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

一

1899—1900年，在帝国主义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引起的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关键时刻，在日趋腐败的清政府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的情势下，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西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暴发了一场以农民为基干队伍的义和团运动。他们以“洋人”“洋教”为攻击目标，将“反清灭洋”的口号修正为“扶清灭洋”，面对以当时最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八国联军发动的又一次侵华战争，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被八国联军和清朝卖国政府合力绞杀。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本不该牺牲的著名学者王懿荣，最后在北京被侵略军攻破时全家殉难。这其中该有多少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顽固派，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采取的是愚蠢、颟顸、无知而又无耻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害怕义和团，但又想利用义和团对付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威胁和勒索,一方面又想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剿灭义和团,维持半独立的腐朽王朝的安全。所以，他们纵容义和团和部分官兵在北京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的书记官山杉彬，攻击使馆区和洋教士盘踞的北堂，并在各地扒铁路、砍电线杆、焚毁教堂、杀死洋教士和信教的民众，从而引发外交危机，给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制造了口实。而在义和团与使馆卫兵和北堂教士激战正酣之时，却又派员带礼品慰问使馆官员，最后是发布上谕，命令官军全力配合侵略军剿灭义和团。正是由于清政府采取的如此首鼠两端犹如儿戏的策略，从而导致清军官兵面对侵略军的进攻手足无措，既无抗敌的正确策略，更无对敌作战的刚勇之气，只能是被动敷衍、节节败退，让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首都。与此同时，被蒙骗和驱赶至第一线与侵略军对战的义和团团众，则一批批倒在侵略军射出的弹雨中，而北京也遭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空前的浩劫。八国联军将西方侵略者凶残野蛮、无耻之尤的本性发挥到极致，烧杀、抢掠、奸淫、敲诈，无恶不作，一时间将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而最后，则是清政府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与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权益最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其实，仔细分析八国联军与中国军队对阵的形势，如果清政府应对正确，中国军民团结一致戮力抗敌，即使不能取得完胜，也不至于惨败到如此境地。

据统计，战争开始的1900年6月初，登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只有3000余人。他们从中组织了约2000人的兵力，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指挥下向北京进发。由于受到沿途义和团民众和清军的阻击，他们用了5天的时间也没有走完一半路程，到达廊坊后即无法继续前进，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回天津。这之后，慈禧太后发布对外宣战的“诏书”，侵略军也攻陷大沽炮台，各国前来参战的侵略军陆续登陆。但直至6月下旬，聚集于天津租界的侵略军也只有12000多人。他们合力进攻天津，由于义和团众的奋勇抵抗，他们打了一个多月才攻入天津城内。此时，驻防在天津周围的清军多达七八十营，三万人众。他们既未与义和团合力抵抗侵略军，又在天津失陷后放弃抵抗西撤，致使侵略军在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天津。这期间，如果中国驻守大沽和天津的军队合力对敌，不要说敌人无法占领天津，能否攻占大沽炮台都是未知数。侵略军轻易攻占大沽和占领天津，清军已经棋失一着，为侵略军进攻北京创造了条件。不过，至此还不能说侵略军已经取得此战的胜利。因为清军主力在一个多月的战事中并未遭受大的损失。此一时段，列强各国陆续增兵，占领天津后的侵略军接着组织起19000余人的兵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击。这时在天津北京之间布防的清军数量超过10万人，其中有直隶总督裕禄和提督宋庆与马玉崑等统帅的近3万人，卫戍北京的荣禄、董福祥指挥的3万余人，八旗系统的2万余人，再加上外省应召赶来勤王的部队，总数不下10万之众，装备也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清军优越许多，热兵器基本上替代了冷兵器。如果坚定意志，统一行动，朝廷决策坚持抵抗，将帅指挥恰当得宜，官兵勇于拼杀，再加上义和团的协同作战，不足2万人的侵略军想顺利打下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尽管已经发布宣战诏书，却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和全面部署，也没有任命统一指挥战事的统帅，各自为战的数支军队，更没有一个是敢打硬拼的劲旅，在畏敌怯战的指挥官的操持下，几乎都采取了不战而退的策略，致使侵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于12天后顺利抵达北京城郊。此时的北京,有着高大厚重的城墙，防御设施也算完善，如果十多万官军依托城垣拼死据守，各地勤王之师在城外灵活机动地袭击敌军，侵略军的后勤补给线又极其容易被义和团所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它又能在坚城之下坚持多长时间？然而，对这一切可以取胜的优势，清朝政府和官军都没有明晰认识和充分利用。侵略军兵临城下之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大批高官显贵仓皇出逃，主持国政的军机重臣没有一个出来筹划和指挥首都的保卫战，十余万军队一夜之间撤出北京，偌大的北京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就差开门迎敌了。这表明，即将开启的首都保卫战，首都军民无论是战还是不战，都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二

然而，在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清廷却将指挥守卫京城的重任，匪夷所思地交给了国子祭酒，即国立大学的校长王懿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八旗都统、九门提督、各路军队的指挥官统统都躲开了。显然，朝廷任命王懿荣作为团练大臣领导京畿保卫战，就是让他走向必死之路。同样匪夷所思的是，当这个本该由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八旗都统、九门提督、各路军指挥官承担的重任交给根本不应承担此任的王懿荣时，可以讲出一千个理由加以推脱的王懿荣，居然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接受了这个即将使自己走向死亡的安排。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就让我们从他的出身和经历中去寻找答案吧。

王懿荣是山东福山（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人，出身官宦之家。其祖父王兆琛，曾任山西巡抚，是升至封疆大吏的高官。其父王祖源，也官至四川的道员。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了他对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的笃诚，奠定了他誓死忠于清朝的思想基础。他于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显示了对国家政事的关注。后主持河南乡试，升侍读学士，又“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祭酒”，成为国立大学的代校长。甲午战争期间，他忧虑山东军事形势，请求朝廷允准他回乡办团练御敌。可见，他显然是在以曾国藩编练湘军为榜样，走书生报国之路。不久，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他回京正式就任国子祭酒。这一经历显示，王懿荣尽管一直做管理文教方面的高官，但他的眼光却超出文教，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所以，这也可能是清廷任命他为团练大臣和他接受这一职务的原因。然而，王懿荣毕竟不是军人出身，也没有军事方面的历练。他仰慕曾国藩文人练兵统军的业绩，但却没有曾国藩的才干，也未躬逢曾国藩的机遇和环境。他危急时刻任京城团练大臣，是书生仓促掌兵，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局限。更要命的是，军情急如火，他已经没有时间从容练兵筹饷，细密谋划对敌之策。他上任后尽管希图有所作为，曾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但侵略军攻城的炮声已经剥夺了他组织队伍、筹划战守的时间。当侵略军大举攻城、清军主力纷纷逃出围城时，他只能仓促上阵，恪尽职守，在侵略军重点进攻东便门时“率勇拒之”。很快，临时拼凑起来的团勇溃不成军，王懿荣也意识到自己最后时刻的到来，遂决定慷慨赴死：

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1〕

王懿荣的毅然殉难，显然是接受团练大臣时就洞悉和决定的，所以早有准备，临死显得从容果决，义无反顾。他的死，诠释了一个爱国学者“只有以死报君王”的忠肝义胆，为沦陷的首都增添了一抹悲壮的亮色。

面对王懿荣全家的从容赴死，作为后来人，我们一方面钦佩他以死明志的忠义之气和蕴含其中的爱国情怀，一方面也为他的“愚忠”倍感惋惜。为国赴死的责任本来应该由那些“国之干城”的武人承担和履行，但最后却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身上。而这个书生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士子班头，满腹诗书，且是甲骨文的发现者。为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他本应是战乱时期的重点保护对象。然而，清廷却执意让这个最不该牺牲的学者为国殉难。这不仅是荒唐和残忍，而且是极端的愚蠢和无耻。不过，在笃信和践履当时核心价值观的王懿荣看来,不管让你赴死的理由多么荒谬绝伦，君叫臣死，臣都必须绝对服从。所以，王懿荣在接受必死无疑的团练大臣职务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在生命终结时显得从容不迫，视死如归。“求仁得仁又何怨？”“求死得死又何憾？”很显然，他已认定：自己的行动是不负君王之托，以死实现了对“臣事君以忠”的最高道德信条的忠贞承诺，是生命的最后升华。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的牺牲几乎可以视为清廷的虐杀！

让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文弱书生去领导和指挥一场京城保卫战，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决策。满脑子愚忠思想的王懿荣之毅然殉难，悲则悲矣，壮则壮矣，但又何尝不是“身在骗中不知骗，身在骗中心情愿”的书生将被骗视为荣誉的悲剧呢！

【注释】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