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弋桓， 黄兰堞

(1.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2.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叹词是语言系统里一类特殊的词，在句子结构中具有句法独立性。古希腊时期的语法学家认为叹词像副词一样，能够“修饰”动词，将叹词看作副词的一个小类。罗马时期，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为了保持词类数目为八种(1)八种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该词类体系由公元前1世纪左右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在《读写技巧》一书中提出。八种词类这一划分体系一直从希腊时期持续到中世纪末。的传统体系，叹词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中世纪语法学家重新回归古希腊传统，认为叹词与动词关系密切。文艺复兴时期，叹词与副词、连词、介词一起被归为“小品词”。这一分类法得到后继语言学家的支持。比如叶斯柏森不赞成把叹词单独划分为一类，他认为叹词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专作感叹用的词，这些词中部分词有着日常语词里没有的声音，如骤痛时发出的吸气声“f”，或不太适当地被拼作“tut”的停止吸气的声音，以及一些由常用声音构成的词如“hullo”和“oh”。另外，叹词也包括一些来自日常语言的词，如“Well!”“Why?”“Nonsense!”。叶斯柏森认为第二种情况中的词唯一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能够单独地作为完整的话语，一旦用在其他地方就要归入不同的词类，因此不应该把它们与日常用法分开，而那些只能用作叹词的词归入小品词最为妥当[1]。小品词没有词形变化，把叹词归为小品词，实则又回到了传统语法的思路，即把无屈折变化的词归为一个大类，但这一做法明显无益于对叹词的认识。

Bloomfield首次把叹词分为原生叹词和次生叹词，他指出原生叹词是一些特殊的词，如“ouch, oh, sh, gosh”，次生叹词是一些带有特殊结构的短语，如“dear me, goodness me, goodness gracious, oh dear”[2]185。Ameka不赞成Bloomfield 将叹词短语与叹词混淆的做法，认为应当区别二者，叹词不应该包括短语的形式。不过，Ameka沿用了“次生叹词”这一术语，认为次生叹词可以作为话语使用，比如情感表达“Shame!”“Bother!”“Drats!”，紧急呼喊和引起注意的“Help!”“Fire!”“Careful!”，詈语和禁忌语“Damn!”“Hell!”“Heavens!”“Christ!”等[3]111，即叶斯柏森提及的第二类叹词。Wierzbicka以感叹程度的高低作为评判标准，认为来自其他词类的如“Christ!”“Hell!”“Damn!”是不是叹词取决于其意义中是否包含原词的意义。如果“Hell!”的语义公式中包含名词“地狱”，它就不能归为叹词；如果其语义公式中不包含名词“地狱”，就可以归为叹词[4]165。Padilla Cruz不同意这种区分，他指出原词的意义一直保留在一些次生叹词中，这也因此影响到这些叹词的表达能力[5]254。近年来，国内学者刘丹青明确提出“实词叹词化”的观点，认为动词、副词、形容词和名词等实词或相关短语可以凝固化，从而用作次生叹词，比如“给！”“是！”“对！”“不！”“好！”“天哪！”“好球！”“晕！”“糟糕！”等是独立成句的叹词。针对把短语形式归入叹词这一做法，刘丹青认为这种即时反应的短语已无词汇替换性，并且失去组合和扩展能力，整体发生了叹词化[6]。

对于叹词的意义，最初主要关注其情感意义。随着叹词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从叹词仅表情这一观念中摆脱出来，加上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更加认识到叹词还具有其他意义，比如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此外，跨语言的研究让学者们意识到叹词还包含文化意义。可见，叹词的意义与语义、语用甚至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二、情感意义

最早把叹词划分为独立词类的是公元1世纪时期的语法学家和文学家雷米乌斯·帕莱蒙(Remmius Palaemon)，他指出叹词只表示情感，并无其他意义[7]65。拉丁语语法学家普里西安(Priscian)及其同时代的学者们也赞成叹词表达情感，认为叹词主要反映人的感觉或心态[3]102。中世纪的语法学家沿袭古希腊学者的观点，如埃尔福的托马斯(Thomas of Erfurt)将叹词解释为用修饰动词或者分词的方式来表意，同时表示感觉与情感的一类词[7]93。

传统研究认为叹词纯在表情，不包含任何指称内容[8]，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到之后的研究。比如Bloomfield提到当遭受强烈刺激时，“感叹式的小型句”即单独使用的叹词就会出现[2]185。Goffman也强调叹词的情感义，将叹词定性为“回应的喊叫”，认为叹词出自人们情感自然的溢出、感觉的泛滥及正常约束的爆发[9]99。Eastman认为叹词的功能重在表达，并指出一切叹词的相同之处是叹词意义中占优势的是情感意义而非指称意义[10]282,285。坚持叹词具有情感意义，是早期汉语学界的主流观点。从马建忠认为叹词用以“记心中不平之鸣也”[11]，到黎锦熙称叹词为“情态词”，认为它只是一种独立的且用于表情的声音[12]，后到高名凯提出叹词来源于表情色彩的语音，是情感情绪“自然的流露”[13]，再到刘宁生指出抒发情感的叹词不仅最典型，数量还最多[14]。学者们都强调叹词表情的一面，主张叹词以表达情感为主，还可从语言起源假说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关于语言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假说，其中“感叹说”认为语言活动起源于人类的喊叫，比如人感到痛苦或害怕时发出的喊叫，因而最早出现的词是叹词，凸显叹词的表情功能。

之后的研究虽然不再单纯谈及叹词的情感特征，但突出说明的仍然是叹词的心理状态特征。Wierzbicka主张叹词能表达诸如“I feel…, I want…, I think…, I know…”等说话人当下的心理状态或心理行为[4]164。Ameka基于叹词特定的交际功能和表达的意义类型，将叹词分为表情、意动和寒暄三大类。表情类叹词关注说话人的心理状态，又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小类，前者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情绪，如“Yuk!”(I feel disgust)，“Wow!”(I am surprised)，“Ouch!”(I feel pain)，“Ugh!”(I feel disgust)；后者表达说话人的知识与思想，如“Aha!”(I now know this)，以及埃维语(Ewe)中的“Eh!”(I now remember)。意动类叹词强调说话人的意愿，它针对听话人，或是为引起某人的注意，或是要求某人采取行动或做出回应，如“Sh!”(I want silence here)，“Eh?”(I want to know something)。寒暄类叹词用于建立和保持联系，主要包括一些反馈语，如“mhm, uh-huh, yeah”，以及用于问候、告别和欢迎的叹词。尽管提及不同分类，但Ameka认同叹词重在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态度，同时叹词的使用也源于对某具体情境的反映。他还指出次生叹词虽然携带原词的意义，它们一样可以独立使用，从而表达人的心理状态或态度[3]106-114[15]4。

与Ameka对叹词的分类类似，国内学者马清华也把叹词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表情、表态和表意。他认为叹词的发展有一个顺序，按照从表情叹词到表态叹词、再到表意叹词的发展历程，从而数量丰富、成员多样[16]。郭攀则基于历层研究模式，主张叹词的意义只能是情绪，故而叹词专指狭义叹词，只表达喜怒哀乐等感叹义[17-18]。需要注意的是，叹词成员复杂，并非所有叹词都典型地表达情感情绪，对于叹词意义的分析应该结合当前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改变仅局限于对叹词的情感状态加以阐释的做法。

三、概念意义

作为概念论者，Wierzbicka、Wilkins与Ameka等学者在承认叹词具有情感意义之外，指出叹词还具有概念意义。要分解出叹词的概念意义，需要运用一种语义分析理论——NSM理论。NSM理论即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该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基本思想是主张采用“概念基元”这一释义单位，将语言成分分解为一个命题或一系列命题。概念基元也叫“语义基元”，是通过精心选择，从不同语言中提取出来的用于释义和解释的最简词汇，表达形式较为多样，可以是“I, you, now, this, that”这样的词，可以是短语成分，也可以是黏着语素等。

Wierzbicka认为表达说话人心理状态的叹词包含着一些概念内容，反映在其语义公式中。例如，“Oops!”的概念内容可以解析成——I now know: I did something bad.Something bad happened because of that.I didn’t want it(to happen).I would not want someone to think that it is very bad(I feel something because of that.)[4]163[19].借助NSM理论将叹词分解为一系列命题，对于理解叹词的语义来说效果明显：一是可以在深层次上领会叹词在各种语言中的具体语义；二是可以准确掌握叹词语义中显示出来的细小差异。但完全基于语义来释义没有考虑语境在叹词释义中的作用。

Wilkins不赞同Wierzbicka稍极端的语义观，认为叹词意义的理解离不开语境。语境中叹词能够传递命题内容(即概念内容)仰仗于它所具备的两大特点：指示性与规约性。指示性特点确保叹词能成功指示语境中存在的实体，再借助这些实体来填补包含着叹词的命题中的论元位置。在叹词语义结构中含有基本指示成分，如“I, you, now, this, that, here, there”等，需要结合具体说话时间方可清楚释义。例如，想要完整解释澳大利亚中部阿伦特语(Mparntwe Arrernte)中的意动类叹词“Me!”(take this!)，必须考察相关语境因素，找到与该叹词有直接联系的指称性论元，如特定的说话人、明确的听话人、正在转移的东西、准确的说话时间等[20]138[21]381。Schourup也强调对叹词的理解不能避开当下，认为叹词是针对实际说话时刻，关于说话人怀揣何种心理状态的说明[22]1042。Clark和Fox Tree同样提出叹词意义中包含其出现时间这一特定内容，因为不同时间说出的叹词意思并不相同[23]。Evans指出，Wilkins等学者提及的对于包含叹词的命题，只用指示替代的方式，依靠语境来确定论元指称，实际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复杂的推理解释必不可少，如被请求行为的性质、行为执行者等都离不开推理。例如，麻亚里语(Mayali)中的叹词“mah”(time to do something)，若缺少推理，就无法确定行为执行者及行为性质[24]229,240。Wilkins接受这一观点，同意除借助语境因素来确定命题论元外，对叹词的理解还包括复杂的会话推理过程[15]3。另外，叹词命题内容的传递还仰仗其规约性特点。规约性特点指有的叹词倾向于出现在类似的情景中，频繁的复现率让它们与特定的情感相联系继而固定化，如叹词“Wow!”表示惊讶，“Ow!”表示痛苦。规约性特点的另一表现是叹词在语境中非常稳定，如果选用其他叹词去替换，在意思上可能难以契合[20]149-150[21]380[22]1044。

Padilla Cruz支持叹词具有概念意义，他补充了几点看法：第一，叹词的使用有严格限制，受固定条件制约。第二，叹词的使用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势，一些叹词用于特定语境来表达某种情感、感觉或态度，说明叹词必定是与概念内容这类更具体的东西联系起来。第三，韵律特征会影响叹词的表意，但无法影响叹词的归类。如叹词“wow”可以表述为高降调、低降调、降升调或升降调，分别表示轻微的惊讶、完全的惊讶、不愉快的惊讶或意想不到的惊讶，各类惊讶虽有变化，但都是同种感觉或情感的不同表现。第四，叹词是习得的。通过学习母语或第二语言，人们既习得叹词，也习得与叹词搭配的概念。此外，叹词的翻译也非易事，因为不同语言中叹词的概念映射并不相同。Padilla Cruz还强调叹词的概念内容表现出层级性，有的概念内容是模糊的和一般的，有的概念内容则较为具体[5]252-261。

主张叹词具有概念意义，并不是坚持叹词意义中一定包含像NSM理论主张的“I”“you” “here”等指示成分，而是说叹词的意义须根据其使用时的特定情境来确定。国内研究几乎没有提及叹词的概念意义，一般都认为叹词既无指称也无陈述，故不表示概念义，只表示某种感情意义[25]。不过，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叹词表义的复杂性，如刘丹青提出需要重新定位叹词的表义作用，认为叹词与情感情绪表达有区别，甚至相距甚远[26]150。

四、程序意义

与概念论者相反，利用关联理论来研究叹词的语言学家不同意叹词具有概念意义，主张叹词具有程序意义。Wharton列出六点缘由来支持这一观点：第一，根据Fodor的说法，Wierzbicka倡导将叹词解析成一系列公式的方法并不可靠，因为无论叹词的定义多么复杂，总会有反例出现。第二，当叹词与不同的语调和面部表情等副语言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其交际内容比概念结构所能预测的更模糊，但副语言现象编码并不明显。第三，叹词的交际内容依赖于语境，似乎不太可能认为语用/语境因素对叹词解释的唯一贡献就是分派指示成分，概念论从根本上低估了语用/语境因素对叹词理解的贡献。第四，叹词保留了自然性和自发性因素，这表明叹词介于自然和语言之间，是部分编码、部分自然的，而概念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第五，叹词不等同于它在概念上的对应者，如在“Ow, I feel pain.”一句中，“ow”不能替换成“I feel pain”，因为会面临概念重复；在“If I feel pain, I’ll tell you.”一句中，“I feel pain”也不能替换成“ow”，因为叹词不能嵌入从句中。可见叹词没有编码概念结构。第六，概念表征都具有逻辑属性，可以为真可以为假，因此一个概念表征可能跟别的概念表征存在冲突，或跟别的概念表征互为暗示，同时概念表征还能作为逻辑推理规则的语言输入。但是，这些属性似乎并不为叹词所有[27]178-183。

根据上述观点，Wharton提出叹词编码的是程序信息，叹词显示出对关联的一种指向性(2)Wharton认为人们倾向于寻求关联性是认知效率提高的结果。，能保证交际者获得较高层次显义。换言之，叹词是较高层次显义的指示词，含有言语行为或命题态度信息，可以指示听话人通过构建较高层次显义，来嵌入言语行为或命题态度描述下所表达的命题。如“Aha! You’re here.”“Yuk! This mouthwash is foul.”两个例句中，叹词都紧跟着一个命题，但性质各不相同。前一句中，叹词投射出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The speaker is surprised that I am here.”为句子较高层次显义的具体描述；后一句中，叹词传递出说话人对像“mouthwash”这种产生特定反应的感知或物体的态度，此时无法构建较高层次显义。叹词还可以独立使用，如孩子吃药觉得苦，脱口而出的“Yuk!”，该叹词主要表露说话人的内心状态，传递出他的感觉。这种独立使用的叹词并无需要嵌入的命题内容，它本身也不传递较高层次显义[27]188-193。可见，Wharton想要证明叹词会以不同的方式编码，并由此主张叹词位于“显示”(showing)和“言明”(saying)这一连续体的不同位置上，部分是自然，部分是编码的。

对于Wharton的观点，Padilla Cruz持不同意见。他指出叹词若编码程序信息，编码的指令应该一样，并且在所有语境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而不像Wharton所说，叹词与命题同现跟叹词单独使用时会出现不同的编码指令，前者鼓励听话人构建较高层次显义，后者激活态度概念或态度描述[5]250。Waaszewska认为运用叹词的程序理论来解释叹词与命题同现的现象有效，但无法解释叹词独用的现象。因为后者不存在可以运作的对象，而假如没有同现命题构成较低层次显义，将难以预料在要构建的较高层次显义中能够嵌入何种内容[28]，可见程序理论存在缺陷。

虽有质疑，Padilla Cruz仍然支持叹词编码了程序信息，他还将这一结论扩展至意志类叹词，认为程序信息发挥指令的作用，鼓励听话人在语境材料的帮助下，以更完整的方式理解说话人表达的诸如信息意图等内容。如果是情感类叹词，程序信息会刺激听话人寻找说话人所体验或表达的情感、感觉或态度指向的目标，以及情感、感觉或态度的来源；如果是意志类叹词，则鼓励听话人搜索说话人希望某人做的事或不做的事，包括此人的身份。总之，Padilla Cruz同意Fraser的观点，赞成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彼此存在，互不排斥，二者随时间和语言的发展而变化，叹词同时具有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29-30]。Waaszewska也认为假如叹词能激活命题态度或言语行为描述，将离不开某种概念基础，不管这一概念基础有多微弱或有多模糊。这些观点促使Wharton对之前的结论进行修正，承认叹词具有一些概念内容[31]。Wilson则认为语言如果编码了概念信息与程序信息，那么程序信息要优先于概念信息，因为二者相比，程序信息作用更明显，它能激活人思维中的特定程序，比如寻找具体指代对象、激活或限制概念、在信息项目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系等[32]。

综上，Wharton等人主张叹词传达程序信息，可以引导交际者推断出较高层次显义，将叹词看作较高层次显义的指示词。国内也有学者提及叹词的指示功能，如陆镜光研究出现在汉语方言中的叹词，指出有些叹词功能不单一，它们既具备身为叹词本身的特征，又能起到指示的功能，帮助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事物上，这种叹词即“指示叹词”，如粤方言中的“呢”和“嗱”、吴方言中的“喏”、长沙话中的“喋”等[33]。方言叹词的研究拓展了对汉语叹词性质的认识，比如陆镜光主张指示叹词与指示代词关系密切，有的指示叹词或可演化为指示代词。刘丹青在对叹词表义作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提出叹词的本质属性是代句词，认为叹词与代词属性相近。他通过分析普通话与方言中的叹词，指出叹词可以代替包括感叹句之外的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26]151-155。上述研究侧重叹词语义上的直指功能或替代功能，认为叹词能代表有一定话语功能的小句，性质上不同于Wharton等学者依据关联理论，主张叹词能够激发较高层次显义的观点。

五、文化意义

在跨语言研究中，针对叹词问题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叹词的意义中包含文化义。有的研究甚至提出某叹词无法用来表示其他语言里的话语内容，因为它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特定的话语语境紧密相连。比如Wilkins指出意大利语中的叹词“To!”(Take this! Here you are.)可以用在能使用非正式的第二人称单数形式“tu”称呼的说话人身上，但不能用在应使用正式的、礼貌的形式称呼的说话人身上，那样会被认为是粗鲁和侮辱性的。他认为叹词作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其意义中包含礼节礼貌这类文化上的重要区别[20]140。Wierzbicka也指出叹词在不同语言中具有很大的差异，认为叹词并非是不需要学习的普遍的、自然的符号，而是个体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叹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特定的文化规约。例如意第绪语(Yiddish，大部分的使用者为犹太人)中最常用的叹词“nu”，由于极具该语言特色，甚至成为识别犹太人的标志，人们不需要问“你是犹太人吗？”而只需说“Nu？”即可[4]160。Gorlée指出叹词在人与人之间变动，尽管含糊不清，但它们传递出社会和人类学方面的迹象，具有文化意义。如表示“警告的喊叫”的叹词能用来应对潜在的危险，使得人类和动物都能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行动，从而确保自身的安全[34]。

对于多式综合语的考察更能够突出叹词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多式综合语即编插语，主要指美洲印第安诸语言。这类语言形态复杂，融合度高，是继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之外的第四大语言类型。Eastman通过研究斯瓦希里语(Swahili)中的叹词，认为叹词除了可以接受语法及语用的解释外，还能接受文化的解释[10]284。Kockelman通过对凯克其语(Q’eqchi’)中叹词的研究，指出叹词意义不只涉及情感，还与情境、话语和社会语境相关，认为叹词主要承担交际、社会和文化的功能，而非感叹功能。如该语言中的叹词“chix”可用来引起别人对某物体的注意，它不仅能指示情境语境中令人厌恶的对象，还能指示社会关系，诸如父母—子女、丈夫—妻子、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叹词“shit”可用来引起注意或开启交流，若是重读则表示不同意或抗议。该叹词主要指示话语语境中的对象，同时指示人与人之间的熟络关系，说话人一般是听话人的朋友或年长的亲戚，若用于其他人会被视作不礼貌，比如父母不会同意孩子将“shit”用于陌生人或长辈[35]。Evans也指出叹词的意义中包含关于社会语境的假设。如麻亚里语中“Gesundheit”(bless you)类叹词包含对说话人、听话人和被指者身份或亲属关系的假设，是作为对某人被骂后表示同情或歉意的回应。如果被骂人是说话人的兄弟姐妹，使用的叹词是“balmarded”；如果被骂人是说话人的妻子、父母、叔伯、舅表或姑表、外公，使用的叹词是“go”；如果被骂人是说话人的孩子、侄子侄女、女婿、岳母或祖父母，则使用叹词“gabarani”[24]228,238。

叹词广泛用于交际，参与对话的频率极高，其文化义自不待言[36]。叹词的文化义也体现在翻译实践中，Aijmer指出叹词在文化方面的特殊性使得译者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他通过研究语料库中的例句，发现英语叹词“ah”在瑞典语中虽然可以译为叹词“ack ja”，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后者表达的是夹杂着怀旧渴望的惊喜义[37]。Toska以英语叹词“man”为例，指出该叹词指向说话人自己，通常用来表达与事件、情景、情感状态或语言实践相关的惊讶义；同时该词还反映出对性别的定型，这是英语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仍反映在今天的英语中。然而，在阿尔巴尼亚语(Albanian)中，与“man”对应的叹词“ua”或“ou”仅用来表达说话人对某事件感到惊讶[38]。

六、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叹词都不太重视。王力先生把叹词叫作“呼声”，认为“呼声”从其地位来看还不是语言，顶多算语言的附属品[39]。Goffman把叹词叫作“回应的喊叫”，认为叹词不属于语言，它们是不完整的词，甚至非词[9]99。Leech等学者视叹词为语言的外围，认为它们表达原始的情感，在语言系统中的叹词都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40]。但是，对叹词的研究显示叹词不是语言的附属品，并非处于语言之外，把叹词叫作“呼声”或“喊叫”并不能否认这类词已经词汇化，且在不同语言社团中存在差异的事实，也不应该忽视叹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功能。此外，叹词并非松散的状态，它频繁出现在口语中，参与话语的运作，具备多样功能，如标记应答、标示话题转换或加强语气等[41]。

对于叹词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推进对叹词意义的研究[42]。传统研究认为叹词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或心理状态。随着对叹词的重新定位及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学者们注意到叹词表意的复杂性，从叹词只是表情这一束缚中挣脱出来，运用相关理论来重新分析叹词现象。其中概念论者和关联论者主张叹词因编码了概念信息与程序信息，故具有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这对叹词意义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跨语言研究揭示出叹词还具有文化意义。这些结论推动并丰富了叹词的研究意义，深化了对叹词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同时，国外的研究成果也为国内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以借此来拓展对汉语叹词的分析，并最终为叹词的跨语言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