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怡 张迪雅 卢文超

【导 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的。社会由不同要素构成，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艺术与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探究了历史中的艺术、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艺术与政治、艺术的社会功能这五个方面，深入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的丰富关联。

通过前三年的盘点能够发现，艺术与社会的联结是复杂、紧密且不可忽视的。2021年，新出版的艺术理论著作继续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究艺术，企图解码艺术之谜。社会是由不同元素构成的，如政治、经济、科技等。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艺术与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理查德·彼得森提出的文化生产视角，实际上就是探讨艺术与科技、法律、工业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生涯和市场等之间的关系。因此，大体沿着此种逻辑，本文拟从历史中的艺术、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艺术与政治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这五个方面，对2021年度的艺术理论类图书进行盘点。

一、历史中的艺术

“艺术史的母语是德语”这句话不仅暗示了德国丰富的艺术创造，还指向德语世界在艺术史学科的重要地位。《艺术史导论》一书由汉斯·贝尔廷等15位德国艺术史教授写就，是艺术史学习的经典指南，阐释了艺术史研究中方法论的发展与变革，打造了一个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工具箱。

携着理论工具箱，我们来到具体的艺术史情景中。在西方世界，对中世纪存在一种广泛的误读：黑暗时代。翁贝托·艾柯的《中世纪之美》一书，旨在向现代人揭示漫长的中世纪如何因信仰而发光，以及中世纪艺术作为超自然体验的媒介的美学价值。中世纪与“哥特”是两个互相关联的词语。人文主义者带着嘲讽使用“哥特”一词，去指代一种区别于罗马式建筑的中世纪建筑类型。而这种风格却从18世纪的英格兰哥特复兴开始，迅速蔓延整个西欧。肯尼斯·克拉克的《哥特复兴：论趣味的变迁》一书展示了哥特复兴中英国大街小巷充斥的哥特元素，说明了哥特风格崛起背后的精神动力是文学想象与道德复兴。

19世纪的欧洲正马不停蹄地对一切事物进行着现代性的改造。正如《双城记》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双城”指巴黎与伦敦。经过奥斯曼改造的巴黎，代表着全新的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这也预示了一场艺术的变革：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加埃坦·皮康的《1863，现代绘画的诞生》一书就是这一事件的专论，述及它的发生和巨大影响。皮康以“落选者沙龙”为基点，重组了世纪末巴黎艺术创造的艺术史叙事。同一时期的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麦静虹的《理想与自然：19世纪英国装饰艺术研究》聚焦这一时期的英国设计，以设计师威廉·莫里斯为主要研究对象，展示了19世纪英国的自然风潮。除了针对莫里斯的植物图案、商业行为和其文学作品《乌有乡消息》的研究外，本书还包括对格林纳威儿童插画的研究，作者认为其插画描绘的生态环境是工业文明下的一种慰藉。

艺术研究的对象还包括艺术学科自身，对它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明确学科的学理依据和历史逻辑。孙晓霞的《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将目光锁定于古希腊至18世纪的西方艺术体系，将艺术概念、指向艺术的知识置于广阔的社会联系之中进行历史性的梳理，通过考察西方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反观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作者认为当代艺术学理论身处旧美学的迷雾之中，将艺术与政治、生产、社会隔绝，导致了理论的空虚和价值的虚无。作者呼吁，我们要扩大艺术理论的框架，重新规划艺术研究的知识边界。

回到中国的艺术研究中，对中国艺术史的不断研究使人们产生了历史中的艺术本就是完整的这一错觉。郑岩的《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无意于讲述一个完整的艺术史故事。作者关注残破的艺术品，在碎片中肢解先在的艺术史话语。碎片的无数棱角与历史生发出无数联系，构成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化史。

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点地区。地处江南的扬州有“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的美称。在讨论扬州的文人画家时，无法避开此地繁荣的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书画商品化。薛永年和薛锋合著的《扬州八怪的艺术世界》说明了扬州地方商业经济的发展与扬州画派艺术创作之间的张力。

在对不同的艺术家或艺术家群体进行分类时，我们会使用“画派”“流派”等概念。王水照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一书则使用了“集团”这一概念，将北宋的文人世界、文学世界分为三大集团，清晰地展现了三个集团的人员构成、全体特点和文学活动，以及其互相关联和彼此照应的情况，由此梳理了北宋的文学史。士人画、文人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渠敬东的《山水天地间：郭熙〈早春图〉中的世界观》一书则聚焦于画，从“物象与心观”“近质与远势”“天高与地远”“人迹与神居”“笔墨与品格”五个方面梳理中国山水画的画理，展开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作者认为士大夫的精神性、超越性的心性构造和其表征山水画系统是中国独特的文明基因，山水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人书画研究也要落实基础资料的整理和汇编。翁万戈的《陈洪绶的艺术》就是这样一本内容详尽、叙述平实的艺术家专题研究。本书展示了陈洪绶的书画创作演变轨迹。同为明代的书画家，徐渭坎坷的一生与陈洪绶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明才的《“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一书便以徐渭猜妒孤傲的心性养成开篇，述及“多面手”徐渭的艺术创作，以多重复合的研究视野展现了他的书画世界。

在历史进程中，民俗艺术由于物质、精神等多重原因正在丧失活力。这唤起了一批学者对保护和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如安丽哲的《穿在身上的文字——梭戛苗族服饰文化研究》，作者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多个学科的知识，梳理了梭戛苗族民族服饰的工艺史，揭示了服饰纹样的符号功能和表征，表达了对民族服饰传承动力不足的忧虑，提出了对民族服饰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

二、艺术与科技

艺术的革新总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从科技的角度切入，探查其与艺术的共生关系，在扩大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可以对艺术风格生产的条件和背景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如大卫·萨默斯的《西方绘画中的视觉、反射与欲望》一书就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光学理论，由此揭示了光学知识与西方艺术的互动。与萨默斯不同，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将目光聚焦于特定时期艺术与科技的互动。在《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一书中，阿尔珀斯说明了显微镜、视觉理论和光学技术在荷兰视觉文化中的角色，并基于此区分了荷兰与意大利的艺术，揭示了前者的描绘性和后者的叙事性。除了对艺术风格的影响，艺术与科技的互动还体现在艺术家对科学的探索上。作为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以其绘画闻名于世。但随着对达·芬奇的深入挖掘，“科学家”达·芬奇的形象便出现了。卡洛·佩德列特《达·芬奇的机器》一书展示了大量达·芬奇的手稿。无论是关于装甲车、直升机、蒸汽大炮的设计手稿，还是市政工程设备的设计手稿，都清晰地展示了绘画技巧在解决机器设计难题时发挥的作用。每个时代都不乏关注新技术的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对各种新材料、新媒介的大胆尝试被记录在英国艺术史学家马尔科·利文斯通《大卫·霍克尼》一书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散点透视启发下完成的摄影拼贴创作，到视频装置和数字媒体创作，霍克尼多样化的创作方式表现出艺术家对新技术的强烈兴趣。

艺术与科技的交织共生还体现在艺术品修复与复制技术方面。保罗·尼古拉斯·伯吉斯·泰勒在《艺术品的衰老：藏在艺术史中的科学故事》中按照艺术品完成、材料老化、保护修复的顺序，探究艺术品衰老变化的原因，展示了艺术品的一生。本书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展示了艺术中的科技史。对材料媒介完全不同的中国艺术来说，王赫的《分身有术：中国书画复制技术》为书画史的梳理和研究提供了科技视角。本书从书画复制的起源与发展、书画复制技术、复制的“故人”与“故事”、技术复制品的鉴别和书画复制案例解析五个部分，讨论了书画复制与复制品的问题，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国书画复制技术。

三、艺术与产业

詹妮特·沃尔芙将艺术视为一种社会生产。换言之，艺术是集体性的劳动。这一特性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被广泛揭露。可以说，艺术产业在近代的发展史是一部微缩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林家治、邵民合著的《近现代商业美术史：从古里到土山湾》就旧上海商业美术的发展形成及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绘出一幅近现代商业美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商业美术”一词在该书中被界定为“视觉传达设计”。书中以大量旧上海广告、月份牌、杂志为例，对当时商业美术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及分析，完善了中国近代设计史。在《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中，饶韵华不光从门类艺术的专业角度探究粤曲的基本要素和特征，还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粤剧在唐人街的角色，讨论了当时社会势力、排华法案等对粤剧和华人戏曲文化的影响，以跨地域的研究视角说明了粤剧对美国音乐文化的影响，由此填补了美国音乐史中的部分空白。

作为工艺美术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明形态之一，陶瓷产业在近代的变迁也值得关注。黎丽明的《从工匠到艺术家：20世纪的中国美术陶瓷从业者》一书着眼于当代的陶瓷产业的发展，以中国陶瓷的典型代表广东石湾和江西景德镇为例，探究20世纪两地的传统陶瓷产业的现代化进程。产业的变革与陶瓷从业者的身份转变之路是同步的。他们以一技之长获得了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多重定义，完成了从“民间艺人”到“工艺美术师”再到“艺术家”的身份转变。王洪伟的《中国陶瓷史研究方法论反思》，文如题示，是一部方法论反思的专著。他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固然硕果累累，但陶瓷研究仍困境重重。作者以钧窑史研究为立足点，以跨学科的态度，引入社会学的视角，将陶瓷研究放到更广博的社会背景中，探索中国陶瓷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新的可能性。

艺术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有些学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框架改善中国艺术产业现状，如陈旭光的《电影工业美学研究》。本书立足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援引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的“中层理论”以及“技术美学”、理性美学、工业美学等理论资源，在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生产者、作品本体和接受传播及营销四个层面上，初步构建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顾丞峰的《装置艺术在中国》一书，全面地梳理了中国装置艺术的发展阶段，讨论了装置艺术的美学定位、艺术语言及相关问题。基于此，作者为中国装置艺术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和未来研究的学术范式。

艺术博览会和艺术博物馆是艺术产业化的集中体现。阳烁的《艺术博览会中的价值协商》一书围绕画廊主、媒体、批评家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展开，述及他们如何构建艺术品等问题。以迪基、布尔迪厄等学者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西方艺术市场，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在个案中，作者通过讨论主要利益相关者对艺术品价值的影响，揭示了资本的传递和艺术博览会的运行机制。

四、艺术与政治

W．J．T．米切尔的《图像理论》认为，视觉再现与言语再现之间的张力与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它在对文本图像和图像文本的讨论后，研究了图像与权力、图像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由李修建重新翻译出版。本书是艺术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莱顿的关注对象是小型社会中的艺术，关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视觉交流、艺术风格、艺术家的创造力等重要问题，呈现了艺术人类学思考艺术与社会问题的潜能与效力。特别是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作者探讨了艺术作品的政治功能。凯蒂·泽尔曼斯和威尔弗莱德·范丹姆主编的《世界艺术研究：概念与方法》关注了世界艺术的问题。作者指出，世界艺术是全人类的现象，对这样的研究主题，应该从跨学科的视角介入，如艺术史、艺术考古学、艺术哲学、艺术地理学、艺术人类学等，由此才可以对全球时代艺术的跨文化比较和跨文化化进行清晰的揭示。皮埃尔·V．齐马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将社会学批评和符号学熔为一炉，发展出一种文本社会学。本书在介绍社会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辨析了文学社会学中经验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并且探讨了不同文学体裁的社会学，如戏剧社会学、抒情作品社会学、小说社会学，为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文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者关注的文本与社会结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和玛里林·鲁施迈耶的《艺术与国家：比较视野中的视觉艺术》研究了国家艺术政策对艺术的影响。作者以贝克尔的艺术界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了美国、英国、挪威和瑞典等国家不同的艺术资助政策，它们从慷慨到微薄，或者是私人资助为主，或者是公共赞助为主，或者是以市场为导向，或者是以政府为核心，对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的《审美革命与20世纪先锋运动》将20世纪以来的先锋艺术进行了探讨。该书深入探讨了意大利未来主义、俄罗斯构成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美国反主流文化、拉美壁画运动、境遇主义国际等不同时期、各种形态的先锋运动，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

魏瑞明的《龙脉：康熙帝与避暑山庄》通过对避暑山庄的选址、营造及其象征意义的探讨，研究了康熙时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在作者看来，景观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意义编码，避暑山庄所表达的就是康熙皇帝自身。总之，园林景观是康熙时代的有效展示窗口。李方红的《宋代徽宗朝宫廷绘画研究》一书的特别之处在于，指出了徽宗朝宫廷绘画与徽宗追求“三代圣王”政治理想的关联，由此说明了徽宗绘画在宋元之变中的作用。于润生的《俄罗斯的形象：艺术体裁的修辞研究》对艺术作品如何表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进行了解读，从时间的形象、空间的形象、人的形象等角度，揭示了艺术修辞中的俄罗斯。

时胜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景观》研究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基本经验和未来可能。就国际化而言，它研究了国际化的历史进程、问题、策略和目标；就本土化而言，研究了它的观念及其制约力量、话语谱系、美学诉求、基本方向及其问题域等问题。鲁明军的《裂变的交响：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三个当代时刻》探讨了中国艺术发展的三个关键时刻，即1919年、1979年、1999年，探讨了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韩劲松的《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系统梳理了延安美术史的面貌。本书以问题为轴心，对延安美术的兴起、发展、确立新方向、走向新中国等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分别讨论了鲁迅艺术学院与革命美术教育的兴起，民族化、大众化的美术运动，延安美术思想争论，讲话后的延安美术，延安美术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

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中，上述研究揭示了艺术的政治性，那么，也有研究阐述了政治的艺术性。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的《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阐述了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政治思想的美学维度，如埃德蒙·伯克、汉娜·阿伦特、法农等；与此同时，向丽的《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则阐述了中西审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五、艺术的社会功能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遭受重大的冲击。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艺术的社会功能的一大体现。渠岩的《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一书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纪实，展示了作者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进行乡村振兴的经历和成果。九条范式连接起青田村的“地方文脉”，借助艺术对乡村进行修复并确立起人的主体性。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某乡村的模式不能直接移植到另一乡村，但对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的不断探讨，能够让成功的经验流通起来，互相借鉴与启发。方李莉的《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之二》一书是对“2017年中国艺术乡建论坛”的记录和整理，内容包括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实践案例的经验分享与反思等。

在文人生活中，艺术承担或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针对这一问题，学者通过不同的案例进行了解答。刘墨的《苏东坡的朋友圈：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生活》一书从“圈子”这一文化现象切入，全方位包揽了苏轼的“朋友圈”，为其艺术创造还原了具体社会情景。艺术活动发挥了展开、维护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李若晴的《青萍之末：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与艺术世界》将目光转至被主流忽视的广州地区。本书主角是广州地区著名的文人谢兰生。作者认为谢兰生取材于本地罗浮山的岭南实景山水创作，将单纯真挚的乡土情结和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水画模式。这对广州在全国争取文化发言权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无形中激发了本地乡绅文人的文化自我意识。绘画艺术在这里发挥了争取社会权利的功能。

克里斯托弗·斯默认为音乐实则是一种仪式行为，发挥了寻找、思考社会关系的功能。他的《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一书首先企图回答“音乐是什么”这一问题。他批判了以古典音乐为中心的西方音乐研究。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作乐”的理论，将“音乐”的所指扩展，涵盖包括作曲、表演、随身听等广阔的社会活动。

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体制发挥着多样的社会功能。《世界3：艺术史与博物馆》由巫鸿和郭伟其主编，以收藏、展览、美术馆、美术史为线索，集合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探讨了艺术史和博物馆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述四个要素分别对应作品化、公共化、机构化和学术化。该书完善了美术馆历史和发展的研究。让-保罗·马丁《策展哲学》一书缩小视点，专注于展览。他针对“策展性”一词，提出“策展性是什么”的问题并从多角度解释“策展性”这一概念。与此同时，他引入了哲学维度，以一种反思性破除常识，期冀为艺术展览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发现艺术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指向了艺术研究的不同问题。出于问题导向，2021年的盘点划分了五个类别归类著作。这是本文根据盘点的需要对观点进行选择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某一具体关系而丧失整体性。换言之，我们对社会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很明显，艺术处于复杂且生动的联系之中，单一的学科视角已经无法满足艺术研究的需要。因此，2021年度的书籍中，我们能够看到学者们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的交叉中探索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