是同时期女作家中颇具革命气质的一员。她文采斐然，享有“京都女才子”的美誉，展现了一位知识女性的才华，也蕴藏了一个历史过渡时期的女性生命密码。她以女性复杂的情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记录留存了早期知识女性对20世纪初这个过渡时代的记忆表达，也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终其一生，她的生活和写作陷入传统与现代、悲情与激越、感性与理智、混沌与拓荒、生存与死亡的纠缠，成为一个难以清晰定位的“谜团”。或许，借用“历史中间物”这个概念，可以为石评梅的复杂精神赋格。

1 过渡时代的新洗礼

石评梅自幼与父亲习读中国古典文化，古文功底深厚，11岁时随父亲到太原，进入太原女子师范附小学习。后来在太原女子师范(当时山西的女子最高学府)读书时，石评梅经常阅读进步报刊，逐渐生发出进步意识，成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早期学生爱国运动的开拓者。她与同学刘亚雄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创办“读书会”，组织同学学习进步刊物，并自己编写资料，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这时候她的学识和思想，都有长足的进步； 再加着家庭教育的关系，所以她在学校里那功课，比一切的同学都好，每一次考试必列前第，而且她也很有才干，每逢学校开会，她总是主持一切的一份子。……她既然是各方面都能出人一头地，自然她的声誉很高，省里的人，都认她是省里的一个才女。”[5]22省城的师范生活让石评梅走出家门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为她踏入新文化中心提供了可能。1919年暑期，石评梅只身前往北京，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该校的创建发展正值“五四”高潮时期，曾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学校组建了文学艺术研究会、创办刊物登载学生的作品。[6]341-344在此风气习染下，石评梅对文学产生浓厚志趣，也加入社团，开始文学创作。1921年，石评梅发表第一篇新体诗《夜行》：“萤火烁烁，好像照耀你去光明地上的引路明灯！”“光明的路，就在那方！”[7]294《夜行》的创作视野已经突破了传统妇女宫墙闺阁和风花雪月乃至校园文学的局限，写出了不畏艰险追求光明的夜行人的抱负，洋溢了青年一代对时代灯火的热切向往。之后，石评梅作品不断，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创作内容和生命轨迹富含时代气息，她与整个时代的过渡紧密地贴合在一起，成为这段新旧时代夹缝中的书写者。

当时，学校请来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授课或演讲，他们的新思想，给女高师“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革命气息与朴学之风”[6]341，其中李大钊对石评梅影响颇深。1920年夏，李大钊应邀在女高师讲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介绍《新青年》 《每周评论》等刊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和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在《伦理学》课上分析、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实质。石评梅十分敬仰李大钊先生，尊李大钊先生为启蒙老师。[8]10她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第一位女性会员。李大钊提出理想社会和个体的范式：“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9]360这成为石评梅文学创作的价值支点，她追求“男女平等”，希望“世界是永远和爱，人和人、物和物都不要相残杀相践踏、众欺寡、强凌弱”[7]111，她将“提高女子的地位”作为“唯一的责任”。[10]15为妇女解放、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呼号是石评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小玲》 《董二嫂》 《林楠的日记》 《露莎》 《沄沁》等作品中，石评梅从女性的情感和本真体验出发，批判罪恶的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在李大钊遇害后，她愤然写下《断头台畔》 《祭献之词》，表达对英雄和导师的敬仰与缅怀。石评梅虽然没有同老师李大钊一样直接参与到革命中，但其作品展现出一个女战士的革命理想和意志，她冒着被屠戮的危险,捉笔为刀、暴露罪恶、流露出对众生的悲悯和不屈的斗志，她曾勇敢地写道：“这世界,四处都是荆棘,四处都是刀兵,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旅途上为止。”[7]73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石评梅写下《痛哭和珍》，控诉当局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 “济南惨案”后她在《世界日报·蔷薇周刊》上发表诗歌《我告诉你，母亲》，痛斥日本侵略者践踏我中华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自己抗击日寇的决心； 她为葬送在军阀暴行下的无辜生命发出悲鸣，写下《战壕》 《灵魂的漫歌》 《京汉途中的残痕》等。石评梅手执千斤重笔，记录下“五四”精神感召下知识女性醒世救民的使命感。她站在民族解放阵地上，写下《痛哭英雄》 《血尸》 《深夜絮语》等作品，赞颂英雄、为革命呼号，她热切地希望同胞在烈士的精神下站起来，彰显了石评梅在特殊年代为人生而战斗的革命精神。

2 家国与心灵的双重危机

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石评梅既有向外的激进昂奋的社会革命呐喊，又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五四”无法兑现为“现实”时，表现出向内的伤感、彷徨、挣扎、分裂的生命苦吟。家国和心灵的双重危机成为她潜在的创作动力。

经历了“五四”的落潮，曾经的凌云壮志和时代革命激情都黯然失色，曝光在眼前的是荆棘丛生、残酷丑恶的现实。许多年轻人失去斗争的动力、沉浸于矛盾悲观里无所依傍，石评梅则用自我宣泄式的表达书写她无法排解的愁绪。她向好友庐隐倾诉道[7]33-36：“我满贮着一腔有情的热血，我是愿意把冷酷无情的世界，浸在我热血中。知道终于无力时，才抱着怆痛之心归来，经过几次后，不仅不能温暖了世界，连自己都冷凝了。” “忽然想到人生的究竟，我真不能解答，除了死。”“我是在空寂中生活着。”“我咽着泪在挣扎抖战。”《致陆晶清的信》[7]565-570中，她也极尽伤痛的奔逸：“我宁愿历史的锤儿，永远压着柔懦的灵魂，从痛苦的瓶儿，倒泻着悲酷的眼泪。” “人生的慰藉就是空想，一起的不如意不了解，都可以用一层薄幕去遮蔽，这层薄幕，我们可以时候是梦，抹一次，就是很觉悟的死！”“人是不能克服自己的，至少是不能驾驭自我的情感； 情感在花草中狂骋怒驰的时候，理智是镇囚在不可为力的铁链下……我情愿毁灭了宇宙。”她用恣肆的文笔疏泄敏感痛苦的情感，将内心的悲怆投注到笔下，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悲哀” “悲痛” “死”等消极词汇与“五四”退潮后文坛所弥漫的悲观调子是一致的，从中可窥探到家国破碎带给她的心灵危机。她的老师林砺儒评道：“君嗜文学，不平之感，发为文辞； 语多伤，音多哀，余每勉，君以发扬蹈厉，期化婆娑为净土，以副教育者之职，君虽领之，然苦闷积于中，辄不自禁。”[10]353石评梅用日记、书信等隐私性的话语书写过渡时代青年理想挫败后的失落伤感情绪，形构为一种历史中间物的语言特色，汇入向新时代过渡的现代女作家以感性书写为特色的写作模式。

在那个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石评梅的人生体验又带有极端性和分裂感，构成光明与黑暗、激昂与抑郁间的撕扯。其中不乏在同篇中出现两极情感的剧烈变化，如《寄海滨故人》中，她既劝露莎“不要消沉”，又为自己“日浸于愁城恨海”而悲凄； 发誓“要努力去寻求真实生命的战士”，转而“心回到死寂冷静，对一切不易兴感”。[7]43-49再如《爆竹声中的除夕》中，一面“愿这十年中完成我的素志，做一个悲剧的主人”，一面激昂发愿：“悲愁乞怜，呻吟求情，岂是我们知识阶级的女子所应为？我们只有焚毁着自己的身体，当后来者光明的火炬！如有一星火花能照耀一块天地时，我们也应努力去工作去寻觅！”[7]205-209激荡的时代情绪与冷峻的社会思考碰撞着，从石评梅的笔锋流入到叙事结构中，弥漫着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激昂与抗争、失望与忧愤、分裂与徘徊的时代印记和个性特征。

石评梅内心的矛盾冲突固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与她个人的年龄、心理阶段不无关系。石评梅初到北京仅仅是十九岁的少女，以现代个体发展心理的角度来看，尚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个体具有敏感和情绪化的特征，自尊心常常因境遇而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奔赴北京求学，她突然脱离了父母的呵护，在心理上与父母的“脐带”因空间阻隔而突然断裂，带来一定的不安全感。虽然在空间上她走出了父母的家门，但远未达到心理意义上的真正独立，与父母在心理上仍然是黏连着的。她常常为母亲的悲苦而落泪，所以在毕业后想与好友去南方做革命事业时，受制于母亲的阻碍和“父母在，不远行” 的观念捆绑而未能成行。对家的眷恋和身处异乡的不安在同乡吴天放照拂下有所缓解，吴天放成为年轻的石评梅全心信赖的人。不曾想吴天放欺瞒了已婚的事实，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

亲情和爱情关系中都显示了石评梅与社会传统伦理观念难以割断的联系。在后来与高君宇的恋情中，即便高君宇已与原配解除婚约，石评梅依旧拒绝了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不愿高君宇的原配遭到背弃。她甚至已经觉察到自己与传统伦理在精神深处隐秘的联系,可以说是具有了一定的‘中间物’意识：“我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我的理智是清明独断的，所以发生了极端的矛盾。……我不愿作旧制度下之叛徒，为了成全理智，则爱憎陷于绝境，我又不愿作忘恩负义的薄情人。”[7]41在高君宇遗书中，石评梅发现由于自己的拒绝使高君宇精神受到刺激、导致病情加重，她产生了强烈的负疚忏悔的心理。内疚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感受，石评梅将高君宇的死因归过于一己，产生向内攻击自己的力量，此后急剧滑向身心自戕状态，昭示了生命的灯尽油枯。

心理发展过渡阶段加上坎坷的遭遇，为石评梅的人生和创作涂抹了抑郁的色调，学者刘思谦敏锐地捕捉到石评梅抑郁情绪的表征：“翻开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穿起来的，满篇都是泪” “如果要计算她的常用字的使用频率，头一个也许就是这个‘泪’字”[11]74，除了心结和创伤，石评梅个性具有“天生的神经敏锐”[5]22，庐隐称石评梅为“林黛玉”[12]14，林砺儒称石评梅为“一个过度伤感的青年女文学者”[5]88。石评梅对自己也有类似的分析，她说自己的悲哀有着环境和天性“两种成分压着”[7]572。她的作品早期呈现出赞美死、诅咒生的悲哀的人生观，无不与她整个人的抑郁心境相伴随行。《冰场上》 《噩梦中的扮演》 《偶然来的贵妇人》则透露出以“玩弄着万物”[7]120的生活态度苦苦挣扎于世间的境况，但洒脱的人生态度只是表象，根源是她对家国理想和纯真感情的赤诚之心的破损，只有游戏玩弄才能避免承受理想破灭的崩溃感。在石评梅创作后期，随着心理上青春期向成年早期的过渡结束，以及在社会和事业上的历练，她在思想和创作上有了成熟的变化。“她已经能从她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站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5]28

石评梅的创作思想无疑是现代性的，她在记录时代的过程中急切而痛苦。作品所笼罩的徘徊、迷茫、伤感的感情氛围，呈现出她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发展的未完成性，新与旧的矛盾体现在她的创作上是激情燃烧和濡泪泣血的冲突，是情感与理智的对立。她在向外求证参与社会改造，向内追求个体精神独立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最终却有意无意间形塑为高君宇的“未亡人”。及至生命的终结，都在昭示着“历史中间物”价值选择的举步维艰。

3 历史中间物命运的自我形塑

石评梅充满不安定和悲剧的人生境遇，与她的创作系谱构建了潜在的对话内涵。“创作之于她，乃是基于强烈的生命需要，是一种生命的燃烧。”[11]73-74经由奋进激越的时代呼喊、“五四”落潮的悲吟彷徨，石评梅借助作品叙述、注视、体验着伤痛，通过书写自己以及与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人，重新构建自我； 并且以文学想象的形式有意或无意地铸塑了历史中间物的命运，乃至用身体的病痛、生命的自戕应和时代。

石评梅的《这是谁的罪》[7]526-536讲述一个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所制造的爱情悲剧。留美学生王甫仁与陈冰华志同道合、彼此相爱，他们约定回国后“组织个良善的家庭，然后再拿这种精神推广去改良社会国家”。然而归国后王甫仁却不得不屈从于封建制度压力，遵照父权家长的安排与他人结婚，彻底失去主宰个人感情的权利。王甫仁和陈冰华是典型的新旧参半的形象，他们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人”的意识业已萌发，对自由的爱、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充满期望，却缺乏与旧制决裂的勇气。他们情感的解放力度与现实的残酷无法协调，思想与行为尚未整合完满，绝望激愤的陈冰华在王甫仁的婚礼中毒死新娘，并服毒自尽。“死，成了肯定生命、肯定爱情的一种方式，成了一种超常的、痛楚的诗情。”[13]79

梁启超指出，新旧交替的时代——“过渡时代”是要达到“黄金世界”的社会发展必然进程，“自杀时代”更具“希望”与“恐怖”的双重面相：“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自己所在的时代无法获得，人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另一个更有希望的时代的来临。”[14]157这也揭示了石评梅笔下王甫仁和陈冰华的自杀行为表面上血腥可怕，却是过渡时代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自我实现的另类方式。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如果说自杀是“对个人自由所做的最后而顽固的肯定”[15]20，那么比起前代青年的麻木屈从，追求自由的角色命运显然更具进步意义，也现实地反应和激励着当时成千上万处于相似困境的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重塑人生。

通过剧本对白，石评梅为同时代生活在“顽固父母与专制家庭的罪恶”下的青年人发声，揭露出他们“敌不过环境的软化”的艰难处境，理解他们“只怨我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的无奈与悲壮。她兼具同理之心与警示之意，“警告那青年男女的慎重用情”。文本反映出石评梅在理智层面对爱情持“慎重”态度，另一方面又难以脱离传统人伦的烙印。但是搁置情感、努力在理智中寻求生机不过是削足适履，她深知“在这种新旧嬗替的时代，可怜我们便作了制度下的牺牲者。心头上插着利剑，剑头上一面是情，一面是理，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鲜血流到身边时，我们辗转哀泣在血泊中而不能逃逸”[7]41。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石评梅期望的理智与“解放自由”的人性(情感本能)是相违背的，是隐蔽在封建传统下并不彻底的“中间我”。现实确乎如此，石评梅希望与高君宇的感情能达到“冰雪友谊”的素志境界，她始终无法将个人情感完全立足于自我，诚如弗洛伊德所述超我对本我的辛苦压制，致使自我混沌，以至于高君宇去世后悲痛过甚，以“未亡人”的心态了却残生，演绎了一曲墓畔哀歌。

高君宇的离世带走了石评梅的灵魂，痛苦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情感空间。这一时期创作的《天辛》 《涛语》系列、《婧君》 《缄情寄向黄泉》 《我只合独葬荒丘》等出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死亡想象：活骷髅、幻变万象的尸骸、枯骨、刻有“殉尸”的戒指、暗雾中跪伏的水淋淋披头散发的女子、女性的骸骨等。这些骇人的意象是她亲手创造的对自我进行否定的载体，投射了石评梅已经放逐自我、交托出全部身心来祭奠宿命式的感情和扑空的理想； 同时，死亡书写进一步加剧了她灵魂的陷落。有学者指出：“石评梅……无论她写的是什么，那主人公永远是她自己。”[11]73对死亡的密集书写，是石评梅需要对抗情感剥离的苦痛、获得超脱的下意识选择，昭示了石评梅不久后的命运。因为人是需要身体来参与自己的悲喜的，倘若生活充满痛苦，人就想要切断与身体的联结。带有精神和情感的灵魂本应与身体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此时石评梅的灵魂不能被自我完全掌控了，身体也就沦为一个鄙俗的存在。她曾在《病》中写道：“当灵肉分裂的时候，我把灵魂轻轻向云头浮起，用着灵的眼望着病榻上的我。”[7]435似乎她早已在想象中演练了一遍灵魂出逃。显然，这具躯壳还存有生命，只有通过切断与身体的联结才可以归置灵魂，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对存在的渴求。如果说身体是心灵的镜子，身体所传递的是心灵的密码，那么“此身不死，即此心不死，此心不死，即此情更难死”[7]215就是石评梅潜意识深处的动力，突如其来的脑膜炎则是她殚精竭虑的完结作品，至此她终于可以解脱了。她“通过对自身生命的否定，否定了一个命定式的女性规范，完成了那个大写的‘不’字”[13]76。

石评梅将自己的命运投影在创作中，用作品注脚了命运的悲剧，真正成为悲剧的书写者和扮演者，她用自己手中的泥铸塑了自我的石像，定格在通往坟的路上，实现了生的价值。回望石评梅短暂的生命历程和创作，她是时代精神的受益者和追随者，她用激越的人生体验创立了女性自我探索、自我袒露的情感空间，同“五四”女作家一道开辟了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的文学样式。她是现代风气和封建礼教间矛盾的亲历者，她的个性、生活和创作在光热与灰暗的两极来回摆动，她彷徨又进取的精神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特征。她是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在理想抱负扑空后，给自己铸塑了一个悲剧的囚牢，用自我否定的方式埋葬生命。“‘五四’女作家中，石评梅同时代思潮的距离最近、卷入最深。”[11]89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汇的“五四”时代，石评梅热烈地回应着时代的变迁，展现出女性作为主体的精神价值，她复杂的生命姿态应和着时代的阵痛，造就了独特的“历史中间物”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