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博

自唐代文人竹枝词创作以来，历经宋元明各朝的发展，竹枝词至清代始蔚为大观，最终形成了创作规模大、存世数量多、涉及范围宽的总体特征。《中华竹枝词全编》共收录历代竹枝词作品近7万首，作者4400余人。其中，清代竹枝词作品近6万首，作者3400余人(1)对清代竹枝词数量及创作人数的统计是结合《历代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而得的，虽然不能精确地反映清人竹枝词的数量和作家人数，但仍能大体反映清代竹枝词创作的整体情况。参见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丘良任、潘超、孙忠铨、丘进：《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在如此丰硕的成果面前，竹枝词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虽然竹枝词相关研究在民国时就已起步，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竹枝词总集及地方竹枝词集的先后出版，竹枝词才为人所广泛关注(2)20世纪30年代，马稚青、任中敏、张次溪等人就已公开发表竹枝词研究相关论文。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方竹枝词集、竹枝词总集、竹枝词选集等先后出版，2000年以前已逾30种。2000年至今，先后出版的竹枝词集及研究专著已有百种之多。。然而，笔者考察近年来竹枝词的相关研究，发现既有研究通常关注竹枝词的史料价值，多致力于挖掘竹枝词中所记载的各类信息(3)当前对竹枝词的研究多集中于竹枝词中的各类民俗、文化(如音乐文化、戏曲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等)、语言、社会转型等内容。。诚然，竹枝词历来被视为风土诗，其中蕴含着丰富庞杂的多学科内容，但把竹枝词视作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容易忽视其作为重要创作类型的一面，从而造成研究上的不足。

清代竹枝词数量庞大，在创作上既延续了业已形成的创作传统，又表现出因时而变的一面。但是，目前清代竹枝词发展演变的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探讨。竹枝词在清代的发展演变，既是竹枝词文体发展的内在需求，又是时代环境下的要求。竹枝词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书写风土民俗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后世往往将竹枝词视作风土诗的关键所在。清代竹枝词中书写风土的内容比比皆是，这是对800余年来形成的创作传统的继承。然而，在新的时代环境、创作需求下，清代竹枝词表现出了因时而变的态势。本文拟从文体选择、创作形式推广、政治关切等角度，考察清代竹枝词在面对业已形成的文学书写传统时所做的继承与推进。

一、七言四句：对七绝体为主要创作形式的继承

在竹枝词发展史上，自文人介入竹枝词的创作以来，先后出现过七言四句、七言两句、五言四句、七言五句、六言四句及杂言等多种形式的竹枝词。其中，不论是在竹枝词初创期的唐代，还是在鼎盛期的清代，七言四句绝句体的竹枝词在创作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其他各种变体竹枝词(4)本文以七言四句绝句体为竹枝词创作中的正体，七言二句及七言四句标注“竹枝”“女儿”的竹枝词及五绝体、六绝体等其他杂言体竹枝词为变体。虽如游丝一脉，不绝于各代，但终是陪衬角色。

在清代的近6万首竹枝词中，变体竹枝词仅有200余首，包括五绝体、杂言体及七言二句、七言四句标注“竹枝”“女儿”和声词体的竹枝词等。其中，五言四句的五绝体竹枝词数量较多。经初步统计，清代五绝体竹枝词有170余首(5)数据统计来源为《中华竹枝词全编》。《中华竹枝词全编》收录孙士毅《西藏竹枝词》35首，共12组，每组3首。其中，第9组《马蜜旗》有错讹。笔者比对孙士毅《百一山房诗集》后发现，该组诗总标题实为《蛮方日用与内地迥殊，触目成吟，得十二首，题仍口外蛮语，而以华言分晰注之，聊备风谣之末云耳》，共12首，每首五言十二句，不宜割裂认定为竹枝词，故未纳入统计。参见丘良任、潘超、孙忠铨、丘进：《中华竹枝词全编》第7册，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68—171页；孙士毅：《百一山房诗集》卷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6—598页。。五绝体竹枝词又被称为“变竹枝词”“短竹枝词”“小竹枝”等，源于宋代贺铸在酒席上戏作的“以代酒令”的9首《变竹枝词》[1]。就创作动机而言，贺铸的《变竹枝词》与后世竹枝词略有不同。贺铸之作虽是出于佐欢之需，但却在文体上为后世竹枝词的创作开拓了一种新形式。明代张凤翼、宋登春，清代屈复、贺宽、袁枚、钱林、黄爵滋、石德芬、游绍安、傅燮鼎、陈宏典等人均有五绝体竹枝词存世。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屈复的《变竹枝词》63首。屈复字见心，晚号悔翁，生于清康熙七年(1668)。屈复祖父屈瑛曾仕于明，明亡后其父屈必旦携家隐居，屈复成长于遗民家庭，一生不仕清廷。屈复有诗名，盛于雍正间。“近日北方诗人多宗蒲城屈征君悔翁，南方诗人多宗长洲沈宗伯确士。”[2]屈复诗学主张“寄托说”，“其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3]。郑方坤所云“翁(屈复)之寄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4]，正点明了屈复的遗民心态。

屈复所作的《变竹枝词》为五绝体，前有序，诗后附有自注，以记述北京风俗为主要内容。屈复在序言中流露出了竹枝词创作领域中的求变意识，其序云：

唐人竹枝本绝句七言，皆咏人情风俗也。夫人情风俗随时而变，身遭其变，变不在我。嗟乎！天地寒暑，日月星辰，其变且无穷，安见七言之不可变五言哉？六朝《子夜》《读曲》歌五言为多，唐《伊州》《甘州》有七言，亦有五言，即周之所谓漫乐、散乐，近是作五言六十三首。[5]

清人一般认为竹枝词属于乐府诗，如康熙间的钱良择、嘉庆间的吴鼒、道光间的毛贵铭等均持此种观点(6)清人的这一认识普遍见于竹枝词序跋之中。。屈复亦是在这一认识下提出变体要求的。屈复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七言竹枝词也应可变为五言竹枝词，且六朝《子夜》《读曲》，唐代《伊州》《甘州》等乐府诗亦均是五七言皆备。因此，他仿照前例，创作了63首《变竹枝词》。

屈复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竹枝词应当五七言皆备的主张，更在于他以创作“变竹枝词”的形式来抒发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身遭其变，变不在我”，曲折地表达了屈复的遗民心态。屈复曾被荐博学鸿词科，但“三征不起”[4]；且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起至乾隆四年(1739)止，屈复曾先后三次拒绝王府的礼聘(7)屈复拒绝王府礼聘之事分别发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乾隆元年(1736)和乾隆四年(1739)。第一次由巢可托推荐，事见屈复《贞女吟》中马墣、陈长镇评语：“戊戌，怡贤亲王未封时令本旗尚书巢可托公荐博学端人，备资访。数年不得至，是以弱水应命，先来达意，许岁币千金，固辞乃止。此《贞女吟》之所由作也。”第二次由阿琛亭推荐，屈复有《琛亭统领为朱邸来聘辞谢》记其事。第三次事见《己未二月朱邸屡见招辞后示诸门人之作》，诗中有自注云“戊戌、丙辰两辞朱邸聘”。参见屈复著，马墣、陈长镇评：《弱水集》，乾隆七年(1742)刻本。。据此，可见屈复不与清廷合作的坚决态度。

《变竹枝词》63首虽以记述北京风俗为主，但语含讽刺，富比兴意(8)马墣、陈长镇评曰：“此六十三首中多比兴。” 参见屈复著，马墣、陈长镇评：《弱水集》卷十三，乾隆七年(1742)刻本。。例如，第38首：“小鱼问大鱼，同是污池辈。汝何有功德，朝朝入大内”[5]，借金鱼讥刺当朝官员。屈复的这种创作心态，可以与其注解王渔洋《秋柳》诗时的心态相映照。管世铭在提到屈复注解王士禛《秋柳》诗时，曾批评道：“秦人屈复注王渔洋《秋柳》诗，泥‘白下’‘洛阳’‘帝子’‘公孙’等字，妄拟为凭吊胜朝，最为穿凿。”[6]王士禛《秋柳》诗含义朦胧，富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历来便是众说纷纭。其中一类重要的观点，认为《秋柳》诗为“吊明亡之作”[7]，屈复的注解正属于这一类。屈复认为，“陶之饮酒，郭之游仙，谢之登山，左之咏史，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而姑借题发抒”[3]。他创作《变竹枝词》的心态与主张，与注解《秋柳》诗时拘泥于“白下”“帝子”一样，无非是借题发抒、曲折表达凭吊胜国的遗民心绪，是其“不足为外人道”的心迹表露——虽然事实上屈复并未在明代生活过。这种借记录时俗以寓心迹、抒写兴亡易代之感的竹枝词，又不同于单纯地以竹枝词来抒怀的作品，是对竹枝词功能的拓展。

除屈复的《变竹枝词》外，数量较多的五绝体竹枝组词还有石德芬的《叠克杂咏》22首。《叠克杂咏》亦附有自注，记述了清末四川德格县的土司情事及习俗。虽然清代竹枝词出现了较此前历代数量更多的五绝体竹枝词，并表现出了明确的求变意识，但限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形成规模。清代竹枝词在创作形式的选择上仍是继承传统，以七绝体为主。

竹枝词创作中七绝体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绝句体诗简短凝练、意味悠长的特征有关。绝句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其特征是短小精悍，五绝仅20字，七绝仅28字，“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抒情、写景或是叙事”[8]。在抒情方面，绝句“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久倍之。遂为百代不易之体”[9]。绝句体诗的这一特征与竹枝词的创作需求大体吻合。举一例即可瞻其大概。郭麐《潍县竹枝词》：

通全城立壮猷，难忘不独一周侯。

青阳楼上红旗下，娘子援枹指血流。[10]1906

这首竹枝词以通俗凝练的笔调，讲述了崇祯年间周亮工及其侧室王氏协同士民誓死守城、抵御清兵以及士民至今怀念的事迹，语短而事丰。与五绝相较，七绝虽仅仅多了8字，但其表现力却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在竹枝词渐趋叙事化的趋势下(9)关于竹枝词的叙事化可参看朱易安的《竹枝词创作地位的提升与范式的确立》，参见朱易安：《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72—292页。，最终形成了七言竹枝词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绝句体的简短凝练，促使竹枝词在创作中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组词和自注现象。

其次，竹枝词胎息于民歌，经文人参与创作，表现出了雅俗融合的现象(10)关于竹枝词雅俗融合的成果可参看伍联群《论唐宋文人竹枝词的新变》、范明英《巴渝竹枝词的雅俗文化互动研究》、朱易安《雅俗互渗的个案及其文化意义》等论述。参见伍联群：《论唐宋文人竹枝词的新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第17—20页；范明英：《巴渝竹枝词的雅俗文化互动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第79—83页；朱易安：《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1—26页。。除刘禹锡的竹枝词外，杨万里的《竹枝歌七首》中的《吴侬一队好儿郎》亦是檃栝舟子纤夫之歌而成。竹枝词能够檃栝民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对格律、对仗等要求较低。竹枝词多拗体，“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者之间，不得全用古体，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拘也”[11]。王士禛提出“神韵”说这一诗学主张，有学者认为这一诗学理论是从竹枝词中演化而来的[12]。王士禛有《都门竹枝词》《玄墓竹枝词》《汉嘉竹枝词》《广州竹枝词》等，其《江阳竹枝词二首》(其二)则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竹枝词“非古非律”“半杂歌谣”的特征，其诗云：“妾如江心黄龙堆，江枯石烂长崔嵬。郎如治平寺中塔，戎州西望忽飞来。”[10]489平仄为：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在诗歌创作中，竹枝词对平仄、句法等要求宽松，甚至可以完全忽略这些要求，门槛较低。而与古体诗、律诗相比，绝句体诗又“兼古近之长”[13]，这就大大提高了竹枝词创作的灵活性。

再次，在众多诗体中，七言诗“具有最畅达、顺口的特点”[14]，便于歌吟，又被认为源于歌谣(11)龙榆生认为：“五七言诗出于汉代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余冠英认为：“七言是从歌谣直接或间接升到文人笔下而成为诗体的，所以七言诗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七言歌谣里找到根源。”刘运好认为：“七言诗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七言歌谣。”参见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页；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页；刘运好：《先唐文史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因此，竹枝词与七言体诗之间的关联最为紧密。“声诗要义与《竹枝》特点相应者，如：源于民歌，有历史发展，有地域交流，重视拗格，具和声辞，集体歌唱，专业精唱，执物而舞，踏地为节，凡九事。”[15]唐代以后的竹枝词也屡有付诸演唱的记载。黄庭坚将贬谪黔州途中所作的《竹枝词二首》“传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10]10。屠隆在旅途中搜采江南民间风俗，撰成竹枝词30首，虽然自认为情事鄙琐，声调俚下，但仍不忍丢弃，“姑留他日令家童习之以侑酒”[16]。嘉庆间的定晋岩樵叟在其竹枝词序中则提供了清代竹枝词用“鼓儿词”法演唱的记载：

洛阳有郭升者，善《鼓儿词》，游于蜀，常往来余寓中，因将余前所作《竹枝词》五十首授之使读，佐以弦索，颇可听闻。忽一日，郭请于余曰：“川中风土人情止此乎？”余曰：“多矣。”郭曰：“先生何不再续乎，吾当为先生歌之，以消永昼，何如？”余允其请，复于暇日搜索枯肠，得五十首，甫脱稿，而郭已买舟东下矣。[10]1892

虽然竹枝词具体的演唱方式难以详考，各个时代的演唱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对竹枝词可以演唱的认识却延续了下来。

最后，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著名文人及典范作品的垂范作用也有密切关系。文人竹枝词的盛行与刘禹锡紧密相联。明人胡震亨在回顾竹枝词发展历程时就云：“后元和中，刘禹锡谪其地，为新词，更盛行焉。”[17]刘禹锡先后创作11首竹枝词，均为七绝体。刘禹锡竹枝词的垂范作用在后世竹枝词序及诗中多有体现。宋代的李复、杨万里，元代的王恽、杨维桢、郭翼，明代的沐璘、王先、谢泰宗、郝璧，清代的黄之隽、方贞观、卢见曾、舒位、袁学澜、洪良品、李稷勋等人的竹枝词创作，均受到刘禹锡的影响。元代杨维桢首倡西湖竹枝唱和，极大地推动了竹枝词的传播与影响，“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18]。《西湖竹枝集》刊印后更是“版行海内”[18]，为竹枝词的创作提供了易得的范本。文学传统孕育于典范作品，而典范作品多出自著名文学家之手。除了在竹枝词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刘禹锡、杨维桢等人外，其他著名文人，如宋代的苏轼、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明代的刘基、宋濂、高启、李东阳、李梦阳、杨慎、徐渭等都参与了竹枝词创作。这些名人参与竹枝词创作，对竹枝词书写传统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竹枝词的创作就是在这种逐渐形成的文学传统下进行的。

虽然清代竹枝词在创作上各体并存，也表现出了求变意识，但最终仍未能突破传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表现出的仍是对七绝体诗的继承。

二、组诗与自注：对容量扩展的广泛运用

在五七绝等体式的突破上，清人并未贡献多少实质性的开拓。但任何事物都非一成不变，正如前引所言，“天地寒暑，日月星辰，其变且无穷”。纵然在众多诗体中，七绝体诗很好地契合了竹枝词内容的书写需求，但单首竹枝词的容量总是有限。“竹枝词歌咏时事，搜奇揽胜，发潜阐幽”(陈祁《清风泾竹枝词序》)[10]1431，在文人竹枝词创作之初便产生了小型竹枝组词。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的发展，清人对竹枝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竹枝词的功能在清代被极大地开拓。清人在竹枝词创作时多怀有补葺方志之不足、反映时俗之变迁的愿望，希望能全面、系统地记录一地之建置、风俗、物产、人物、遗迹等内容，而一事一首、小型组诗的形式无法满足这种创作需求。在此种情况之下，清代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大型竹枝组词、竹枝词专集(竹枝词多达百首、数百首)。

大型竹枝组词虽在明代就已出现，如陈之瑞的《西湖竹枝词》(102首)、郝璧的《广陵竹枝词》(100首)，但并未形成规模，也未产生广泛影响(12)有文献记载，明代中叶，杨黼有竹枝词千首，但未见传世，后世也鲜有提及，其真实性仍待进一步考证。参见李元阳：《杨黼先生传》，《李元阳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70—571页；査继佐：《罪惟录》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60页。。而清代大型竹枝组词、竹枝词专集不仅大量出现，形成规模，还产生了广泛影响。仅以数量过百的竹枝组词为例，就可以概见清代竹枝词创作的繁荣盛况。据孙杰《竹枝词发展史》的不完全统计，篇幅百首以上的清代竹枝词专集有156种之多，仅乾隆年间就有36种。清后期尤多巨制，如厉秀芳的《真州竹枝词》(412首)、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532首)、颐安主人的《沪江商业市景词》(868首)、张芝田的《梅州竹枝词》(400首)等[19]。就影响而言，朱彝尊所作的《鸳鸯湖棹歌》100首，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朱彝尊更被推尊为“最工绝句竹枝体，国朝无出其右”者[20]。朱彝尊竹枝词的和作、续作、仿作等层出不穷：谭吉璁先是和作《鸳鸯湖棹歌八十八首和韵》，后又继作《续鸳鸯湖棹歌》30首；朱麟应有《续鸳鸯湖棹歌》100首；张燕昌续作《鸳鸯湖棹歌》100首；陆以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次朱太史竹垞原韵》；马寿谷有《鸳湖竹枝词》100首；曹信贤有《魏塘竹枝词(用竹垞棹歌韵)》120首；等等。前后和作或续作者，仅朱彝尊同乡就有26人[21]，形成了跨时代同题唱和的盛况，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13)沈云在《鸳鸯湖棹歌研究》绪论中指出：“清代以‘棹歌’命名的《鸳鸯湖棹歌》和诗、续诗者约30位，诗歌1000多首。鉴于清代棹歌与竹枝词两体合流，故以‘竹枝词’命名的《鸳鸯湖棹歌》和诗、续诗者亦有11位，诗歌1000多首。现当代和诗者约16位，诗歌2500多首。”由此可见朱彝尊棹歌之影响。参见沈云：《鸳鸯湖棹歌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再如厉秀芳的《真州竹枝词》，除有张安保作序、鲍毓东作序、李嗣昌题跋外，另有张鹤龄、康发祥、姜焘等74人题词，是目前所知题词数量最多的一组大型竹枝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

大型竹枝组诗的运用，扩大了竹枝词的容量，使之能够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一地民风民情、风俗流变，这在客观上也促使竹枝词朝着叙事诗的方向发展。叙事化是清代竹枝词的明显表征。虽然大型竹枝组词解决了单首或小型竹枝组词在反映内容上的限制，但诗歌的语言毕竟是凝练的，对于事件的描述也只能是概述式的，这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形。为促进传播，进一步拓展竹枝词所能反映的内容，提高其文化影响及实用价值，清人在创作竹枝词时借鉴诗中自注的方式，多对自己的作品附上详细的注解(14)诗歌自注现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现象，已逐渐为学者所关注。竹枝词领域的自注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参见郭娇：《祁韵士〈西陲竹枝词〉诗下自注研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40—43页；莫崇毅：《论朱彝尊的诗词自注》，《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64—75页；王淑芸、郝青云：《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阴山学刊》，2022年第1期，第8—13页。。

早期对竹枝词加注的作品多是解释个别字词，注解内容少，未成系统。至明代《滇南诸夷译语竹枝词》时，才出现了系统且详细的题解和小注。《滇南诸夷译语竹枝词》是中原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它向中原文化区的士人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俗及常用语言词汇。这组竹枝词共有60首，诗前有题解(或小引)交代本首竹枝词所咏民族的概况，诗中夹注小字注解方言。举一例以见大概。第47首《蒲人》：

即古百濮。《周书》所谓“微卢彭濮”也，后讹为“蒲”。质黑乌首。男青布裹首，穿套头衣，膝系黑藤。妇人挽发脑后，戴青绿珠花布围腰，短裙，系海巴十数围。带刀弩长牌，不畏深渊，或浮以渡。婚娶长幼跳踏，吹芦笙，为孔雀舞。壻家立标竿，上悬荷包，贮五谷银钱等物。男妇两家大小争上取之，得者为胜。又有野蒲普蛮、朴子蛮，性尤悍恶。男以布二幅合缝挂身，女以红布搭右肩结左胁，另用布一幅蔽腰以下。

背负蛮涓(蛮牌)腰利巴(刀)，醉来惟效喏雍哗(孔雀舞)。但逢探(娶)嘎(嫁)诸翁萨(亲戚)，争上标竿夺痛牙(荷包)。[10]218

诗前题解(或小引)详细交代了少数民族之一“蒲人”的渊源、风俗、分支等情况，这是竹枝词诗句所不能展开表述的内容。诗中的小注，如“蛮涓(蛮牌)”“利巴(刀)”等翻译了少数民族的方言词汇，帮助读者理解诗意。题解和小注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竹枝词的内容，有助于理解竹枝词，提高了竹枝词的实用价值。然而，在明代近2000首竹枝词中，类似《滇南诸夷译语竹枝词》这样拥有详细“副文本”的作品却寥寥可数。

在清代竹枝词的书写趋向及叙事性特征逐渐强化的背景下，竹枝词附有自注、题解等的情形日渐增多。竹枝词注多能提供远比竹枝词自身更为丰富的信息，其应用价值也往往超过竹枝词本身，以至于有学者主张在整理竹枝词时应淘汰一批没有注文的竹枝词(15)见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施蛰存序。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2—4页。，这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正是注意到了竹枝词注的可贵之处，是对竹枝词注解价值的肯定。

乾嘉间著名学者张澍擅经学，并长于史地之学，先后主修玉屏、大足、兴文、泸溪等县县志。张澍于嘉庆六年(1801)出任玉屏知县，先后署理遵义、广顺县事，于嘉庆八年(1803)引疾辞官。他在黔地为宦两年，于黔地历史、民风民情多有考察，撰有《续黔书》8卷(嘉庆九年，1804)。此外，张澍另作有《黔苗竹枝词》40首，历咏黔地各苗分布、习俗等，“每种一首，事多或二三章”[22]，诗后附以小注，作为对诗歌内容的解释和补充。如描写苗族分支“猓猡”的“济火荒礽长水西，更苴骂色面深黧。精兵自是诸蛮冠，妄效刑天目作脐”[22]。其小注云：

猓猡在大定。自济火以来千有余年。世长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长曰头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贵者更苴，次则慕魁、勺魁，以至骂色、黑乍，皆有职守。平居畜好马，善驰骋，以射猎习击刺，故其兵为诸蛮冠。谚云：“水西罗鬼，断头掉尾。”[22]

自注简明扼要地交代了“猓猡”的分布、简史、等级制度、生活习惯等，并辅以当地谚语佐证。诗主要承担评介的功能，自注提供了评介的知识背景，起到“记其实”“俾览者有考”[22]的效用。基于诗后附有的详细小注，《黔苗竹枝词》可以和《续黔书》的部分内容相互对读。显而易见，在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中，《黔苗竹枝词》中注的价值远高于竹枝词本身。

再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关于《日本杂事诗》的创作，其起因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光绪三年(1877)冬，黄遵宪经何如璋推荐被任命为驻日参赞，随使日本。驻日期间，其亲友写信向其咨询日本国情。黄遵宪在光绪六年(1880)与日本友人笔谈时提到了《日本杂事诗》的创作起因：“仆东来后，故友邮筒云集，皆询大国事者，故作诗以简应对之烦。”[23]708至光绪十六年(1890)时，黄遵宪在新刊本《日本杂事诗》序中透露了创作动机的转变：“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络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24]23。《日本杂事诗》的创作由应酬之作转变成为撰写《日本国志》所做的前期准备。《日本杂事诗》诗后附有详注，注释文字往往数倍于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国势、地理、政治、风俗、物产等内容。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9次刊印时方成定本，不仅容量增至200首，且从《日本国志》中采辑部分内容作为原注的补充。结合笔谈与《日本杂事诗》自序，比勘初刊本《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的部分文字，可以发现，《日本杂事诗》正是《日本国志》的前期准备，而《日本杂事诗》中与《日本国志》关联最为紧密、价值最大的正是诗后的小注。

仅举一例，便可见《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的文本互动及《日本杂事诗》小注的价值。光绪五年(1879)刊本《日本杂事诗》第32首云：

议员初撰欣登席，元老相从偶踦闾。

岂是诸公甘仗马？朝廷无阙谏无书。[25]

小注云：

太政官权最重。后设元老院，国有大事开院议之。府、县于明治十一年始选议员，以议地方事，亦略仿西法上下议院之意。此固因民之所欲而为之，规模犹未定也。旧有弹正台，后废。西法多民出政而君行政，权操之议院，故无谏官。日本君主之国，而亦无之。[25]

这首诗主要介绍的是日本政体中元老院、议员的情况。关于日本行政改革中元老院的设立，小注仅做了扼要的介绍，并揭示出日本议院之设“仿西法”，尚不完善。相关的细节部分，在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日本国志·职官志二》“元老院”条中有详明记载：

元老院，古无此官。初，明治戊辰四月，于太政官中设议政局。十二月，置公议所于东京。己巳七月，废公议所，置集议院，十二月闭院。庚午三月开集议院，九月闭院。辛未，并集议院于太政官。其时太政官之权特重。议者欲仿西法开议院，以分其权。是年，参议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连名上书，请起民选议院。大学头加藤宏之驳论，谓民智未开，于时未可。然世论纷纭未已。壬申二月，诏曰：“朕即位之初，会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国是。赖祖宗之灵、群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顾中兴日浅，未臻上理。朕乃扩充誓文之意，更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巩立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欲与汝众庶俱赖其庆。汝众庶其毋泥旧习，毋蹈轻进，以翼赞朕旨。”于是遂设元老院。

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主监临议场，整顿院规。干事一人，理院中会计庶务。议官(无定员)。掌会议议案，定决可否。书记官(无定员，凡四等)，主宣读议草，纂修奏稿。书记生(无定员，凡十等)，主文书档案。议长、议官皆特旨擢任，第一，华族；第二敕任、奏任官应升者；第三，于国有勋劳者；第四，明于政治，习于法律者。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皆由内阁草具议案，以敕命交付本院。(议案有应行议商者，有止应检视者，亦由内阁分别交付，若其事急应施行者，先由内阁随时布告，再交本院检视亦可。)议官约三十员。议事之日，会集诸员必逾三分之一乃得开议。议论既毕，专以人数之多寡决事之从违。凡诸省所上之事已经内阁具案，亦得委员至本院陈述其意见，以备参酌。凡大臣、参议、省使长官，均得于议事日至院会议，惟不入于决议员数之列。凡人民于立法创制有所建白，本院得受其书而理之。每岁会议开院、闭院，均奉敕旨以行，开会之日乘舆或亲临焉。[26]

此段文字不仅记载了元老院设置的因由、经过，而且介绍了职官及其人员配置、会议流程，正是对《日本杂事诗》第32首及其注解更为完备的补充说明。《日本杂事诗》刊刻后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初版刊印次年便“天下争购，所谓长安纸贵者”[23]711，各报馆、文坊、书肆“争行翻刻”，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9次刊印时才最终修订成定稿[24]240。《日本杂事诗》之所以广受关注，正是因为其传达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丰富的、最新的信息，并具有为国内维新派提供借鉴、启人心智的作用。“其于民俗、物产、国政、人才，了如豁如，……而讲其沿革、政教、学俗，以成其《国志》，而耸吾国人，用意尤深。”[27]《日本杂事诗》小注的价值再次证明了竹枝词中注解的重要作用。

三、风教与讥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清代之前的竹枝词在创作时大都以记录风俗、异地见闻等为主，竹枝词创作时的猎奇心理是重要的创作心理之一。前文所提《黔苗竹枝词》《日本杂事诗》中的部分内容，均反映了这种创作心态。清代后期域外竹枝词创作的兴起，亦是眼界开阔之后对新奇见闻的记载。但这些域外竹枝词在传播域外见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关切国内现实、企图开启民智的动机(16)近年来关于晚清域外竹枝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王辉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释了域外竹枝词在介绍域外风土民情、工业文明中的重要作用；郜卫博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了包括域外竹枝词在内的晚清竹枝词对晚清社会及风俗变迁的影响；尹德翔则将晚清海外竹枝词放在中西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对域外竹枝词进行了重新阐释；郑俊惠着重分析了近代南洋、欧美竹枝词的主要内容，作者们对待异国文化的态度，以及欧美、南洋竹枝词所表现出的“近代性”。这些成果均从不同层面推进了域外竹枝词的研究。参见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黄山书社，2010年；郜卫博：《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词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郑俊惠：《近代海外竹枝词中的“欧美”与“南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这是时代背景下竹枝词被赋予的新使命。

借竹枝词开启民智，是晚清时期维新人士、留洋人士创作竹枝词的动机之一。这类竹枝词蕴含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也体现出他们的担当意识。清人不但期望竹枝词能够起到教化民众、资政的作用，还进一步将竹枝词引入现实政治斗争，以期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工具。

清人对竹枝词功能的认识逐渐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竹枝词接续“风”“骚”精神、有《诗经·国风》之义。许瑶光为山凤辉《芦浦竹枝词》作序时就称：

尼山论诗学以观次兴，非徒考镜得失也。方各成俗，地各有风。汉之乔木，林之朴楋，一入吟咏，斯物采增鲜。故观得失则《雅》《颂》居多，观风俗则《二南》暨诸《国风》最切。《竹枝》之作，其风意欤。(许瑶光《山凤辉〈芦浦竹枝词〉序》)[10]2722

许瑶光即认为孔子的“兴观群怨”不仅有助于考察政治得失，还有助于观风俗，而竹枝词正是《诗经》“风”诗精神的延续。袁学澜更是在《姑苏竹枝词序》中将竹枝词的内容与《诗经》“六义”一一比对，为竹枝词正名，极大地肯定了竹枝词的价值。

“风”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记录各地的风俗民情，还在于为施政者提供参考，这是古时“采风”“太师陈诗”的真正意图。在竹枝词与《诗经》“风”诗建立关联之后，清人也达成了竹枝词应当承担教化功能的共识，认为竹枝词也有“观风致政”、教化民众的重要职责。这一认识的形成，又与清初儒家诗教观的复归相呼应(17)参见张健：《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5页。。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竹枝词明显地表现出了关切现实政治的姿态。

清人竹枝词中表现出来的关切政治的倾向，涉及范围广泛。无论是在野文人还是当朝官吏，无论是任职中枢还是施政于地方，都怀有期待竹枝词成为施政辅助工具的想法。如嘉庆十三年(1808)一甲二名进士谢阶树。谢阶树曾任侍读学士、监察御史，是嘉道之际的有识之士，在施政上多有建树，“尤通达治体之言”[28]，著有《大臣论》《县令论》等文。李祖陶认为谢阶树有古大臣之风，是继李绂之后的又一卓异人物[29]。谢阶树在嘉庆十七年(1812)时作有《宜黄竹枝词》100首，附有详注，其序云：

爰比古《竹枝词》调，谱为诗百章，于谣谚之中寓劝惩之义，后之览者，亦将兴起于兹焉尔。[10]1929

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竹枝词的辅政作用，创作这组竹枝词，正是期望其能起到劝惩百姓、教化民众的重要作用。再如华阴知县张履程。张履程有《云南诸蛮竹枝词》50首，其跋交代了创作动机：

故余《竹枝》五十首，虽好丑杂陈，而亦劝勉之意焉。……盖《百咏》《续咏》(案：指《彩云百咏》《彩云续咏》)固以彰善为心。兹篇大旨，亦不外是。(张履程《云南诸蛮竹枝词跋》)[10]1788

江油县令彭阯在谈到其《江油竹枝词》之作时亦云：

前编歌咏，以劝士民，兹撰词章，亦寓教戒云尔。(彭阯《江油竹枝词序》)[10]782

在涉及地方治理时，有为宦经历的竹枝词作家多持此种观点。

即便是未曾为宦的在野文人也认为竹枝词应当发挥教化作用。清初诗人熊荣因屡试不第，隐居山林。熊荣长于作诗，并有诗话著作《谭诗管见》传世。竹枝词有《西山竹枝词》100首、《南州竹枝词》100首等，均有详注。他在《南州竹枝词》序中就认为竹枝词可助地方官考察当地之利弊，云：

然官此者从而悉其利病，游历者因之察乎人情，好事者得以资乎谈助，则无稽之言即以当民风之采也。(熊荣《南州竹枝词序》)[10]1342

康熙间名士顾于观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题词时云：

董子耻夫不羁之才，半生落魄，酒后耳热戏为《扬州竹枝词》，状扬州之情事殆尽。……扬州风俗江河日下，得董子诙谐以激砺之，可以返浇为淳，去华就实，则此书为功扬州不小。斯正《风》《雅》劝惩之义，虽谓之温柔之教可也。(顾于观《董伟业竹枝词题词》)[10]1034

可见无论是在朝文人还是在野文人，无论是官居中枢还是牧民四方，大都认可竹枝词教化民众的辅政作用。

然而，清人对竹枝词作用的推进，不仅在于倡导借竹枝词教化民众，更在于鼓励士子通过竹枝词创作为施政者提供决策参考。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确实出现了竹枝词介入政治生活的实例。

冯桂芬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维新思想家，著有《校邠庐抗议》等著述。《校邠庐抗议》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初名“校邠庐初稿”，后因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请，得以大量刊刻，成为“光绪皇帝与六部官员研议参考之书”[30]1。《校邠庐抗议》在戊戌变法时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以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31]。光绪帝出于维新需求，接受廷臣孙家鼐的建议，下旨将《校邠庐抗议》印发给百官，就其中主张进行讨论，此即“《校邠庐抗议》签议”一事(18)1898年7月17日，孙家鼐上《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 光绪皇帝先是谕旨“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又于7月25日谕：“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即着按照单开，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至8月1日，《校邠庐抗议》已发至各衙门加签。参见余音：《孙家鼐文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线装书局，2018年。。《校邠庐抗议》集中、系统地反映了冯桂芬的维新思想，其在《复陈诗议》中，提出了让士子以创作竹枝词、新乐府等诗的形式为施政者提供参考意见的方案：

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30]81

冯桂芬这一观点的提出仍是本自古时的“采诗观风”。冯桂芬认为“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原本”[30]80，之所以民隐难见，乃因上下不通，因此提出借鉴古时陈诗观风的做法，沟通上下，让各郡县士子陈诗以为施政者参考。虽然这一主张经签议后并未被认可推行，但观点却为百官所熟知了。

冯桂芬“复陈诗议”的主张未被认可的原因可以从签议中找到线索。国子监祭酒熙元在签议中针对《复陈诗议》题签云：

上下隔阂则百弊丛生，泰西创兴报馆颇得輶轩采风遗意。近来中国仿行风气已开，似较陈诗更为切实。第人心不古，挟私偏徇之弊恐不能免，自当分别观之。[32]4787

国子监司业贻谷在签议中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议复陈诗之法，所以通上下之情也。考古时歌讽，大抵感时触事，出于性情，非有使之者也。若如所议，令郡县举贡生监若干人专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递由学政等呈进，是以毁誉可否寄之若人矣。其不互结党援、妄议朝政、颠倒是非者几何？方今言路大开，无复上下隔绝之弊，欲言者上书可也，何以诗为？[32]4885

他们的批评基本上代表了反对《复陈诗议》官员的观点，这一意见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报馆已开，较陈诗更为便宜；第二，人心不古，易造成结党、相互攻诘的现象。第二点理由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在签议《校邠庐抗议》之前，官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借竹枝词、乐府诗等进行讥刺攻诘、政治斗争的现象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广州三元里发生抗英事件，清政府委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等前去处理，终以清政府赔款作结。彭春洲作《辛丑广州纪事诗》、无名氏有《枯杨词》等诗讥刺奕山与杨芳屈辱求和、卖官享乐。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北犯，6月，攻占吴淞炮台，罗煚作《壬寅夏纪事竹枝词》记其事，并将两江失守之责归咎于两江总督牛鉴及都统海龄。同治八年(1869)，云贵总督刘岳昭奏参四川总督吴棠荒谬贪污、物议沸腾。朝廷任命李鸿章核查，李鸿章查明后上奏云：“近年川省官场习气，颇尚钻营，遇有大吏新任，多方尝试，稍不如意，则编造竹枝词等，私行散布，以讹传讹，使人莫测。”[33]这些事情均发生在“《校邠庐抗议》签议”之前，是竹枝词介入政治生活的实证，也是冯桂芬《复陈诗议》未能通过签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竹枝词的发展历程，历史似乎揭示出，在世乱时艰的环境下，竹枝词往往以更积极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竹枝词介入政治生活的功能，是此前历代所鲜有闻见的，可以说，这是清代竹枝词作家对竹枝词功能的重要推进。

四、结语

传统具有一种强大而无形的控制力，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创作亦受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的发展，竹枝词发展至清代面临着一个如何在前人丰富的创作成果面前做出新意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清人所能做的选择唯有继承与应变，而“变”正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清代竹枝词对前人创作传统的继承，除了表现在上文所涉及的对七绝体、对民风民俗书写的继承，还表现在用竹枝词题画、赠答、咏史、唱和等方面。对大型竹枝组词和自注形式的广泛使用，创作时教化民众的愿望，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关切，恰恰是清代竹枝词在面临创作困境时的重要突破，这样的发展演变既是创作的客观需求，又与主流文学中的一些创作趋势相呼应(19)如清代诗歌领域大量组诗的出现即是对诗体功能的推进；而竹枝词中大量组诗的运用，正是对诗体功能推进的实践。。清代竹枝词在众多诗人的诗歌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些创作共识[34]。梳理清代竹枝词的发展与演变，不仅能够全面认识清代竹枝词价值，考察清代竹枝词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窥得清代诗歌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