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俊，彭予

在二战后价值迅疾解体和重构的美国社会中，美国自白诗派的三位核心成员——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和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 将创作重心转移至重新谱写“自我经验”之上，但少有批评家指出，他们对“自我”的探索是以深度的社会反思为起点延伸开来的。自白诗歌以智性的散漫化、反暴力反战的隐伏话语机制渗透至历史与社会肌理，勾连起个人经验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无情揭露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弊病及其导致的民众精神失调、焦虑症等严重后果，并致力于消弭时代阵痛引发的“精神之苦”。文学批评家黛安·米德尔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就曾明确指出，“自白诗的主题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其结构化的精神分析式诗写极大地缓解了战后人们普遍的存在性痛苦”[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自白诗人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间，既受到核战争的恫吓，又深得富裕文明的慰抚；既沐浴了精英主义文化，又受到大众文化的滋育。他们的诗歌，一方面，代表了自我膨胀、个性鲜明的美国当代精神；另一方面，又根植于冷战时期庞大幽秘的政治危机之中，直击大众在移位的历史和冷战现实语境中的巨大惶惑，这或许是自白诗派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弗洛伊德的学说在美国有着广泛的市场，心理分析似乎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位代表性自白诗人均不同程度地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检视、书写并试图弥合美国战后一代的心灵痛苦和精神异化，勾画出一幅现代人在传统断裂和失衡的当代社会中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这种精神危机与疗救诗写也形塑了自白诗学空间的深层意涵。

自白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反叛基因，有别于彼时依然风行于美国的“新批评派”诗歌的严格整饬、追求韵律，形成了一种自由体式的、散漫、神经质、带有浓厚心理剖析内蕴的诗风，这种诗写形式最适于表现多变、幽暗而模糊的现代个人内在经验与外在社会现实。自白派诗人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对冷战时代社会现实“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不仅以自我为核心构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抒情主体，而且将美国战后文化中的种种危机冲突泯入自传性诗写，彰显出一种社会批判与个性化表达并重的创作策略与诗学理念。就某种程度而言，自白派诗歌的大行其道似乎与其凸显的“反隐私化”和“表演性”等先锋实验性诗学特质具有更强的关联。自白诗人致力于一种大众美学，这种美学诉求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个人表演”与“公众观赏”的紧密结合。事实上，诗歌创作和公众接受、传统与反叛等富有辩证和对立的词句及观念构成了处于先锋和实验诗歌风口浪尖上的诗人创作的不稳定的“中间地带”。基于此，自白诗人充分利用了当时风行一时的电视、广播与个人朗诵会等公共宣传手段，在诗歌中将个人隐私与集体情绪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声音，并将个人历史与时政热点勾连在一起，从而跨越了个人与历史的界限，触及了人类存在的痛苦本质：我们的家庭婚姻比冷战政治更吊诡，我们个人的噩梦比社会恐怖更真实可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白派诗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突破个人隐私、触摸精神底层以及倡导社会革新的中坚力量，而自白派诗歌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反隐私化、透明化、彰显反叛精神的文化符码。

一、“核时代”的精神危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通常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相对平和时期，但冷战引发的紧张氛围给这段本该充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战后岁月蒙上了一层阴影。美苏争霸导致核冲突不断，在多重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嫌隙渐生，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政府采取的行动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们担心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会导致全人类灭亡。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追根溯源，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美国不遗余力地输出冷战思维，积极进行“对付”苏联的战略谋划。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加剧了美国民众的恐慌情绪，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激化。与此同时，自白诗派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时期一代美国人精神危机的表达载体。美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陷入了一种强烈而持续性的心理应激状态，而自白派诗人顺应了公众舆论导向，通过诗行捕捉美国商品经济繁荣表象之下隐匿的精神危机感与无助感，从而赋予了自白诗一种无可比拟的当下性和批判性。

1955年，美苏两极对峙格局基本形成，此后两国竞相开展大气层核试验。1961年秋，苏联在新地岛开展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氢弹试验，自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通过《时代》杂志了解到这起事件。在观看了伦敦举行的反氢弹示威后，她在日记中写下“世界已陷入毁灭的疯狂”[2]。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被巨大的黑暗力量所统摄，诗人心情抑郁，悲观地认为残暴与疯癫将永远主宰人类的精神世界。普拉斯传记作者琳达·瓦格纳 - 马丁(Linda Wagner-Martin)指出，“普拉斯的诗作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她非常关心军备竞赛、核能以及他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3]。在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作的《黑莓果》(“Blackberrying”)一诗中，核爆以骇人可怖的姿态侵入当下人类的生存空间，杂乱无序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如末日镜像折射出人类核时代的创伤体验。“黑色的红嘴鸦自头顶飞过，聒噪的鸟群——/随风回旋于空中烧焦的纸片，/它们是唯一的声音，在抗议！抗议！/我想海根本不会出现，/高耸的绿原泛着火光，像自内部燃起。”[4]168核爆轻而易举地泯灭了自然界所有的美好和谐，完成了对自然本色的遮蔽并将之骤然畸变为一种末世之境，而自然界的无声抗议作为人类意识的表征无疑凝缩了人类无尽的悲凉与绝望，仿佛预示了所有鲜活的生命都将被核爆释放的强烈放射性辐射所吞噬殆尽。“我沿着其间的羊径前行，最后的弯道指引我/到山的北面，橙色岩石/面向空无，只有那一片青灰色的光。”[4]169

普拉斯的诗歌导师、自白诗派创始人罗威尔同样以先锋诗人的姿态捕捉冷战时期美国人不断扭曲、异化的生存空间与生存体验。罗威尔生前饱受躁狂抑郁症的折磨，曾多次入院接受治疗。其精神病症不仅源自父母去世、婚姻破裂等家庭环境刺激，还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联。具体到诗歌创作，他常用的手法是通过把现在与过去衔接赋予现在一种可信性，并抱持反讽而超然的态度去体认真相，力图呈现出冷战政治下美国国家意志的残酷本质给民众带来的精神创痛。如在《给联邦死难者》(“For the Union Dead”)一诗中，罗威尔将个人回忆与文化记忆融汇一体，当下恐怖的社会现实只能以儿时的温暖记忆来替代和补偿。这既是一首个人的哀歌，也是一首社会的挽歌。此诗仿拟了艾伦·塔特的名诗《邦联死难者颂》(“Ode to the Confederate Dead”)，名义上是纪念在南北战争中捐躯的北方战士，实则指向现代冷战政治中美国政府对城市空间与个人生存空间的疯狂践踏。诗的开头描写的是古老的波士顿南方水族馆的荒凉景象。“古老的南波士顿水族馆如今站在/ 一片白雪的沙漠中，他的破窗户钉上了木板。/那青铜制的鳕鱼形的风信标一半的鳞片剥落了。/贮水池干了。”[5]151水族馆是诗人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它的四周曾是一块承载了希望与生命的绿洲，如今被白色荒漠吞噬。“在囚笼后面，巨龙似的黄色挖土机吼叫着/把成吨的雪泥和草掘起，/挖一个地下车库。”[5]151正在修建的位于波士顿中心的地下车库呈现出一派末世的倾颓感——挖土机形似异化的钢铁怪鱼和黄色恐龙，而它们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倾轧无疑是美国技术资本扩张的一个缩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人类将自然视为异己力量，妄图控制和征服自然，恣意掠夺大自然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又把大自然当成一个可以不断排放污染的垃圾场[6]。地下车库附近的肖上校和他的黑人团纪念浮雕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几乎难以抵挡挖土机制造的“地震”。肖上校确有其人，他曾在南北战争中率领一个团的黑人士兵冲锋陷阵，最后战死疆场。肖上校的形象象征自由与勇气，为了获得自由，成千上万名北方战士壮烈牺牲。然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在现代科技社会中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机器、原子弹等科技产物已开始主宰世界，自然秩序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人类正在被奴化。科学与技术导致了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的“宿命”，即理性与知识“合谋”后形成了对人的绝对控制[7]。“水族馆不见了。到处有/长着大腮的汽车鱼一般游过去；/一种野蛮的屈服/涂满滑润油溜了过去。”[5]151幼时曾经伏在水族馆的玻璃壁上忘情观看鱼儿畅游的抒情主人公此刻正伏在铁丝网上痛苦地望向被毁坏的市区街景，“曾经痒痒地/想捅破那些驯服、顺从的鱼鼻孔/冒出来的小气泡”的手，现在“缩了回来”[5]151。成年时代目睹肖上校纪念碑被拆除而引发的精神阵痛遮蔽了幼时观赏水族馆的美好记忆，现实惨景与儿时记忆之间的裂隙愈来愈深，“巨龙似的黄色挖土机”将美国野蛮的、毁灭人类自身的扩张性更进一步凸显出来，而诗人的恐惧之眼目睹的这一切暴行实际上是其精神濒临崩溃的一个隐喻。在冷战“核时代”恐怖帷幕笼罩下，许多美国人最大的错觉就是相信凡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遏制无度扩张、破坏与毁灭，然而冷战对峙无止境地向世界释放暗恐，摧灭人类的幸福与未来，诱发大众的精神危机和分裂。诗人在思索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黑暗与暴力的同时，将外在世界危机转化为内在痛苦的情绪体验，不断深入个体心理恐惧与痛苦的精神底层，并从人性最本质、最复杂的层面诠释了冷战这一特殊时期美国人普遍性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局。

二、“美国生活方式”的魅像

冷战改写了美国公众对家庭观念的界定和诠释。在二战及战后环境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人们深陷核危机的无形恐惧之中，而“家”似乎提供了一个远离外部世界的安全而隐蔽的“巢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冷战早期，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建立家庭。不同种族、宗教、经济阶层和教育水平的美国人结婚率都迅速上升，离婚率逐步下降。虽然美国社会当时仍按种族和阶级划分，只有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才有机会享受代表典型“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的郊区家庭生活，但这丝毫不影响“家庭热”席卷美国。建立自给自足的核心家庭是危机重重的冷战时期美国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基本需求的外化。家庭成为抵御冷战威胁的“堡垒”，其作为“安全空间”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而侵扰他人的家庭生活已然等同于威胁美国的民主自由。冷战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曾指出，“‘家’是美国民主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家园被摧毁，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将走向毁灭”[8]。胡佛的演讲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国家使命的召唤：保护美国的家园》，由此可见，冷战政治中美国政府一贯持有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的落脚点在家庭，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坚实稳固的家庭结构。

胡佛的言论无疑是冷战时期美国强调家庭观念的一个缩影，此种观念体现了二战后美国政府不合时宜的“保守性”。这种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不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但美国公民不管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被政府要求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社会体制，都要遵从战后美国政府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种种规制。美国政府尤其重视对家庭的管制和监控，刻意制造政治和谐、社会安定的魅像，并将“美国生活方式”标榜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像美国商品一样推销至其他国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美国家庭复兴”(American domestic revival)建立在男女双方重新回归“传统”家庭角色认知的基础之上，“由养家糊口的男性和作为家庭主妇的全职女性组成的、装饰着各式消费品的‘模范家庭’代表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本质”[9]。这一民主本质实际上具有极大的误导和欺骗性，意味着女性在美国社会中被刻意地当作附属品和装饰品，她们的形象被政治化、单一化，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牺牲品。自白派女诗人均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否定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认为女性不应从公共舞台上退回相对孤立于历史进程的永恒而狭窄的家庭生活。她们谴责女性被禁锢在传统、私密、看似安全的郊区家庭，呼吁女性走出家庭，拥抱自由，在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和政治生活的公共舞台上重新自我定义。

自白诗一般都使用自传性的第一人称“我”，这个“我”在动荡的冷战时期抗拒美国政府关于监控家庭的政策干预，不断质询这个被政府操控的、反乌托邦的世界的运行方式和动机，以唤起人们对受到全面监管的噩梦般生活的关注。自白诗人以“家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往往颠覆了美国政府对家庭监控的构想，揭示了过分强调家庭作为“安全空间”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后果。例如，普拉斯的《秘密》(“The Secret”)一诗即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理想化的美国郊区生活图景：一对模范夫妇，完美洁净的家具，摆放着商业化女性杂志的卧室。印在孩子被子上的非洲动物复活了，但野性的动物在高度商业化的现实中显得战战兢兢。“他们从一个方形而僵硬的褶边凝视着。/它们会被用作出口。”[4]219在这个看似神圣的家庭里，任何事物都失去了稳固可靠的基底。“这个是傻瓜，那个也是。”[4]219同样写于1962年的《另一个人》(“The Other”)、《窃听者》(“Eavesdropper”)、《电话里无意中听到的话》(“Words Heard, by Accident over the Phone”)、《侦探》(“The Detective”)、《闭嘴的勇气》(“The Courage of Shutting-Up”)、《狱卒》(“The Jailer”)等诗不仅突显了普拉斯对“监控”与“反监控”的关注与质问，也充分显示出自白诗人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对立立场，读者可以体会到自白诗人试图制衡美国冷战时期家庭宣传政策的决心与勇气。普拉斯的诗歌无疑是对战后女性封闭生活的最佳注解：二战为女性独立提供了空间，她们在男性忙于战争的时间和空间里逐步觉醒并参与公共事务；然而二战结束后女性又不得不从广阔的外部世界回到禁闭的房子里去，而这一点又被美国政客所挪用，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女性形象成了他们所构筑的“美国生活方式”的魅像的主体。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追求感官享乐和物欲的美国郊区生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实现了这一“理想”，但很多家庭主妇开始感到困惑无助，她们不断地在这个所谓的“安全空间”中消磨自我，不自觉地交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沦为“美国生活方式”的附庸。

另一位自白派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的“反家庭隐私”诗写在抨击美国郊区家庭生活和女性的自我封闭方面同样气贯如虹。在塞克斯顿的诗中，“家”是一种矛盾的空间表征，因其内部大量隐私的不可靠性而无法保证其“安全”。在冷战时期的政治宣传中，“家”是美国民主信心的凝结，这在塞克斯顿看来实际上是对“家”的一种误读，她的《家庭主妇》(“Housewife”)、《1958年的自我》(“Self in 1958”)、《男人与妻子：婚姻的痛苦》(“Man and Wife: to Speak of Woe that Is in Marriage”)等诗无一不显露出对美国政治宣传的“完美之家”的解构与颠覆。短诗《家庭主妇》将女人物化为一幢房子，在家庭安全侵犯和身体隐私侵犯之间构建起某种关联。“有些女人嫁给了房子。/它是另一种皮肤；它有心脏，/嘴巴，肝脏和蠕动的肠。/墙壁是永久性的，粉色。/看她如何整天蹲坐着，忠实地洗净自己。/男人强行进入，像约拿那样/缩进他们丰满的母亲。/女人是她的母亲。/这是最主要的事。”[10]诗中所描绘的“房子”代表某种异化的空间体验，虽然“公众”可以侵入——“男人强行进入”，但它也是一种形式的监狱。“看她如何整天蹲坐着，忠实地洗净自己。”[10]女人是房子的所有者，但却以一种悖论性的方式成为这所房子本身，她的个人和家庭自治权统统被剥夺，既被家庭空间中“永久性的粉色”墙壁所庇护，又似乎陷入了它的圈套，丧失了主体性身份。《家庭主妇》无疑带有讽刺意味，指向的是整个国家内部安全部署策略与政治宣传方针的荒谬本质。

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将“美国生活方式”宣扬为资本主义的胜利，鼓吹所有信奉其价值观的人都可以分享这种生活，实际上这种宣传单纯出于冷战的需要，旨在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削弱共产主义阵营的凝聚力。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同他们的领导人一样，都认为稳固的核心家庭是抵御冷战威胁的堡垒，女性应该回归家庭，以过上“美国生活方式”为荣。而普拉斯与塞克斯顿等一批自白诗人以无畏的姿态渗透到公众文化空间，不断冲破冷战荫翳中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种种禁锢，身体力行地为女性争取自由空间创造条件。她们勇于抵制和颠覆公众对家庭作为“安全堡垒”的假设，刺破“美国生活方式”华丽的魅像，揭穿其背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的政治野心，警醒大众挣脱“美国生活方式”的钳制。

三、集体焦虑与反战“自白”

从长期来看，美国公众的安全感缺失由来已久：早期的美国具备天时(欧洲列强忙于内斗无暇顾及美国)、地利(被太平洋和大西洋环抱，与亚欧大陆相距较远；两次世界大战均未伤及美国本土)以及人和(历任美国总统的资本积累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渔翁之利)的优势，美国民众在心理上普遍具有高度的自信感、安全感和优越感，也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坚信不疑。然而苏联共产主义的崛起无疑震动了美国民众当下生活的稳固地面，也使美国人在心理上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怀疑，在全社会产生出一种集体焦虑症。

美国学者洛里·博格尔(Lori Bogle)认为，以国家认同、共产主义渗透以及政治遏制引发的“集体焦虑”为切入点，可以透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的精神生态。而同期迅猛发展的商业电视节目在消除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缓解美国社会集体焦虑方面则发挥了重要作用。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对二战后电视节目的政治动机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将世界带入家中，它在调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中至关重要”[11]。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家庭设备被大面积推广，以期加强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巩固家庭安全与内部和谐。电视在大规模宣传商品、刺激大众消费欲望的同时，也引导着大众将舒适洁净的家庭空间与其乐融融的家庭团聚联系在一起，以此维系社会和文化亲密感的假象。电视将充满政治元素的广告注入熟悉而日常的家庭生活，煽动起民众的反共情绪。“自白诗”的异军突起与电视媒体在美国的普及息息相关。自白诗人都能巧妙地利用媒介进行“双重曝光”(double-exposure)，他们在诗歌中大胆地自我揭露，同时在公共领域通过电视媒体、广告宣传、诗歌朗诵会等形式进行大量的自我曝光。大卫·布莱克(David Haven Blake)便曾经指出，“在一个流行文化与日俱增的时代，自白诗人以其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吸引了广泛的观众，他们也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自白诗发展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诗的‘参与式’诗，读者变成了粉丝，而作家成了明星”[12]。

许多自白诗都以亲密的、个人或家庭为导向的形象进行包装，实质上反映的是冷战时期大众对核威胁、国家安全和私人空间的焦虑。通过人物看似私密的个人自白，呈现出某种社会真相。在几位自白诗人中，罗威尔的诗歌最典型地呈现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关系。罗威尔的诗歌将冷战时期的紧张关系合并呈现，在诗中构建起一个惶惑、愤世嫉俗而又不断自我反思的抒情主人公。这个诗性的自我在参与战后美国社会的机制运作中感到自身的弱小，但同时他也懂得如何利用所处环境提供的资源放大自我的声音。正如亚当·比尔兹沃思(Adam Beardsworth)所述，尽管罗威尔追求“孤立乃至自恋的美学，但他也在病态的诗性自我中寻求对于核武器的焦虑性表达，浓厚的主观自传风格使其能够以隐晦的方式提出异议，以逃避日益强势的国家政策的监管”[13]。《1961年的秋天》(“Fall 1961”)是罗威尔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写下的最著名的一首诗。这首诗将公众话语与错综复杂的家庭生活融合，通过挪用政治辞令来呈现1961年11月美苏因地面核武器试验而造成的恶劣影响。从整体来看，这首诗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最深切地关于社会焦虑的诗性表达，极具夸张之态，但它的诗学内核却是极其个人化、反思性的。幽邃的个人哲思中透射出夸张大胆的戏剧张力，使得该诗对核战争威胁的描述甚至远比任何新闻报道都震慑人心。诗人这样写道：“整个秋天，核战争的摩擦和刺耳声；/我们向死亡诉说灭绝。/我像小鱼一样/在工作室窗口游泳。//我们的末日越来越近，/月亮升起来，/带着恐惧的光芒。/国家是玻璃钟罩下的潜水员。//父亲给不了孩子庇护。/我们就像许多野蜘蛛在一起哭泣，/但是没有眼泪。”[5]11抒情主人公在个人工作室的玻璃后面“像小鱼一样”徘徊，喻指身心陷入混沌状态，而整个国家如同“玻璃钟罩”中不断下潜的“潜水员”，它/他既与外界隔离开来，又不断渴望更深层次的危险；而“我们的末日就要来了”则着力表现在这个无法逃遁的封闭世界里公众置身核威胁下产生的极度恐惧与焦虑症候。该诗设定于太空竞赛和全球核军备竞赛的时代背景下，将美国民众对核威胁的恐惧恰如其分地挪移到诗人高度个人化的自白诗学空间，也正是由于其政治异议属于自白诗学范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政治审查。这首诗谨慎地将公共修辞与家庭、私人生活的语言交错叠置呈现，羸弱的“父亲”无力保护“孩子”，这背后蕴含着的是美国无法为其子民提供庇护的冷峻现实，公众由此陷入了“失父”的焦虑与惶恐之中。“我们像野蜘蛛在一起哭泣，/却没有落泪。”这句诗更像是对身处核焦虑中的公众的一种讽刺，即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受到过直接的核攻击，却表现得好像受到了核武器的重创，尤其是“没有眼泪的哭泣”凸显出美国人装腔作势的虚伪。蜘蛛的比喻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蜘蛛是独居动物，而“蜘蛛在一起哭泣”的反常画面嘲讽了美国作为一种不可穿透的凝聚力的虚构，真实的美国在核威胁下呈现为“乌合之众”，一群“困惑的、因恐惧而缄默的爬行昆虫”[14]。然而，蜘蛛的形象并非来自公共话语，亦非源于诗人的个人兴趣，而是源于家庭内部的话语。罗威尔在此诗中直接引用了4岁女儿的话，将之糅入充满政治色彩的修辞中。显然，他的诗歌是在讽刺的“刀锋”上写就的，他不断模仿和颠覆冷战话语，同时巧妙运用个人自白和家庭叙述模式来规避政治问责。换言之，自白诗人把个人家庭生活巧妙无痕地嫁接到世界性的宏大灾难中，集中表达了诗人对“后真相时代”道德维度全面崩解导致的集体焦虑的戏谑与解构。

与罗威尔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美国社会现状与民众焦虑相比，普拉斯似乎更倾向于直抒胸臆、大胆直白。在她的自白作品中，冷战危机引发的深层焦虑早已渗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构成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冷战高峰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普拉斯创作了25首诗，这些诗被归入“十月诗”(October Poems)。普拉斯于1962年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报纸上关于战争的言论让我夜不能寐，比如肯尼迪说赫鲁晓夫‘无处可藏’。我开始怀疑，在这样一个疯狂、自我毁灭的世界里养育孩子是否存在意义？可悲的是，毁灭的力量真实而无处不在。”[15]1962年9月26日，普拉斯创作了《为一个孤儿》(“For a Fatherless Son”)一诗，此诗将母性同精神焦虑症交织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核冲突背景下母亲独自抚养子女长大的艰辛与焦虑，体现出反暴力、反战的精神内核。诗中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女人，她凝视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而此时此刻孩子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离世。由于普拉斯从小失父，诗中强烈的压抑感与末日气息令人感同身受。“你会意识到一种缺位，/在你身边成长，像一棵树，/死树，颜色消亡了，澳大利亚树胶树/光秃秃的，被闪电阉割过——一种幻觉，/而天空就像一只小猪的背，全然无人关注。”[4]205“闪电”暗示氢弹的爆炸，一棵树在爆炸后死去——“光秃秃的”，天空如同惨白的“猪背”的颜色，因为它本真的蓝色被氢弹爆炸产生的白云遮蔽了，而结尾处令人惊悚的“小头骨，破碎的蓝山，可怕的寂静”，似乎已经暗示婴儿死亡的悲惨结局。在《高烧103°》(“Fever 103°”)一诗中，抒情主人公发烧时滚烫的身体同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神秘连接在一起，身体仿佛遭受了核爆强烈的辐射而迸发出绚烂诡异的死亡之光。“我的热度令你惊奇？还有我的光芒，/我想我能复活——火热铁珠飞溅，亲爱的，我/是一个纯乙炔。”[4]232主人公已物化为“乙炔”，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身体，而她“复活”的愿望显然只是幻觉，这一切都指向核灾难的悲剧性后果。普拉斯正是通过杂乱无序的身体内部场域与波诡云谲的外部空间的交织融汇勾连起了诗歌主人公异化的内在体验。《玛丽之歌》(“Mary’s Song”)同样从日常生活的形象展开，作为晚餐的“周日羊腿肉”与基督故事中“牺牲的羔羊”互为呼应。主人公看着烤炉内火焰的光芒，并将这团烤羊腿肉的火光与教堂用以焚烧异教徒的火联系起来，进而与纳粹惨绝人寰的焚烧炉内升腾的火光相互碰撞。第五诗节后出现了另一个“火”的画面，即原子弹在广岛被投下时产生的巨大而耀人的火光。在冷战最焦灼的时期，主人公意识到未来毁灭的可能性，她的嘴巴和眼睛里充满了“灰”，它映现的是全球性的核灾难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在这样的充斥着核武器的残暴世界里，母亲无法保护她的孩子，甚至自身的生命都变得岌岌可危。普拉斯、罗威尔等许多自白作品形构出当时美国大众的焦虑症候，也标志着美国摆脱“现代主义”创作转而观照具体的社会真相、文化状态和未来前景的重要转变——从早期由工业异化催生的个人伤感主义诗作，转向启示录般具有浓厚批判性与悲观色彩的普工业化时代智性诗写。透过自白诗人独有的体验，直接将个人家庭的灾难延展至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中并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自白诗人的时代焦虑与个人焦虑的一种典型投射，他们是冷战政治受害者的代表，对痛苦和不幸的切身体验具有普遍意义。

四、结语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的状态下，美国诗坛一部分诗人以一种隐晦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美国的社会现实，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一部分作家在政府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参与创作反苏反共的冷战诗歌，为美国的对外文化遏制战略摇旗呐喊。而冷战荫翳下的自白诗人于私人与公众的对话空间中以先锋诗人的姿态反诘美国错误的冷战政策与虚假政治宣传，不遗余力地诗写美国民众对自身受到过多的社会压力与管控而形成人性扭曲与精神官能失调的痛苦与不幸。在冷战的晦暗意识中，自白派诗人也自然而然地陷入“末世论”的焦虑，其诗歌创作中，核对抗、核威胁导致的恐慌及焦虑与个人被束缚的焦虑结合并无限放大。在这样极具悲剧性的大环境下，遭到极度压制的自白诗人饱受煎熬，转而追寻人类已经失去的本真存在，并在诗作中试图挖掘出被剥夺感知力的、被物化和异化的核心自我。诚然，自白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有意挪用、改写冷战事件，生成一种公开、合法且高度自我的幻觉，用一种虚设的、文本化的自我崇拜模糊诗人与抒情主人公之间的区别，但值得称道的是，这几位诗人的冷战诗写并非意图颠覆现有的社会规则，亦非仅仅出于反叛的刺激而一味揭露丑恶，而是对冷战时期公共和个人之间的脱节问题、个人生存焦虑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有力探索与诗性表达。核对抗、核威胁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焦虑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情感倾向和心理活动，这种焦虑其实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建构和自我调节，而面临着这些焦虑感的自白诗人难能可贵地通过自白诗写向世人展示他们独特的人格建构，使得读者通过他们的隐私与焦虑表达感受到极具魅力的痛苦抑或希冀，从而深刻反思冷战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