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锋，李 丹

(1.重庆工商大学 a.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b.重庆现代商贸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重庆 400067；2.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央着眼构建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处于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相互交叉的“Y”字形大通道联结点上，是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重庆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制造业基础雄厚，工业行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备。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的产业改造和升级，已经形成了以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材料、化工医药、消费品和能源为主体的门类较为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制造业体系，但现阶段制造业整体水平与实现建成国家先进制造业重镇的战略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存在诸如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力度有待加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效果不明显，智能制造新模式及新业态发展缓慢、层级较低、比较优势不明显等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其他产品或服务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具有知识密集性及专业性强、产业融合及创新活跃度高等特征，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2]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服务型制造、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是有效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抓手。2019年4月《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了建设链群完整、生态完备、特色明显、发展质量效益显著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重镇的战略发展目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成为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给重庆制造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如何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区域内产业资源配置优化，对重庆整体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机理、现阶段产业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对产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互动融合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最早由Greenfield (1966)[3]提出，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产业，其服务对象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Coffer(2000)[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扮演着一个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是一种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刘纯彬等(2011)[5]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可藉由其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得以推进。

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式融合发展关系，而并非一种简单的分工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一方面提升了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生产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业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良性发展。学术界有关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合条件、融合过程、融合影响因素、融合模式等几个方面。在融合条件方面，Lind(2005)[6]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条件在于技术变革，通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推动制造业核心技术攻关，以提升制造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Tien(2011)[7]指出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模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使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剥离后，尽管在组织上与制造业不断分离，但在业务上却不断深度融合。在互动融合过程方面，李美云(2011)[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过程是两大产业价值链在互生、开放环境下进行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也是价值链内部各利益节点为实现有效制度安排而进行优化整合的过程。周志丹(2012)[9]从产业互动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互动融合影响因素方面，冯泰文等(2009)[10]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融合关系，并从战略制定、服务标准化、定价策略等几方面分析了影响互动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Ulaga et al.(2011)[11]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配性、要素驱动、制造业企业行业竞争能力、技术创新驱动、网式融合等方面分析了影响两大产业互动融合效应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了融合策略。在融合模式方面，童洁等(2010)[12]按照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间存在的互动性、内生性及互补性关联关系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模式划分为三种，并针对每种模式提出融合策略；何哲等(2012)[13]在分析服务型制造产生背景、发展趋势基础上，指出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兴模式。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研究

协同创新是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产业间互动融合的有效途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是指两大产业与系统环境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协同、作用，从而产生依靠产业本身无法单独实现的创新效应的过程。

当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在协同创新发展动因方面，周明生(2005)[14]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润滑和支撑作用，并总结得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持续的创新能力，而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必须以同步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保证的结论；Nijssen et al.(2006)[15]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在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方面的互补作用是驱动两大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方面，Gebauer et al.(2012)[16]通过对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制造企业进行分析，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开展协同创新活动的重要途径是制造业服务化；慕静等(2019)[17]指出通过知识转移和知识融合实现创新价值共享是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新途径和策略。关于协同创新机理研究方面的文献较少，仅见刘颖等(2009)[18]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从自组织特性判别、动力机制分析和演化机制分析三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从不同侧面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协同创新，但尚缺乏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两大产业协同创新机理，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重庆地区特定区位和产业环境下两大产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及路径优化方面的研究。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机理分析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协同创新系统实现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同作用，该作用实质是通过构建新的运行机制、形成新的协作方式，实现对资源要素的有效控制、合理优化，打破单个子系统创新困境，产生聚合动力驱动整个复合系统创新效应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构建的复合性创新系统中，随着两大子系统在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创新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信息增值服务、科技创新创业与产业化服务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协同创新，制造业中间投入成本得以有效降低，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大幅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在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过程中其服务化能力及范围也将提升和扩大，两者合作将产生“1+1>2”的协同效应。[19]已有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主要体现在空间布局、协同模式以及互动关系协同演化上。鉴于此，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出发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机理进行分析。

(一)空间布局集聚化

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通常表现为向特定地理区域集中，呈现出空间集聚性。生产性服务业是保证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提供支持作用的服务性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的发展而存在，贯穿于制造业产业链各个环节。它与制造业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性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延伸了经济发展、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范围。此外，随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高产业带动力的高端服务业需求的日益增长，以现代航运物流、设计研发、金融服务、专利服务等为核心内容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不断集聚的态势，也进一步反向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协同创新。

(二)协同模式网络化

学者Serrano et al.(2007)[20]指出，协同创新系统在实际运作中主要涉及整合和互动两个阶段，其中整合阶段主要指各创新主体间知识、信息、要素、资源、决策等的集成融合，互动阶段主要指各创新主体间的知识与信息共享、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统一集中决策及系统的耦合度，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集中体现为融合—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过程。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所构建的协同创新系统中，由于参与主体所涉及的行业、规模繁多，主体间的协同创新过程呈现为复杂的网络化非线性关系，各主体在创新网络内部整合、交互，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维度实现系统创新效应的提升。

(三)互动关系知识化

当前，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融合发展趋势日益凸显。生产性服务业不再只是局限于帮助制造企业设计商标、注册网店，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性、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也与日俱增。生产性服务业正积极与制造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制造企业技术研发、产业规划，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知识，这些知识成为两大产业协同创新的核心价值所在。此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分析方法与工业知识正在加速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过程中将形成覆盖众多领域的各类知识库、工具库和模型库，不断实现旧知识的复用和新知识的持续产生。因此，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信息正逐渐演化为推动制造业产业集聚、转型升级的关键生产要素，知识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两大产业的互动关系也趋于向知识化方向发展。

三、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瓶颈问题

近年来，重庆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立足制造业已有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凸显，但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的不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重庆市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生产性服务业开展协同创新产生的瓶颈问题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耦合度不高

“十三五”以来，重庆市坚持制造业、服务业双轮驱动，两大产业呈现较好的协同发展态势，产业内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重庆的空间布局呈现多中心结构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主城区、渝西片区、万开云(万州、开州、云阳)、黔江区一带。其中，主城区主要集合了高端产业、战略产业、重点产业；渝西片区、万开云、黔江区主要承载主城区外延性产业和转移产业，产业相对低端，以交通运输业为主。制造业在重庆的空间布局也呈现多中心结构特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在主城区分布最多，围绕主城区至万州一带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并且集聚度逐渐衰减，在渝东北城口至奉节一带和渝东南地区呈零星分布。[21]总体而言，从区域分布及布局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产业群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平衡、功能重叠等问题，这些因素对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协同创新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

(二)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耦合度不高

当前，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总量规模仍然偏小，两大产业间协同发展耦合度不高，知识含量高的互动关系占比相对较低，大部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仍然局限于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方面，而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如研发设计、检验检测、金融服务等仍然不足。其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在于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较慢，现阶段仍然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攻坚发展阶段，制造业在技术创新、开放带动、质量品牌、环境友好、人才结构等方面的表现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直接导致制造业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于高端服务业的供给不足，高端服务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所依附的以人才为本的技术、资本、企业有机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形成，政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携手转化的机制尚不健全。

(三)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效应不高

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效应已初步显现，重庆市高端制造装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瑞声智能制造产业园、两江新区机器人产业园等具有区域典型示范作用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及产业集聚区已初步建成，形成了集研发、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生产性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雏形。但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行业发展不均衡、高端服务业比例较低、与制造业协同度不够高等问题，在生产性服务业中仍然以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科技含量较高的线上智能服务平台如研发设计、设备管理、制造工艺管理、知识管理、运营管理、过程管控等培育明显不足，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线下服务平台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需要体制机制作保障，但现阶段由于两大产业构建的协同创新系统内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尚未建立，各创新主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同，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上缺乏动力和能力，使重庆市制造业整体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均偏弱，关键共性技术仍缺失，大多还停留在常规技术性开发阶段，原创性产品开发较少，技术含量不高，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四、“一带一路”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布局优化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海运为依托开展国际贸易的，因此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沿海靠港分布。随着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产业已基本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同时，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交通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效率提升，“海强陆弱”格局得到有效改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重庆作为工业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城市，逐渐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其中不仅有一些轻工业发生了转移，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转移，如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为承接东部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梯度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的重庆市已成为我国电子产品生产制造的集聚地之一，对全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重庆作为货源地节点和枢纽节点城市，中欧班列运输量的上升会进一步强化城市物流服务集聚中心功能的释放。

(二)“一带一路”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带来机遇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动服务创新、深化产业融合作为推动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并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决定城市经济能力的高度不仅取决于制造环节，而且更取决于与服务资源协同、整合的能力。[22]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背景下，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逐渐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制造业出口需求，同时给规模不大、市场需求不足的生产性服务业带来了发展机遇。[23]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为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地方特色的“重庆服务”“重庆制造”品牌创造了平台，也为两大产业“走出去”指明了方向。

(三)“一带一路”有效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域协同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协同创新，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传统劳动密集型、高能耗、低附加值粗放型产业以梯度转移形式复制给沿线国家或地区以实现“腾笼换鸟”式的转型发展，而是要求以技术、商业模式、组织形态、政策制度等要素创新驱动下的产业优化、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域协同效应得以有效提升，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要求生产要素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间自由流动。当前重庆市正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两大战略背景叠加作用下，互联网已成为新兴基础设施、大数据成为新兴生产要素、智能化成为新兴发展动能，为突破区域范围内传统生产要素对传统产业结构高度依附性和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以及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带来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不仅拓展了两大产业协同创新过程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和空间，而且有助于构建具有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级差和市场利益等多方面协同的作用机制，并借助产业协同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路径优化

(一)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政策叠加效应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多项区域发展战略已形成较好的叠加效应，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正面临难得的机遇。针对现阶段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耦合度不高、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较为缓慢的现状，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对接，合理优化布局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内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出口为牵引，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功能互补作用，借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支持提升制造业产业国际化程度和全球化经营能力，构建“重庆服务+全球市场”开放发展新格局，发挥“服务+制造”协同创新效应。

(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当前，重庆市正处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重庆市应聚焦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中的作用，注重加强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平台搭建、高端人才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高新产业园区打造、科技金融支撑，不断增强全市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政府可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大对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力度，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运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推动两大产业全流程、全产业链融合协同，共同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不断提高两大产业协同创新效应。

(三)以装备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驱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重庆带来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契机。重庆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但还存在装备制造业新兴业态、新兴模式发展迟缓，以及传统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升级不彻底、不均衡、效果不明显等问题。[24]重庆应结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装备制造业所迸发的需求，积极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并创造条件不断激活先进装备制造业对研发设计、检测检验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多元化投资方式，引导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四)进一步加大区域产业开放创新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决策指示，一方面，重庆市应充分发挥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联结点的区位优势，把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实施、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要国家战略机遇，用好由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保税港区、综保区、保税物流中心等构建的“1+2+7+7”国家级开放平台体系，并不断加强与其他西部兄弟省市的沟通衔接，推动更多西部省市加入共建“产业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另一方面，要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两大产业更深层次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国际分工合作，不断完善国际供应链体系，积极促进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蓬勃发展，不断增强两大产业的协同创新区域辐射能力。

(五)构建支撑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所构建的协同创新系统复杂多变，参与主体众多，两大产业协同创新效应的提升需要相互协调的政策、市场环境作保障，以此打破创新系统各主体间体制、机制、地域性的壁垒。如制造业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突破金融服务业在信贷方面存在的“门槛效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因此，构建和完善支持两大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可在分析现有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针对现有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从创新能力培育、人才保障、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支持、政产学研合作、效应评价等多方面入手，打造支持两大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六、研究结论、启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背景下，本文针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路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首先，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及“协同创新”两方面对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其次，从空间布局、协同模式及互动关系三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机理；再次，对当前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对产业协同创新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路径优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从空间布局、协同模式及互动关系三方面阐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机理，为阐释产业协同创新机理提供新的思路，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产业协同创新理论体系。

2.本文分析指出，重庆市在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产业空间布局耦合度不高、协同发展耦合度不高以及协同创新效应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演化成为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结合区域和产业实际，对上述瓶颈问题的分析弥补了研究空白，有益于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3.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影响的分析，有助于明晰国家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对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协同创新效应的重要意义。此外，产业协同创新路径优化策略的提出也有助于为产业主管部门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作用。

(二)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得出如下启示：“一带一路”倡议下优化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路径，应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政策叠加效应、激发信息产业服务并驱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作用、以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产业合作以及健全政策制度体系等几方面着手。

(三)展望

未来研究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构建协同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对两大产业协同创新效应评价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