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蕾 蕾

(新乡医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和空间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我已经来到图书馆的门口......立刻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满头银发，像守护天使一样，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而是一袭黑袍，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在挥退我的同时，低声抱歉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1]334。女性被禁止进入图书馆(知识、权力、公共空间的象征)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空间分野上的差异。伍尔夫认为两性在空间占有上的分野限制了女性的发展，让女性主义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她竭力要打破女性被禁止进入公共空间从而获得知识和权力的传统。同样，在小说中，伍尔夫也揭示了女性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幕间》这一作品发表于1941年，原名为“波因茨宅”，小说中伊莎对于物理空间的频繁闯入消弭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的分野，拉特鲁布女士导演的历史剧戏仿男性传统下的历史剧，奥利弗兄妹关于历史回忆的差异均彰显了伍尔夫通过空间书写揭示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同时揭示了女性对于男性空间的挑战，对父权制社会和男性历史的挑战。

一、闯入物理空间：消弭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分野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是动态的、有机的，具有流动性的，和其它空间会发生碰撞[2]。空间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常常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充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矛盾与斗争…… ”[3]67。换言之，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物质的器皿和媒介，空间本身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不是纯粹形式的物质，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各种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的产物。所以，文学作品中的物质空间或艺术空间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的产物；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空间分野地占有具有战略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空间分野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界定，而这一界定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体现是冲突。对于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空间的占有反映了空间之间的冲突以及空间内部出现的碰撞。“伍尔夫的小说或者其它非小说类作品持续关注空间的政治学: 国家空间，公民空间，个人空间或者作家/印刷者的文本空间”[4]1。空间分野所体现的不仅是作品中女性角色所面临的困境，更是现实中女性面临的困境，即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只能拘囿于私人空间。

巴塞罗缪一家的故事是《幕间》的第一条线索，在这一线索下，小说多次描述了伊莎不断进入公共空间的场景。奥利弗先生和海恩斯夫妇在讨论“污水池”的事情时，伊莎进来，打断了谈话。伊莎的出场出其不意，“像一只天鹅，径直游了进来，受到制止便停了下来”[5]2，奥利弗先生和海恩斯夫妇在客厅这一公共空间讨论，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生活主要在公共空间，女性生活在私人空间，公共空间是中心，私人空间处于边缘。奥利弗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言人，可以在公共空间畅所欲言。伊莎从外面进来，从边缘走向中心，打断了男性话语。伊莎的出场对于小说中其他角色来说并不是一次被期待的出场，是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挑战。第二次，伊莎闯入了另一个公共空间：书房。“门开了。伊莎抱歉地说：‘我打扰到您了吧？’她当然打扰了——破坏了他梦中的青春和梦中的印度”[5]12-13，伊莎的闯入打断了奥利弗先生的回忆。进入20世纪，一些殖民地逐渐摆脱了英国的控制。1947年，印度正式实现独立。对于曾经“辉煌”的殖民时期，奥利佛先生只能诉诸于回忆。伊莎在物理、精神和话语上的打断是对男性话语的打断，也表达了对性别空间构造重组的诉求。一方面，奥利弗对于历史的回忆，是父权制社会下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另一方面，书房这一公共空间被认为是男性活动的场所；伊莎进入书房，打断了奥利弗对于历史的回忆，是又一次对公共/私人空间的解构。这两处场景重复了伊莎对于公共空间的闯入，指向了空间对于男性和女性界定的挑战。伍尔夫认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野不断排挤女性，使女性不断边缘化，打破或消弭这一界限才能消解男性中心主义。

同样，小说也对书房进行了嘲讽。“有一次，一位愚蠢的、爱奉承的夫人来到书房门口(她称书房为“宅子的心脏”)，她停下来说：“除了厨房以外，书房向来都是宅子里最好的房间。”她迈进书房门口以后又说：“书籍是心灵的镜子。”具体到波因茨宅的情况，这“心灵是个黯然无光的、有斑点的心灵。因为火车开到这个地处英格兰中心的遥远村庄需要三个小说……这面镜子反映的永远是一位女王的痛苦或哈里国王的英雄行为”[5]11。通过对书房的嘲弄表达了女性的质疑和诉求，揭露男性历史对女性的严重挤压导致的女性缺席与沉默的现象；而构建和谐的空间、环境，必须重建女性传统，再现历史本来面目，而不是让女性处于失语的状态。

伊莎不断闯入公共空间致力于消弭两个空间的界限，同时要打破物理公共空间以及艺术空间领域令女性边缘化的状况，而这不断重复交织的场景让读者愈加意识到女性突破束缚而必须经历的困境。伍尔夫在《三个旧金币》中写道，“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有两个世界，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大自然恰如其分地让男人去照顾他的家和民族。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家、丈夫、子女和房子”[6]1077。伊莎是一个女性艺术家的形象，类似于伍尔夫所描述的“局外人”，她“讨厌家务事，讨厌占有欲，讨厌母亲的职责”[5]13，她大声地讨论家务事，却低吟着自己的诗歌。她创作诗歌，却遮掩自己的手稿，厌恶女性囿于私人空间的状况，声讨父权制社会的暴政。

伍尔夫对于女性打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分野的诉求声回响在其多部作品中。《雅各的房间》中有一个场景，“大英博物馆矗立在雨中......石头坚固地笼盖着大英博物馆......只有在这里，头脑才是柏拉图的头脑，才是莎士比亚的头脑。雅各在读〈斐德罗篇〉，听到人们在灯柱周围大声喧哗，那个女人一边砰砰地砸门，一边大声地叫嚷，‘让我进去！’”[7]，“让我进去”的呼声同时在《达洛卫夫人》的伊丽莎白那里得到了回声，伊丽莎白一人走到斯特兰大街，这个大街是一个象征意义如大英博物馆的公共场所。从大英博物馆、斯特兰大街、书房到客厅，每一个公共空间都体现了父权制并蕴藉了权力的渗透，从砸门的女人、伊丽莎白到伊莎，不断反抗男性享有并控制的公共空间所施加的层层压迫，表达了女性对空间重组的诉求。

二、 戏仿艺术空间：解构男性中心历史话语

戏仿(parody)是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发展而来，《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一种低劣的摹仿，直到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才被正名。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戏仿是通过模仿小说的一般规范和管理从而使小说技法本身得以裸露的修辞手法。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能够引起‘陌生化’的效果”[8]158。巴赫金认为戏仿包含了一切话语。后现代语境下，戏仿是“以一种批评的姿态与模仿对象保持一段距离，从而产生有差异的重复”[9]。哈琴认为，戏仿的文本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对话性，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高雅与通俗的交织而成的网络。戏仿这一概念的发展虽有差异，但是主要在于挑战权威话语，揭示权威话语中的规训机制，并在质疑中起到颠覆的作用。《幕间》的第二条线索是拉特鲁布女士(Ms la Trobe)导演的露天历史剧。la Trobe让人联想到法语la trouve robe,意为剧团女服装管理员，伍尔夫在以此暗示历史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人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上演的一场服装秀[10]。这一“戏中戏”和英国历史语境呈现互文关系，戏仿了英国历史，通过戏仿、反讽，使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呈现互文关系。小说中上演的历史剧，通过戏仿历史，挑战权威，正是对于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的质疑。由此，伍尔夫借拉特鲁布女士(Ms la Trobe)导演的露天历史剧以互文的形式戏仿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消解了男性中心的元话语，这一写作策略让读者清晰意识到伍尔夫笔下女性不断被边缘化，不断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困境，以及揭示女性对父权制社会历史书写挑战的重要性。

伍尔夫认为现有的历史书写是不完整的，“现在的历史有些怪异、失真、偏袒一方；她们何以不能为历史增补一章？当然，标题不必太显豁，这样，妇女的出场就不致过于张扬”[1]359？对于父权制社会的历史，女性缺失及边缘化的状态远不能让女性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谓历史就是男性的历史，由此，伍尔夫通过拉特鲁布女士所导演的历史剧，戏仿莎士比亚、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是对父权制社会下书写历史的嘲弄。拉特鲁布女士是一个外来者，她的性别使她在这里更加边缘化，她在纸张边缘书写，一直“藏在树后”指导着历史剧[5]62。历史剧的演出也是对男性历史的质疑和挑战。如同伊莎一样，她也是富有艺术气息的女性，像一个局外人，可以被认为是伊莎的延续。拉特鲁布女士和伊莎都在边缘的位置看到这个社会中所存在的空间分野上的不平等、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肖瓦尔特提出：“伍尔夫是女性空间的建造师，这个空间是避难所也是监狱。女性通过窗户观察到一个更加暴力、男性化的世界，而她们自己的愤怒、反抗和性别特征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得以表达”[11]264,并认为伍尔夫所建造的女性的房间最后会是一个“坟墓”[11]297。肖瓦尔特这一阐释恰恰说明了拉特鲁布女士通过历史剧的上演表达了女性的愤怒和反抗。如果说伍尔夫在伊莎的形象塑造上，还在努力为女性建造一个“房间”，那么拉特鲁布女士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伊莎，她是“走出去”的伊莎，伊莎在不断掩藏自己创作的诗歌，但是拉特鲁布女士通过导演历史剧嘲弄父权制，直接表达了对女性历史与传统缺失的失望，以及对历史重构的诉求。Weber强调 “《幕间》到处都是省略号，构建了插句中的艺术空间，不仅打断了历史的发展，也浓缩了历史”[12]26。不仅是省略号，小说中，真实的历史观在历史剧的演出后得到了颠覆，读者应该改变视角，打破了一贯认为的线性时间的历史、男性话语的历史，因为文本中呈现的省略号是对女性历史、女性话语的暗示，应该填充入女性的历史，呈现出历史原有的面貌，这样才能组成完整的句子，塑造完整的历史。

历史剧演到现在的时刻，呈现了过去和现在、艺术和现实的交汇。“大钟上的指针停在当前的时刻。这就是现在。我们自己”[5]150。历史剧和小说在现在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和第二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拉特鲁布女士将过去和现在凝聚在一起，随之又将其导向不同的方向，“两股力量在不同的层面上向不同的方向流动。我们自己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往前走。一些人停留在表层采摘鲜花；其他人走下去费力搞清其意义；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理解，都被动员起来参加进去”[5]153。观众看完历史剧，各有自己的想法，男性和女性对于历史剧的演出观看体验不同，也留给读者不同的思考。历史剧结束，但是观众再也无法按照和之前一样的方式来读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以及《乡村妇人》等，对于拉特鲁布女士来说，她此刻的任务已经完成，“她离开岸边去远航，并且举起手去摸大铁门的门栓。”[5]171“岸边”意味着边缘，“大铁门”意味着男权社会为女性所划定的界限，她离开边缘的位置(岸边)，准备打开父权制社会给女性关上的“大铁门”，“她听见了第一句台词”[5]170，“台词”这一词语指向权力，反映了拉特鲁布女士要走出边缘，开启新的篇章。拉特鲁布女士导演历史剧这一行为体现了女性对于传统历史的挑战，传统的历史是男性历史，是父权制控制下的历史，并没有女性的声音。小说中的历史剧以“一种批评的姿态”戏仿了英国历史，通过不断破除陈规惯例，重新增加了历史应该有的维度，赋予历史应有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剧是对历史的一种戏仿，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简单的呈现和改编，而是指向了历史话语。

三、质疑话语空间：挑战历史书写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差异”是一个用来反思、质疑西方文化及西方形而上学的词，或者说是一个反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的术语。伍尔夫通过男性和女性对于历史回忆的差异，对现存的历史产生质疑，进一步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公共/私人空间占有上的不同。小说不仅通过“戏中戏”挑战历史书写，同时通过男性和女性对历史的不同回忆表达质疑。斯威辛太太是巴塞罗缪·奥利弗的妹妹，是个寡妇。她“平素最爱读的书——一本《历史纲要》.....她知道，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大陆还没有被一条海峡分隔开，还连成一片；她知道......斯威辛太太渴望在想象中继续回忆过去......可是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在这间屋里训斥她的......[5]5-6。巴塞罗缪·奥利佛的回忆是关于印度，是关于青春，而斯威辛太太的回忆有母亲的存在。在斯威辛太太的回忆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历史纲要》和母亲。长久以来，历史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所以斯威辛太太对男性的历史的记录《历史纲要》的回忆，是对男性历史的挑战，说明女性并不能仅仅拘囿在个人狭小的空间范围内；而斯威辛太太回忆中出现母亲的训斥，这一训斥并没有陈述理由，或是母亲发现斯威辛太太已经超越了女性应所读书的范围，女性所做的各种事情从而招致了母亲的训斥。这也体现了斯威辛太太对于男权社会的挑战。女性之所以只能通过母亲来回溯历史，是因为没有记录女性历史的书籍供阅读，此处，斯威辛太太对母亲的回忆是“训斥”，最喜欢的书是“《历史纲要》”，凸显出一个现象即：斯威辛太太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历史，只能通过书籍了解历史，且只能是父权社会的历史。奥利佛先生的回忆是关于印度，关于青春。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于1947年独立。这本小说的故事设置二战前夕的1939年，在小说发表之时，印度还未获得独立。可以看出奥利佛先生的回忆一方面揭示了伍尔夫对于英国帝国主义的声讨，另一方面也暗含着大英帝国的辉煌不复存在。男性和女性在回忆历史上显现的差异反映了长期以来女性在父权社会下受到的压迫和埋没以及女性历史的缺失和失落，也反映了伍尔夫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注。

奥利弗先生像《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是真理的代言人。在讨论鱼从多远的海送过来这一问题时，奥利弗的回答虽然并非事实，但却斩钉截铁，

“‘她回过头说，‘我们离海真有一百英里吗？’

‘只有三十五英里，’她的公公说，好像他掏出口袋里的皮尺精确地测量过似的。

‘好像更多吧，’伊莎说，‘从台地上看，大地像是永远、永远在延伸。’

‘过去没有海，’斯威辛太太说，‘在我们和欧洲大陆之间根本没有海。今天早晨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那时候......’”[5]22

在对史前英国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伍尔夫将史前英国和当代英国进行了对比，史前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是一体的，英国不是岛国；而当代英国是岛国，伍尔夫通过这一对比质疑了英国是岛国的传统历史；另一方面，从语气上看，伊莎和斯威辛太太都对自己的答案犹疑、不确定，伊莎觉得“好像”，斯威辛太太说道：“我读的一本书中...”，而奥利弗先生则回答得斩钉截铁；男性和女性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出现的不同态度，凸显了男性和女性从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上的占有差异到语言差异、直至价值观的差异。

伍尔夫将中产阶级妇女这个群体界定为：“‘ 我们’——一个受历史和传统影响的身体、大脑和精神的整体”[6]1039。小说中，作为一个具有艺术家形象的女性，伊莎时刻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挑战，但是作为“受历史和传统”影响的群体，她创作诗歌，却害怕被丈夫发现，她的诗歌写在“那本装订得像账簿的本子里”，而“那样装订是为了不让贾尔斯怀疑”[5]11,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角色是生活在私人空间中，在家庭里承担做家务、抚育孩子，而不是文学创作。如同“简·奥斯丁把她的手稿藏藏掖掖，要么用一张吸墨纸遮盖起来”[1]374,女性进行创作，是对公共领域的侵入，在一个“纯粹的父权制社会中”[1]379，会受到讥讽、阻挠和批评。在家庭中，女性不得不履行着父权制社会下的妻子的角色，正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被界定的角色差异，让女性不得不努力“闯入”，打破固有的模式，从而营造多样性、流变性、主动性、反本质、反真理的社会模式。伊莎不断 “闯入”公共空间说明男性和女性在空间占有存在“差异”，“差异”的呈现就“预示了中心概念或元话语的衰落”[13],“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14]。小说《幕间》充盈着两性在空间上的差异，公共空间作为知识和权力的载体将女性排除在外，体现了男性历史中女性话语的缺失和边缘化，这一区别让女性不断边缘化，对于伍尔夫来说，只有认识到这一区别，从而进行空间重组才能实现两性平等，女性进行的手段即不断闯入公共空间，催毁男权中心，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揭示出因为女性历史的缺失，所谓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四、结语

正如索斯沃思(Helen Southworth)所说，“伍尔夫在作品中将空间作为武装女性的途径，对空间的构造涉及物理空间的再现以及语言空间”[4]46。从这几个方面，伍尔夫揭示了空间分野的不公平性，揭示了女性面临的困境以及指明了可能的出路；在《幕间》这一小说中，通过伊莎的行为、拉特鲁布女士的历史剧、奥利弗兄妹的回忆差异，致力于展现出两性在空间上占有的差异导致了女性身处困境，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另一方面，揭示了女性在历史上的缺失和边缘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受限，而且已经丧失了话语权；而作为女性主义先锋的伍尔夫并没有停留在问题阶段，而是在文本中揭示了解决的方法，即打破两性在空间分野占有的界限，重塑女性的历史，只有这样女性在父权制下的生存空间中困难重重的境况、女性在自身成长的路上必须挣脱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交织而形成的多重压迫等才能得到缓解乃至消失，从而最终实现两性平等的终极目标，营造和谐的空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