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文

孙子在《谋攻篇》曾言：“识众寡之用者胜”。所谓“众寡之用”，是指战争中兵力多与兵力少的不同用兵方法，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哲理。在这一问题上，光武帝刘秀是一个杰出代表。

刘秀性“谨厚”，年轻时喜欢做农事，治国“以柔道理天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云:“乃微窥其所以制胜而荡平之者，岂有他哉！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1〕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崇柔尚静之人，在战场上却是坚韧、果敢、临危不乱、大智大勇，这突出表现在公元23年的昆阳之战中。当时，在昆阳城突遭敌人大军包围、“诸将皆惶恐”的情况下，刘秀作为一名偏将，先是力劝诸将坚守，“复为图画成败”，后又率十三骑突围出城搬取救兵，并“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最终的胜利成果是：“寻、邑阵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后汉书·光武帝纪》）

昆阳之战是绿林军与王莽军之间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此役，刘秀军队合计不过2 万人，莽军42 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20 ∶1 ，可谓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那么，在这次战役中，刘秀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中的作战指导经验对后人又有哪些启示呢？《何博士备论》之《汉光武论》对此作出了深入分析。

一、“以众而败”与“以寡而胜”

在《汉光武论》中，作者开篇即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2〕就是说，军队数量不一定要众多，只要士兵誓死效命就能胜；士兵不一定个个皆为勇士，只要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就能胜。这样，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讨论的“众寡之用”的问题，亦即战争领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问题。

接下来，作者指出：战争领域的一个常见现象，古之人有的兵力众多却失败了，有的兵力很少却胜利了。比如，昆阳之战，王寻、王邑百万大军败于光武帝三千之兵；赤壁之战，曹操八十万大军而败于周瑜三万之师；淝水之战，苻坚百万大军败于谢玄八万之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古人论事喜欢夸张，所列举的数字难免有一定水分。

作者下面开始分析问题，率百万之师以对数千之军，本来应该必胜为什么却败了呢？“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正因为认为“必胜”，才导致骄傲——骄傲带来轻敌，轻敌导致失败。同样的道理，以数千兵力来抵抗百万之师，本来是必败的，但为什么有时却胜了呢？（注意这里的“有时”讲得很客观，也很必要）“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正因为“必败”才导致士气奋发，而士气奋发带来以死决战的决心，所以胜利——当然，还包括其他致胜因素。

这里，我们要特别分析一下“骄兵必败”的道理。骄兵为什么就必败呢？因为骄兵看不起对方，不把人家放在眼里，所以对敌人就不做任何防备，等到对方突然进行攻击的时候，来不及防备的力量就成了脆弱不堪的力量，进而“兵败如山倒”。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是：存在的力量并不是真正的力量，只有运用起来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比如，一个彪形大汉是有力量的，但当他酣睡之时，他的力量就不能发挥出来，一个柔弱之人照样可以把他杀死。这也是孙子强调“出奇制胜”，并特别注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作者针对兵力众寡问题与将帅的能力、态度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作者的分析很辩证，也很深刻。敌人兵力众多，这是智慧的将领所希望的（有夸张的意味），却是愚蠢的将领所害怕的；我方兵力甚少，这是愚蠢的将领所感到危险的（其实聪明的将领也感到危险），而智慧的将领则心地坦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敌人兵力众多，“恃吾有以覆其骄也”——我可以因此设法让他骄傲；我方兵力少，“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我可以因此设法让我的士兵奋勇。

再往下的论述，作者更加煽情：以数千之兵对抗大敌，却能使士兵人人死战，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弱小之军，这是容易做到的；率百万之众攻击小敌，却能使士兵人人效命，而忘记了自己是百万雄师，这是很难做到的。此言虽属煽情，但亦很有道理，因为人性使然，且人性是很难改变的。

最后，作者要揭晓谜底了：“以寡而胜”“以众而败”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弱小则士兵就会奋勇，而强大则容易导致懈怠。弱小而奋勇，奋发的是士兵的勇气；强大而懈怠，懈怠的是士兵的情绪。奋发的勇气容易利用，而懈怠的情绪则难以控制。所以，巧妙利用士兵勇气而激励士兵作战，就能做到“以寡而胜”；依靠难以驾驭的情绪而驱使士兵作战，就会导致“兵众而败”。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辨析“士气”与“情绪”的根本差异。“情绪”是人的本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士气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古人重“气”，讲究人的身体与“气”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孟子讲究集义养气。《孟子·公孙丑上》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坦荡之胸怀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文天祥之《正气歌》也讲：“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就是说，人有正气叫“浩然”，充塞环宇叫“满盈”。正因如此，士气与情绪相比，更多的是一种正能量的东西，更具有励志的价值和作用。也正因如此，古代兵家特别重视士气的作用。如孙子讲“勇怯，势也”（《势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

二、“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胜任之多寡”

接下来，作者谈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看一个将领的素质，一定要知道他能带多少兵。假若不是他所胜任的，多给了他兵力，反而会害了他。

这一问题自然涉及历史上的一句成语：“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出处来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当初，韩信桀骜不驯，被刘邦伪游云梦所擒，韩信颇为不服，于是刘邦与他进行了这次关于“将领带兵多少”的谈话。韩信是军事天才，带兵自然是多多益善；刘邦军事才能一般，韩信言他带兵不过十万也是事实。当然，刘邦懂政治、会用人，这一点韩信与他没法比，所以韩信自认为被刘邦所擒一点都不冤枉。

当然，这其中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军事学原理。孙子曾讲：“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管理很多人就像管理一个人一样，指挥很多人就像指挥一个人一样。这就是说，将帅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用百万如役一人”呢？“分数”和“形名”是关键问题。“分数”即部队编制（军、旅、卒、伍等），“形名”即指挥信号（金鼓和旌旗），只要抓好这两个问题，部队就会“用众如一”“协调自如”。这也就是何去非所讲的：“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让部队“用众如一”呢？其中既有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有将帅指挥谋略的问题。比如，孙子在《九地篇》就讲道：“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这其中的分寸和技巧如何把握，对于不同的将帅而言是有很大差异的。

比如，赵括当年统领赵军40 万人，不可谓不多，但却败在战神白起手下，酿成了长平之战的千古悲剧。秦国王翦统领秦军60 万人灭楚，自然也很多，但却一战灭楚，功成名就。二人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赵括的悲剧原因在于经验不足，轻言战事。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括年少时学兵法，言兵事，没有人能辩论过他，然其父（名将赵奢）却并不认为这是好事。问其故，赵奢回答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

王翦成功的原因在于沉稳老练，理性用兵。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嬴政欲伐楚，先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于是，秦王认为王翦年老胆怯，派李信及蒙恬率20 万军队伐楚，结果大败而归。当秦王再次要求王翦挂帅时，王翦仍然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最终，秦王答应了他的要求，而王翦也不辱王命，大破楚军。

再如，楚汉战争时期，也有一次兵力悬殊情况下结果出人意料的战例——彭城之战。当时，汉高祖势力已达于鼎盛时期，其麾下有五国诸侯联军合计60 万人，但却被项羽3 万铁骑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命。这就是将领带兵数量超过了他的能力和极限所致。

不过，项羽所以能凭3 万铁骑而胜，背后有个用兵理论要特别阐明一下。孙子在《地形篇》曾讲过：“兵无选锋，曰北。”这里的“锋”就是指锋锐，指一支部队的突击队或中坚力量。任何一支部队，其力量构成不可能是均等的，但无论如何都要有核心的精锐力量。它的作用，一方面在于稳固己方力量体系，只要它不倒别的部队就不会倒，只要它不败别的部队就不会败；另一方面，精锐之师的作用，在于突破敌人阵地，在于在敌人的防御体系中撕开一个口子，进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项羽率领的3 万铁骑正是这样的锋锐之师，其在巨鹿之战的作用是这样，在击败刘邦60 万大军时的作用也是这样。

最后，作者又提到曹操的例子。曹操既是懂兵法之人，也是懂用兵之人（何氏说他是“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而且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如，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就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然而，赤壁之战，曹操却又成就了刘备和周瑜，曹操20 多万人，孙刘联军只有5 万多人，最终，周瑜用火攻，使曹军丢盔弃甲如鸟兽般逃散，遂使曹操统一全国的美梦化为泡影。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曹操“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骄兵必败”这一用兵常理，几乎人人皆知，然而又有多少像曹操这样的枭雄悍将在不断地、连续地重复这一错误，这岂不是人性的悲哀吗？

三、刘秀用兵之“真情”与“权术”

《汉光武论》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开始论述刘秀指挥作战的最大特点：“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人们都很疑惑，刘秀为什么见到小敌胆怯，见到大敌反而勇敢呢？其背后的原因是，如何在战场上合理利用人之本性（“勇怯”）的问题：“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

具体而言，见到小敌而胆怯，是他的真情；见到大敌而勇敢，这是他的权术。敌人弱小反而心中胆怯（深知用兵之危），胆怯就加强戒备，加强了戒备就激励士卒，这是一种取胜之道；敌人强大而勇敢无畏（焕发人类之无限意志与精神），勇敢无畏就决心死战，决心死战就能奋发士气，这也是一种取胜之道。

对于小敌而示之真情，这是以不轻视敌人而战胜它；对于大敌而用权术，是以不畏惧敌人而战胜它。由此看，光武帝带兵不仅能以少胜多，而且也能像韩信一样“多多益善”。这就是孙子讲的“识众寡之用者胜”的基本道理。一位好的将领，应该既懂得兵力多的用兵方法，也懂得兵力少的用兵方法。

接着，作者将讨论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即光武帝取天下的整个过程和方法，乃是一种真情与权术的结合。

当初，刘伯升结交豪侠义士，意在诛杀王莽而恢复刘氏江山的时候，刘秀独自在家中耕田稼穑，所以人们都认为他内向忠厚，没想到他会有什么作为。而当他指挥、号令属下，身穿绛衣大冠而起兵于宛城的时候，则英勇果敢又大大超过了刘伯升。

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权术。所谓“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实际上是韬光养晦，隐忍待机，是一种老谋深算，也是一种胸中城府。“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人家早就有反莽的打算了，但表现出来的却处处是谨厚、小心。所以，刘伯升开启的事业，最终是由光武帝来完成的。作者最后发出一句感叹：“呜呼！英雄若世祖（刘秀）者，为难及也！”

光武帝“真情”与“权术”的背后是老子的弱者生存哲学，“柔武”是他由弱而强、以弱胜强的根本方法和策略。西方进化论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老子讲“弱者生存”。据《太平预览》记载，老子的老师商容快要死的时候，老子去看望他，并诚恳地问道：“老师还有什么要教我的吗？”此时，商容张开了自己的嘴巴，问老子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回答：“在。”商容又问：“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回答：“不在了。”商容说：“什么道理你明白了吗？”老子尝试着回答：“非为刚亡而弱存乎？”（是不是说，刚强的就会灭亡，柔弱的就会存活呢？）商容说：“天下事尽矣！”（所有的道理都在这里了）

那么，老子是如何追求弱者生存的呢？第一是装。我们读老子的书，会发现他很喜欢使用一个字——“若”。比如“大直若屈”“大智若愚”等等。“若”实际上就是“伪装”。对政治家来讲，这叫韬光养晦。第二是“忍”。“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多么痛苦的事情，但却是“胜”的门槛。越王勾践，忍着卧薪尝胆，最后终于复仇得志。老子还有句话叫“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里强调的不是“不敢”，而是“敢不”。要知道，不做也是一种勇气，而且是一种大勇。人要真正做到“敢不”很难。为此，苏东坡讲“大勇若怯”。这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对方的怯弱当作无能，凡事都要让三分。

另外，老子“尚柔”，并推崇水的逻辑，即所谓“上善若水”。天底下最柔、最弱的就是水，最战无不胜的也是水。火那么猛，水能灭火。石头那么硬，滴水穿石。洪水来了，便是巨大的灾难，摧毁一切，什么都没了。所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人也一样，一个人做人做事，要柔一点，弱一点，低调一点，退让一点。事实上，刘秀所为大多是柔弱和退让，然而这本质上又是一种“柔武”。

我们可以举一个刘秀以柔武取胜的战争实例。建武二年九月，当赤眉军打败邓禹，复入长安之后，刘秀就将邓禹召回，而派冯异率兵讨之，并告诫说:“慎毋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3〕此后，赤眉军果然受当地饥荒所迫，引兵东归，刘秀遂遣大将侯进屯兵新安，派耿弇屯兵宜阳，截断赤眉军退路。建武三年，当赤眉军向东退往宜阳之时，刘秀亲率大军截击，最终将其全部歼灭。刘秀对这一战役的指挥，完全践行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思想，更充分体现了其以柔克刚的指挥风格。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此评价说:“帝以持重而挫其方决之势，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溃之初。相对之变，定几于顷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