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坡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对中国农业的长期威胁是缺水，尤其在北方，水量适否直接关系着农业收成。但华北地区降雨的特点是各年之间与一年之内变化大，难以保证农业用水。因此，农田灌溉就成为华北农业的最大问题，而该地区主要灌溉来源除河渠、泉水外，即是水井。近些年来，对水井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仅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是趋向于将之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观察乡村的社会经济，以水利社会史研究成果最为显著①纵观以往有关水井的研究多侧重于考古学、水利学、乡村地理学、社会史等视角，集中探讨了水井的意义、凿井技术、水井与民俗、水井与村落及社区构建、水井灌溉与农业等。如张芳《中国古代的井灌》，《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徐秀丽《近代河北省农地灌溉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赵宝爱《20世纪20、30年代冀鲁两省的凿井灌田与防旱救荒》，《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朱洪启《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水井的使用与管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胡英泽《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梁四宝、韩芸《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张爱华《“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史林》2008年第5期；朱洪启《二十世纪华北农具、水井的社会经济透视》，南京农业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胡思瑶《20世纪50—80年代河北省水井建设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然而，透过水井观察北方乡村社会的研究又较多偏重于生活用水，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和民国，在水利社会史研究农田灌溉中，也较多偏重于河渠、泉水等，对灌溉水井与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当代部分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相关当代灌溉水井的研究也较多讨论了水井的建设、使用和管理及其隐含其中的象征意义和惯习等。另外，有关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较多，但更多的是从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角度切入分析，侧重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表现、特征以及影响、制约因素等。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的结果。因此，更进一步地扩展研究领域和视角，有助于深刻了解和认识当前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艰巨性。同时，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也需要拓展，而其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应在当代。有鉴于此，本文即以冀中定县①因定县建制名称屡有变更，民国以前称定州，1913年改称定县，1986年又改名为定州市（县级市）。因在本研究时段内绝大部分时间名定县，故题目中称之为定县，具体行文中也保持前后一致。为例，探析水井灌溉的发展在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分析水井灌溉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影响并促进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至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表现和特征等则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一、凿井灌溉的发展

定县地处冀中平原，境内虽有沙河、唐河等，但“诸水道虽分配均匀，实害多而利少。盖河中水量无定，干旱之季，不敷灌溉，而多雨之时，又复涝溢泛滥。其水中挟带多量泥砂，又极易壅塞水口，每使水流改道，而致两岸之土壤，时常改变其性质”[1]3。虽然定县地方政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挖水渠引河水灌溉，但均效果甚微，也未持久。特别是河流上游水库建成蓄水后，河流常断流，水源减少，引水口逐渐废弃，发展到后来则基本上已无河水可引。随着地下水的不断下降，县境内原有的几处可供灌溉的泉水也逐渐干涸。因此地表水在近代以来定县的农田灌溉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其农田水利更多的还是指水井灌溉。实际上，1954年定县地方政府在有关工作报告中就明确讲到，“我县的农田水利，主要是水车水井”，可供灌溉的几条泉水河沟灌溉面积微不足道，而地下水量充足，水位较浅，且土质绝大部分是黄壤土，适于水井灌溉[2]。

（一）1949年前定县灌溉水井概况

民国之前，定县农民生活用水多靠土井、砖井，农田灌溉主要靠雨水，局部村庄用河水，进入民国以后灌溉水井才快速发展。1925年的《翟城村志》中即称，“欲藉水利防旱，且能普及农田者，惟有鑿井之一法而已”[3]174。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灌溉水井数量增加。据1928年定县三个自然村的调查，1911年以前村内新增水井多于村外井，分别为125眼和79眼；之后村外水井数量逐渐增多，1912—1928年新增村内井与村外井分别为58眼和392眼[4]594-595。尤其是1920年北方大旱后，水井数量迅速增多。据统计，1930年全县灌溉水井中1915年前掘修13 876眼，1916—1920年掘修5 778眼，1921—1925年掘修9 771眼，1926—1930年掘修10 554眼②《冀西井泉调查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1932年刊行，附表“民国十九年河北定县井泉调查表”。。小村井数有不满10眼者，大村井数有多至1 220眼者[4]569。虽然1937年至抗战胜利，全县水井遭到破坏的达三分之一，但土改以后，农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扶持下，合伙打井和修理坏的水井，一年半时间内定县共新增水井3 828眼[5]。水利发展的地方，已超过土改前一倍以上。

二是成井工艺与提水工具改进。民国时期定县主要是土井、砖井。土井主要是人力挖掘的临时性水井，井深较浅，且易坍塌。砖井虽较土井坚固耐用，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在定县基本推广。机器凿井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入定县并得到推广，七八天便能成井10余眼，极大提高了凿井速度和质量[4]568。部分水井开始在井底使用木泉（木管）增加出水量。据土改后沙河两岸调查，使用木泉后每眼井每天由浇地1亩扩大到浇地3亩[5]。定县农家提水工具最初多采用辘轳或提杆，浇地不多。20世纪20年代初定县铁匠开始仿造八挂水车，如明月店有水车厂，1920年设厂时雇工10人左右，1927年增至40人，可以做全套水车[6]。水车使用数量增加很快，张世文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时发现：当时定县农家用水车者日增，辘轳头及辘轳把之销路渐见减少，且使用水车既快又省人力，浇地面积大增；1人看畦、5人打辘轳，每日只能浇地4亩，用1人看畦、1个牲口套水车，每日可浇地五六亩[7]157，351。此后，水车不断改进，初为木型水车，后改为铁斗铁轮。

（二）1949年以来定县灌溉水井的发展

民国时期定县灌溉水井由少到普及与技术的改进，成为1949年后该县水井快速发展和农业恢复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原有的灌溉技术已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根据1956年定县14个乡提水工具的调查，水车仍是主要的提水工具，其次是辘轳，然后是提杆，机械提水还是少数；每眼井的浇地面积都不甚多，一般1眼井1个水车浇地30～40亩，最多的能浇80亩，最少的只浇17亩。如三区的统计，浇地50亩以上的井占总井数的13.5%，浇地30～50亩的井占总井数的50%，浇地17～30亩的井占总井数36.5%①上述水车改进及浇地情况等数据均引自河北省水利厅《定县井灌区情况介绍》（1956年7月），政府档8－1－375，定州市档案馆藏。。随着农业发展要求的提高，加之地下水变化情况，促使水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技术上都要有较大提升。根据20世纪50年代定县的调查，地下水不断变化，一年中最枯水位在麦收前（6月），最高水位在7、8月，冬春雨季水位变化不大。如李亲顾乡一带的水井，麦收前水位比春季水位下降约1 m，到7、8月水位比春季水位上升约1 m。根据定县地下水情况，锥井下管应在10～30 m才能满足旱年灌溉需水量。但定县水井深度均在3～10 m之间，大部分采用泥透水层（不良透水层），如遇旱年就感水量不足[8]。这就对成井工艺、井深和提水工具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打井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机井的出现对提高灌溉面积与质量有重大影响。机井是在木管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在平地用人工架和钻机打井，井筒为水泥管。1955年定县水利科开始推广打机井，1958年到1971年主要靠木架人工大锅锥打机井，全县当时有此机井架150盘，打井专业人员500人，年可成井600眼；1971年以后，定县普遍推广钻机打井，井深增至40～80米；1973年开始发展深井，当年打百米以上的深井320眼[9]298。成井一般由专业打井队负责，井管原料原是木管、柳编管、砖瓦管，1960年以后改为炉渣管、水泥管，砖井渐被淘汰。而水泥管机井在20世纪80年代时每小时涌水量达50 m3左右，可保浇地百亩[10]104。1981—1985年，针对地下水位连年下降的问题，定县又进行了一次机泵下引改革。此后，成井工艺基本延续七八十年代的机井技术，虽不断有部分技术改进，但未有根本变革。

其次，随着以动力机械驱动水泵提水的机井的发展，提水工具的变化更主要体现在动力和水泵的改进。1958年，定县农田灌溉开始以柴油机为动力，有条件的大队开始以电为动力提水浇田，到1975年机井配套柴油机被普遍推广。1985年，除悟村乡及少数零散地块外，全县耕地均已实现机井灌溉。1987年全县15 327眼农用机井中已配套的15 314眼，其中与柴油机配套的占37.6%，与电动机配套的占38.6%，机电双配的占23.8%；配套的水泵主要为离心泵，计9 668台，占63.1%，深井泵计4 507台，占29.4%，潜水电泵计1 139台，占7.4%[10]105。此后农业灌溉机械柴油机逐渐被电动机所取代，到2005年机井配套的柴油机只有2 684台，电动机则达24 157台[11]84-85。由于地下水水位下降，原有的离心泵已不适应，不得不更换新的机泵。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县的机井逐渐更换为深水泵，到1994年全县耕地都能达到有效灌溉。机电井的配套，大大提高了水浇地的面积与质量。

最后，随着技术的改进与提高，灌溉水井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革。1949年至1979年，定县的水井发展很快，各种水井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统计，1949年全县约有水井34 000眼，浇地约45万亩左右；到1954年，全县共有水井41 700眼，浇地面积933 750亩，占总耕地面积62%左右[2]。至1956年全县47 672眼水井中，土井占1.5%，砖井占97.8%，机井仅170眼占0.4%，缸瓦管井占0.01%[8]。此后机井开始逐渐取代原有砖井。1957年机井增加到267眼，1965年全县机井数量达到3 377眼。进入20世纪80年代，定县每年打新井1 000眼左右，1984年全县机井已达15 237眼，遍布全县各个村镇；机井密度为12眼/km2，每眼机井负担耕地面积83亩。从浅层水补给量来看，机井数量已超过饱和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机井灌溉面积就已占全县水浇地面积的95.5%①。

（三）水井开凿及用水管理中的国家与市场

定县灌溉水井在当代获得极大发展，这由多种因素所促成。如前述，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定县可供灌溉利用的河渠与泉水很少，而20世纪70年代前地下水条件较好，这为发展水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等无不是促进当代定县灌溉水井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无论水井数量增加亦或凿井及用水技术改进等从根本上而言离不开国家的介入。1949年后的水井发展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土改以后，定县地方政府发放贷款扶持农民打井，还进一步明确水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按浇地亩数摊钱，确定专人负责管理。1950年，定县又成立水利推进社，倡导农民打砖井。此外，还建立了水井管理组织及用水制度。由政府直接领导的锥井班被要求每半月向县政府汇报工作情况：工程地点、锥井眼数、遇到的难易工数与天数、每井的价格、用料数、发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还存在的问题等，近者口头报告，远者书面报告，有新创造及时反映以便交流经验[12]。1952年防旱抗旱运动中，定县就临时在231个村中建立了合理使水委员会，参加者3～5人，有村长、水利委员和调解委员等，专门组织扩大浇地、水井管理和建立用水制度等工作，在每个水井上选出小组长掌握浇地次序[2]。这种办法不但消减了过去在旱时的争水纠纷，而且减少了用水浪费，扩大了浇地面积。也正是由于集体化时期国家对水井建设的积极扶持和深度参与才构建了此后定县较为发达的水井灌溉体系。实际上，集体化时期的机井基本是由生产大队统一组织施工成井、配套，大队设专人管理。20世纪70年代末时，定县的机井管理主要有大队统管、大队与生产队分管和生产队管理三种形式[13]207。

即便是1980年后，政府对机井的管理也并未完全放弃，而是更多采取了加强监管等间接的方式，如加强打井队伍的整顿和监管，提高打井队伍素质，监督打井质量，或对灌溉水井开凿予以资金补助等。但总体而言，无论打井还是水井的使用与管理，政府和集体行为越来越淡化，市场行为逐渐增强。1983年后，定县地方政府又引导和组织建立新的机井管理形式，推动各村建立浇地公司，以解决乱打井、增机、增泵、消耗高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机井管理又有所变化，主要有村统一管理、村管电管井、村管电等几种形式[13]207-208。一般情况下，水井按地块划分到户，由农户具体负责维护使用。依地块大小不同，共用一个水井的农户数量少则不足10户，多则20余户。在机井配套前，共用该水井的农户合资购买水泵，用时即安装浇地，用完把水泵拔出。机井配套后，则由共用该井的农户中推举一人负责平时管理，凡遇有水井坏时由管理人召集用井户按浇地亩数出资予以维修。在机井的使用与管理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二、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

综上而论，1949年以来定县的水井有了极大发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水井灌溉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作物产量增加，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又改变了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呈现形式和内涵，而经济作物比重的增加更促进了农村市场化发展；水井灌溉技术的演进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解放了劳动力，使农民能够较多地脱离田地耕作，从事其他经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流动性。这些变化既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转型向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水井灌溉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前提与基础作用

1949年以来，定县农作物结构逐渐发生改变，粮食作物品种越来越少，小麦、玉米成为最主要的粮

①上述数据均引自定州市情调查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食作物。1949年，各主要农作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依次为谷子占24.05%、小麦占20.61%、薯类占15.87%、大豆占12.52%、玉米占7.80%、高粱占3.98%[14]58-87。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后饮食结构的变化，这一作物构成发生重大改变，主要表现在：小麦、玉米播种面积比重大幅度提高，其中小麦、玉米占粮食总播种面积在1981年分别达到47.88%、22.47%，1997年分别增至53.22%、37.26%，其后两者合计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基本都在90%以上；谷子、高粱、大豆及薯类比重大幅下降，尤其是谷子与高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种植绝少①《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1年》，定县统计局，第44～57页；《定州统计年鉴2005》，定州市统计局，第113～117页。。虽然1949年后定县的主要粮食亩产有所增长，但1980年以前各主要粮食作物亩产都长期徘徊低产。之后各主要粮食作物亩产大幅度增加，1997—2001年达到最高历史水平，其中小麦亩产1949年为104斤，1997年达到840斤，玉米亩产1949年为144斤，2000年达1 165斤②《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9年》，定县统计局，第58～71页；《定州统计年鉴2005》，定州市统计局，第113～115页。。

上述农业结构的改变是以水井灌溉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小麦稳产，玉米高产，但系高耗水肥作物。因华北雨量集中于夏季，小麦恰在前一年雨季之后下种，当年雨季之前收获，秋季和春季干旱，正当小麦生长期内，因之有严重影响。当地有农谚“伏里无雨休种麦”，可为旱地雨量直接支配作物生产的明证。土壤水是冬小麦必不可少的水源，能缓解和调解冬小麦旱情；且冬小麦生育期最缺水的时期为小麦播种后180～240天期间，即4—5月份，小麦、玉米生育期所消耗的土壤下层（100～180 cm）水量大于降水补给量[15]。据1955—1995年定县月均降水量统计，9月至次年4月月平均降水只有14.7 mm[13]45，降水完全不能满足小麦的需水量，而井水灌溉则可以弥补雨量对小麦生长的限制，在小麦需水时能及时给予浇灌。

20世纪80年代后，粮食产量能够连续翻番离不开化肥的广泛应用。1954年定县化肥施用量仅196吨，1972年才达到53 715吨。改革开放后，定县化肥施用量增加较快，1982年达到115 164吨，2001年就达231 334吨③以上各年化肥施用量的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9年》，定县统计局，第36～45页；《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2年》，定县统计局，第52页；《定州统计年鉴2005》，定州市统计局，第87页。。研究表明，如果其他投入保持不变，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入量增加1%，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相应增加0.965 9%[16]。化肥的广泛使用虽然离不开工业化程度和农家经济发展，但这同样以水井灌溉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无论有机肥亦或化肥，都须有充足土壤水分溶解后才能被农作物充分吸收利用。对于小麦灌溉与施肥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试验表明，水分及肥料为华北麦产之二大控制因子，尤以水分为甚，灌溉区施用化学肥料显能增加产量，无灌溉区无甚效果，可知肥料效用须有适量之土壤水分始能表现[17]20。

另外，旱田不易复种，井灌土地可连年复种。定县的农作物耕作制度在1949年前，以一年一熟为主兼两年三熟；1949年后，逐步形成了两年三熟和一年两熟多茬种植为主要形式的耕作制度，1989年复种指数已提高到160%左右[9]253。有研究表明，华北平原作物种植制度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如从一年一熟到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都要有灌溉水的充分供给为前提；1949年到1995年，华北平原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从6.5%增加到66.4%，复种指数则从135%增加到158%[18]。因此，农作物产量虽与作物品种、虫害情况等有很大关系，但水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缺水的北方。

（二）水井灌溉对市场化程度加强的促进

民国时期，定县农业商品率亦有发展，除为商品而生产的棉花有逐渐增多趋势，农民亦多把小麦、花生、鸭梨等较贵农产品出售于市场，来换取日用的工艺制品及价值较低的杂粮。然而，这种市场化更主要是由那些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苦劳动者推动的“饥饿的商品经济”，带有一种极强烈的求生图存的意向，与那种由谋利推动的商品化有着显著的不同[19]。

1980年后，随着商品市场的逐步开放，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部分的商品率逐步提高，粮食出售比重逐年增加。从实际来看，许多农户种植玉米除留作自用外，几乎多用以出售①民国以来定县农业商品化情况可参见郑清坡《从基层集市演变透视农村发展路径——以民国以来定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在获取更高收益的激励下，定县的经济作物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增长最快，对农家经济影响更大的是蔬菜种植。

1980年以前定县蔬菜瓜果等并不占多大比重，农民种植蔬菜主要为满足自食。1980年后，定县蔬菜种植获得一定发展，但较缓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许多村庄，蔬菜瓜果种植成了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且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部分村的村委会甚至时常组织种植户到其他地区学习种植技术。定县地方政府也将蔬菜列为支柱产业来扶持倡导，不仅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而且在市场的开拓建设上投入资金。蔬菜种植的快速发展更直观的反映就是蔬菜占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的变化：1980年为3.97%，1993年为4.94%，1996年达到14.50%，2000年为20.85%，2003年为32.58%，而蔬菜、瓜类合计种植面积在2003年占到33.11%②根据以下资料计算而得：《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0年》，定县革命委员会统计局，第30、41页；《定州统计年鉴2005》，定州市统计局，第113、117页。。随着蔬菜产业的发展，其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强。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蔬菜瓜类总产值在1993年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12.24%，占农业产值的16.06%；2003年则分别达到24.68%、36.97%③《定州统计年鉴2005》，定州市统计局，第103～105页，整理计算而得。。

蔬菜种植的快速发展虽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更主要的还是受到了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们饮食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然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型，其基本前提是种植结构调整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后温饱问题的解决，而这又是以灌溉技术的发展为基础条件。蔬菜瓜果等经济类作物的推广同样是以井水灌溉的普及和灌溉技术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的。一般蔬菜在生长期内，大约每隔四五天左右要浇一次水，有的浇水间隔时间则更短。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水井灌溉，在干旱半干旱的华北地区就无法从事高耗水的蔬菜产业。

（三）水井灌溉发展推动下的农民流动性增强

种植结构的演变和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其直接影响就是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进而不再依赖种植农作物以解决生存问题。农民对土地依赖的程度和呈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促使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某种程度上对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这为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李景汉在定县调查时曾称，“定县尚是稳定的人口，数十年来移动的很少”[20]。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本社会结构稳定的定县农村在经济衰败和战乱驱使下产生了被动的谋生型人口流动，但这种流动性给乡村社会结构的冲击更多是表面的而非实质性的变革，一旦危机解除便会回归到原本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定县农民的流动性小。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为定县农业劳动力外出提供了宽松环境和机遇，加之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也为农民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总体上，定县农民外出地点以周边的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为主，其中又以北京为最多。外出就业者的年龄以20～30岁为最多，其次为31～4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的亦随之减少。而外出者又以男性为主，在翟城外出的533人中，女性仅有40人，其中包括学生4人，西岗村外出323人中女性仅7人。翟城女性外出的年龄结构，18～25岁的 26人，26～30岁的 6人，31～40岁的 3人，41～50岁的 3人，51岁以上的 2人④2003年5月4日非典期间“定州市外出人员情况摸底调查表”翟城村填报整理，定州市卫生局提供资料。2003年5月5日非典期间“定州市外出人员情况摸底调查表”西岗村填报整理，定州市卫生局提供资料。相关论述也可参见郑清坡《小农家庭经营的演变及内在逻辑：以民国以来的定县为例》，《Rural China》，2020年第17卷第1期。。从外出地点、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来看，定县农民外出主要还是候鸟性外出，农忙时回家经营，农闲时外出打工。而女性外出的人数和年龄结构显示，女性结婚后便主要从事家庭经营，一般很少外出就业。从定县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家庭劳力的分工一般是男性劳力外出就业时，女性劳力多留在家中从事日常农业管理。

而农民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和家庭经营结构安排，除与种植结构的演变和粮食产量提高有关，显然也与水井灌溉的发达有莫大关系。正是由于水井的增多以及灌溉技术的改进，使得老人和妇女可以胜任日常的田间管理，而无须男性壮劳力的全程参与。李景汉调查时称，定县人民非常勤苦，每当春夏缺雨时，则见不分男女老幼，皆到井上摇转辘轳，每井同时可有3把；亦有井内安放水车，用牲口拉转者[21]。根据1949年定县某村典型户劳力使用调查，一有15.68亩田地的农户全年劳力使用以造肥和送肥为最多，共使用125个工；灌溉用工居第三位，共64个工[22]。随着水井灌溉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所占用劳力越来越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般一人一天只能浇地3～4亩，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浇同样面积的地却只需三四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在粮食种植时间和劳力上的节省，为农民从事其他行业提供了保障。

总体而言，凿井灌田技术的不断提高，不仅大大提高了水浇地质量，更节省了农民在浇地上的时间和劳力，也就相对节省了他们在田间劳作的人力。农民在作物种植的选择上，是以最简单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全部经营所需的工作日亦不过10天，况且收获忙时还可以雇佣劳动力。这些都是促使农民能够从繁重的作物种植中获得适度解脱，从事副业生产或出外打工的重要因素，从而加速了他们的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结语

有学者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体现在工业化、现代化、体制和制度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性等几方面[23]；更有学者明确指出，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24]。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其促使因素和表现也是多方面的，而灌溉水井无疑是观察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比较好的视角。

诚如前述，在水井的开凿与用水管理中展现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井水灌溉对华北农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民国以前定县农村绝少灌溉水井除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更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有关。在传统的华北农村社会结构中，分散的农民、地方乡绅与或隐或显的国家构成稳定的社会生态。开凿水井既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更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而贫者困于财力，富者又无志开创”[3]161，国家则更专注于江河治理而无意于过度分散的水井建设。民国以后，定县灌溉水井的快速发展与农村传统社会关系迅速解体和新的社会关系构建相互促进，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国家权力的逐渐介入以及农民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定县水井则基本是在国家主导和地方政府扶持下发展的，集体化时期的水井管理更是处处彰显了国家权力的存在，特别是在水井开凿和用水管理中互助合作关系的广泛建立与加强，又促进了农民互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了新型的农村社会结构的构建。与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在水井开凿与用水管理中的深度介入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作用开始凸显，凿井与用水管理等展现出多元化趋势，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已然发生改变。这个时期也恰恰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再次转型，当然这个阶段至今仍在延续，还远未完成。

此外，灌溉水井的发展也是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传统凿井和灌溉技术条件下，农民对土地高度依赖，借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凿井和灌溉中的相互协作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农民对村落或亲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社会结构相对较为稳定，对土地的依附也使得农民非生存迫切所需并不会轻易流动。随着凿井和灌溉技术的发展，农业结构逐渐调整，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与土地之间不再是单纯的依附关系。在新的作物种植结构环境下，农民传统的劳作方式已然发生重大改变，温饱问题彻底解决，饮食结构相应变革，由此也就必然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流动性加强，土地对农民而言已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保障①具体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汪雁《市场导向和家庭保障惯习指引下的农户经济行为——基于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市农村的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市场化的发展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主要方面，其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如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农民观念的变化等等；而农民流动性的加强在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加快转型的同时，也助推了城市化进程。

在此透过水井观察当代华北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更多的是提供另一种研究视角，以期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农村社会。事实上，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井水灌溉的发展是构成定县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或基础因素，但非根本因素。这种促进更多的是间接而非直接，是通过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解放劳动力等具体形式所逐步呈现的，这也恰恰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