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兵， 张 丹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1951年11月，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报告，发现和揭露了一些干部犯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党和国家肌体的腐蚀已见端倪。他向全党提出在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三反”运动(1)目前学界“三反”运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单独将反贪污斗争作为研究对象者相对较少，且近两年相关研究呈下降趋势，多数研究主要围绕“三反”运动在各地区、机关、单位的开展；“三反”运动的运行与治理；“三反”运动的述评、经验与启示等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三反”运动》，载《史林》2006年第4期；许蕾的《政治动员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王永恒的《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载《理论学刊》2001年第6期等。“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这场运动严惩了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树立了廉洁自律的良好社会风气。反贪污是“三反”运动的首要任务。“三反”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及时指出，“三反”斗争着重反对贪污。“必须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2]显然，“这场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是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中共进城掌权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权力寻租现象，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3]。

一、反贪污斗争宣传的背景与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多种复杂原因，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生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严重的违纪和腐败问题。为整治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下称《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罪行严重的贪污，数目、程度和情节恶劣者颇多，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同时，贪污往往与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195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的讲话，“有的同志不以浪费为耻的认识是错误的。浪费和贪污的区别，不过在于贪污是可耻的隐蔽的盗窃行为，浪费则是不以为耻的‘勇敢的’盗窃行为，不论那一件盗窃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而官僚主义正是贪污浪费产生的总根源。因此必须在反贪污斗争中同时跟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反贪污斗争的宣传工作，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介进行。新闻学者戈公振将报纸定义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5]。报纸是一种主要用于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的定期出版物，是联系党中央与群众之间的纽带，也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社会和整个世界的枢纽，是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宣传工作一直以来需要服从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特别强调和重视宣传工作。1948年8月，毛泽东明确强调:“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6]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新闻媒介就要宣传什么。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遵循。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表讲话时也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如果要等中心工作搞完了，再来搞宣传工作，那一定要落空”[7]。讲话强调了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之间的联系，要共同前进，不能有所落后。1951年12月起开展的全国规模的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心任务之一，反贪污的开展和宣传相伴相随。

反贪污斗争的开展，需要将公众参与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紧密结合。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要“领导各级青年团、工会、农民协会、中苏友好协会、反侵略委员会、妇女团体、学生团体、合作社及其他群众团体中的宣传鼓动工作”[8]。毛泽东1952年元旦团拜会时发表讲话：“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9]讲话为号召和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和宣传反贪污斗争提供了基本指示。《人民日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宣传的重要舆论工具。《人民日报》要求自己的宣传报道既与中央的政治路线一致，又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0]。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后，历时半年多的反贪污斗争中，《人民日报》对反贪污斗争情况进行实时报道，设置简评、社评等栏目，并刊载专题文章、读者来信与漫画连载，客观、全面、及时地宣传反贪污斗争。

二、《人民日报》宣传反贪污斗争的主要内容

(一)宣传重要指示与反贪污斗争开展情况

在反贪污斗争进行至民主检查阶段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对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说明，“对于在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贪污分子的处理，必须采取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11]。根据贪污数目的多少与贪污情节严重程度，对处理方法进行了分类。反贪污斗争进行至处理贪污分子阶段，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强调要严肃纪律，坚持原则，根据贪污分子不同情况，对于追缴赃款赃物要分别进行处理。“凡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下者，除自动退回者外，一般可不予追缴，但顽固抗拒坦白或情节严重恶劣并以贪污分子论处者，应令其酌退贪污款物。”贪污分子利用贪污款物进行投资、放款或经营工商业的，“应将其本利全部没收；如系与他人合股经营者，只没收属于贪污分子本人的股份。其利用贪污款物购买土地房屋者，应没收其土地房屋”[12]。这些规定对人民法庭审理贪污案件、对证追赃定案处理具有重要指示作用。《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及条例说明。说明共18条，其第二条对贪污罪进行了定义，“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13]。第三、四条依据贪污分子不同情况作出惩罚界定。第五条对从轻或减轻惩治情况的条件进行说明。其他条款则涉及与贪污相联系的介绍贿赂、收受回扣、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追缴贪污财物等情况的说明。

《人民日报》还刊载了反贪污斗争中主要负责人的会议报告，如1951年12月9日刊登的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关于松江省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摘要)；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罗瑞卿1951年12月22日在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饶漱石在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薄一波1952年1月9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摘要)等，地方主要领导人，通过会议报告的方式传达中央反贪污斗争的有关指示和精神，对提高干部、群众参与反贪污斗争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日报》不仅通过“本报讯”，即由本报获得的消息，由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报道宣传社会各界反贪污斗争情况，还注重采用和转载诸如新华社、《工人日报》《东北日报》《群众日报》《江西日报》等报纸反贪污斗争的报道。据新华社讯，1951年底，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展开反贪污斗争后，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十月份节省汽油就达二千四百零八斤，比八月份减少了五分之一，电灯费开支比运动开展前减少了二分之一以上。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已显著提高。东北区石油公司第四季度的工作任务比以前各季大得多，但是，由于工作效率提高，十月份工作任务已按计划完成”[14]。据《工人日报》电，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刘宁一副主席检讨了自己的铺张浪费行为，他说：“经过我签字的预算，自己从没有认真严格地审核过，总是照例签字。贪污、浪费，可以由此取得合法。”[15]据《东北日报》电，“东北铁路系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成绩，但仍然不彻底、不平衡。东北铁路政治部再作动员，决心把这个运动贯彻到底”[16]。

《人民日报》宣传全国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情况，涉及各地区、机关、行业。随着反贪污斗争的深入，宣传内容与斗争阶段相辅相成。《决定》未正式在《人民日报》刊登之前，东北地区高岗同志就反贪污作了相关报告，认为“增产节约最大的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我们必须把这个敌人铲除”[17]。195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纠正自由主义态度，解除各种思想顾虑，东北区进一步贯彻反贪污斗争》一文。随后其他地区如西北区、华北区、上海市、天津市、山西省等地区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情况亦在《人民日报》上实时刊载。各机关、单位如贸易部、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重工业部、海关总署、政协委员会、青年团中央、工商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合作社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情况也被《人民日报》及时报道。

(二)有关反贪污斗争权威社论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其表明立场和观点并指导群众进行反贪污斗争时，主要通过及时评述社会上关于反贪污斗争的重大事件与问题的方式实现，例如发表社论。社论是报纸的旗帜，代表着编辑部的指导性言论[18]。《人民日报》在宣传反贪污斗争时，不定期刊发社论，对反贪污斗争开展情况进行述评，社论简评涉及党内生活、政法工作、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反贪污斗争开展前期的文本学习与思想酝酿阶段，《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介绍了贪污浪费的具体事实及其对人民的损害，号召大家进行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作法是完全必要的。”[19]社论指出：“贪污犯法、浪费没罪”的思想是错误的，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斗争肃清了思想问题；在民主检查阶段的政法工作中，社论指出，爱护国家财产，检举贪污分子，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立即彻底地改变这种可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充分地发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能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勇敢地检举贪污分子”[20]。反贪污斗争进入决胜阶段时，《人民日报》对政法工作进行简评，强调调查工作要想迅速获得结果，就必须“取得当地领导机关和各种工作机关的协助”[21]，各地区在追赃定案工作中应该互相协助。

社论为开展反贪污斗争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经济生活方面的简评指出，革命干部别沾私商的“小便宜”，党的干部要向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作坚决斗争。“反贪污的斗争不仅是对贪污盗窃分子的斗争，也是对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的斗争”[22]，反贪污斗争中要注意及时提拔积极分子担任业务领导工作。对党内生活进行简评时指出，清除贪污分子出党，是“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坚强战斗力，以胜利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任务”[23]。“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必须是纯洁的、有力的；否则，运动必然搞不好。”[24]

与报道反贪污斗争类似，《人民日报》亦经常转载其他报纸社论，如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关于路星元贪污一案的社论摘要强调，教训有三：一是“不论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工作人员，都只有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这个改造又主要地依靠自觉”。二是“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支部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真正成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战斗的堡垒。目前，部分机关支部的严重松懈现象，必须加以克服”。三是“为了彻底消灭贪污，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革命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监督”[25]。转载《东北日报》社论，要求彻底粉碎产生贪污腐化和漠视贪污腐化的严重危害的错误思想，对几种错误思想进行了说明，使得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得以充分展开。转载的《文艺报》社论指出，文艺界应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更深入一步地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整顿文艺思想和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同样是我们目前迫切的政治任务[26]。转载的《工人日报》社论指出，全国工人同志们都应该懂得：“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27]，必须从思想上到行为上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

(三)群众揭发与贪污分子检讨坦白情况

反贪污斗争主要经过学习文件与思想酝酿、民主检查与揭发检举、处理贪污分子和进入对证追赃定案处理等阶段。民主检查与揭发检举过程中，《人民日报》经常登载干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分子的情况。较大篇幅刊载了许多揭发检举的相关报道，有报社记者揭发贪污分子的，有群众和工作人员检举干部的，也有儿子检举父亲贪污、女青年检举丈夫贪污的。

各地群众来信揭发自己身边所看到的贪污腐败现象，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市县等领导干部，只要存在腐败现象，群众便对此非常不满，积极投稿来信曝光贪污分子。家庭也是民主检查与揭发检举的重要战场，干部家属们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中央铁道部职工家属活跃在反贪污斗争的战线上，这些职工家属、家庭妇女们在明白利害关系后，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政治觉悟高起来了，开始坚决检举自己丈夫；材料局天津供应处采购课副课长曹永福是个大贪污犯，但是他不肯彻底坦白。“他的爱人陈秀兰却知道贪污分子只有彻底坦白才有出路，因此她赶着在二月十五日的限期以前，向曹永福劝说了三次。她的孩子秋生、冬生，都是少年儿童队员，也向曹永福说：‘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不坦白而感到耻辱，你彻底坦白才是我们的爸爸。’这样，曹永福终于坦白了贪污一亿七千多万元的事实，并检举了和他有关的贪污分子。”[28]史淑云向报社投稿，与贪污分子史增润断绝父女关系；孟昭月揭发了自己爱人的贪污。干部子女与爱人成为反贪污斗争家庭战场的主角。

《人民日报》还刊载了有关革命干部的检讨与贪污分子的坦白。有单位主动作出关于单位内员工贪污和奸商勾结的检讨、学习文本和有关贪污案件的检讨，也有干部个人主动来信投稿，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和行为问题。如济南市税务局对不断发生贪污事件的检讨强调，“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在当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以便教育干部、改变领导作风，有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29]。衡阳铁路局武昌材料厂厂长关于购料人员和奸商勾结侵害国家财产案件的检讨；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副厅长王纪武关于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发生贪污浪费事件的检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经理处对重大贪污案的检讨。干部深刻检讨了过去存在的问题，如对贪污问题的未予重视，对贪污行为的界定模糊，根本上反映出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没有表现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人民日报》关于贪污分子坦白的报道显示，贪污分子的坦白流露出痛苦的状态，悔过自新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艰难，一方面，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坦白贪污的经过，就等于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了全国广大群众的面前；另一方面，也展现出贪污分子重新做人的决心以及对党和人民爱护与教育的感谢。

(四)主题漫画和反贪污斗争专栏

《人民日报》宣传反贪污斗争过程中，刊登了有关反贪污斗争的主题漫画，设置了读者来信等专栏，对反贪污斗争进行了特别报道。

漫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宣传形式，在反贪污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言简意赅、旁白内容丰富的漫画，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政治觉悟。《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4日刊登了一幅有关反贪污的主题漫画《利令智昏》，漫画生动尖锐地讽刺了有的干部在奸商走后门的诱惑之下逐渐丧失理智，贪污国家财产；随后又登载了华君武有关反贪污的漫画《秘密的偷窃和公开的破坏》《同盟下场》等；赵志方、苗地刊载于《人民日报》的题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漫画，在揭露官员贪污行为的同时，还宣传了群众检举揭发行为。邵宇创作了《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速写》，展现了贪污犯被审问的落魄场景。与之对应，《人民日报》还时常刊登贪污典范的对立面——廉洁奉公的典型人物：任迁乔、孙翰春等创作的系列漫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刘长禄》，就用生动形象的画面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干部刘长禄，同类型作品还有秦征、赵泮滨等创作的《廉洁奉公的李树生》，王角、邵国寰创作的《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共产党员张子良》。

《人民日报》设置了关于“三反”运动的读者来信专栏，将各地读者来信汇总刊登。“三反”运动期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刊发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来信50余期。来信人身份各不相同，有高校教师和在读学生，国家及地方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等。有以个人名义来信的，也有以集体和单位名义来信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法律系学生时伟超、步广海等多名学生集体来信，拥护人民政府处决贪污纳贿的司法人员顾裕尚；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来信，报道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领导沈阳全市国家机关，普遍展开了反贪污的斗争；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工作人员张凤岐来信，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向渎职贪污分子进行斗争；《人民日报》刊发的读者来信，显示读者对“三反”运动的支持、对贪污分子的痛恶，同时也以此警示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诱惑，表达自己对洗清资产阶级污毒的决心。

反贪污斗争进行至1952年，《人民日报》曾短期设置固定板块和栏目对反贪污斗争进行报道。从1952年1月21日起，《人民日报》在报纸的第一版不定期刊登题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的专题报道，共17期，一直到1952年3月3日，主要报道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贪污斗争的情况，并对报道进行总结和提炼。

三、《人民日报》宣传反贪污斗争的实效

(一)教育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

广泛开展反贪污斗争宣传之前，各单位党员干部对什么是贪污等诸多问题认知不够清晰，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以及联系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许多过去未能及时纠正的问题，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提升政治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沈阳市开展反贪污斗争一开始就注意到反贪污斗争要开展得好，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撑腰，干部带头。许多人有顾虑，看领导者的态度。如果领导者的态度是坚决的，干部又能带头，那么坦白，检举运动就容易开展”[30]。

反贪污斗争是一场群众参与度较高的政治运动。通过《人民日报》等媒体的不断宣传，社会各界被广泛动员起来，人们空前团结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的决心和对贪污分子的痛恨。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打破群众对于反贪污斗争开展的顾虑，需要组织群众一起分析和讨论。《人民日报》曾报道了斯大林反贪污斗争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反贪污斗争必须把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热情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用主人翁的态度，大胆地、坚决地检举一切贪污盗窃行为。这一条做到了，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取得斗争的基本胜利。这一条做不到，贪污盗窃行为就仍然会找到藏身之所，不会彻底消灭”[31]。《人民日报》在反贪污斗争期间刊载了不少群众投稿和读者来信，内容涵盖丰富，有关于检举揭发的、关于检讨坦白的、关于对反贪污斗争表示强烈支持的，充分显示人民群众在反贪污斗争中受到了洗礼和教育，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

(二)营造了良好社会与家庭氛围

反贪污斗争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是形成了一种四面围剿和内外夹攻的形势，让贪污渎职分子无处可逃。在反贪污斗争揭发检举与检讨坦白阶段，社会各界工作者对各行各业内部的贪污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渎职干部家庭内部妇女和子女对丈夫和长辈进行检举揭发，使得整个反贪污斗争没有死角。《人民日报》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报道显示，有读者来信呼吁广大妇女帮助贪污的丈夫改造、店员来信呼吁大家一起来检举奸商行贿、干部受贿，使得广大群众鄙视与仇视贪污行为，坚决与之斗争。“察中电业局职工家属史光香动员丈夫坦白贪污罪行；北京市第三区军属代表杨际华检举了丈夫的贪污行为。”[32]“北京四区工会通过读报组发动工人检举贪污行贿罪犯。”[33]各地有许多贪污案件被普通的工人、店员、学生、市民和机关职员检举出来即是例证。

《人民日报》不仅报道了揭发检举和检讨坦白的有关情况，还刊载了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廉洁奉公、一贯坚持朴素作风、坚决同贪污分子作斗争的事迹，共产党员李炳来坚持斗争并耐心教育，“会计科的大部人员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站在运动的队伍里来，向贪污分子展开强有力的斗争”[34]。反贪污斗争一开始，共产党员张百庆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地搜集材料，分别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商业厅党委会及公司党总支报告了刘墨林的贪污事实”[35]。于此之外，刊登了优秀青年团员与贪污分子作斗争的情况，如济南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第二稽征组副组长、青年团团员李宗周，“认真地检举商人行贿和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并从偷税、漏税案件中追查政府机关、企业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维护了国家财产，因而在济南市去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青年团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奖励”[36]。青年团团员卢守凡，是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的会计，她勇敢地检举了粮食局局长、副局长等集体贪污案。“坚决和贪污分子斗争到底的卢守凡得到上级的表扬，并受到群众的热烈爱戴。现在，她已被青年团铅山县人民政府支部评选为模范团员。”[37]王连山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的通讯员，是一个青年团员。“由于王连山努力钻研，卫生工程局领导方面便掌握了杨家藩具体的贪污材料，证实杨家藩和他的同谋在购买房屋时贪污，使国家损失了二千万元以上。”[38]《人民日报》先进典型事例的报道潜移默化影响着广大读者，在全国范围营造了人人积极参与反贪污斗争，争做先进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的《决定》强调，进行反贪污斗争和“三反”运动起初就是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紧密联系的。“三反”运动后期，《人民日报》对各地开展“三反”运动取得的成效进行了相关报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增产节约的敌人，与之相对应的运动成效则大部分体现在提高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产业产量和质量等方面，如据《人民日报》记者陈迹报道，“三反”运动后的南口铁路工厂，之前做配线盒子，需要二十六小时，现在只要八小时。做分线盒的圆眼，只花了一分钟，这比过去提高了二十九倍的生产效率。《人民日报》刊登了各地区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报道，报道显示，全国各地展现出了蓬勃的新气象。

“三反”运动清除不法资本家派进来的坐探和贪污分子后，成渝铁路职工们的主人翁意识有所增强，工作效率显著提高。“过去贪污分子到处进行盗窃，现在把那些家伙打垮了，多做活多节约，国家也就多积累财富”[39]。东北公私营工厂企业中普遍出现新气象，“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了；领导阶级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40]。天津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耕涛报告天津市的经济情况时指出，“通过‘三反’运动，创造了很多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条件。我们应当巩固这些成果，使我们的经济更繁荣，生产更发展”[41]。由此，反贪污斗争的胜利，给各地区各机关各行业带去了新气象，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对反贪污斗争开展之后良好社会风气的报道，亦是对该报宣传反贪污斗争成效的肯定。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反贪污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积极探索保持党员干部勤政廉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的成功尝试，是一次为巩固新生政权、有效治国理政的政治运动。通过开展反贪污斗争、严惩贪污分子，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树立了良好党风和社会风气，有效实现了社会问题治理，巩固了新生政权。在此运动中，《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和官方媒体，成为反腐败运动的传播介质和载体，并与这一运动同构、同质，休戚与共。通过充分利用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开展了广泛的反腐宣传和动员，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体现了“报纸为反腐败斗争服务”的价值特色和社会责任。它以革命性政治话语、概念和逻辑为导向，坚持党性、人民性和组织性的政治底色，不仅传播着反腐败斗争的“影像”和“图景”，而且控制着“反腐想象”的意义和方向，塑造出反腐败运动所必需的革命文化场域和共同的情感语境，成为反腐败运动的意识形态中枢和道义基础，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营造反腐败斗争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DiscourseonAnti-corruption:Anti-corruptionPublicityInitiatedbythePeople’sDailyintheEarlyDaysof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FENG Bing1, ZHANG Dan2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severely punish corrupt elements in its effort to manage state affairs and consolidate the power base. The remarkable results of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were inseparable from the effective publicity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People’s Daily with its extensive influence. Via its featured columns, commentaries, cartoons and other forms, the People’s Daily gave publicity to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such as general and specific policies and important instructions regarding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stling blowing deeds on the part of the mass public, as well as reflections and confessions on the part of grafters. These measures helped party members, party cadres and the broad masses to fully recognize the urgency,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which was conducive not only to creating a favorable social atmosphere and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to promoting the synergized development of other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the dri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economy.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ee-anti Campaign; People’s Daily;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