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劼，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发展格局，2021年11月7—8日，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高层论坛”。来自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4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养老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学者聚焦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与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模式的经验探索与问题分析、养老资源配置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与提升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与农村养老问题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和持续城乡人口流动等多元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日渐凸显。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1]和养老供给的城乡差异[2]是农村养老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23.81%，比城镇老年人占比高出7.99%。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的城乡差异是认识和应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学理基础。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状况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当前我国农村传统养老遭遇的现实困境。

杜鹏教授指出，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很突出。不同地区农村在养老服务上的差异也特别大。从地区上来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差别巨大。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在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差异，使得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因此，对于农村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分，根据不同地区农村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别讨论，才能精准把握当前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形势，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思路。原新教授认为，大规模的城乡流动人口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超过城镇。流动人口具有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八成以上来自农村，八成以上进入了城镇，八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这形成了“农村先老”的城乡倒置现象。他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一现实给农村带来极大的挑战。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过城镇，差距将不断加大，农村面临的老龄社会压力超过城镇，人口老龄化问题很可能在农村地区提前集中爆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与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形成鲜明对比，养老服务供给的“城乡差距”是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杨成钢教授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长期基于“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各项养老服务资源优先向城市供给。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优先城市忽视农村是不公平的，以反哺为目标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设和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应当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叶敬忠教授认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的背景之下，村庄的未来道路到底是以养老为主的发展方式还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快速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率高于城镇，但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大于农村，城市养老服务体系要远远优于农村。因此，我国养老服务业的重点在城市，难点在农村。老龄化乡村面临诸多困境，在个体、家庭、社会、政府等方面都有体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给农村养老带来挑战。

而具体到农村养老问题，要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来探讨。胡湛教授认为，要了解农村养老的人口学背景，农村养老是发生在持续老龄化社会、超低生育率社会、高度城市化社会、广泛流动性社会中的。但也要看到乐观的方面，从农村养老的治理转型背景看，它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高质量发展进程、文化自信建设过程和信息化智能时代中的农村养老。要跳出农村看农村养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区域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协同推进，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实背景之下，农村面临庞大的养老群体和巨大的养老需求，而以地自养、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等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舒丽瑰讲师认为，现代性压力进村背景下，以地自养模式作为新的替代“养儿防老”模式的主导性养老模式正在崛起。农村老人以地自养模式是以家庭转型为主导因素的多重因素形塑的产物。以地自养模式是代际剥削的一种表现形式，老人通过向子代提供现金和农产品支持来增加子代收入，通过最大化地自我满足自身养老需求来减少子代开支。应完善弥合以地养老模式内在不足的其他养老模式，同时探索稳定子女养老水平，激励子女善待老人的具体策略。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彭希哲教授认为，赡养老人是农村家庭的重要功能，老人也是农村家庭功能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但当前老龄化社会家庭面临的挑战包括：养老与抚幼的冲突；老无所依的困境，如失独家庭等；代际责任与代际公平的维持，如啃老族、反哺缺位等。尽管农村家庭养老存在困难和挑战，但文化传统犹存，伦理基础尚在，家庭功能需要通过家庭政策来恢复和提升。家庭的养老责任不容忽视，建立和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是中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理性选择。而农村家庭养老也遭遇现实困境。宋全成教授认为，一是农村子女数量减少，家庭养老难以为继。二是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多居住在城镇，农村家庭空巢化严重。定居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无法照顾老人，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和丧失。三是赡养与孝敬父母的传统观念淡化使得家庭养老服务功能进一步弱化。四是传统的农村家庭本位发生了由父母到子女的根本性转变。当代中国农村，财富和资源都转移到子辈手中，农村老人既无财富也无资源，传统的农村养老的资本和资源枯竭。李树茁教授认为，农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生计资本、制度性支持，面临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风险，这是老年人家庭的固有特征。农村家庭养老脆弱性凸显，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农村家庭生计和福祉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农村老年人家庭风险性高、脆弱性强、恢复力弱，家庭政策呈现碎片化、分散化倾向，缺乏针对家庭养老风险的系统性政策。

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同时，农村机构养老服务同样也遭遇现实困境。季中扬教授认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缓慢，农村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较低。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只有五保户才进养老院。进养老院等于宣告自己无儿女或者儿孙不孝，是个失败者。他认为，家与村落是乡民可以自如应对的日常空间，是最为依恋的社会空间。日常生活是一种自如，养老院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日常随意性被剥夺。家人与邻里承载着乡民日常交往记忆，社会化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老人的日常交往记忆。机构养老方式会造成老年人日常性的剥夺。养老机构要重视老年人的日常空间，尽力弱化制度化管理，形成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朱启臻教授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提到，一些农村老人宁愿住在家里，也不去养老院，他们把养老院称为等死院。这种观念跟农村老人对幸福的理念和体验有关。机构养老方式与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个人观念的冲突，使得农村无法依赖机构养老来解决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二、农村养老模式的经验探索与问题分析

改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现状，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需要在传统养老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服务方式和新的经验。2019年11月，《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要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这些养老模式是否适合农村，又能否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呢？学者围绕居家养老和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的实践和观察分享了一些新经验，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唐钧研究员介绍了以机构为中心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他认为，江苏省射阳县构建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依托、企业创业创新为主导、志愿服务为补充、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支持为辅助，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医养康养相融合，利用智慧平台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七位一体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实现以机构为核心，延伸到村居建立互助小院，再辐射到居家老人，实现了养老服务全覆盖。

甘满堂教授介绍了乡村老年协会承办的社区普惠、免费或低偿服务的福建模式。他认为，福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已形成以老年协会为基础、村委会与村民支持、由低到高四个层次的服务模式。居家养老服务的第一个层次是集体参与，如文化活动组织或参与、助老集体活动和助老个体活动的开展、村集体事务参与。第二个层次是村办五保幸福院。五保老人集中居住，但仍然自己做饭，独立生活，彼此相互照应。第三个层次是村办老年食堂。村办老年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固定时间点的餐食服务。第四个层次是村办敬老院。农村老人可以免费或低偿入住村办敬老院。从福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经验可以看到，政府积极支持老年协会开展老年互助养老，传统宗祠与村庙是老年协会发展的文化基础，资金、场所、服务人员的问题可通过社区互助方式解决。公益带头人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叶敬忠教授认为，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以“居家养老”为主，对机构养老、社区互助养老及其他养老方式的接受度和期待较低；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单一，面临数字化融入的难题。老龄化乡村的适老化发展和现代化振兴存在区别。适老化发展是以老人群体为中心的发展，而现代化振兴要面对老龄化乡村这个重要的难点。通过老龄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功能置换，把以居住生活功能置换为以养老功能为主，多元功能混合的适老村落新思路，以乡村的适老化发展助力城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经验值得借鉴。

黄健元教授认为，针对农村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为重中之重。农村居家养老应当提供基本医疗、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精神关爱、安宁疗护等差异化的服务。要区分自理老人、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自理老人和部分经过康复护理功能改善后返回家中的介助老人都能在适老化安全环境中生活，维持功能发挥，介助老人能享有专业康复护理机构提供的慢病管理、康复护理服务，介护老人能享有专业长期照护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安宁疗护服务。

近年来，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兴农村养老模式受到广泛关注[3]，与会学者就互助养老的定位和推进模式进行了探讨。贺雪峰教授认为，农村发展互助养老具有显著的优势。农村有大量低龄老年人，他们有参加互助养老的愿望。作为熟人社会，村庄为时间银行的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条件，可以通过成立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组织老年人开展文体活动，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农村老年人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充分利用拥有闲暇时间的低龄老人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村庄互助养老机制。国家可以通过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和低偿服务为失能老年人提供照料，通过财力支持互助养老来应对农村老龄化。

陈友华教授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介于社会化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的养老模式，属于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约束。他认为，互助养老的定位应当只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种有益补充。绝对不能把农村人的养老捆绑与寄托在互助养老上。质量低、零星、可遇不可求的私人间互助养老根本不足以弥补城乡老人长期照料需求的巨大缺口。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和互助化成为时代的大趋势，但始终要强调，儿女担负的道义责任、赡养责任无论何时都应该坚守。生活上互相照顾、感情上互相慰藉的“老助老”或“互助”模式适用于健康自理老人，对于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并不适用。

刘妮娜副教授认为，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一种新型社会养老方式，代表了社会养老的互助合作化道路。组织的形成将原本原子化、非正式的服务交换型互助(纯互助服务)、报酬给付型互助(互助志愿服务)、纯志愿服务以及互助伙伴、互助志愿者和志愿者的关系正式化、规范化，将所提供的服务等级化、专业化。互助型社会养老组织发展的理想方向是通过互助与志愿在精神、服务、组织层面交互合流，因地制宜地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互助组织体系、志愿组织体系、社工体系与企业体系四类体系的合作制衡，发挥优势制衡劣势，建设协会、联合会、联盟等中介平台，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实现国家、居民、组织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索浩宇认为，时间银行能够有效激发农村老年人互帮互助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的人力资源，成为应对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农村时间银行具有服务区域村落化、服务主体单一化、服务契约长期化、服务精神亲情化的特征，能够发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开展农村闲散人力资本、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作用。农村时间银行面临规模小，社会认知和普及程度低，政府职能定位不清，社会化和市场化主体参与不足，政策、资金和人员匮乏，组织管理制度和信息化平台亟待完善，以及“时间货币”存兑规则存在争议等问题。他从理念、主体、运行机制、保障制度和存兑规则五个方面提出了农村时间银行的未来发展路径。

三、养老资源配置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农村多元复杂的养老服务需求，无法通过单一的养老服务或养老模式来得到满足。在养老资源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必须要实现养老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农村养老资源供需平衡的重要机制。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也需要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来参与建构。那么，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学者们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角度提出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

杜鹏教授指出，新发展阶段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总目标是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基本原则包括：顺应阶段性发展特征，梯次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经济发展是基础，养老服务发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以城乡统筹为目标，重视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精准提供服务；以需求为导向，形成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新发展阶段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村养老基础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提供、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二是发展普惠型和互助养老，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发展。三是深化敬老院项目改革，打造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四是支持农村涉老产业，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五是因村施策，挖掘农村养老资源，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六是重视养老观念培养，加强宣传教育。

原新教授认为，要大力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构建乡镇牵头，村委会、老年人协会、低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广泛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格局。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

杨成钢教授认为，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首先要优化供求关系。增加农村养老投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提倡签订邻里互助公约，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增加补充养老保险。其次要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政府、家庭、市场责任分摊机制，资源配置向痛点倾斜，设计养老服务资源共享机制，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养老资源。最后要优化养老服务环境。倡导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养老文化，引入现代心理科学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定期聘请心理辅导师到农村开展老年心理干预和精神慰藉。

丁建定教授认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需按照功能整合相关资源。首先是社会福利机构整合与功能综合化。将养老院、惠民医院、荣军院、社会福利院、残疾人阳光家园等具有同类功能的机构整合与功能综合化，以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其次是养老资金整合与功能综合化。将养老金、医保金、五保金、老年津贴、养老服务床位补贴等资金整合与功能综合化，以满足整个养老服务需求。再次是人力资源整合与专业化。将护理员、医生、社工、家人、义工、老年互助等分散的人力资源整合与专业化并举。最后是家庭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家庭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非常重要的。

姚兆余教授认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福利性，是由农民的社会角色、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贡献、农村老年人的保障权利决定的。农村养老服务具有福利属性，是国家以无偿或低偿的方式提供给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服务。农村养老服务的福利属性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支撑、村庄为依托、互助为手段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李俏教授认为，下乡养老对农村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乡村产业振兴有较强的推动力。城乡养老形成一种整合性建构框架，通过城市退休老人向农村流动，能够围绕康养旅游产业形成消费带动和就业吸纳两个重要的产业振兴驱动，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新的出路。

张志鹏教授认为，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衰落和政府养老职能的转变，村委会逐步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统筹主体。社区治理能力决定着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状况。要确立养老服务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为农村养老服务链接多方面资源，建构农村养老服务的互惠合作机制。

四、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与提升路径

农村老年人福祉关乎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也是评价其养老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那么，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福祉到底如何？从农村老年福祉现状的分析中，又要如何来反思农村养老模式和体系建构？学者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农村老年人福祉进行研究，揭示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风险、数字融入、经济保障、带残养老等诸多问题，并提出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的有效路径。

王金营教授认为，虽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带残长寿”状况堪忧。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会影响社会健康状况，不健康或亚健康的长寿会给自身、家人、社会带来较大的经济、照护、医疗等负担。中国老年人口的综合健康水平受代际差异、地域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综合健康评价更多集中表现为一般水平，存在健康下降较大风险。应重视老年人口的主观健康，着力提高主、客观综合健康水平；提高老年人口的健康意识，保障老年人“有病敢治”。

黄健元教授认为，基础养老金是当人老了丧失劳动能力时，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再分配资金。农村老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他们老了丧失劳动能力之后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农村老人拥有天然的基础养老金权益，要明晰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责任，以保障农村老人最基本生活为目标厘定基础养老金水平，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是农村老人养老经济保障的核心之举。

赵向红教授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交织、叠加，智能手机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弱势群体，许多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医疗、消费等日常生活领域常常遇到不便。因此，如何消弭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要精准把握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需求，将老年人意向需求和实际需求有机结合；开办智能手机培训，将人文关怀放到首位；多元主体协同配合，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刘妮娜副教授认为，农村残疾老年人数量庞大，养老问题突出，有效解决农村残疾老年人的现实困难，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农村残疾老人养老仍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主要依靠家庭、亲属、邻居朋友等非正式支持提供服务，地方发放有老年人基础养老金及护理生活补贴等，但是针对残疾老年人，社会力量整合参与提供养老助残服务严重不足。要为农村残疾老年人提供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网络，推进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契合与协同，实现农村残疾老年人“政府兜底、家庭支持、互助帮扶、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养老格局。

杨桂宏教授认为，养老需求多样化与养老资源匮乏之间存在矛盾。对农村高龄和空巢老人来说，自我照料和家庭照料资源较薄弱，因此需要社区提供生活照料类服务以保障其行动安全。高龄老人情感丰富，经常和邻里沟通可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空巢老人弱势地位明显，足够的经济保障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由于照料资源缺乏带来的不安全感。农村中低龄老人和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人，有较强的自我照料能力或来自家庭的照料资源，基本需求一般能够得到满足，他们会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较为休闲的生活方式。要建立以幸福感和满意度为导向的老年福利体系，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应该提高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感受的重视程度，弄清楚老年人的真正所需。

吴翠萍教授认为，返乡老年农民工具备就业需求以及相应的就业能力。老年农民工的返乡再就业更多是基于自身养老安全和生存的需要，男性、离异或丧偶、独居、要贴补子女的返乡老年农民工有更高的就业率，他们的就业率与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呈现负相关特点，与身体健康状况和城市打工技能积累呈现正相关特点。返乡老年农民工在劳动就业中产生的互动影响着他们对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及社会态度，特别是社会信任的提升反映了老龄就业者在劳动就业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和良好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过程。要为返乡老年农民工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服务和保障，增强社会公共空间对返乡老年农民工再就业的理解、支持和肯定。

五、结语与展望

围绕农村养老的现状、问题、实践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会专家积极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农村养老研究的现实紧迫性和学术价值，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丰硕的成果和有益的借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与养老服务供给的城乡差异，农村传统养老方式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农村居家养老和互助养老方式已经涌现出一批新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应对需要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继续加强理论思考和经验实践，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助力乡村振兴积极贡献力量。

要深化农村养老研究，助力于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在农村落地，以下研究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县—乡—村衔接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农村养老问题首先是县域范围内的乡村养老问题，如何构建县—乡—村衔接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第二，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养老问题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萌发的，需要从城乡融合的视角来弥合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上的城乡差异，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放置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历史征程。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在农村的综合推进与战略耦合。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是当前与农村养老息息相关的国家战略，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也必须要在三大战略的推进和耦合中实现有效应对。第四，面向农村养老需求的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建设。面对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必须推动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的协调发展。第五，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福祉与照护问题研究。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村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2261万人[4]。这部分失能半失能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福祉和照护问题将十分严峻。

诚然，农村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也不单是城市的问题，需要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去寻求解决方案，把它放置在城乡统筹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统筹考量。要跳出农村看农村养老问题，从城乡融合的新思路去思考农村养老，探求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可行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寻求应对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基于老年人需求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必经之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探索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多元养老方式在应对农村养老问题中的积极作用，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让农村老年人共享共同富裕新征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