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伟/文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大沽口被攻破，咸丰帝被迫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天津条约》。

被武力屈服的咸丰帝对苛刻的条款相当不满，为防英、法舰队再次入侵，任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组织大沽口防务。

僧格林沁来到大沽口，抓紧时间改造大沽口防御体系。一方面增设炮台购置火炮，同时在炮台四周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并在内河设置数条拦江铁链。

1859年6月，英法联军抵达大沽口，对清政府指定的公使进京换约路线置之不理，强行要经大沽口水路进入天津，遭拒后即以舰船武力硬闯。等英法联军12艘炮舰由入海口进入内河，僧格林沁命令所有炮台一齐开火，水面上顿时硝烟弥漫、炮火连天。

彼时正值退潮，大沽口内河水面狭窄，为防止搁浅，英法炮舰大多抛锚泊于河中，成了清军炮台的活靶子，仓促之间开炮还击，最终4艘舰艇被清军击沉，6艘遭重创后失去作战能力。

大沽口一役，英法炮舰惨败，伤亡600余人。清军炮台轻微受损，阵亡20余人。大沽口之战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对列强的最大胜利，僧格林沁也成为唯一对列强有过胜绩的将军。这又让咸丰重新捡拾起了与列强一较高下的信心，然而其对敌方综合军事实力完全无知。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出动军舰30多艘和陆战队5000人在北塘附近顺利登陆再次展开大沽口之战。这次僧格林沁非但没能取得胜利，甚至无力阻遏敌方攻势，率先逃回了天津。

9月21日，面对英法联军的步步进逼，一退再退的僧格林沁只得率两万多步兵和一万蒙古精锐骑兵在距京师8公里的八里桥摆开决战之势。

不知战场为何物的咸丰专门为清军制定了战略战术：须以前锋抄袭，挫其先锋。以鸟枪刀矛等短兵相接，则可操胜券矣。他认为，洋枪洋炮不足惧，只要靠近了他，跟他打肉搏战，就能稳操胜券。这也许就是蒙古马队冲击联军敌阵的强大精神武器。

不光皇帝下达作战命令，一干“能臣”也馊主意挺多。有人说让清军步兵拿着湿棉被冲在前面挡子弹，这样英法联军“火器刀矛都无所施”。还有的要搬出康熙收复台湾时缴获的南明巨炮与联军大炮一较高下。殊不知法军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拿破仑炮、霍尔火箭等致命武器。而清军还是以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装备，加上少量的火绳枪和质量堪忧的火炮。

凌晨5时，英法联军出击。法军炮兵先发，英军居后，共八千多兵员。僧格林沁寄望于战马快速通过两军中间地带，冲乱并割裂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形，搅乱敌阵。曾令西方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异常骁勇强悍，面对联军排炮也毫不畏惧，呼啸冲锋。联军把马队放到70米内突然开火。再悍勇的铁骑也敌不过数百支康格列夫火箭和榴霰弹构成的火力网，骑兵一批批倒在敌方阵前。战马因受惊横冲直撞，清军阵脚大乱。短短几个小时，清军伤亡过万，联军死亡人数屈指可数。八里桥战败，咸丰仓促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军队与封建军队的一次经典战役。英法联军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等战役的锤炼，军制上已实行义务兵役制加职业军官团，拥有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的先进装备和战列步兵线等最新战术。清军仍是以冷热兵器混用的步骑混合编队，只装备少量进口或仿制的旧式滑膛枪、本国造鸟枪、劈山炮和大刀、长矛等“落时”武器，八里桥战败也在意料之中。

此战也是曾经统治战场的东方骑兵的时代的终结。西方工业革命后，经历了以火器主宰的战场，又逐渐向步、骑、炮三兵种体系互相争锋的转型，最终定型为步兵和炮兵联袂对骑兵的绝对屠杀。西方新技术催生的新型火力把战争推入热兵器时代，拥有头盔和胸甲的血肉之躯终究抵挡不住炮兵精度和密集弹药的齐射效果。这不仅是军人、武器、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作战形态的系统性改变，更重要的是古代冷兵器和近代热兵器的时代性差距。后者展示了质的飞跃和压倒性优势，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在八里桥战役中展露无遗。曾代表古代东方最高作战水平的蒙古铁骑从此一蹶不振。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懵了古老的东方帝国，那么整整二十年后，八里桥之战再次打醒了帝国。朝野终于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贴近肌肤的痛切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