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 璇

“鹫住筑波山，裳羽服津之水边，少女少男聚，结群唱嬥歌”，这首《万叶集》描绘了8 世纪前日本的歌垣场景。遗憾的是，被认为具有日本发生期“古层”表现的歌垣，在日本已无现实参照。20 世纪一批日本学者怀揣文化寻根的梦想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期望通过中国长江以南少数民族现实的两性对歌，复原业已失传（记录在《万叶集》《古事记》等文献）的8 世纪前的日本对歌文化。日本学者的中国两性对歌研究，一直与中国神话、当地习俗、民间信仰和仪式的研究相伴相生，至20 世纪末，已逐渐成为日本“中国学”比较独特的领域，并拥有了稳定的对歌研究学术共同体。①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本文着重梳理日本学者的中国两性对歌研究理念和方法的转变及其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启示。

一、从文化溯源出发的对歌研究

20 世纪初至今，学术风潮的起伏变化是影响日本学者两性对歌研究焦点、方法、资料获取的变迁因素。日本学者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与他们融入现代和国际学术潮流的心态有关。因发现神话和对歌的共生关系，日本学者的神话研究从母题研究范式到重视表演形态的有声神话，他们需要有更多一手的活态神话来建构神话模型；在进一步意识到“对歌是把日本的‘记纪神话’和中国长江流域，特别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相连接的‘状况证据’”②〔日〕工藤隆《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语对歌文化圈》，载张正军、工藤隆、冈部隆志、远藤耕太郎《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9 页。后，他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对歌这一文化类别。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陆续有日本学者前往中国西南调查，他们直面活态的对歌文化，思考前人仅通过文本比较建构日本对歌原型的局限。正是从这个朴素的怀疑出发，更多日本神话学、古代文学的学者来到中国西南，开启了两性对歌的学术之旅。

（一）以文本为中心的两性对歌研究

梳理日本古代对歌文献和研究对歌原型，是日本古代文学对歌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出发点，也是日本学者开展中国对歌研究的原初动力。以对歌文化探寻日本的民族认同，③如他们谈道：“考古学已经证明绳文时代就与中国大陆有交流。弥生的稻作文化与中国长江流域基本没区别。弥生时代这些日本的民族的文化与现在长江西南部居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共通的。日本‘古代的古代’的‘大和族’文化，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参见〔日〕工藤隆、 冈部隆志《中国少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1998）》，东京大修馆书店2000 年版，前言第ⅰ页。驱使他们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前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对其节日歌会和葬礼等展演的两性对歌进行实地调查。

20 世纪上半叶至80 年代，折口信夫、土桥宽、渡边昭五、西乡信纲等学者，梳理了公元7—8 世纪广泛分布于日本关东至九州地区的歌垣（嬥歌）、小集乐（男女河畔歌舞游乐的聚会）、和歌等与两性对歌有关的音乐活动。他们主要聚焦散见于日本《古事记》《万叶集》《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常陆国风土记》《肥前国土风记》等古代文献，以及《时代别国语大辞典》《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上代文学研究事典》等学术词典中记载的与对歌、歌会相关的文化事项，对日本古代“对歌活动过程、歌词内容、对歌形态、对歌概念，神婚论、两性关系、神话传说”的形式和表征，以及对歌的相关民俗进行了深入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基于文本研究的“对歌模型”学说大行其道，先后有土桥宽《古代歌谣与礼仪研究》、渡边昭五《对歌研究》《对歌的民俗学研究》、西乡信纲《集市与对歌》等研究成果面世。此阶段的学者，注重日本对歌原型的建构，试图解释什么是对歌，对歌的社会功能为何，对歌的传播区域和路线是什么。他们在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人类学、民族学、植物学中讨论对歌文化。他们借鉴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和神婚理论，来推测上古日本对歌。折口信夫和渡边昭五认为：“对歌是通过处女来接触神和精灵（男人所扮演），男女双方的唱答就是神与人的问答。”④〔日〕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东京瑞木书房2009 年版，第21 页。这是弗雷泽神婚论的延伸。渡边昭五以交感巫术理论论述对歌性行为源于祈求丰收的仪式，男女春时的对歌和性行为触染了谷物结穗。该时期日本学者的对歌理论，让人联想起葛兰言的中国研究。如西乡信纲认为，两性对歌的敌意与友情、警戒与欢愉等关系，是与当地的市集所共有；土桥宽依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来建构对歌理论。从中可以看到葛兰言通过《诗经》情歌释读中国古代节庆与歌谣的结构主义路径。此外，“对歌歌路说”和“对歌社会功能”也是该阶段建构对歌理论较有影响的学说。高野辰之、松村武雄认为，族群通过对歌维持社会秩序，对歌也是古代不同族群之间交流融合的助推器。⑤同注④，第61 页。另有学者以当时中国学者的对歌记录为参照比较日本对歌，提出用以解释长时间的两性对歌现象的“歌路”（即两性对歌相对固定的唱歌套路）理论。

（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两性对歌个案考察

20 世纪80 年代，许多日本学者来到中国，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田野考察，展开学术研究。第一批到达中国进行对歌田野调查的学者有土桥宽、星野纮、手冢惠子和藤井知昭等。1981 年，星野纮考察了海南黎族、云南白族和贵州侗族的两性对歌；土桥宽在1983 年考察了贵州凯里的爬坡节；1984 年藤井知昭短期考察了广西壮族、贵州苗族侗族和云南哈尼族，发表了《歌垣的世界——歌唱文化的各种形态》⑥〔日〕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载佐々木高明编著《云南の照叶树のもとで》，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年版。；留学广西民族学院的手冢惠子，对壮族两性对歌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武鸣桥北歌圩的文化圈》⑦〔日〕手冢惠子《武鸣桥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就对歌观念、对歌交流范围进行初步探讨。以上学者的研究观察，开启了日本学者获取中国对歌一手资料以建构日本对歌理论的一扇窗户，也发现了文本记录的对歌和现实对歌的不同，他们的研究对后来日本学者的对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此时并没有进行中国西南族群对歌的全面采录和跨文化翻译工作。

20 世纪90 年代后，日本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再次深入中国西南，利用更为先进的录音录像设备采录活态的云南少数民族对歌。他们直面对歌场域获取一手影像资料，全面记录对歌的相关文化信息。工藤隆和冈部隆志合著《中国少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1998）》的出版，标志着日本学者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全面转向——从“日本古代对歌资料和中国学者二手对歌资料的比较”来探讨日本对歌原型，转移到学者现场采录对歌形成田野报告，并将之与日本古代对歌进行比较研究。在当时尤为看重实证研究的时代，他们的探索，将日本对歌研究推向新阶段。学者们先后出版《布依族山歌的民族志——以歌对唱的词藻》（梶丸岳）等一批研究成果。⑧另有手冢惠子《中国广西壮族对歌调查记录》，星野纮《中国少数民族的对歌》，远藤耕太郎《摩梭人母系社会对歌的调查记录》《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工藤隆《对歌与神话溯源：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与日本文化：探究古代文学的古层》《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冈部隆志《探索歌的起源：对歌》《缭绕的对歌：中国云南白族2 小时47 分钟的两性对歌实例报告》，薛罗军《侗族音乐讲述的静态与动态文化》，西条勉《亚洲和歌的诞生》等研究成果出版。参见工藤隆《对歌论的发展》，载工藤隆著，张正军译《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91—100 页。

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日本学者对歌研究田野调查所覆盖的区域，有长江以南的云南、广西、贵州，以及中国中部的湖南。在这些区域中，日本学者曾分别对摩梭人，以及白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布依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傣族和壮族等族群的两性对歌展开调查。该阶段日本对歌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将记录对歌过程和对歌内容作为主要目标，对旧有的对歌理论进行修正，⑨工藤隆在《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的第二、四、五章论及以下问题：“在日本国内和文字资料中研究古代文学的局限性”“村祭中的性解放被误解为歌会特有的现象”“神与少女的回答中没有对歌的对等性”“学术词典中对两性的解释没有摆脱旧学的束缚”（第二章）；“大家从很广的地域范围来参加歌会”“对歌只能在语言相同的民族中进行”“定型的曲调与定型的歌词并存”“歌词中有深厚的歌技”“歌技的习得始于孩提时代”“醉酒就不能持续对歌”等（第四章）；“踏歌与歌垣混用的时代”（第五章）。建构基于中国西南对歌“在地感”经验基础上的新对歌理论，几乎所有的对歌研究的落脚点都归结在了“与日本古代对歌资料比较”这一论题上。

（三）两性对歌理论的建构

日本学者将对歌归为同一文化类别进行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将个案的现实注入普遍的理论之中，关注两性对歌起源，寻迹两性对歌演变，辨析不同社会情境中两性对歌（包括日本的歌垣、日常生活、婚姻、丧葬、节日等的两性对歌）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歌理论和上古日本对歌模型。

1.两性对歌本质论。为了推定“古代的古代”⑩工藤隆将日本群岛的绳文、弥生、古坟时代一万余年的历史称为“古代的古代”。参见《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103 页。是以大和语言表达的文化，日本学者常用“古层”表述他们所看重的日本文化原型。只有根据已有文献和现实田野材料描摹对歌概念、特征、类别等文化原型，才有可能复原日本古层文化。“建立两性对歌模型以寻求古层”，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对歌研究当中。如对歌研究初期，土桥宽在《古代歌谣与礼仪研究》中探求两性对歌的必要条件，即是一种对歌的本质主义探求；2006 年，工藤隆在中国少数民族两性对歌田野报告中，区分了歌垣两性对歌和非歌垣两性对歌的概念和类别，提出“对歌八层次”新论。⑪《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102—119 页。此处他将对歌概念与日本古典文献记载的歌垣等同，显然不严谨，但在“基于田野调查的对歌新论”中他谈到“对歌的八层次”，可以作为其对于更加严谨的对歌定义的补充。其他学者在工藤隆的影响下，陆续以中国两性对歌反观日本古代对歌，于是不同区域对歌的目的、表达形式、民族、曲调与地域、传承、两性关系、流程等文化内核，也随之显现出来。

2.两性对歌持续论。早期日本对歌研究学者，以“歌路”理论来解释长时间两性对歌现象。工藤隆及后来的学者，则通过获得的一手资料与以往研究展开学科对话，他们批评此前基于“被前期处理过的对歌文本”之上建构的“完美歌路”理论。从每次田野调查记录的细致对歌过程文本中，工藤隆发现，现实的对歌并不严格按照歌路，由此他提出对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博弈理论”，对旧有歌路理论进行修正。所谓的“讨价还价”就是对歌过程中双方以歌声表达怀疑、试探和博弈，⑫工藤隆、冈部隆志《中国少数民族歌垣调查全记录1998》，东京大修馆书店2000 年版，第184 页。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若即若离、拉锯式的对歌竞争考验中时间慢慢流逝。冈部隆志发现对歌双方在歌唱中的不断“绕路”现象，即“以唱功守进退”的博弈乐趣。⑬冈部隆志《白族歌会实况与对歌的持续性原理》，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146 页。远藤耕太郎在摩梭人走婚对歌中发现他们以歌意的多义性为乐，通过比喻等多义性的表现手法让对歌持续。⑭远藤耕太郎《摩梭人母系社会对歌的调查记录》大修馆书店2003 年版，第357 页。笔者以为，歌路理论更适合用来解释两性对歌的即兴性。现实两性对歌与歌路的不一致，恰恰说明了两性对歌的即兴性因素，即有了歌路这个头脑中的蓝本，歌手在实际的对歌情境中可灵活取用。

3.两性对歌的协调与对立。日本学者注意到两性对歌的甲乙双方关系。冈部隆志结合白族对歌的特点，通过“协调与对立”来分析对歌。“协调”在于对歌场上互不相识的男女双方，通过对歌消除陌生感，建立亲密关系；“对立”指男女双方在对歌中有意保持距离，防止产生纠葛。⑮冈部隆志《对歌的理论——以中国少数民族白族的两性对歌为参考》，载工藤隆《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武蔵野书院2002 年版，第106 页。另一方面，他从对歌内容、过程、形式，来分析对立与协调：“歌手努力建构理想的恋爱（非日常性）会产生协调的对歌，而结婚的现实诉求（日常性）则会产生对立性的对歌。”⑯远藤耕太郎《白族两性对歌的理想的恋爱空间与个人的恋爱》，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190 页。他接着揭示了贵州侗族拦路对歌、云南傈僳族解决婚姻纠纷的裁判式对歌、摩梭人的挖苦歌、浙江畲族的争斗歌在对歌形式和过程中暗含的对立关系。他所述的“中国云南白族葬礼两性对歌、台湾兰屿乡雅美人对歌，是一种保持平衡的策略，通过对歌来协调褒扬和贬低之间的相互对立”，则注意到了对歌中两种关系的转化。⑰冈部隆志《亚洲的对歌文化》，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21 页。

4.两性对歌的情感张力、结构与表达。无论是初民社会还是当代社会的传统社区，两性对歌都是观察传统道德观念下两性关系的窗口，忽视两性对歌“性”的表达和张扬，并不能真正理解两性对歌。日本学者一开始即注意到两性对歌中性的张扬和隐匿的部分。如前所述，渡边昭五认为，两性对歌中性行为是与稻谷丰收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折口信夫、土桥宽的两性对歌模型，共同提到性解放、婚约、一夜情，并将其置于对歌模型中，该论述后来影响到日本各种词典对于歌垣词条的编撰。⑱工藤隆《对歌论的现状》，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45—49 页。远藤耕太郎在摩梭人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的背景下探讨摩梭人对歌，以对歌为表象揭示摩梭人男女分立的理想恋爱观：相互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没有相互依赖的两性关系。⑲同注④，第34 页。远藤耕太郎谈到对歌中男性假装单身的表达来试探，实际是一种建立两性亲密关系的“互撩”技巧。这种面向公众的制度性理想恋爱建构，是社区共同体所允许的。⑳同注⑯，第178—180 页。工藤隆根据云南白族两性对歌歌词性隐匿性表达，来讨论古代日本歌垣资料中是否有隐含性行为和对歌中两性关系的模拟性。㉑㉑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62 页；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93、121 页。㉒ 手冢惠子《中国壮族歌与日本歌对比研究》，载《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第170 页。总之，两性对歌后是否真的有性关系的发生，是该时期学者比较关心的话题。他们通过零星的田野资料看到对歌提供一个解构现实婚姻的可能，即共同体允许虚拟的恋爱关系，在婚姻之外还有可能通过对歌建构一种理想的恋爱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手冢惠子跳出对歌两性关系的现实，将两性交换与两性关系结合起来看；她在壮族两性对歌研究中分析“听不懂歌”现象，即不同社区互相听不懂各自的对歌旋律，两性对歌旋律实际在地域上构造了人际关系的范围，两性对歌旋律圈等于社区通婚圈。㉒㉑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62 页；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载《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93、121 页。㉒ 手冢惠子《中国壮族歌与日本歌对比研究》，载《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第170 页。

最能体现该阶段研究特点的著作是：工藤隆《中国少数民族两性对歌调查全记录（1998）》（与冈部隆志合著）和《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远藤耕太郎《摩梭人母系社会对歌的调查记录》和《古代之歌：亚洲的歌文化和日本古代文学》。工藤隆是日本两性对歌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倡导的新调查记录手段和研究视角，将日本两性对歌研究推向了高潮。而远藤耕太郎的云南摩梭人两性对歌调查，则把焦点放在了两性对歌个案本身。与普遍的对歌寻偶意象不同的是，走婚制度下的摩梭人两性对歌是处理情感纠纷的手段，以讽刺、挖苦、诽谤的歌的形式消除走婚一方和第三者的怨恨，让两性对歌成为走婚中冲突的缓冲剂。㉓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远藤耕太郎的研究从对歌的角度补充了以往学者所建构的摩梭人走婚婚姻制度理论。㉔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

2001 年，日本成立“亚洲民族文化学会”，发表了两性对歌的系列论文，出版了一批日文的两性对歌研究调查报告（附有录像带和DVD）与研究专著，还组织学术研讨会，建立对歌资料群。这些研究成果注重田野调查以获得一手资料，大部分以日文的形式呈现。㉕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日本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两性对歌研究仍在继续，2016 年至今，远藤耕太郎等人每年夏天前往云南、贵州、湖南等不同族群聚居地，进行神话和两性对歌的田野调查，目前主要关注葬礼仪式上的对歌。

（四）地缘政治与两性对歌研究

日本学者一直以来自发地关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他们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宿命”之事。㉖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二战”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主要聚焦古代中国历史，为此成立了各种研究机构和学会，但某些时候，“学术研究和国民情感、历史问题与民族立场、客观与主观之间似乎开始出现了复杂的纠结”，尤其是“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的普遍轻蔑，表现出日本要求摆脱中国历史和文化笼罩的争胜心”。㉗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于是，“想象一种同文同种的‘亚洲主义’背后的‘大日本主义’”和“没有中国的中国学”㉘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屡屡被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所指摘。与此同时，他们执着于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性的探究，也体现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对歌研究处在了学术客观性和民族情感纠缠之中。即便在此背景下，对歌学科带头人工藤隆，还是将对歌作为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入口。他谈道：“从古代中国来看，绳文、弥生、古坟时代前的日本岛民是‘蛮夷’或‘东夷’，用现在的话来讲，相当于少数民族”；“这种恋歌文化的强有力的传统，发源于长江以南各民族对歌文化，而且日本在公元7、8 世纪建设真正的国家时，继承了这种文化”。㉙㉓ 远藤耕太郎著，张正军译《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 年第2 期。㉔ 同注⑭。㉕ 目前已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两性对歌著作有：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工藤隆著《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期刊有：远藤耕太郎《摆脱自我苦恼的方式之一：日本古代诗歌与摩梭情歌的比较研究》，《两性对歌的多样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日〕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手豖惠子《武鸣山北歌圩的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2 期）。㉖ 何培忠《宿命之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7 月28 日。㉗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99 页。㉘〔日〕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26—127 页。㉙ 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5、170 页。工藤隆接着在《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日本古代文学》中谈道：“从当时的中国王朝方面来看，我认为古代定居于日本群岛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具有国粹主义思想的日本人对此可能不痛快，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至少是研究者的责任。”㉚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这与备受诟病的日本学界曾在大正时期流行的带有轻侮的“支那趣味”㉛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形成对照。他同时也承认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古层”一词由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72 年提出，“丸山突破了以往单一民族论还是混合民族论的日本人自画像系谱，以地质学的比喻来说明日本即使有佛教、儒教等外来思想的积累，其原始底蕴的古层仍持续存在。”㉜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在工藤隆主编的《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中可以看出，他通过对歌研究着力探寻日本文化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古层”的努力。

二、给予中国两性对歌研究的启示

从早期折口信夫的对歌发生论，到远藤耕太郎结合走婚婚俗和对歌观念的云南摩梭人对歌研究，我们看到，仍固执于本质主义和朴素实证主义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围绕“对歌是什么”为出发点进行考察，为的是建构日本业已消失的对歌文化，寻找日本文化之源。相比中国西南地区，日本学者对云南省内族群的两性对歌抱有更大的热情。其原因有二：首先，前有鸟居龙藏20 世纪初在云南田野调查的探索性研究范例，后来的学者注意到云南与日本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如共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相似的文化生态和民俗事象），并进一步认为日本的祖先与滇越的百越民族有关联；㉝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其二，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荻原秀三郎为首的一些日本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探寻文化起源，根据一定田野调查个案和数据，提出东亚范围内超越民族和国界的“照叶树林带”文化生态假说，而他们认为的照叶树林文化带中心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印度的阿萨姆之间。㉞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照叶树林带”假说，也一度被想象为日本民族的起源论，以致很长时间内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两性对歌、民族信仰和祭祀神话等领域。㉟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从土桥宽开始，日本学者将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少数民族纳入研究视野，才有了湖南、贵州族群的对歌文化考察。㊱㉚ 工藤隆《作为少数民族的日本古代文学》，载张正军等著《对歌文化论:日本与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85 页。㉛ 参见何恬《被置换的梅兰芳》，《读书》2019 年12 月，第111 页。㉜ 〔日〕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译《日本思想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27 页。㉝ 鸟居龙藏的中国云南之行，带动了日本学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参见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第5—8 页。㉞ 〔日〕中尾佐助《照叶树林文化》，中央公论社1969 年版。转引自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2 页。另有获原秀三郎的《云南——日本的原乡》，东京佼成出版社1983 年版。㉟ 张正军在“倭族之源与云南”一节中，详细梳理了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和荻原秀三郎等关于日本文化与云南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的研究。参见注①，第81—87 页。㊱ 千禧年之前，有口头文学领域的学者三喜子、广田律子、大木康、水原渭江、樱井龙彦，到中国西北考察花儿两性对歌并撰文，遗憾的是两个学术团体之间似乎缺少交流。而中国西北对歌研究，一直是日本两性对歌研究者的盲点，日本学者也发现了资料与假说之间的距离，在21 世纪反思“照叶树林文化共同体”框架解释的有效性，试图建构东亚范围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播理论的雄心，与有限区域的两性对歌研究相互影响牵制。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两性对歌研究学者关注和借鉴。

（一）精细的两性对歌调查和对歌过程记录

如何在两性对歌研究中将对歌的音声体系文本化？20 世纪初期，“文本与语境疏离”取向的中国学者，偏重记录两性对歌唱词并分析其唱词格律；20 世纪80 年代，日本人引进了中国学者的西南苗族、侗族和壮族两性对歌文化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些概述性研究资料，是采录者经过裁剪，或按照一定要求重新修改（他们眼中）的“完美对歌”文本。而两性对歌的多声部音乐研究，相对弱化了对歌歌词的记录。即使是后来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以细节见长的音乐民族志学者，也缺乏完整记录对歌歌词的意识。除了承载丰富的地方文化和民俗信息外，两性对歌歌词和过程的完整记录，对于两性对歌性别观念、文化认知的诠释意义非凡。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体现在他们对对歌的细致调查和过程记录中。工藤隆在对云南白族对歌的考察和记录中，突破以往简单的歌词文本化思路，让文本还原生动的对歌现场，而非冰冷调查报告的“对歌再现”。在他看来，这些活态的对歌传承，相对于消失的日本上古对歌，是“现实味道的（对歌）模型素材”㊲㊲《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33 页。㊳ 工藤隆谈道：“文化人类学一般的倾向是强调客观性，缺少临场感，并过分强调遵从论文规范，以至于变成了‘冰冷的报告书’。文化人类学的报告书，大多只记录正确的信息。但是在实际的少数民族的调查中，信息是多样的，不只是正确的。受言语、生活形态不同的制约，调查者常常误读它们。”参见注⑫“前言”，第ⅵ页。㊴ 这些对歌环节包括自满歌、赞美歌、贬低歌、相思歌、拒绝歌等。㊵ 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1 页。，他将此称为“活的田野调查资料”，最终希望呈现在作者面前的是一篇“温暖的报告书”。㊳㊲《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33 页。㊳ 工藤隆谈道：“文化人类学一般的倾向是强调客观性，缺少临场感，并过分强调遵从论文规范，以至于变成了‘冰冷的报告书’。文化人类学的报告书，大多只记录正确的信息。但是在实际的少数民族的调查中，信息是多样的，不只是正确的。受言语、生活形态不同的制约，调查者常常误读它们。”参见注⑫“前言”，第ⅵ页。㊴ 这些对歌环节包括自满歌、赞美歌、贬低歌、相思歌、拒绝歌等。㊵ 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1 页。除了严格记录对歌歌词外，他还采用边走边记录的方式，竭力对调查取材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详细描述，尽量做到不遗漏任何调查环节的信息，即所谓的“全记录”调查报告：有调查时间、场所、环境；还有采访对象信息、对歌中男女状态、对歌者所着服装、群体如何排列，以及歌唱姿势；还有当日作者的临场心态和调查环境作用个人感官体验等描写。这种“全记录”将所有访谈过程悉数收录其中，强调将读者带入调查现场。他们反复听录音录像，精确记录对歌内容，采用本地语言、国际音标、日语对同一句对歌做详细标注。

远藤耕太郎对云南摩梭人的两性对歌调查和记录方法，深受工藤隆的影响，他在工藤隆记录方法的基础上创用“国际音标、汉语直译加意译，日语直译加意译”的“五行标注法”：先记录白族语，后译成中文，再译成日文，进而分析两性对歌的结构和韵律、隐喻的两性对歌内容，最后将本次调查访谈过程和两性对歌㊴㊲《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33 页。㊳ 工藤隆谈道：“文化人类学一般的倾向是强调客观性，缺少临场感，并过分强调遵从论文规范，以至于变成了‘冰冷的报告书’。文化人类学的报告书，大多只记录正确的信息。但是在实际的少数民族的调查中，信息是多样的，不只是正确的。受言语、生活形态不同的制约，调查者常常误读它们。”参见注⑫“前言”，第ⅵ页。㊴ 这些对歌环节包括自满歌、赞美歌、贬低歌、相思歌、拒绝歌等。㊵ 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1 页。全面地呈现给读者。远藤耕太郎以此方法记录了摩梭人的玛达咪情歌和挖苦歌。

重视活态对歌文本呈现，还体现在他们将所采录的对歌过程和内容置于专著的主体部分，而不是置于文后附录。虽然手冢惠子已使用田野方法调查对歌，但是工藤隆和远藤耕太郎等学者的成功实践，将日本对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时代。

（二）共时双向：经验与理论、个案与比较

日本学者热衷中日对歌比较研究，这大概源于“冈正雄等在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探索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源头兴起的寻根热”㊵㊲《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33 页。㊳ 工藤隆谈道：“文化人类学一般的倾向是强调客观性，缺少临场感，并过分强调遵从论文规范，以至于变成了‘冰冷的报告书’。文化人类学的报告书，大多只记录正确的信息。但是在实际的少数民族的调查中，信息是多样的，不只是正确的。受言语、生活形态不同的制约，调查者常常误读它们。”参见注⑫“前言”，第ⅵ页。㊴ 这些对歌环节包括自满歌、赞美歌、贬低歌、相思歌、拒绝歌等。㊵ 张正军《20 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91 页。。日本对歌研究学者通过比较方法，推断两者文化的相似点，探索日本文化的脉络，与文化寻根溯源的心态相关。2016年出版的中文版《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从内容来看，并非对歌比较研究的专著，而是日本“亚洲民族文化学会课题组”中日研究者合作20年对歌研究成果的辑录，㊶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冠以比较之名，正反映了日本学者以“比较寻找文化之源”研究思维下的中国对歌研究历程。

日本学者在20 世纪中期，已经注意到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区域的物质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和神话、文学。植物学学者中尾佐助，首次提出照叶树林文化生态理论。㊷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日本民族学家佐佐木高明等人，进一步发展此理论，大胆假设“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照叶树林文化圈”与“对歌文化圈”的相关性。㊸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照叶树林”“对歌文化圈理论”，曾为日本学者的中日对歌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发表了日本音乐学家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㊹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一文；《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又发表其《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㊺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内田琉璃子虽未涉足中国西南，但借用其他学者关于广西壮族“歌圩”的田野调查材料，并以“照叶树林文化”概念，对中国及周边的尼泊尔、苏丹、泰国等国家的两性对歌进行比较研究，得出阔（照）叶林文化圈内对歌的音乐共性，以及日本文化的中国南北两个来源的粗略印象。㊻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日本学者关于“照叶树林文化”论域下的中日两性对歌比较研究，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杨民康提出展开中日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可能性。㊼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

20 世纪80 年代后，对歌文本比较研究，终止于日本学者质疑二手资料完整性的过程中。㊽㊶ 该书所录以“比较”为名的，只有《白族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对歌的有声传承与“万叶假名”研究》两篇文章。㊷ 其要旨在于，凡居住在常绿栎树类阔叶林带（照叶树林带）的人受该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相似的文化。照叶树林文化论讨论的范围，从“喜马拉雅山以南，经中国南部（包括长江流域），至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参见注④，第71 页。㊸ 这方面的专著有：上山春平《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中尾佐助《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㊹ 参见内田琉璃子《阔叶林文化圈的歌圩》，《音乐研究》1988 年第2 期。㊺ 内田琉璃子著，名庸译《日本音乐的寻源与泰国西北少数民族民歌》，《中国音乐》1988 年第2 期。㊻ 藤井知昭《歌垣の世界—歌唱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形态をめぐって》、内田琉璃子《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歌会与两性对歌》，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第四章），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三章）等，都是围绕对歌文化与照叶树林文化圈联系展开的讨论。工藤隆甚至说，照叶树林文化的出现，对根据模型理论研究的日本文化深层的学者而言是强有力的掩护射击。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83 页。㊼ 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 年第8、9 期。㊽ 同注①，第124 页。另有日本学者重新出发，反思国粹主义思想对研究日本古代对歌的局限。他们一边诟病前人研究缺乏广阔的视野，一边倡导学人将目光扩展到整个东亚，突破文字资料的禁锢，将目前仍活态流传的中国两性对歌与日本古代对歌进行比较，进一步还原日本对歌的原型和语言状态。因此看到，20 世纪90 年代后，日本学者的对歌研究，虽然已由文本比较转向注重个案的田野调查，但是仍未忘记以中日对歌比较来探源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初心。田野调查的目的，即是为新的比较研究准备新材料。工藤隆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动机是作为日本人应该把握的问题。”㊾㊾ 同注⑫，第319 页。㊿ 工藤隆《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勉诚出版社2006 年版。在此观念下，他与冈部隆志1995 年对云南省剑川石宝山、马登温泉等歌会进行调查研究。工藤隆另一部专著《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即是在云南白族石宝山歌会和对歌过程的详细记录中反观日本古代文学；㊿㊾ 同注⑫，第319 页。㊿ 工藤隆《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勉诚出版社2006 年版。由他主编的《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以云南白族和摩梭人，以及广西壮族的两性对歌为参照系，考察日本《万叶集》《常陆国风土记》中所记录的上古日本的对歌，[51]工藤隆《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阐释古代日本对歌的时间、殉情动机、对歌神话与现实的重合，对以往对歌理论进行修正。[52]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31 页。远藤耕太郎的《摩梭人母系社会对歌调查记录》，也以大量篇幅记录了云南丽江泸沽湖洛水村、宁蒗县永宁乡瓦拉片村的走婚婚俗及其两性对歌。提出“通过比喻多义性的表现手法让对歌持续”的对歌理论，[53]同注⑭，第363 页。想象日本古层文化中，唱万叶歌的人也是用多义性的歌来虚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苦恼，把它引入“游戏的空间”，并通过对歌来舍弃它。[54]同注㉓。

千禧年后，日本对歌研究延续了照叶林文化和两性对歌文化圈理论，立足经验研究，以比较手段从“日本—中国—整个东亚”来审视两性对歌文化。[55]两性对歌与文化圈相关的讨论，参见：〔日〕辰巳正明《诗歌的起源：东亚文化圈的恋爱诗》（笠间书院2000 年版），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冈部隆志等《七五调的亚洲：从音律看日本短歌和亚洲的歌》（大修图书馆2010 年版），西条勉《亚洲和歌的诞生》（笠间书院2000 年版），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该研究阶段，工藤隆所著《中国少数民族与日本文化：探究古代文学的古层》（勉诚出版社2002）、《古代之声——从古层的对歌现场来看》、《云南省白族对歌与日本古代文学》，远藤耕太郎《古代的歌：亚洲的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学》等，均是受“亚洲两性对歌圈”视角影响的两性对歌比较研究。日本学者普遍采取比较和个案研究共时呈现于文本的办法，是理论想象力和个案研究交汇融合、互为起点的双向过程。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将理论和经验研究互为对照，而不是将西方某理论方枘圆凿地套用到中国西南对歌的经验研究中。此种处于远方的“在地感”与建构心灵故乡的“皈依感”，让孤立的个案在文化寻根动力和照叶树林、两性对歌文化圈的烛照下，形成点面结合的普通联系，并产生新的知识生长点。

（三）在历史和对歌现场建构对歌理论

日本学者意在将活态的中国长江流域族群的两性对歌与日本已经失传的神话和对歌做比较研究，探求中国对歌与日本对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个案中建构对歌的理论和模型。此种将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等同，将地域差异等于时代差异的方法值得商榷，即现代中国和上古日本在什么背景下具有可比性似乎未阐明，仿佛他们的对歌比较研究集体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中国西南区域的两性对歌文化，是静态、铁板一块的封闭区域。

中国学者严如澜、宋兆麟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1983）一文谈道：“两性对歌是作为初访男子结交女子的准入证。”[56]同注⑭，第78 页。而当远藤耕太郎在调查期间看到更多情歌对唱的种种禁忌后，便判定“两性对歌作为初访的准入证”之说不成立。但如果将目光转移至黔东南苗族地区现实“游方”中的“隔窗夜谈和两性对歌”和“男子以歌邀约”[57]简美玲《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第34—37 页。现象，便发现“两性对歌作为初访的准入证”并非是学者的想象，此处涉及汉族儒家文化影响下两性对歌习俗变迁的地域差异问题。这也让笔者想起与此视角相似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以“重出立证”来比较地域文化重叠和差别，并拟构日本文化的变迁过程，探究日本的民族性。福田亚细男认为：“简单的地域性差异并不是历史，特定的分布形态才能展现出历史变迁”[58]〔日〕福田亚细男著，于京等译《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3 页。，横向地域的分布不可作为纵向历史的投射。就两性对歌文化现象而言，上述的“远方的现代”和“远古的起源”相联系的论调，非文化传播理论可涵盖。

（四）日本两性对歌研究的未尽之业

日本对歌研究者主要从古代文学和神话学角度，记录对歌内容，研究对歌模型，实证主义研究的精细化操作让他们的两性对歌过程和歌词的采集更为有效。在日本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两性对歌田野调查报告中，常常看见“全记录的音声符号”。如工藤隆在研究中列举对歌“表演形态”，包括用音声构成的语言表达、歌词、旋律、韵律、合唱、独唱或对唱，[59]工藤隆《对歌的世界：对歌文化圈中的日本》，第104 页。或是限于学科领域焦点的专注，并未深入对歌音乐旋律分析；远藤耕太郎谈到对歌的音声对于口头传统的重要性，但论述的却只是不同族群以“假记字”记录歌词的个性化方面。他们即使偶然谈及音乐也常与现实有出入。如工藤隆说“中国西南没有二声部以上的合唱形式来对唱的歌”[60]张正军等《对歌文化论：日本与云南白族对歌的比较研究》，第135 页。，或是受限于调查范围，而忽视了广西等地的多声部对歌。

“全记录的音声符号”，应该包含西南对歌的语言和音乐两种声音表达符号，因为萦绕在对歌现场的听觉音乐符号参与营造超越日常生活（语言）的仪式性；对歌音乐结构分析，也可以是“以小见大”地观察社区交往和经济圈的媒介；再者，相对于其他文化表征，旋律和歌唱行为的稳定性，也让其地理性分布成为观察文化传播源流的窗口。如此说来，对歌之“歌”，包含经验现实观察的文字和声音符号两套重要语码。对歌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文学类型，“全记录的音声符号”和对歌整体理论建设的宏大理想，恰恰是日本对歌研究者和音乐研究者接下来需要携手达成的未尽之约。

结 语

日本对歌研究，从一开始即带有明显的日本问题意识，[61]日本学者常常反思他们在中国研究中所缺乏的中国视角。葛兆光从日本学者关于日本神道教、天皇制度和中国道教关系的论争分析，看到他们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常常来自日本背景。笔者以为，此特点也同样适用于日本两性对歌研究的学者。参见注㉗，第217 页。那就是以中国长江以南各族群的现实对歌复原日本大和民族的对歌文化。从20 世纪至今，他们在调查中国对歌并建构古代日本对歌文化原型的过程中，与西方理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从民族情感和研究对象出发，一方面秉持客观的学术研究态度探索对歌的本质，形成了该团体“照叶树林文化圈理论下的比较研究，精细记录两性对歌歌词和过程，厘清两性对歌本质，建构对歌模型”等研究特点。两性对歌是日本文化的“原型”和“古层”，也是日本学者试图用以描绘似“执拗持续低音”[62]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真男全集》第12 卷，岩泼书店1996 年版。的日本文化自主性概念。比较方法是他们研究目的达成的最佳选择。文本研究时代的日本植物学和民族学学者，建构“照叶林文化论”共同体假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形成以田野调查方法展开两性对歌研究的理论基点之一。他们比较对歌的不同种类与特点，建构对歌模型。20世纪90 年代学术研究转向后，他们注重获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一手资料和对歌模型所需的经验材料。在此背景下，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主要侧重在中日对歌的相似性方面，以拟构对歌传播路线并还原古代日本对歌的原型。千禧年后，研究中日对歌的日本学者，在经验研究（个案）上重新建构对歌理论和对歌模型，于是此研究阶段的每一个案成果，都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呈现出理论想象力和个案研究交汇融合、互为起点的双向过程。

如今距离工藤隆、远藤耕太郎的西南对歌调查已过去二十年，这二十年也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文化转型期的二十年，中国长江以南的两性对歌，面临着“小型化”和“去生活化”的困境，日本学者尤为看重的具有歌垣意义的、以恋爱为目的的对歌，也渐渐淡出各族群生活。除了对歌理论的集体探索外，日本学者90 年代采集的对歌资料，对未来两性对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中日两性对歌的比较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邻人看待自己的镜子，也让我们得以在不同文明的对望中了解和审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