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明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0240，上海)

格奥尔格·卢卡奇(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1885—1971，也译卢卡契)是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其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世界文学发展进程、范式流变、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讨与阐析。

1 走向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02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后，又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的起源》《资本论》等著作，也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和对社会的阶级划分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限于其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认识，仍是将“席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作视为其‘文学社会学’的榜样”，将社会学分析仅仅视为“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1]他的这一思想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文学史方法论》(1910)和《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之中。

青年时代的卢卡奇一度非常迷恋戏剧，不仅自己写过剧本，大学时期还曾组织过剧团，排演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人的作品，吸引工人群众来观看。早在1902年他就开始在《马扎尔民族性》杂志发表戏剧评论，内容涉及屠格涅夫、高尔基、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王尔德、左拉、易卜生等，但对古典作家却仅仅涉及了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这些习作虽然尚显稚嫩青涩，但却标志着其开始走上理论家的道路。1909年他又通过了以《戏剧的形式》为题的博士论文答辩。从其学术兴趣与思想演变过程以及出版时间来看，用匈牙利语写就的《现代戏剧发展史》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卢卡奇在书中对欧洲戏剧形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涉及了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匈牙利的戏剧文学及现代戏剧等内容，但其核心主题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的忧虑与反思。虽然当时他还是以席美尔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其所感兴趣的也仅仅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开始呼唤社会主义并尝试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尽管此时的卢卡奇尚处于唯心主义阶段，但其文学批评却已经显现出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社会历史倾向”，“习惯于从时代、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分析文学形象、作者的动机、以至某种艺术形式的必要性”。例如，书中“从时代主题变换的角度”对易卜生所做的评价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2]而卢卡奇本人更是指出：对易卜生戏剧形式和手法问题的研究实则就是一个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学的问题。

此后，卢卡奇开始从康德转向黑格尔，并在黑格尔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小说理论》(1916)，这部著作体现了其由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甚至连他本人也承认这是一部过渡时期的“中间产品”。作为一部思想史著作，他创造性地将小说的形式与历史结合起来，探讨了革命小说的理论，这在当时无疑是首创。这一时期卢卡奇与德国作家保尔·恩斯特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后者不仅在自己同期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名叫卢卡奇的人物，还从侧面揭示了《小说理论》得以问世的重要原因，即卢卡奇本人认为托尔斯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纯粹由心灵实现的世界，人不再是社会存在或精神存在，而首先是作为人出现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属于新世界，其作品已经不仅仅是小说，而是更高层次的东西了。卢卡奇认为“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3]他在书中寄希望于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小说，不仅因为他们给孤独、冷漠、异化的世界带来一丝光明，更是因为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创造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前景。限于卢卡奇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其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与评价无疑是值得商榷的，甚至连他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本书囿于资产阶级文学观的范畴，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但是，卢卡奇在此阶段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批判和对乌托邦的向往却为其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站爆发后，随着卢卡奇对战争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以及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认识的日益深入，他再一次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立场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政治立场上说，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从哲学观点上看，由韦伯、席美尔的信徒转变成夹杂新康德主义等思想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4]而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他于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他本人曾宣称成为共产党人是其一生最大的转折和最高的成就，对其此后的人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后，卢卡奇不断地自觉修正自己的哲学基础，在撰写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一书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此后历经十余年的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卢卡奇最终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其无懈可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成为指导实践、认识现象及其规律的武器”。[5]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造成的异化的忧虑，把浪漫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浪漫主义“反对工业文明给人造成的异化、孤独与灾难”，“追求纯真、真挚、永恒的个人感情世界”，卢卡奇的早期思想正是在“浪漫主义情绪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他早年的异化理论以及对生活悲剧的愤慨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批判。[6]如果说其早年在《心灵与形式》(1910)中流露出的浪漫主义倾向是受到诺瓦利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那么其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传达出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则是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形态。

在1930—1944年侨居苏联期间，卢卡奇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先后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工作，还与里夫希茨一起编辑《文学批评家》杂志反对庸俗社会学，撰写了不少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文章，出版了《19世纪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37)、《论现实主义的历史》(1939)、《作家的责任》(1944)等论文集和《历史小说》(1936—1937)、《青年黑格尔》(1937)等著作，并于193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苏联的十余年对卢卡奇思想观点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坚定了他“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的志向。[7]

二战结束后卢卡奇返回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教，出版了《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1945)、《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1946)、《歌德及其时代》(1946)、《俄罗斯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946)、《文学与民主》(1947)、《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48)、《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托马斯·曼》(1949)等著作、论文集以及一系列有关德国文学史和法国现实主义的论文。1950年代的卢卡奇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完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引论》(1952)、《美学史论文集》(1953)和《理性的毁灭》(1954)等论著。晚年的卢卡奇致力于《审美特性》(1963)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1)这两部巨著的写作，创立了布达佩斯学派。

2 阐释世界文学

卢卡奇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与现象有着自己深刻的洞见。他一生撰写了大量探讨欧洲文学的论文，其中涉足最多的是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较为关注的有歌德、海涅、托马斯·曼、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

卢卡奇虽然出生于匈牙利，但因为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只肯用德语和子女交谈，所以他自幼就成长于德语的语言环境中，这也为其日后进入欧洲学界提供了便利条件。事实上，卢卡奇虽然使用匈牙利语和德语写作，但其重要著作却几乎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早在德国留学时，他十分渴望成为一名德国文学史家，还结识了托马斯·曼等作家，并与其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先后撰写了《托马斯·曼论文学遗产》(1935)、《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1936)等多篇文章探讨托马斯·曼的创作，并在文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卢卡奇还在《维利·布莱德尔的小说》(1931)、《德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1934)、《荷尔德林的〈于沛里昂〉》(1935)、《民族诗人海涅》(193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文学》(1937)、《被法西斯化了的格·毕希纳与真正的格·毕希纳》(1937)、《罗曼·罗兰的历史小说》(1937)、《高特弗利特·凯勒》(1940)、《〈浮士德〉研究》(1941)、《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1945)、《帝国主义时期德国文学主潮概述》(1945)、《我们的歌德》(1949)等文章中探讨了德国文学的发展与代表作家的创作。

卢卡奇有关德国文学的论著大多问世于1930—40年代，这一时期他已经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文学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8]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思考，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想真正理解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问题，必须将其置于总的历史关系体系当中去，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总的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文学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转变兴衰等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与解答。此外，卢卡奇还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性的论断，并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德国文学展开了研究。他通过对德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学方面差异的比较，指出德国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认清了德国人民的命运问题”，但同时这也是它的弱点，“尤其是同德国的社会和国家结构的矛盾，就更促成了德国文化和文学的理想主义性质”，而这种理想主义又“使得德国不可能形成一种进步的、革命的现实主义”。[9]此外，君主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庸俗习气也对德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随着德国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这种习气不仅未被革除，还继续毒害着德国人民和作家。

卢卡奇将德国文学视为德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指出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德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1848年之前德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矛盾性，从莱辛到海涅的德国文学既反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最核心的问题，也处于同社会基础的矛盾之中；之后德国文学则走向衰落，出现了资本主义化和地方化倾向，脱离人民生活，缺乏对批判对象的深刻认识。卢卡奇为德国文学划分了两条对立的发展路线，“一条是现实主义——民主——进步的发展路线，一条是非现实主义——反民主——反动的发展路线”。前者经由莱辛到海涅，再辗转到托马斯·曼，后者则是从浪漫派到颓废文学。[10]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卢卡奇对德国文学开展研究的目的就是总结德国200多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究法西斯专政产生的根源。在他看来，法西斯是德国长期非民主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文学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也必须对文学中的反动发展路线进行彻底清算。

基于对俄国革命伟大意义的认识，俄国文学获得了卢卡奇的特别关注，并且他对俄国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明显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角。在其早年的文学评论中就涉及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此后更是在《小说理论》中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解读。除了上述论文和著作之外，《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1936)、《革命前俄国的人间喜剧》(1936)、《解放者(高尔基)》(1936)、《列夫·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1938)、《陀思妥耶夫斯基》(1943)、《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1944)、《鲍里斯·戈都诺夫》(1947)、《俄罗斯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946)、《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947)、《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4)等也是卢卡奇有关俄国文学的著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作家无疑是其最为关注的。

卢卡奇无疑是俄苏学者之外最早触及普希金创作的世界意义这一问题的，他以“他者”的视野对后者的阐发更是颇有新意。他在《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只有以十月革命为出发点，才能全面把握俄国文学发展的面貌与趋向，正确认识与评价俄国经典作家的地位与作用。虽然此前俄国文学就已影响深远，但其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真正发挥作用恰恰始于十月革命。他认为人类文化史经历了三次典型的发展，第一次是希腊“从荷马直到城市共和国的衰亡的发展”，第二次是法国“从封建主义衰亡直至法国大革命”的发展，第三次就是俄国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十月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的、胜利的”发展。十月革命使俄国人民“走出了人类的历史前期”，“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由此回顾，才能真正理解普希金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11]“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乃是由于他站在这种发展的起点”，“俄罗斯人民的解放事业未来的胜利，是普希金作品中美的社会基础。”[12]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一文中，卢卡奇指出普希金的诗歌“在形式、语言、主题和形象方面”，都“和人民生活”紧紧地连在一起，它的精神内核是“一种真正的、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民主主义”。[13]普希金早年曾受到拜伦的影响，但最终却与后者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性，而在与人民性密切相关的、历史主义精神和客观的美等方面，普希金堪称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继承人。在《鲍里斯·戈都诺夫》这部以沙皇为题材的历史剧中，普希金“反映了真实的人民命运，反映在民族奋进的道路上看起来仿佛是悲惨地残破和无望的时代里的人民命运”。他“把对现实的最深刻的认识和描写它的古典主义的手法”相结合，“把个人的悲剧作为人类的现象”和“民族的现象”来看，从而使自己的戏剧进入其所处时代的、“在思想上和创作上最伟大的作品的行列”。[14]

《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一文集中体现了卢卡奇的世界文学观。他在文中提及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探讨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他承认“超越国界的文学的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事实，它既不是所有这些民族文化、文学和大作家们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数，而是他们活生生的整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生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对于任何一位世界性的作家来说，都有建立并且保存自己威望的途径与方式，但“这种影响不断的再生正是一个作家的国际地位最好的标志”。[15]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外来文学都是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在对外来文学有机而健康的同化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任何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对于他国文学来说都既是外来的，又是本土的。在卢卡奇看来，“世界性影响是各民族文化发展趋势的综合，而这种民族文化又是综合了这些作家各自的发展趋势，从个别到一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的增加，而是一种飞跃”，“真正伟大的文学尽管会汲收外国文学，但总还是要沿着自己特有的道路往前发展”。[16]卢卡奇强调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现象，其成立的前提就是其影响一直存在，并且对后世作家和读者的影响还要不断加强，而一个国家的文学只有出现危机时才会有意或无意地寻求出路，这时外来文学作为一种刺激和动力才能发挥作用。托尔斯泰对德国发生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时正值俾斯麦执政，被败坏了的德国文学产生了革新的要求。

卢卡奇在《农民》(1935)、《巴尔扎克——司汤达的批判者》(1936)、《幻灭》(1936)、《左拉诞生百年纪念》(1940)等文章中探讨了巴尔扎克的创作。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主观意图和客观实践之间的矛盾”，“政治思想家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之间的矛盾”。[17]相对于表现革命的工人阶级，巴尔扎克更善于描写农民的绝望，限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他未能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但却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天才，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写了这种绝望与幻灭的历史必然性。

从总体上看，卢卡奇能够自觉地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对德、俄、法等国的文学进行研究，同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有力武器，成功避免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偏向，从而深刻揭示了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

3 反思现实主义

纵观卢卡奇的文学著述，从早期的《心灵与形式》《现代戏剧发展史》《小说理论》到后来的《历史小说》《歌德及其时代》《俄罗斯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文学与民主》《欧洲现实主义研究》《托马斯·曼》等一系列著作，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性”和“现实主义”。

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反映论与实践的统一，他坚决反对那种“纯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认为文学的“伟大社会使命”在于“同人民生活保持活跃的联系，使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朝着进步方向继续发展”。[18]他以自己的“古典主义”文学品味，“凭借自己建构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品鉴、甄别和解读了大量世界文学文本”。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不是风格或手法，而是一切真正伟大文学的共同基础，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是“颓废的、落后的和‘病态的’”。[19]“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会当作完整的实体来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他们的某一个方面”，“现实主义的意义就是给予人物和人的关系以独立生命的立体性、全面性”，其“主要的美学问题就是充分表现人的完整个性”，因此它反对“破坏人的个性的完整和人与环境的客观典型性”。[20]按照这一标准，荷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司各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托马斯·曼、高尔基等被其归入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列。此外，卢卡奇对表现主义的批判也从侧面印证与丰富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表现主义虽然源自资本主义的反文化性，却未能从整体上把握现实，对生活的表现也流于表面化，因丧失了人民性而沦为反民主、反人道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

1930年代，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与审美原则，卢卡奇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释。他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有机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21]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联合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每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置身于民族的内容和形式的世界传统中”，其“较高水平的观察方式和瞻望远景”才能在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和艺术反映的社会现实中得到发展。[22]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也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并且最终消亡。

4 结语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再未有人如他一般“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现象现行全面清理和批判，从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多重角度展开批判”，[23]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卢卡奇一生都在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他将反映论“应用于人类活动的所有形式”，[24]特别是文学研究当中。在其留下的大量文学理论与美学论著中，对文学形式、传统、经典和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与论述。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对欧洲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现象进行了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体现了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思想，其学术遗产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引领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