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汾阴锣鼓杂戏的研究现状及其音乐性思考

2022-11-22冯向阳

黄河之声 2022年5期

冯向阳

锣鼓杂戏又称铙鼓杂戏、咚咚嚓、龙岩杂戏等，是20世纪下半叶在山西临猗、万荣县（古汾阴地区）发现的具备宋元杂戏雏形的民间传统戏剧。该戏剧因伴奏仅用鼓、锣、铙等打击乐器，不用丝弦，故称“锣鼓杂戏”“铙鼓杂戏”；根据锣鼓节奏特色，又俗称“咚咚嚓”；因其每年元宵节在山西临猗县龙岩寺参与祭祀表演，亦称“龙岩杂戏”。据考，古汾阴锣鼓杂戏与原始傩文化、唐宋杂戏有一定的关联，是原始戏曲表演艺术胚胎向戏曲艺术孕育衍变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被誉为“戏曲艺术的活化石”。2006年5月，锣鼓杂戏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列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项目名录。

一、研究现状综述

纵观近年来有关汾阴锣鼓杂戏的研究，总体呈现以下研究趋势：

（一）探究锣鼓杂戏溯源

锣鼓杂戏的起源何时？纵览史籍方志均无记载。21世纪以来，经学术界多方探究，渐以形成先民岁末民俗说、唐代龙岩寺乐舞说、宋元百戏说等多种说法。

1、民岁末民俗说

认为锣鼓杂戏源于先民岁末民俗的说法首见于山西省临猗县新庄村现存的锣鼓戏抄本《三请诸葛》，该抄本戏文前有姚继唐的志文一篇，文中认为“吾村有所谓杂戏者，不知肇自何时，意其田家作苦，岁时行乐，如唐风蟋蟀章之故事也。”黄竹三先生在此说基础上发文《锣鼓杂戏的历史发展、演出形态与当前生存状况》①，进一步认为锣鼓杂戏是晋南娱乐民俗与先民祀神信仰文化的结合体，沿至唐代又增入了礼佛内容和新的乐舞，乃至雏形的戏剧。李瑛的《晋南民俗风情与古代戏剧活动——试论锣鼓杂戏衍生的民俗环境》②一文探究了形成原因及民俗文化背景，也认为崇尚神明、娱神娱人的民俗需要促使了杂戏的产生。

2、唐代龙岩寺乐舞说

认为锣鼓杂戏源于唐代说法的代表文章为杨晓国的《龙岩铙鼓杂戏源于唐代考论》③、刘国华的《锣鼓杂戏形成时间小考》④和闫黎檬的《山西临猗锣鼓杂戏初探》⑤三文。杨晓国一文，以民间传说作为突破口，以史料为佐证探究锣鼓杂戏源流，先从宗教神坛上的马明王与爱看铙鼓杂戏的马明王开始辨析，认为与铙鼓杂戏有直接关系的马明王是唐代名将马燧，而且此人曾多次出没于猗氏龙岩寺之地；继之，作者又比较了唐代变文与铙鼓杂戏戏文，认为两者之间不仅韵语和散白行文非常相似，而且戏文中的演唱方法、内容使用的故事与题材类型也非常相像，即使两者的活动时间和地点、讲唱的形式都有许多相近；随后，作者又通过比较铙鼓杂戏与唐军旅乐、唐杂戏之间的关联，最终认为，龙岩铙鼓杂戏源于中、晚唐之际寺院的讲唱文化和方镇军旅乐舞文化之间的结合。刘国华一文通过比较各种起源说，认为锣鼓杂戏“不是外来的戏，而是当地的戏”，“临猗县三管乡及其新庄村等就是锣鼓杂戏的发源地”，“其起源的外部条件是，唐代的名将马燧爱好音乐，并且，在临猗县屯兵和在此去世、埋葬。他带来了唐代宫廷与城市的音乐舞蹈和比较初级、原始的戏曲。人民为了纪念他，逐渐形成了锣鼓杂戏，一直沿缘袭至今。”闫黎檬一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究，认为杂戏与唐末的社火节日文化、祭庙祀神等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通过其表演时间、地点、流程分析看出，“锣鼓杂戏”应源自唐末。

3、宋元百戏说

认为锣鼓杂戏源于宋元百戏说最初是由墨遗萍先生提出的，他在《蒲剧小史》著作中根据运城民间传说“关公战蚩尤”的故事考证，认为锣鼓杂戏属于宋代村落百戏之一，“起于宋真宗请‘关公战蚩尤’故事之时”。王亮的《锣鼓杂戏渊源初探》⑥一文也认为锣鼓杂戏在宋真宗时就已经是晋南一代的“村落百戏”，多参与民间迎神赛社活动，搬演“关公战蚩尤”的神怪故事。窦楷的《试论山西锣鼓杂戏》⑦通过从民间传说和演出形式、剧本反映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剧本的艺术结构受“讲史”艺术影响的结构三方面讨论，认为锣鼓杂戏产生于宋元之际。袁宏轩《也辨锣鼓杂戏渊源》⑧一文也从剧本本体及演出形式进行分析探究溯源，认为“锣鼓杂戏的剧本讲述大多为三国故事，作为通俗故事主要流行于宋代；唱腔单一，且只停留在具体人物扮演的艺术形态。”综合以上观点，锣鼓杂戏应该源于宋元交际的金代。

（二）探寻锣鼓杂戏的历史变迁

在探究其渊源的同时，对锣鼓杂戏的生成与变迁也有不少文章作专题研究。其中，王星荣和王潞伟发表在《戏友》期刊研究山陕梆子简史系列文章中就多次涉及锣鼓杂戏的演变，例如《山陕地区锣鼓杂戏之生成与元末梆子小戏的出现——山陕梆子简史（一）》⑨、《明代前期山陕梆子的衍变和对锣鼓杂戏的继承——山陕梆子简史（二）》⑩两篇文章中就对锣鼓杂戏及其梆子戏的产生至明代前期的继承发展进行了研究。文中认为山陕民间艺术的生成与其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及历代宫廷皇室巡祭和祭祀密切相关。就锣鼓杂戏而言，汉、唐和宋代历朝帝王将相远道而来祭黄河、祀后土、奏祀乐、献歌舞，为山陕一代音乐戏剧的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唐代讨叛名将马遂以其自身好乐直接影响了山西晋南歌舞的发展。宋代真宗祭祀后土，请值日神大战蚩尤，激活了河东地区各种民间艺术，使晋南杂戏附体于晋南民间传承的“乡人傩”，从而形成了锣鼓杂戏的初级形态。进入金代，山西临猗县龙岩寺修葺佛寺，上演杂戏，且有僧人介入，使锣鼓杂戏浸入礼佛内容，并形成相应的祭神祭祖仪式，锣鼓杂戏至金代末期基本定型。元明以来，虽然北曲杂剧占据了晋南神庙、赛社的主要舞台，然而与其他民间小戏一样，锣鼓杂戏以其独有的历史传统和艺术特色普遍流行于晋南各地城镇乡村，上演于各村大小寺庙，并对当地梆子戏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不断地促使梆子戏在未来逐步走向成熟。

（三）探析锣鼓杂戏的艺术特征

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剧种概说》“古老的锣鼓杂戏”一文中，从演出前的仪式、剧中场次、演出过程、剧中人物登场形式、戏文、伴奏、腔调、道白、角色等方面概括了锣鼓杂戏艺术的基本特征，其中对登场“念”词的句式特征分析以及文后提供的锣鼓杂戏的基本鼓点及曲调，对研究杂戏戏文和音乐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文集》中载有“关于锣鼓杂戏”（家滨、明索、希圣）和“锣鼓杂戏探源”（窦楷、袁宏轩）两文对锣鼓杂戏的艺术特征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前文多从锣鼓杂戏与蒲剧之间的异同比较出发，对锣鼓杂戏乐器使用、开场鼓点、演员上下场、服装、演出前仪式、角色、演员构成、剧本等方面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文中结语指出锣鼓杂戏与蒲剧之间“从剧目到唱腔特点都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文在探索锣鼓杂戏渊源时，通过实际考察、解析剧本内容以及与宋元院本杂戏比较后，认为锣鼓杂戏“继承了金院本的戏台演出形式，由上下场出入，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戏曲的上下场的连场形式”，又吸收了金院本人物表演的经验，介入地方语言特色形成剧种，而具体表演中的白、念、吟方式则是吸收了诸宫调和唱赚说唱的精华，再“以北方地区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为基础，形成了自己质朴和雄浑的独特风格。”而锣鼓杂戏的戏剧内容，则更多取材于当时的“讲史”。

李瑛的两篇文章《新发现的晋南锣鼓杂戏古抄本》⑪和《论仪式戏剧的情节模式——以锣鼓杂戏为例》⑫，则是近年研究锣鼓杂戏艺术特征的代表作。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古抄本为研究资料总结锣鼓杂戏的艺术特征。前篇文章中，作者主要通过新发现的七种锣鼓杂戏古抄本为分析参照，归纳了锣鼓杂戏的剧本内容表现侧重、艺术特征及其表演特点。认为锣鼓杂戏属于“说唱艺术向戏曲过渡的初级戏剧形态，剧本结构不分场次；人物装扮不分角色行当；没有音乐曲牌，表演时只说不唱，类似于‘吟诵’；叙述时主要是图解史料、追忆史实，而不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特殊角色‘打报的’类似于宋金杂剧中的参军色；舞台提示单一粗朴。”剧本中呈现的神秘莫测、光怪陆离的占卜和法术现象，充分反映出“民众意识深处的灵魂观念、鬼神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巫术意识等最原始最初级的宗教信仰。”后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间11种锣鼓杂戏古抄剧本的剧情开端、发展、高潮、结束分类审视，试图窥探锣鼓杂戏戏剧情节作为仪式戏剧所具有的基本模式及共有特征。

此外，以锣鼓杂戏的活态艺术追溯、比较、解析来总结其艺术特征是许多文章或多或少都要涉及的内容。郝若企硕士论文《万荣锣鼓杂戏研究》⑬从乐器配置、唱腔、角色设定三个维度，也比较万荣锣鼓杂戏和临猗锣鼓杂戏的异同，指出同文化背景下地方民俗对同一戏种内部结构以及音乐唱腔的影响；刘思齐硕士论文《晋南锣鼓杂戏调查研究》⑭对“晋南锣鼓”的生存背景、历史渊源、艺术形态、文化变迁及调式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后，进一步对晋南锣鼓杂戏的唱腔结构、锣鼓伴奏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杨永兵《晋南“锣鼓杂戏”的物质构成和形态特征》⑮一文，从乐器、乐队组合、剧目、锣鼓经等方面介绍了锣鼓杂戏的物质构成，从唱腔和锣鼓伴奏两方面也概括了杂戏的音乐形态特征。李瑛《晋南民俗风情与古代戏剧活动——试论锣鼓杂戏衍生的民俗环境》一文，也从锣鼓杂戏的历史渊源、演出形态、剧本反映的思想文化等方面来论述，并将锣鼓杂戏放置于古中原仪式戏剧的大背景中，同晋北赛戏、晋东南队戏、合阳跳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以上剧种在演出目的、仪式过程、演出内容、仪态形式方面具有相似性。

综上所述，溯源、变迁、文化特征研究是近几年古汾阴锣鼓杂戏的研究范围热点，从研究方法论上，因缺乏相应的古文献资料，解析其活态艺术和考察其生存环境成为研究河东锣鼓杂戏的主要手段。笔者认为，考察锣鼓杂戏的文化背景固然重要，但将锣鼓杂戏作为一种戏曲表演形式，视野聚焦在音乐本体也是十分必须和必要。这方面虽有零星文章对此做了探析，然而因缺少音乐学及传统音乐分析学、戏剧音乐分析学的理论基础，其分析结果还是略显肤浅，有待深层解析。

二、基于现状的音乐性思考

锣鼓杂戏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什么”是该项目必须清楚而且且行且思的课题。从上述关注焦点的音乐性缺失出发思考，锣鼓乐和唱诵腔调应该作为当下研究锣鼓杂戏音乐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其音乐性特点并探究其文化生态环境的构成是清楚这种古老戏剧保护与传承课题的重要环节。

从锣鼓杂戏的各种命名就可以看出，“锣鼓”“铙鼓”“咚咚嚓”这些与音乐直接关联的信息明确地告诉我们音乐在这一地方艺术品种中的重要位置。无论要将这一艺术归于宗教仪式表演剧种还是民间百戏的综合表演，音乐在其间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中国锣鼓文化历史悠久，而且自唐尧时期鼓乐就已经成为晋南大地祀礼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出现，临汾陶寺出现唐尧时期的鼍鼓、土鼓就是证明，《吕氏春秋·古乐》也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糜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那么，锣鼓杂戏作为中国杂剧发展探源的一个“活化石”，与表演相须的锣鼓乐和唱诵腔调是否也“历史悠久”？若“悠久”，会有多久？若不“久”，其乐何来？锣鼓杂戏的锣鼓乐和唱诵腔调是与是与仪式音乐（佛乐、法乐、道乐？）联系紧密？还是与当地民俗百戏用乐关联甚多？锣鼓杂戏中的音乐作为戏剧音乐的一部分，它与山西蒲州梆子音乐、眉户音乐、陕西秦腔音乐之间有无关联？等等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全面的、具体的来探究锣鼓杂戏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探索其锣鼓杂戏鼓乐方面，我们的研究中心主要应该放在对锣鼓乐的结构及其文化特征方面。这也是对其剧种本体以及与之关联的客体研究的视觉。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先追寻杂戏鼓乐在锣鼓杂戏中的地位，以此来获知鼓乐与唱腔、道白、动作表演、武打场面、戏剧开场和结束等关系，以更明确锣鼓乐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类型模式；其次，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杂戏鼓乐结构及其节奏特征，以探寻杂戏鼓乐的自身规律以及类型模式中的一般特点；最后，我们还要搞清楚杂戏鼓乐与地方民俗鼓乐的关系，以搞清楚杂戏鼓乐到底偏重于传统民俗礼仪音乐还是民间节庆娱乐时使用的鼓乐，由此可进一步完善锣鼓杂戏的渊源以及艺术形态的发展走向。

从鼓杂戏唱诵的腔调表面上看，其唱诵介乎于“有调”和“无调”之间。这一现象不禁使人联想起汉代存在的一种乐谱“声曲折”，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或者说这种唱诵腔调本身就以其自身特征自成一种“音乐”强调形态？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杂戏唱诵腔调自身的规式性和可变性特征分析来摸索其唱诵的一般规律，需要总结杂戏唱诵的腔段特征、唱诵腔调与剧词的关系、唱诵腔调与剧中人物角色的关系、唱诵腔调与角色情感变化的关系、唱诵腔调与锣鼓伴奏的配合关系等等。其次，从锣鼓杂戏唱诵的样态曲线对比汉代“声曲折”乐谱，探寻其间的关联，获知状声曲线谱与实际演唱之间的关系。最后，再从传统各种唱诵形态的文化形态多方审视，来探寻锣鼓杂戏唱诵艺术的归属。

锣鼓杂戏作为山西地方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了解其音乐性特征，不仅能窥探地方民俗文化的共有和个体特色，能了解其与蒲州梆子以及其它歌舞小戏之间的共存、共融、共发展的关系，而且能较为深层地探知到地方传统艺术审美的人文心态和精神需求。由此，对锣鼓杂戏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研究层面的理论意义。■

注释：

① 黄竹三.锣鼓杂戏的历史发展、演出形态与当前生存状况[J].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戏曲研究新论》,三晋出版社,2009:215-220.

② 李瑛.晋南民俗风情与古代戏剧活动——试论锣鼓杂戏衍生的民俗环境[J].长治学院学报,2009,(01):4-6.

③ 行乐贤.河东戏曲文物研究[M].杨晓国《龙岩铙鼓杂戏源于唐代考论》[J].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72-98.

④ 刘国华.锣鼓杂戏形成时间小考[J].民族音乐,2016,(01):24-28.

⑤ 闫黎檬.山西临猗锣鼓杂戏初探[J].环球人文地理,2014,(24):68-69.

⑥ 王亮.锣鼓杂戏渊源初探[J].黄河之声,1997,(03):22-23.

⑦ 窦楷.试论山西锣鼓杂戏[J].文史知识,1996,(04):51-56.

⑧ 袁宏轩.也辨锣鼓杂戏渊源[J].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2):85-86.

⑨ 王星荣,王潞伟.山陕地区锣鼓杂戏之生成与元末梆子小戏的出现——山陕梆子简史（一）[J].戏友,2019,(05):7-11.

⑩ 王星荣,王潞伟.明代前期山陕梆子的衍变和对锣鼓杂戏的继承——山陕梆子简史（二）[J].戏友,2019,(0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