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昭，朱利民

(1.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西安 710100；2.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西安 710054)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定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冲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秩序。随着新冠疫情此消彼长，疫情文学叙事文本的书写、功能作用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疫情文学及其叙事文本界定

疫情叙事文本是用文学语言、文学叙事方式立体展示防控新冠肺炎的政策法规、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治理和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体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是21世纪中外文学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文本叙事现象。

疫情叙事文本关注疫情产生的根源、疫情流行的原因、疫情的防控方案、病毒感染者医学治疗、公众心理暗示与社会常态化预防等。用灾难文学、灾害文学、传染病书写、瘟疫题材和流行病叙事来表述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发性、灾难性和悲剧性背后的文化寓意就会产生极大差异性：灾难叙事文本突显危害因素，灾害叙事文本重在描述自然因素、灾害程度评估[1]。

鉴于疫情文学叙事文本长于哲学思考和经验借鉴，而且聚焦国家制度优越性的书写，所以疫情叙事文本不仅是对命运主体的书写，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书写。

二、国内外疫情文学叙事文本梳理

对疫情文学叙事文本的梳理，是探究疫情叙事文本功能作用的前提。公元前13世纪，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关于瘟疫的文字记载，许慎《说文解字》曰：“疫, 民皆疾也。”唐代医学家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提出瘟疫是一种疫毒之气，金、木、水、火、土五疫与五运六气异常变化密切相关。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唐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均提出了社会生活卫生概念，唐朝孙思邈《千金方》首创用雄黄治疗传染病，首次提出“防重于治”的科学思想，采取医、巫并用，医师、灸师、诅师、符师成为当时防控瘟疫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与成就为后世书写疫情文学叙事文本提供了医学文本借鉴。

19世纪以前的国外疫情叙事文本多是对疫情危害、社会悲剧程度的书写。约翰·凯利在《大型死亡：黑死病的历史》中讲，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瘟疫是造物主的惩罚；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记录了人面对瘟疫时无助的呐喊、诉求，是对疫情文学叙事文本单一功能的诠释。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描述人们面对瘟疫时之恐惧，伦敦变成生灵地狱，而不是威斯坦·休·奥登诗里抽象的市民空间，人们拼命寻找精神寄托而遭受痛苦。

20世纪的疫情叙事文本不再是单纯的记录、描写禳灾驱疫和心理疗伤，而是从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入手，把敬畏自然、赓续人类文明作为疫情叙事文本创意构思、谋篇布局的主题，主题诠释更加丰富、更加趋向多元化。杰克·伦敦《猩红疫》延续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在《最后的人》中对于瘟疫传染性及其影响人际交往关系方面做出的思考，借鉴埃德加·爱伦·坡《红死魔的面具》描述的死亡意象，暗示威胁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不是瘟疫，而是人类自己。

20世纪疫情文学作家已经成为智者、仁者。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生命内伤故事，阿里萨浪漫主义使费尔明娜剔除了恐惧，男女主人公终于在“新忠诚号”上升起了人生航行的黄旗。加缪的《鼠疫》隐喻战争导致灾难，鼠疫即生活的哲学命题彰显疫情文学叙事文本的现实意义，成为疫情文学叙事文本之圭臬。

20世纪疫情文学的叙事方式与伦敦啼哭的婴孩不同。约翰·奥哈拉的《医生之子》、威廉·麦克斯韦尔的《他们如燕般到来》、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凯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和罗宾·库克的《爆发》不约而同地对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病毒疫情做出文学应答。

21世纪的疫情文学审视对象是哲学存在。疫情叙事文本不仅要描写疫情发生的根源、疫情悲剧性，而且要书写防控疫情取得战略成果及疫情常态化预防。疫情文本叙事不仅要将疫情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而且要看到疫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1]。点点的《人命关天》、池莉的《霍乱之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诸多疫情叙事文本在描述人与自然关系之外，将笔墨更多聚焦于灾难产生的社会因素，反思人文环境、伦理道德、人性情怀、大众心理与疫情防控的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为人类反观自身提供了独特视角，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基于大历史观，讲述了旱灾、年馑、霍乱发生的突然性、灾害性，戏剧性地改写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引发一起“交农”事件乃至爆发一场“风搅雪”革命，同时也牵出一段人性情感故事。

21世纪的疫情文学叙事特征是文化隐喻。迈克尔·克莱顿《死城》里的瘟疫来自外太空，史蒂芬·金《末日逼近》中提及的超级流感病毒意外泄露自美国实验室，马克思·布鲁克斯将瘟疫主题与僵尸意象进行关联，探讨了世界危机中人类求生历程，反思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关系，厘定了人性与人伦的边界。

三、中国防控疫情重大战略成果，为疫情文学叙事文本创作、研究开启了新视野，提供了新启示，带来了新任务

鼠疫、天花、霍乱、非典、新冠肺炎发生、流行，是人类步入文明门槛后的积累所致，一度造成人类文明动荡与民族文化恐慌。疫情文学叙事文本的创作与疫情防控叙事文本的研究，恰恰是科技进步、社会文明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科学实践。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针对个别国家抹黑中国的丑恶用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反对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毫不动摇地走国际合作共赢之路。中国政府在不断完善国内防控救治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遣医疗队、援助医疗物资，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社会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努力为国际联合防控疫情贡献中国力量。在疫情面前，中国人民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充分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大国风范、大国形象，书写了中国制度、中国速度、中国精神的新篇章。

人类疫情防控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昭示，只有通过推进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维护和健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团结一致、协同合作，才能抵抗瘟疫的肆虐、延续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方案与措施为疫情文学叙事文本创作、研究提供了新启示，开启了新视野，带来了新任务。

2020年8月出版的《中国战“疫”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一书，是对德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美国、巴西、印度、日本、新西兰等近20个国家的前政要、共产党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专访结集而成。该书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危机，如何制止地域文明动荡、消弭民族文化恐慌，国外35位前政要、共产党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学者见仁见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长期身处不同国家，除了具备专业的学术背景外，他们聚焦世界各国不同抗击疫情策略背后的制度动因，经过对中国与其所在国的疫情防控情况的真切体认和仔细比照，总结出不同社会制度对于人民生命权、生存权的本质性差别对待。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成果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全国力量的独有优势[2]。此书客观公正地记录了人类防控疫情的中国方案，为创作疫情文学作品提供了政治学文本。

人类历史上重大的风险挑战，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和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也检验其国家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3]。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变成了真正的‘真理时刻’，它向人类、国家和社会系统展示出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被资本打上‘专制’和‘非人道’烙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分年龄，性别和种族，把人民的生活和健康置于最优先地位。但是在‘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尔萨斯主义嘴脸却暴露出来。‘老年人将以最大的比例被剔除出社会’的纯粹经济角度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4]1法国留尼汪大学教授布鲁诺·吉哥认为：“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是行不通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再次展示了它的优越性。但是，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它将公共卫生置于首位吗？即使它热衷于摧毁已有的医院，它有能力建设新的吗？在一个公有财产为负数的国度，一个公共服务已被私有化、被摧毁国度，一个国家自愿被金融挟为人质的国度，我们有能力去实现中国人所做的10%吗？”[4]46德国统一社会党前任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埃贡·克伦茨指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控制住了病毒的蔓延，为包括德国在内其他国家争取到了抵御病毒的宝贵时间。”[4]446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警钟，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疫情中彰显了重要价值[5]。

疫情叙事文本凸显社会启蒙和预警、医治、救助功能。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文学人类学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和担当，体现出文学人类学以文献与叙事、现实与象征为特点的文学属性和以自然与文明、瘟疫与反思为特点的人类学的两个重要属性；西北大学张碧教授研究认为，人类学是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治疗人类危机、拯救心灵具有重要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吕亚虎教授的《秦汉时期对传染性疾病的认知发微——以出土简文所见疠病为例》一文，解读了秦汉时期对疠病、瘟疫的诊断辨识、防控措施、医疗救治，强调加强科学引导，采取心理疏导消除疫情恐慌及对感染者的偏见排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永平教授通过文学禳灾、民俗驱傩、声音治疗等方式，揭示了文学疗救的重要功能；西安外国语大学赵周宽教授认为对病毒感染者隔离实则是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隔离，阻断与连接恰恰体现疫情文学叙事文本不仅关照个体生命，而且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疫情叙事文本对疫情事件叙述常常是滞后的，个别叙事文本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抑或臆断。《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方方日记》的选材、描写与述评，使得疫情日记变成疫情小说，反映出作者精致的利己主义创作倾向。

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在《论疫情文学及其社会启蒙价值》中认为，第一，时势呼唤疫情文学，文学呼唤社会启蒙；第二，书写潜在的功德，塑造潜在的英雄；第三，昭示责任伦理，探寻人性光辉。西北工业大学李利敏教授《社会转型与文学中的瘟疫书写》一文认为，通过叙事文本来探讨瘟疫书写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疫情文学叙事文本书写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文学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中预言瘟疫将成为全球化的最大风险，诠释了疫情发生的必然性、频繁性和不可预见性。陕西师范大学侯亚伟教授发掘李敬泰《大旱度日记》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得出疫情文学叙事文本可以对荒灾与人性进行理性反思的结论。

从疫情文学叙事文本与疫情防控实践来看，文学与现实、科幻与灾难、疫情与防控、瘟疫与常态化预防，将成为21世纪疫情文学创作、研究的前提、背景、对象、路径乃至经验借鉴。疫情叙事文本不仅是疫情发生、流行、防控和预防次生灾害发生的见证者，而且是常态化预防的探访者，更是疫情灾害后的思考者、前行者。21世纪疫情文本对疫情流行、疫情防控的叙事是多元的、综合性的，既应包括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的良性互动，也应包含自然生态启蒙与生命意识觉醒的良性互动，还应深入伦理道德净化与现代自我启蒙的良性互动[1]，只有这样，方能体现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本色担当。

综上所述，疫情叙事文本有如下功能作用：首先，可以反思人类生存途径与生活方式；其次，书写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再次，辨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趋势；最后，认同民族意志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