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延 胜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黄河也与秦汉王朝的盛衰兴替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统治者根据统治需要赋予了黄河各种文化象征，使得黄河不再仅仅是一条河流，而是一种政治的河、思想的河、文化的河。

本文就历史的记载分析黄河在秦汉时期的文化象征(1)学者在论述黄河的河神崇拜、河流祭祀、河流的象征意义时，不同程度地涉及黄河的文化象征，但不全面，有待完善。学者的成果见：卢中阳《先秦时期河神人格化的演进》，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王娟娟《中国古代的黄河河神崇拜》，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薛瑞泽《秦汉时期的河流意识》，载《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徐蕴《秦汉水祭祀的政治意涵阐释》，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水德的象征

战国时期，在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推动下，“五德终始说”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开始受到当时国君的关注，对秦汉的历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秦王嬴政早期，吕不韦执政。吕不韦就吸收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其编纂的《吕氏春秋·应同篇》中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全面论述，并认为周是火德,周德衰后,继起的王朝必为水德。吕不韦吸收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目的, 是想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 为即将统一全国的秦找到神圣的合法地位。吕不韦的政治史观直接影响了秦王嬴政, 在他统一六国后，便宣布秦以水德代替了周之火德, 并建立了水德的各种制度(2)宋艳萍《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载《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有关“五德终始说”与政治制度关系，顾颉刚先生也有论述。见顾颉刚著，王熙华导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秦始皇以“水德”自居，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作为“水德”的象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在改称“秦王”为“始皇帝”之后：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306

当然，秦始皇认为秦的水德之瑞早在秦文公时就已出现，因此秦统一后实行水德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此，《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1]1643

秦始皇认为周是火德，而秦灭周，从五行相克的角度，“能灭火者水也”[1]306，则秦应为水德，并“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认为把黄河更名为“德水”就象征着“水德”已经开始实行。薛瑞泽从秦人对河流崇拜的角度，认为秦始皇确定水德之瑞，“显示出对以黄河为代表河流的敬畏”[2]。

对于秦始皇采纳五德终始学说，自认为秦为“水德”之事，史书还有不少记载。《史记》卷26《历书》载：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1]1504

《史记》卷28《封禅书》载：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史记集解》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1]1646-1647

秦的“水德”说，在秦灭亡后，一度被汉朝所继承。《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1]3249

对于张苍把汉朝当作水德的原因，是张苍认为汉朝是周的继承者。《史记正义》姚察云：“苍是秦人，犹用推五胜之法，以周赤乌为火，汉胜火以水也。”虽然汉文帝时期，公孙臣和贾谊曾提出汉是土德，需要改制，但汉文帝没有实行，仍然沿用秦的水德(3)《汉书》卷25下《祭祀志下》赞曰：“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0页。汉文帝时期张苍、公孙臣关于汉为水德、土德的争论，见《汉书》卷25上《祭祀志上》，第1212-1213页。。

当然，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儒生们的宣传下，汉朝把水德改为土德。但在汉武帝改土德之前，西汉前期一直以水德自居，那么这一时期的黄河作为“水德”的象征，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在秦和西汉前期，黄河一直是作为“水德”的象征，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含义。

二、永久的象征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母亲河，秦汉时期被称为“大河”“泰河”，加上之前大禹治水的故事和大禹划九州的传说，黄河被赋予了永久存在的形象。

刘邦经过秦末的反秦战争和四年的楚汉之战，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西汉初年，高祖刘邦确立了同姓封王、异姓封侯的原则，大封功臣，先后分封了一百多位列侯。在分封列侯的诏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黄河”的名称，而且把黄河作为一个福祚绵长、江山永固的象征。《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1]1049

对于“使河如带，泰山若厉”一语，《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带，衣带也；厉，砥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乃绝耳。”按照汉人应劭的解释，所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就是说什么时候黄河水小得如同一个衣带、泰山小得如同一个磨刀石，所封功臣的侯国才灭绝。古人多以黄河、泰山当做山河永久、国家永存的一个象征，因此，刘邦在封侯诏书中，以黄河和泰山作比喻，就是希望功臣“传祚无穷”，永久存在(4)徐蕴认为，汉高祖分封诸侯，以黄河为证进行誓词，“体现了先民面河盟誓的传统。黄河河神作为神圣和信义力量的象征，具有监督、警戒和惩罚誓约者的权能，而统治者请黄河为其誓言见证，更说明了黄河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参见徐蕴《秦汉水祭祀的政治意涵阐释》，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27页。但刘邦的“封爵之誓”并未面河盟誓，应与河神关联不大。另外，薛瑞泽认为：“黄河的崇高地位，使其成为汉代人所作誓言的见证。”“黄河被汉高祖作为发誓的见证。”参见薛瑞泽《秦汉时期的河流意识》，第4-5页。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具体到诏书内容，诏书还是以黄河、泰山为喻，希望江山永固之意。。

高祖刘邦的封侯诏书，司马迁记载得较为简略，而班固记载得较为详细。《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此事曰：

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 陈之岁，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3]527

汉高祖封侯的情况，《汉书》比《史记》记载得更为详细一些。“封爵之誓”的内容，《汉书》记载为“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即把《史记》中记载的“使河如带”变为“使黄河如带”，把“河”明确为“黄河”。这样尽管意思没有变化，但“河”指代“黄河”则明确无疑。这也是“黄河”名称第一次见于记载。如果班固所载属实，则“黄河”名称早在西汉初年已经产生。

当然，刘邦封侯时的誓言“使黄河如带”，寓意长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一百多个列侯的子孙骄奢淫逸、违法乱纪，以至于到汉武帝后期，即西汉建立一百年后，这些列侯子孙大多失去侯国，成为普通的百姓。《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

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1]1050

从汉初刘邦分封列侯，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基本一百年。一百年过去了，高祖刘邦当初分封的143个列侯传袭到太初年间的只有五个，其余138个侯国都被取消了。而太初年间仅存的五个侯国，到汉武帝后元年间，也不存在了。《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臧，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兴之德。”[3]528汉成帝时一位大臣曾总结说：“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以往况今，甚可悲伤。”(5)参见《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529页。但高祖刘邦对功臣的重视还是受到后人关注和肯定的。三国孙吴赤乌二年(239)，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为周瑜之子周胤的犯罪处罚求情，就以刘邦的山河之誓为喻，曰：“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参见陈寿《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6页。由此可见，封侯时的誓言“使黄河如带”，在列侯子孙的“骄逸”中，失去了初始的本意。

三、文化中心的象征

黄河中下游的今山西南部以及河南的洛阳、焦作、安阳一带，秦汉时期设置有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史称“三河”之地，这里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带，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因此，秦汉时期所称的“三河”之地，就成了黄河文化中心的象征。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在叙述各地的民风时特别指出了“三河”的独特历史地位。其言：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1]3959

对于“唐人都河东”，《史记集解》徐广曰：“尧都晋阳也。”对于“殷人都河内”，《史记正义》曰：“盘庚都殷墟，地属河内也。”对于“周人都河南”，《史记正义》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阳。”也就是说尧都河东(今山西临汾)、盘庚都河内(今河南安阳)、周平王都河南(今河南洛阳)，是中国早期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司马迁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充分肯定了“三河”天下之中、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所谓“三河”就是黄河中下游从山西南下，到三门峡地区折而向东，又在河南荥阳折而向东北，而黄河河道在这折变中形成的三个重要的区域，也是黄河中下游既濒临黄河又相对安全的三个地区。古人在这三个地区分别建都，体现了祖先的智慧，也体现黄河中下游这三个地区的重要地位。

“三河”之地，有时又叫做“河洛”之地。《史记》卷28《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1649《史记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又引《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酆、鄗，至平王徙都河南。”《史记正义》总结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又《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亦载：“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3]1205唐代颜师古注曰：“谓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阳。”总体来看，“三河”地区又称“河洛”，可能更强调的是殷都偃师、周都河南的历史，因为这两个都城都在洛河流域，从而强调“河洛”地区的重要性。

在汉代，“三河”仍是重要的地区。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曾大封子弟为诸侯王、封功臣为列侯，这些王国、侯国基本都在关东地区。但由于“三河”地区的特殊地位，朝廷没有分封给诸侯王，而是直属中央管辖。《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1]967-968

从记载来看，西汉前期，中央直辖的只有“三河、东郡、颍川”等十五郡，在这十五郡中，“三河”地区就占了三郡，由此可见“三河”地区的重要地位。这里在秦汉时期仍然处于黄河文化的中心地位。刘邦打败项羽后，曾一度定都洛阳，到了东汉正式定都洛阳，这都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核心位置。

四、天下神水的象征

五经之一的《周易》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6)《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由此赋予了黄河的神圣性，使得黄河具有了神河的形象。秦汉时期，河出图、洛出书经常被提起，并且和圣人联系在一起。

《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载：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洛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洛书》之意也。[3]1315

按照汉代刘歆的说法，上古伏羲氏受河图，画八卦；大禹治水得洛书，而作《尚书·洪范》。伏羲和大禹都是圣人，因此才“河出图，洛出书”，也就是说只有圣人在世，才会“河出图，洛出书”。刘歆的说法，也见于汉代纬书。如《龙鱼河图》载：“伏羲氏王天下，有神龙负图出于黄河。法而效之，始画八卦，推阴阳之道，知吉凶所在，谓之河图。”[4]1149《尚书中候握河纪》载：“神龙负图出河，虙牺受之，以其文画八卦。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4]422

“河出图，洛出书”是难得的吉祥。相反，如果天下不太平，则黄河决口泛滥，危害社会。所以汉代谷永说：

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3]1691

谷永所谓“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体现了汉代灾异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对黄河的神圣性的看法。

黄河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兴起的地区。而在河洛地区之外，国君治国理政不好的话，则会出现灾异以谴告。《汉书》卷27中《五行志中》载：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3]1438-1439

就是以祥瑞与灾异学说来解释“河洛出图书”现象的。

正因为黄河具有神圣性，因此秦汉时期祭祀山川时把黄河地位抬得很高。黄河被视为“诸侯”，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予以祭祀。《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5]1336《史记》卷28《封禅书》：“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1]1633-1634《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亦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3]1193-1194对于“四渎视诸侯”，颜师古注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者，发源而注海者也。视谓其礼物之数也。”而在四渎之中，黄河居于首位。《汉书》卷29《沟洫志》载班固赞语曰：

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鱼乎！”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3]1698

班固所言的“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充分肯定了黄河在天下所有河流中的“宗主”地位。纬书更是把黄河抬高到“水宗”和“河伯”的地位。如《尚书纬》：“六宗，天地神之尊者，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岱、海。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岱为山宗。”[4]390《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4]961

黄河河神祭祀的地点在濒临黄河的左冯翊临晋县。高祖刘邦时下令对黄河祭拜：“长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河巫祠河于临晋。”[3]1211《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载：“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3]1545《汉书》卷25《郊祀志》载秦统一后令祠官祭祀名山大川：“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3]1206

到了汉宣帝时期，社会安定，五岳四渎的祭祀制度也固定下来，但黄河的祭祀次数比江、淮、济次数要多(7)薛瑞泽认为“汉宣帝以后，朝廷对河流的祭拜呈现出由前期的全面祭拜到分层次祭拜的转变，这与汉代社会渐趋稳定密切相关。”参见薛瑞泽《秦汉时期的河流意识》，第3页。。《汉书》卷25《郊祀志下》载宣帝神爵元年(前61)：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3]1249

在五岳四渎的祭祀中，泰山和黄河的地位最为崇高，一年祭祀5次。长江次之，一年祭祀4次。其余的淮河、济水等一年只祭祀3次，由此可见黄河在秦汉时期地位的尊崇。

五、天下治乱的象征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之后，河水变得浑浊起来，以至于在孟津以下号称“浊河”。《汉书·沟洫志》又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的记载[3]1697。在古人看来，浑浊的黄河水是很难变清的，如果黄河水变清了，则一定是天下太平所致。汉代易学大家京房就在《易传》中说：“河水清，天下平。”[6]1080虞荔《鼎录》载：成帝绥和元年(前8)，匈奴平，铸一鼎，其文曰：“寇盗平，黄河清。”[7]5京房和青铜鼎铭文的说法，都赋予了黄河之水代表天下治乱的文化象征(8)薛瑞泽在“河流的象征意义”部分，也注意到黄河的象征意义，指出“河水特别是黄河水变得清澈也成为天下太平的象征。”参见薛瑞泽《秦汉时期的河流意识》，第4页。。

西汉时期，黄河多次在下游决口，最有名的就是瓠子(今濮阳县西南)决口，泛滥关东十六郡二十多年，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决口才被堵塞。王莽时期黄河再次决口，泛滥五十余年，直到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治河，才使得黄河安澜。正是西汉时期黄河下游的多次泛滥，使得社会对黄河水变清赋予了理想和向往的成分。让西汉的京房等人想不到的是，黄河居然在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变清了。史载：

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6]314

桓帝延熹九年(166)“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6]317

灵帝建宁四年(171)“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6]332

《后汉书·桓帝纪》所载的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四郡，都在黄河的下游，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山东聊城、菏泽、泰安、济宁、莱芜、德州等地。《后汉书·灵帝纪》所载的“河水清”没有明确说明地点，但从常理推断，应该还是黄河下游的今河南、山东段。黄河清本是祥瑞的象征，但在东汉后期社会黑暗的桓灵时期，黄河清则成了不正常的现象，当时人认为是妖异之象，并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续汉书·五行志三》载：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规京都计邪？”其明年，宫车晏驾，征解犊亭侯为汉嗣，即尊位，是为孝灵皇帝。[6]3311

东汉的襄楷把桓帝时期延熹八年、延熹九年的黄河清，看作是诸侯觊觎皇权的征兆。因为黄河的地位是诸侯，现在黄河变清，而清明是天子的象征，因此浑浊的河水变清并不是什么吉兆，而是诸侯要谋夺天子之位的预兆。当然，巧合的是，河水清之后的第二年，汉桓帝就去世了，享年36岁。桓帝崩，无子，窦太后与父亲窦武定策禁中，遣使到河间国奉迎解犊亭侯刘宏为帝，这就是汉灵帝。在襄楷看来，这正是应验了他的看法。

襄楷正是延熹九年“河水清”段的平原郡人，他“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对黄河和阴阳关系的理论有自己的看法。《后汉书·襄楷传》：

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6]1080

襄楷认为“河水清，天下平”，应该是天下平，即天下大治的时候，才会河水清。相反，如果天下乱象环生、天下不太平而出现“河水清”，则是妖异的象征。这正如天下大乱的春秋之时麒麟现世，孔子认为是灾异。而东汉桓帝时期，政治腐败、羌人起义、疫病流行、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时刻出现“河水清”，难怪襄楷认为是灾异。

除了京房、襄楷外，汉代的纬书也对黄河与治乱的关系有所阐释。《尚书中候》：“黄河千年一清，圣人千年出世。”[4]420《春秋感应图》：“黄河千年一清，丹野千年一焚，焚则圣人出。”[4]897这两条纬书都提到了黄河清与圣人出的关系，尽管没有言及天下平，但圣人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天下平，因此，纬书中的黄河清、圣人出，就预示着天下太平。

透过京房、襄楷等人以及纬书的记载，我们能真切感受到秦汉时期人们对黄河的重视、对黄河的关注，以至于把黄河的清浊看作是象征天下治乱的大事。由此凸显秦汉时期黄河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象征意义。

六、中国的象征

黄河在秦汉时期有“河”“德水”“大河”“泰河”“浊河”“黄河”等不同的称谓，这都是立足中原地区的称呼。跳出黄河文化圈，从西域的角度来看，黄河又被称为“中国河”，黄河被看作中国的象征。

《汉书》卷96《西域传》载西域概况时提到了黄河的源头问题。史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3]3871

另外，《汉书·西域传》在记述于阗国时说：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3]3881

对于“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苏林注曰：“即中国河也。”[3]3881《汉书·西域传》的这个说法，可能源自张骞与汉武帝。《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报告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1]3836同传又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1]3851按照《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的说法，黄河源头的山是昆仑山，水是西域的“蒲昌海”或者叫“盐泽”，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古人认为，塔里木河的水汇集到“蒲昌海”，而“广袤三百里”的大湖泊“蒲昌海”的水则“潜行地下”，即形成地下河，地下河潜行到积石山的时候，流出地表，即所谓“南出于积石”，形成了黄河的源头，最终形成了“中国河”，也就是黄河。

河出昆仑、河出积石的说法来源较早。《尚书·禹贡》说“导河积石”[5]151。《尔雅·释水》云：“河出昆仑虚(墟)，色白。”郭璞注曰：“《山海经》曰：河出昆仑西北隅。虚，山下基也。”[5]2620汉代人也认同河出昆仑的这种说法。汉桑钦《水经·河水》载：“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8]1-3许慎《说文》：“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9]516应劭《风俗通义》：“河出燉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10]372汉代纬书《河图括地象》：“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有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东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4]1095《河图始开图》：“黄帝问风后曰：余欲知河之始开。风后曰：河凡有五，皆始开乎昆仑之墟。”[4]1105“黄河出昆仑山东北角刚山东。”[4]1106《河图绛象》：“河导昆仑山，名地首……至积石山，名地肩。”[4]1186“黄河出昆仑，东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河水九曲，长九千里，入于渤海。”[4]1187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人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墟和积石山，也就是源自西域和西北地区。

抛开黄河源头与昆仑山、积石山以及“蒲昌海”相关联的说法，我们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河”的提法。这个提法一是把西域的“蒲昌海”与黄河联系起来；二是称黄河为“中国河”。“中国河”的称谓极具文化象征意义，这个称谓表明在中原以外的地区，是把黄河看作是“中国”的象征(9)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字，织锦上的“中国”应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也是从西域边疆的角度把中原地区指代为中国的。这与《汉书·西域传》称黄河为“中国河”的角度是一样的。，黄河与中国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