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康林

随着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持续拓展，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逐渐从隐秘的幕后走向显耀的前台，成为人们分析世界格局及其基本走势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这表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从学术话语上升到政治话语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从源头上深刻领会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出场逻辑，在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双重语境中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问题域与方法论，对我们应对当今“一体化的世界”及其百年大变局中的若干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兼具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双重特征。新航路成功开辟和推动了欧洲迈进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世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被纳入欧洲人的知识视野，极大拓展了欧洲理论界的问题视阈。如何看待地球上的非欧洲民族？是什么力量将地域性的世界各民族逐渐联结成为一个普遍交往的有机整体？世界各民族如何才能实现永久和平与普遍自由的共同理想？维柯、伏尔泰、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从不同层面回应了上述“世界历史”时代的前沿课题，马克思则在批判和清算唯心史观的过程中实现“世界历史”思想的重大变革。

面对现实世界与哲学原则之间的巨大张力，走出象牙塔的马克思转向“从现实问题中找答案”，逐步放弃理论研究的“德国立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迫切要求哲学冲破令人费解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5、76、220页。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走出纯粹的哲学思辨，转向现实世界的利益冲突去解决有关时代的哲学争论，这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逐步超越偏狭的“德国立场”。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的重要论断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这一概括性结论形成前呼后应的对照关系，科学的实践观作为马克思阐释“世界历史”的根本原则已经确立起来。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及其狭隘的“德国立场”进行彻底清算，站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系统阐述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是“绝对精神”瓦解过程中产生的“新化合物”，但他们依旧是一群“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整个黑格尔派把彼此之间的理论争论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而在马克思看来，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德意志的民族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来分析和批判黑格尔派所进行的种种喧嚣吵嚷。“站在德国立场上”的黑格尔派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在他们看来，“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但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站在德国立场上”的哲学家们由于时常遗忘“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现实事件”，他们眼中的“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

马克思所说的“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所说的“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超越德意志民族中心主义的偏狭立场，确立“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的价值旨趣；另一方面是指有别于一般德国哲学家考察历史的方法，黑格尔派从来不按照“历史本身的尺度”考察历史，费尔巴哈则把“历史的尺度”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而马克思考察历史的方法则是真正“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马克思这种历史考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他们“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01、512、513、514、515、531、547、506、525、525页。。

“现实的人”所进行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生产能够维持生计的物质生活资料，二是满足需要的活动所引起的新需要，三是种的繁衍，这三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着的”。人们在这些“同时存在着”的共同活动中发展自己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自觉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在劳动创造的依次交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通过变革彼此间的交往活动而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在各个世代的纵向交替过程中，人类的横向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在黑格尔那里，“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普遍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其目的在于实现“普遍自由”的先验使命。黑格尔“站在德国立场上”以哲学的尺度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其思想存在进步论与目的论的内在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确立考察历史的“新出发点”，从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过程中深刻揭示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实践生成逻辑，才能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作出完全有别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科学阐明。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正是坚持“德国以外的世界视野”，马克思在论证“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时所援引的佐证材料是英国的机器发明在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引起“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以此证明英国大机器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那样把只具有地域性意义的哲学批判吹嘘为世界历史性的变革。马克思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看作是完全物质的实践行动，而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抽象行动，这种实践行动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人通过吃、喝、穿等行动都可以证明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虽然都把辩证法贯彻到“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阐释过程之中，但二者所坚持的辩证法却存在重大差别。黑格尔所坚持的“世界历史”辩证法是“从天国降临于尘世”，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从尘世上升到天国”。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标志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机器大工业才能迅速消灭“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才能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这标志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已经从人类的“普遍历史”“全部历史”“整个历史”或“整个世界”转向凸显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世界交往”或“普遍交往”。地域性存在的个人只有融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大格局之中，才能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个人而直接与世界历史建立丰富的联系。“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3、214、540-541、566、560页。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与“交往成为世界交往”是同义语，它们都是以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现实前提的。作为思想形态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推动人类从封闭离散的地域交往迈向开放联动的世界普遍交往，使各民族的生存境遇、阶级结构、发展道路、时空秩序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革，进而与整个世界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进一步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交往成为世界交往”的现实历史，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完成时，作为“结果”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依然处在实践生成的发展状态。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重点记述了作为“过程”中实践生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补齐了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缺环，使得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实践生成逻辑作为“艺术的整体”呈现出来。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问题域”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思想的创立过程是同程互动的。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上对“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与“交往成为世界交往”作出了符合事实的一般科学阐明，“世界历史”思想同样拓展了唯物史观的问题视阈和理论空间。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与“问题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时代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世界普遍交往时代境遇中的资本逻辑、秩序危机、自由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论等重大问题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问题域”。马克思通过对这些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剖析阐释，深刻揭示了世界普遍交往时代境遇下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一)世界普遍交往中的资本逻辑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奥秘“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46页。《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集中体现，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需要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认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198页。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的世界普遍交往是服务于资本增值活动，它把一切社会资源都纳入到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交往格局之中。随着商品经济日益成为社会结构中普遍的经济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日益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198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的深入分析，找到资产阶级(资本的人格化)建立世界普遍交往的奥秘。“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交通工具的重大变革正是在资产阶级“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客观需要推动下实现的。随着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积累像“滚雪球”一样吞噬一切，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取代其他落后的资本形态，在世界历史舞台上逐渐取得划时代的统治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46页。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不断加剧，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于也随之加深，以至于劳动者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的支配，而世界市场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就像“核聚变”一样，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资本集中，并将各民族“强行拉入”世界市场的关系网中，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性质。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竞争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只容许“现实的自由”发展到一定的限度。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和劳动高度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外壳根本不能容纳和消化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客观存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就会发展到它的极限和边界。资本主导世界普遍交往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在推动世界交往革命的过程中扮演着“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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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普遍交往中的秩序危机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本质上是其国家秩序的空间延伸，而资产阶级国家秩序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利益在上层建筑层面的集中表达。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旨在确立、维护和强化资产阶级的世界霸权，世界贸易与世界殖民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在世界舞台上昂首阔步，傲慢地向一切阻碍自由贸易的敌人发起挑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甚至“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4页。。从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秩序到世界秩序，都渗透着资产阶级以文明的名义赤裸裸地统治世界、瓜分世界的强盗逻辑。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实现了全球空间秩序的大翻转。资产阶级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城乡矛盾、国家矛盾或民族矛盾、文明冲突，维持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旨在通过延缓“走向死胡同”的时间以拓展资本主义苟延残喘的空间。世界舞台原本无比广阔，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却时刻储备着冲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力量。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因为“生产的不断变革”(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使它的社会状况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在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中，不论是生产机器的改进革新、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良，这些生产力都旨在排挤劳动者，让劳动者处于过剩状态、让劳动群众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邪恶的基础上”的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即便推动生产力取得前所未有的新进展，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世界历史性的社会对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对立，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令人陶醉的进步时代”。“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频繁发生，“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无法克服的顽疾。虽然资产阶级占领了世界市场，建立了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世界交往秩序，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在积蓄酝酿更大的世界危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的世界交往秩序必将走进“死胡同”。

(三)世界普遍交往中的自由实现问题

如何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是西方哲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世界普遍交往的建立为人类实现普遍自由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康德认为，人类要摆脱动物本能状态，就必须“有一个合乎计划的历史”(3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通过启迪人类的理性之光以构建起超越丛林法则的世界秩序，相距遥远的世界各民族可以通过缔结“公开合法”的和平契约，将其人民纳入“世界公民体制”之下，整个人类就可能开启“永久和平”的新纪元。恩格斯曾评价道，“康德及其永久和平的思想在这个国度(德国——引者注)里会受到火刑”(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康德“实践理性”的普遍自由是不现实的，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建立社会契约就等于要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理性观念中达成“自由竞争”的共识，这种“永久和平”的普遍自由回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黑格尔曾说:“‘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3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第503页。黑格尔将“自由”放置于“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之上，预示着人类追求普遍自由的美好理想。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虽然蕴含着某些深邃洞见，但这对“现实的人”摆脱实际的苦难和压迫却无济于事。黑格尔看到市民社会的混乱无序性，主张通过理性国家的制度建设引导市民社会走出纷争矛盾的自然状态。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已经认识到所谓的理性国家一旦遇到现实利益冲突，就会放弃它所标榜的理性、自由、公平、正义等原则而代表有产者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基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经验事实与发展过程，重新构建人类“自由实现”的辩证图景。大工业开创了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它使人们“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然而，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中，少数资本家阶级操控着世界交往的实质内容，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广大无产阶级却长期处于被剥削、被遗弃的悲惨地位，受到世界市场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马克思虽然曾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实际上，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的解放作用依然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承认资产阶级之间的自由竞争，而工人阶级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奴役自己的世界历史性异己关系。社会契约论者预设了“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美好理想，只要把君主权力关进笼子，把国家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干预降到最低，就能实现人类“原初状态”的个人自由，这为追求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最多只能带来有产者阶级之间彼此竞争的自由，只能带来有产者阶级内部有局限性的狭隘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整个人类的普遍自由。工人阶级在“资本联合”的世界普遍交往格局中变得“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只有选择被不同资本家雇佣的自由，但始终不能摆脱“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也不能摆脱来自世界市场的异己力量的奴役和支配。在马克思看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人类才能构建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迈向永久和平的新纪元。

(四)世界普遍交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无产阶级的事业要求世界性的革命实践场域，通过大工业建立世界交往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40页。。正是依靠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同样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即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他们“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他们被排斥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之外。现代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它们随着大工业的世界扩张而突破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现代交通为他们走向联合提供了现实可能。“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40页。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聚合效应，它使工人阶级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同时也使工人阶级深受来自世界市场这个异己力量的奴役、压迫和支配。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尽管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必将排挤其他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各民族内部阶级结构的“趋同性”。那些“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1、538、542、541、567、567页。；那些工业不发达国家及其工人必将由于不可回避的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之中，而遭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剥削。在大工业中崛起的现代无产阶级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苦难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687、538页。现代无产阶级与其事业的世界历史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却没有洞察到这一点。比如，小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跟封建贵族追求的社会主义很类似，他们都是企图把现代生产力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0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687、538页。。因而，只有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0页。。马克思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与“交往成为世界交往”的时空境遇中探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科学判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五)世界普遍交往中的跨越论问题

人类社会在现代大工业的推动下进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间的发展道路越发表现出整体联动性的时代特征。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发展趋势及其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得出“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揭示了世界普遍交往时代格局下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般图景。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西欧和北美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将率先同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进而逐步引领世界上其他受压迫民族共同获得解放。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农民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的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俄国“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通过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进而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明确反驳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俄国农村公社如何才能获得“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呢？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俄国农村公社必然面临瓦解的历史命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认为，俄国只有零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却拥有保存完好的依靠“劳动组合”进行生产的农村公社，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因而，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俄国民粹主义者忽视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彼此孤立性，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面对封建主和高利贷者的双重残酷剥削，进行反抗的各公社之间不能建立紧密的联盟，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得俄国农村公社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687、538页。的重要论断遥相呼应。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俄国农村公社为什么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新生呢？在马克思看来，因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582、464、590、582、396、389、587、399、571页。，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466、463、574页。，它可以不必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进入社会劳动生产力普遍发展与每个人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形态。马克思关于“跨越论”的具体结论是探索性的，这种理论探索也是非常严谨审慎的。马克思的“跨越论”直接对米海洛夫斯基给他带来“过多的荣誉”和“过多的侮辱”(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466、463、574页。做出了理论澄清，旨在消除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解和误读。马克思没有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466、463、574页。所做的努力作出任何主观评价。马克思关于“跨越论”的探索性结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的世界普遍交往作为历史前提的，相比之下，俄国民粹主义者关于俄国农民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彼此孤立的观点则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局限性。“跨越论”不能离开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实践格局，也不能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孤立实现。马克思的“跨越论”直接回应俄国农村公社能否不经过“自杀”获得新生的可能性的具体问题，也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越发具有普遍性的新问题，即“后发国家能否在、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跨越式发展？”马克思给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回答，即“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466、463、574页。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65)《列宁专题论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358页。“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具有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方式必然存在殊异，它们扮演的角色同样存在历史的差别。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先发”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与其先进成果实现“跨时空对接”，进而促进本国实现跨越发展。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是富有时代性与前瞻性的深邃洞见。马克思在世界普遍交往初现端倪之时，通过对诸多相互联动的世界历史性前沿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初步勾勒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图景，马克思的许多科学预言已经被日益频繁紧密的人类世界性交往所证实。马克思所探讨的诸多世界历史性重大课题在当今时代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马克思所阐明的世界普遍交往总体处于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中，面对当今充满矛盾的“一体化的世界”及其百年大变局，我们更加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

第一，强化“世界历史”的问题意识，积极面向世界普遍交往中的前沿重大问题，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曾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高度把握时代问题，可以更加深刻洞察时代问题的本质。马克思虽然不能亲自参与当今时代的若干理论论争，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却鲜有缺席。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持久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普遍交往中实践生成的前沿重大问题。

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贯穿这些社会问题的主线是“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敏锐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马克思这些重要判断是富有远见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二百多年的“串联发展”取得当今的现代化成就，它们同样率先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为西方学者的理论发展提供鲜活的素材。西方理论界率先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当他们开始探讨劳动异化、大众文化、生态危机、空间正义、代际公平等前沿问题并取得相关成果之时，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程度，这必然产生理论问题的时空错位现象。世界各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具有相似性与殊异性，我们既要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及其中国形态，更要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串联逐步”与“并联同步”融合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问题。我们迫切需要走出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学徒心态”，以更自信、更具批判精神的姿态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7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日益展现出来，现代性或后现代问题的中国形态也将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前沿问题。每个大国都力图在世界普遍交往中构建具有独特标识的现代性发展话语，向外界传播本民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以扩大本民族话语的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中国话语，在理论上全面阐释“人类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中国方案。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树立“世界历史”的问题意识，敢于瞄准人类在“一体化的世界”中面临的突出前沿重大问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推动理论创新，在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双向互动中拓展理论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解决“一体化的世界”中人类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公共难题作为现实依据的。习近平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7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既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又要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中国方位和中国坐标，拓展中国问题的世界视野，进而增强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第二，倡导世界普遍交往中的“共同价值”，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5页。资产阶级在其所到之处都“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资产阶级在拓展世界市场的同时，同样会不留余力地使其价值理念获得世界性的普适意义，并把它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弗朗西斯·福山曾说：“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7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福山“历史终结论”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在普遍交往的“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世价值”，又要敢于承认人类社会在世界交往中日益生成的“价值共识”。

这样的价值共识应该是什么呢？它们应该遵循什么价值排序呢？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的一般性辩论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7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习近平概括的“共同价值”虽然在话语表达上与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表达存在重叠，但二者存在重大差别。从价值排序来看，西方“普世价值”是把“自由”与“民主”放在优先位置，“共同价值”则把“和平”与“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西方“普世价值”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共同价值”的立足点则是整个人类的普遍福祉。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特有的私有物品，而是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共识意义的“公共的财产”与“世界的文学”。在现阶段，与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相呼应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即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76)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434页。随着人类交往活动不断深入，人类将产生更多新问题与新诉求，人类必将在“共同价值”中增添反映时代迫切诉求的新内容。随着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化拓展，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必将随之而拓展。“共同价值”是以实现“合作共赢”作为根本追求，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渗透着“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面对当今这个充满矛盾纷争的“一体化的世界”，我们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交往逻辑，坚持以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为引领，逐渐缩小发展鸿沟，在促进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中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第三，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当今充满矛盾的“一体化的世界”及其百年大变局，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于变局中开新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得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平行发展格局被打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用“三个从属”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资产阶级通过世界殖民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如果说五百年前的“世界大变局”发生于“原始封闭的离散性民族历史向普遍交往的开放性世界历史转变”的开端，那么当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发生于人类交往空前紧密的“一体化的世界”。当今世界的“百年大变局”是多方力量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动态局势，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权力结构与治理体系随着后发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而出现不适应的迹象。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80%以上，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体力量。面对世界“百年大变局”，我们需要在认识论上超越“东升西降”或“南升北降”的零和博弈思维方式。如果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升解读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下降，把非西方的崛起解读为“西方的没落”，这必然会造成诸多误导。实际上，在充满矛盾的“一体化的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总体处于上升状态，只是发展中国家上升的速度更快，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这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如果对当今世界的百年大变局进行“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片面解读，必将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逻辑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今世界的“百年大变局”所要变革的应该是传统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关系”，但决不是重构“从属关系”或“依附关系”，更不是与一体化的世界“脱钩”。普遍交往中的“一体化的世界”拥有广阔发展空间，零和博弈交往逻辑必将加剧“一体化的世界”的矛盾冲突，进而压缩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唯有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才能引领这个充满矛盾的“一体化的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变化是世界普遍交往中的常态，我们需要秉持“变革与开放”的姿态面对当今世界的百年大变局，坚持战略定力与底线思维相统一，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容应对百年大变局中的风险与挑战，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四，重视“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功能，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史学价值。历史学与历史观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构筑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或关键部分。马克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也毫不掩盖新唯物主义世界历史观所蕴含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内在地蕴含着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世界革命意识形态，虽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具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但“世界历史”范畴的意识形态功能应该予以重视。苏东剧变前后，“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世界上广为流行，但“去意识形态”所要去除的并不是所有意识形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世界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它与编撰世界历史学没有关联。这种观点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简单割裂开来。历史哲学需要以历史学作为基础，历史学研究同样需要历史哲学来提高研究层次。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极大促进中国世界历史学的研究。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79)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吴于廑先生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作为方法论基础运用于当代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构建，从纵向演进与横向扩展相结合中把握“世界历史”实践生成的内在逻辑，初步构建世界历史学的中国话语。当前，我们既要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功能，也要充分肯定马克思本人的历史积淀在促成这种哲学思维跃升过程中的地位，进一步挖掘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史学价值。“新时代的中国”处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作为方法论贯穿到当代史学研究中，努力构建彰显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的中国话语。

结 语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创立于现代意义的人类普遍交往初见端倪的大变革时代，马克思关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科学判断已经被人类日益深化的世界性交往所证明。马克思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时空境遇与实践格局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而不是纠缠于那些落后于时代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劲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需要思想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思想必须从时代的重大前沿问题中产生。时代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随着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向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化”前沿重大问题，推动理论创新越发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当今“一体化的世界”处在百年大变局，我们在立足中国问题的同时，需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拓展中国问题的世界视野，在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良性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在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发展难题中，努力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把这个充满矛盾的“一体化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贡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