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名岗

孙武以兵法十三篇献于吴王阖庐，吴用孙武为将，十三篇被后世称为《孙子兵法》，孙武被尊为“兵圣”。“兵圣”孙武“圣” 在何处？《孙子兵法》的本质是什么？

《孙子兵法》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孙子兵法》不仅是谋求胜敌之法，更重要的是谋求和平之法。以政治解决的办法防止战争、避免战争、消弭战争是孙子的首要选择，这叫“修道保法，为胜败之政”。“伐谋”“伐交”，采取外交与军事相配合的办法解决战争问题是其次。用兵力战胜敌人是不得已的办法，所谓“非危不战”是也。所以，孙武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军事家——他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孙武无法成就自己的政治事业，只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孙武的政治才能蕴含在《孙子兵法》中，我们可以从《孙子兵法》中认识孙武的政治家本色，从而把握《孙子兵法》的本质。

战争是野蛮、残酷、不讲道理的。纵观5000年的文明史，战争虽然不能绝对避免，但很多战争却是可以避免并且应该避免、可以减少并且应该减少的，很多矛盾是可以运用智慧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的。

孙武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时期，他为了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化解战争，著成了《孙子兵法》。不少人把《孙子兵法》理解为战争法则，其实孙子论述的是“用兵”法则。“用兵”法则虽然包含了战争法则，但却与之有本质的区别。细读《孙子兵法》，您才能真正理解孙武追求和平、减少战争、避免战争、追求文明的理想和胸怀。2014年在青岛召开第九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我发表的论文是《孙子兵法是谋求和平之法》。如今事过8年，拟对此再作论述。

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矛盾的激化，是政治的继续，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极端办法，是企图通过激烈的大规模厮杀解决矛盾，所以才会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战争是政治矛盾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被激化了的环节。正确认识一场战争，必须认识完整的战争链条，弄清其前因后果。战争是和平时期矛盾不断发展、激化的结果，是政治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战争的目的是解决矛盾，归于和平。

面对战争，战胜攻取是军事家的任务，战争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止战与和平。解决矛盾，实现和平，归于平静，是政治家的任务。战争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手段。毛泽东说：“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1〕一位好的军事家应该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至少是一个懂政治并知道军事在整个政治棋盘上的位置的具有全局思想的人，而不应是把政治看作与军事不相干的人。所以，在进行军事决策时，不能只考虑怎样“战胜攻取”，更要筹划好“战胜攻取”后的政治局面，因为只有回归和平才是战争的目的。孙子说：“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项羽灭秦而亡，不仅不自省，反以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2〕。项羽不懂政治，他打胜仗不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结果毁坏了他的政治任务。他屠襄城、烧咸阳，比秦二世还暴虐，所以失败了。

孙武把“修其功”放在军事决策的首位，完全是政治家的考量。所以，《孙子兵法》是政治统领下的用兵方法。《孙子兵法》通篇讲的都是国君和将帅 “用兵” 的方法问题。

一、“用兵”是国家大事

《孙子兵法》之“兵”，是这部兵书最关键的一个词。准确理解这个“兵”字，才能正确理解《孙子兵法》。如果理解不准确，那就影响了对整部《孙子兵法》的正确理解。

现在一般把《孙子兵法》的“兵”字理解为“战争”，翻译为“战争”。如《孙子校释·计篇》对“兵者，国之大事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之“兵”的注释是：“兵，本为兵器。……由兵可引申为兵士、军队、战争等义，此处指战争。”

因为认为“兵”是战争之意，致使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对《谋攻篇》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译为“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硬打”。“非战也”是“非战”，是不打仗，“也”是表示语气的肯定。所谓“不是靠硬仗”，是可以靠“硬仗”以外的手段，而不是“非战”。也就是说，不是不打仗，而是打仗，只不过不是“打硬仗”而已。其所以会出现这样与原著相左的理解，是囿于对“兵”就是战争、就是打仗的认识。

其实，《孙子兵法》的本意，“兵”是指“用兵”。“兵者，国之大事也”，就是“用兵是国家的大事”之意。何以为证？原著为证。

我们看《孙子兵法》之《作战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善用兵者，役不再籍”；《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等等。“用兵之法”在《作战篇》《谋攻篇》《军争篇》《九变篇》《九地篇》5 篇中出现了8 次。“善用兵者”在《谋攻篇》《形篇》《军争篇》《九地篇》4 篇中出现6 次。“用兵”在《作战篇》《九变篇》2 篇中出现4 次，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共出现18 次。这说明，《孙子兵法》讲的是“用兵”之法，而不是“战争”之法。

用兵是国家大事，这是就用兵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而言。治理国家有很多事要做，在众多事务中，用兵是“大事”。春秋时期，哪些事是国家大事呢？《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祀”是祭祀开国之君及其他先人。“戎”就是兵，就是用兵。国家大事就是这两项，但这两件事都由国君亲自办理。春秋时期，许多战争都是国君亲自参加并指挥的。关于这一点，有孔子的《春秋》及《左传》为证。即使国君不亲自参加，决策也是由国君拍板。所以，《孙子兵法》特别强调“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军争篇》）。

为什么用兵是国之大事，一定要国君亲为呢？因为用兵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关乎将士和人民的死亡。民为邦本，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存，人民就要逃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民，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要保护好人民，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军队。战争是拼命的事，能否正确用兵，关乎将士的生死。“死生”是就军民的生命而言，“存亡”是就国家而言。人民死亡，国家灭亡，国君也就无法存在了。国君是国家存亡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国君必须亲自承担这一任务。

“用兵”是国君的事。一个国家，只有国君一个人“用兵”，其他人都是被用的“兵”。我们说“用兵”是国君的事，不能说战争是国君的事。“用兵”不仅是 “用”，还包括“不用”。兵不能乱用，有时候不用兵能安国全军，用兵反倒亡国伤民。决定用还是不用，是用兵的最大难题，所以孙子在《火攻篇》中说：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这里的“动”和“用”都是“用兵”，但不是“战”。“明主虑之”，“虑”是反复思考，是决策；“修”是行动，是执行君命。这是说无论决策，还是实战，都要考虑战争的结果是否能带来和平。战争只有带来和平与安全，才是“修其功”。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即使军事上做到了“战胜攻取”，也仍然是凶险的。所以，国君和将帅要反复考虑、分析、判断是否“用兵”这件事，慎重对待“用兵”这件事，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啊！一旦开战，就再也回不去了——“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二、“用兵”与“战争”的差别

那么，“用兵”与“战争”有什么不同？

“用兵”包括进行战争，但战争不是“用兵”的全部内容，“用兵”还包括大量的与战争有关但还不是战争的内容。

在孙子那里，“用兵”并非仅指战争，所以他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谋攻篇》）这里的“用兵”显然不是战争，而是“非战”。现在，人们一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认为是不“用兵”。事实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包括“用兵”的，是不打仗的“用兵”。人们常说的“威慑”战略，其实就是“用兵”，但不是打仗。孙子的本意是“善用兵”，“而非战也”。可见，“用兵”与“战争”是不同的。

孙子在《形篇》中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道而保法”是政治而不是战争。孙子所说的“善用兵”是包括政治治理的，只有平时能“修道而保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使国家富强，才能不惹事，才能不怕事，才能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赢得战争。那些骄奢淫逸的无道昏君，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独夫民贼，那些根本不懂政治只知打打杀杀的武夫,是不可能最终赢得战争、赢得和平的。

“用兵”包括战争，战争是“用兵”的主要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用兵”不等于战争，“用兵”这个概念远大于“战争”。除战争外，“用兵”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形式。

《孙子兵法》中有关“用兵”的论述，除了直接关于战争的论述外，还包括政治方面的“修道”和“保法”，以及军事和外交相互配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把“孙子兵法”理解为“孙子战法”是不准确的。“孙子兵法”是孙子的用兵之法，是孙子的谋求和平之法。

三、“善用兵者”与“善战者”之不同

孙子所论“用兵”分三个层次。“用兵”是泛指一般的用兵或战争，如《作战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九变篇》：“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用兵之法”是用兵的一般法则，如“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九地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九变篇》）。

“善用兵者”是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孙子所特别强调的，共出现过6 次：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谋攻篇》）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形篇》）

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以上《九地篇》）

这里讲的都不是将士在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将帅通过“用兵”“用谋”对敌人的影响以及对自己军队的影响，从而创造出我军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最终战胜敌人。所以，这里的“用兵”都不是“战”。

对怎样“战”，孙子另有论述，这就是“善战者”。“善战者”出现过8 次：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 。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 。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以上《形篇》）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以上《势篇》）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善用兵者”和“善战者”这两个概念虽然相近，甚至相合，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还是有差别的。不然，作者就不会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使用这两个不同的词汇。有意思的是，在《形篇》中，孙武在连用五次“善战者”之后，却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这时，如果把“善用兵者”改为“善战者”，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修道保法”不是战争，而是国君的政治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孙武是把军事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君有道，国家政治清明，得到人民的拥护，才会创造出战胜敌人的条件，才能把控好战争，才能“为胜败之政”。

由此，也可以看出“善用兵者”和“善战者”的差异：“善用兵者”不仅是指战争指挥者，也指国家的政治治理者。如果说，某位将帅是“善战者”，那么得道的国君才是“善用兵者”。

四、“善用兵” 能避免、减少战争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之类政治层面的事，自不用说，仅是和平时期的“用兵”，也是战争范畴所不能包括的。

（一）战备能减少战争

战备是“用兵”，但不是战争。战备应是军队的常态。战备工作做得好，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就能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反之就会招来战争。古人云：“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4〕就是说：中国不做好战争准备，外国就会来侵伐。因此，孙子在《九变篇》中说：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左传·成公八年》载：晋国的巫臣去吴国，路过莒国的渠丘城。巫臣与渠丘公站在护城河边说：“这城墙很多地方坏了，该修了。”主人说：“这样僻陋的破地方，谁会打这里的主意。”渠丘公不修城池，不做战备。结果，第二年楚国的子重率军自陈国侵入莒国，很快攻下渠丘城。“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5〕当时人评论说：“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预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6〕“无备”就会招致入侵，这是千古教训。

战备做好了，敌人不敢袭击，则能避免战争。宋神宗时期，王子纯任熙州知州。当时的西羌少数民族各部兵马众多，粮草充足，准备从熙州对北宋发动袭击。他们派间谍潜入宋境，了解情况。王子纯的部下抓到西羌的一个间谍，在他的身上搜到了情报，上面详细记录着熙州军队的驻守和粮草分布的具体位置。负责防务的官员要求把这个探子肢解了。王子纯正准备下令，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命人在这个间谍背上刺了“番贼决讫放归”六个字，又了打他二十军棍，然后就他放走了。对此，部下都十分不解。

这个探子回到本部后，详细汇报了熙州的备战情况和自己的被捕及被放经过。西羌知道熙州方面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他们的偷袭阴谋已经破产，因此放弃了侵犯北宋的计划。这样，熙州因有备而避免了一场战争。

王子纯放回西羌间谍的事，说明他可能读过《孙子兵法》或其他兵书。《左传》就记载了鄢陵之战时晋国故意放走楚国间谍的事，而这也恰是《孙子兵法·用间篇》讲的“反间”。孙子说：“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而且故意让敌人知道，就能戳破敌人的偷袭阴谋，从而避免战争。战备的过程，也是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是一个“用兵”的过程，只是没有与敌人直接交手而已。

1969年底，毛主席把在福建前线的27 军、28 军等4 个野战军调到北京军区以应对北方某大国的可能入侵，这是在“用兵”。毛主席结合外交斗争，与苏、美斗智斗勇，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如果毛主席不是这样“用兵”，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对备战的滋味是永生难忘的，特别是野营拉练，汗水浸透了棉衣、浸湿了背包的艰辛，让人刻骨铭心。所以，精心备战是“用兵”的重要内容。

（二）阅兵能威慑敌人

阅兵是“用兵”，但同样不是战争。古今都有阅兵。《左传·桓公六年》载：“秋，大阅，简车马也。”〔7〕阅兵在于“示”，有时候是专为表现给敌人看的，是威慑敌国的重要方式。

春秋时期有一次很出名的阅兵：“(僖公四年)，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8〕也就是说，齐桓公想以此唬住楚国，但楚国的使者屈完不为所惧。他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9〕可见，这次阅兵，是齐桓公伐楚的一个重要环节，绝对是“用兵”，但其与战争还是不同的。楚使屈玩虽不服齐之兵力，但对桓公“以德绥诸侯”，还是表示服从的，故能齐楚言和，桓公罢兵而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所谓“示之”，就是有意而装作无意做给敌方看。《左传·宣公十四年》载：因为邲之战时，晋国败于楚国，郑国曾跟随楚国与晋国作战。为了报复，晋国讨伐郑国，想以此招引楚国，与之再战。晋国的中行桓子献计说：“示之以整，使谋而来。”〔10〕意思是晋军要做出严整、威武的样子给郑国人看，让郑国害怕，郑国必然因此而请求楚国出兵对抗晋国。这其实也是晋国的“致人”之计。晋国“告于诸侯，蒐焉而还”。杜预注说：“蒐，检阅车马。”〔11〕通过这次检阅而“示之以整”，果然令郑国害怕，从而使郑君跑到楚国“谋晋”。所以，检阅也是“用兵”，通过检阅可以威慑敌国，有时候能使其打消来犯的意图。

（三）军事演习是“用兵”

军事演习是“用兵”，但不是战争。军事演习既是训练，也是力量展示。

一说“用兵”，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战争，甚至有人把“用兵”看作“战争”同义语。然而，尽管自古以来战争不断，但如果仔细计算，战争时期的长短是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的。战争是和平时期矛盾的积累到了激化时才会爆发的一种暴烈行为。战争就像黄河“倒岸”一样，待那段时间过去之后，又归于和平。黄河在禹门口以南、三门峡以北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那一河段，流经一个像水库一样的自然洼地，大量泥沙沉淀，越积越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脱离原来的流经路线，倒向对岸——这样，贴东岸流了几十年之后倒向西岸，再过几十年又回到东岸，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大禹治水以来，已经倒了上百次，而且将继续来回倒下去。黄河“倒岸”，是长期泥沙沉积的结果。如果治理得好，河水清澈，淤积轻，“倒岸”的次数就会少，甚至无须“倒岸”。

战争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平时治理得好，各种矛盾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化解，就不易发生剧烈冲突以至于战争，从而使和平得以长期延续。所以，平时怎样“用兵”，关系到避免战争与维护和平。

五、“善用兵”要从和平时期做起

孙子的观点，无论是平时错误的行为引起战争，还是正确的行为消弭战争，都把它纳入“用兵”的范畴。

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可操作空间很大，它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我们知道，有很多战争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它与邻居之间打架是一个道理。春秋时期的吴、楚两国，吴国军队曾经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城，几乎灭亡楚国，但最初却是因边境的邻女争桑引起的。所以，春秋人也早就把“亲仁善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避免战争的外交政策执行。

《左传·隐公六年》载：五月，郑伯侵陈，大获而归。关于这次战争，其起因是由于陈国和郑国之间早就有矛盾、有争执。郑伯曾请求与陈国谈判，试图达成和平协议，但遭到了陈国国君的拒绝。当时，陈国的老臣五父就向陈桓公进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之。”〔12〕可是，桓公认为郑国弱小，没有什么“能为”，“遂不许”，从而引发了战争。当时人评论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13〕认为不及时改恶从善，到了一定程度，再想自救，就来不及了。

邻国之间，难免有利害争执和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要坚持“亲仁善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一个邻国是无法搬走的。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时，一定要坚持“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原则，抓住时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消除两国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处理好和邻国的关系，不是“用兵”，但却是避免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亦属于孙子所说“善用兵者”的范畴。

“用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和平时期，维护国家安全，包括平时的战争准备、守卫边境、维护重要战略要地及物资的安全、参加各类军事演练、接受检阅等等；二是战争时期，参与战争、为预防更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战略预备队、防止战争扩大化并最终制止战争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用兵”的范畴。

无论是从《孙子兵法》看，还是从战争实际看，“用兵”要远大于“战争”这个概念。“战争”只是某一时段“用兵”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从《孙子兵法》的所有内容看，还是从全部战争历史看，抑或从现实的军事活动实践看，把《孙子兵法》理解为“孙子用兵法则”，而不是“孙子战争法则”，更符合实际，更具有实践意义。

孙子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赋予了“用兵”战争以外的政治含义，这是《孙子兵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抓住对“用兵”这一关键词的准确理解，是我们读懂《孙子兵法》、把握住《孙子兵法》的政治本质，应用好《孙子兵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