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劭政，蒙珍颖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2022年3月，“新冠”疫情的多点复发，多省份受到影响，一篇题为《泉州抗疫互助文档》在网络上流传，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份可在线编辑的文档自创建以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浏览量已超10万次，给很多隔离群众提供了物资信息联结。无独有偶，2021年7月20日，河南郑州等地暴雨突袭，交通通信中断，市民和车辆被困，一位河南籍女生利用腾讯文档建立了《待救援人员信息》文档，其中包含求救人员和救援人员基本信息，文档被发布、转载和完善，受困群众填写求助信息，救援人员根据文档内容展开救援，救援成功后核查信息，及时将获救人员信息画上删除线，在10天时间里，文档的浏览量近650万，为身处暴雨困境中的群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此类在线编辑文档被网民们称为“救命文档”。

“救命文档”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媒介载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信息聚合与资源联结作用。虽然只是一份简单的文档表格，但能够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能有效激发网民的广泛参与，是数字技术新媒介深度融入公共参与实践的有力延展。

一、“救命文档”如何传播与救命

“救命文档”，实际上是由泉州民间热心人士自发创建的一份名为《泉州抗疫互助文档》的可在线编辑文档，文档设置了几个栏目包括求助需求、就医指南疫情公告、Q&A问答区等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统计。并将其转发至微信群。社交好友的云集响应，文档被多次转发扩散，多条信息录入文档，工作人员将信息筛选整合核对，并做了分类标识，将紧急程度以不同颜色划分区别，老人、小孩、孕妇优先救援。

文档分栏中增添“个人去求助”、“如何买菜”、“如何就医”等选项，除此之外，文档使用筛选功能，优先救援紧急程度为“高”的区域。随着信息的转发，救援登记和避险地点的子栏目越来越多，志愿者又根据获救群众的不同地点增加“物资援助”栏目，将救援物资按需分配。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们不得已“留守”在家或被疫情阻隔在他乡他们以“盖楼”的方式在文档留言板上留下祝福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这座城。

经过10余天的不断完善，这份文档已经有17个子表，涵盖了志愿者招募、民间可支援物资、物资配送、就医专区等方方面面。救助的人群中，有因身处管控区无法取到“救命药”的癌症患者，有躺在重症监护室亟需血小板的孕妇，还有需要打印机墨盒的高三学子等等。

二、“信息聚合”的定义和特点

(一)“信息聚合”的定义

在关于信息聚合研究的众多议题中，各类专家学者都对其做了明确的概念解释。这一定义也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不断更新、健全及多样化。郭玲表示：“互联网时代，信息是基础性生产要素，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信息收集、加工与处理的过程。”[1](P142-144)李静博同时也强调：“信息聚合平台承载着内容分发与生产的功能。”[2](P13-14)景嘉胜等人则认为：“信息聚合在大数据下需要根据两个层面一个是挖掘另一个是推送。对挖掘信息而言，最重要的是掌握信息途径。对推送信息而言，最重要的是分析用户习惯和用户分类。”[3](P86-88)成全与周兰芳以我国微博现状为例指出：“网络社交平台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用户可以记录分享广播以及评论他们真实生活中的快照和现实世界中的各个方面，以致于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呈现爆炸性扩散。”[4](P153-160)他们表示社交媒体的“信息聚合”就是社交信息和用户数据的迅猛增长。在国外，个别学者的观点与前述的信息聚合概念相比，更多关注信息本身，认为信息组织和用户需求导致“情景产生”，如北卡罗莱纳大学研究员 Arguello等认为，“内容聚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对“核心”和“纵向”进行信息筛选、组织、排序和呈现的过程。

学者们从计算机软件及应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新闻与传播等不同角度提出了信息聚合的概念。笔者认为信息聚合的本质及内涵是指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信息及资源收集、整合于某一平台中，以对有不同需求的用户产生作用的过程。其定义不发生改变，而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全面。最早的传统媒体例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收集和传播信息，但传统媒体的采集、整合、传播信息周期过程漫长缓慢，缺乏时效性和灵活性，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实现一体化保存。麦克卢汉曾经也说：“媒介即信息。”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媒介更加多元化，发展至今，尤其在Web2.0时代的推动和演进下，新的传播媒介辐射范围广、速度快、效率高、质量好，得以容纳下海量信息，为信息资源提供聚合平台。此外，互联网具有充分的互动性和开放性，“全民传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与深化，用户根据所需在聚合平台中寻找有效信息，完备系统的分类更解决了信息冗杂繁多这一痛点，提高了信息共享的时效性和直观性，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功能作用。

(二)“信息聚合”的特点

1.信息来源广泛

众所周知，信息的获取方式分为直接获取和间接获取两种，所谓直接获取就是个人主动自发通过实践活动获得信息，间接获取则更多是指经过他人传递告知得到的消息。从另一种划分方式来说，信息的来源又分为人的器官；报纸、杂志、信件等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等第二媒体；移动网络电子媒体。媒体发展更加多元，信息大量增长，人们从纸质文字中获取信息到如今手握移动终端即可获取实时信息，在信息内容的生产和发布方面，丰富密集的渠道对信息的来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信息传播速度快

特别是在 Web2.0的时代，更是将网络传播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有了网络，就可以发布各种动态信息，并且可以随时获取各种信息。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报道当日的情况，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使用者对信息的迫切需要，人们对信息的发布要求由“时效”向“实时”转变。比如，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每十分钟就会更新一次，将最热门的话题，及时的发布到用户的面前。利用互联网媒介自身的即时性，将其特点运用于信息传播过程中，从而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时间局限性，信息从产生之初开始，传播周期就已缩短。

3.交互参与性强

信息传播者中的个体，以表达信息为基础与他人进行资源互动，信息的交换与传递过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需求的用户彼此连接、汇聚、维系，形成共同体，多方讨论交流意见。在一个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后，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多种渠道表达自己态度观点和意见情绪，双方或多方可以实现即时接收即时回复，在这一过程中网民之间就会进行无时差的信息交流和互动，由点及面，具有较强的交互参与性。

三、信息聚合在突发事件中的传播价值

本次疫情席卷泉州，来势突然。“救命文档”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求助和救援信息的聚合与传播需求，更是刷新了普通的传播思维和方式。

(一)公众参与性极高

此次“救命文档”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救灾信息传播方式，受灾群众与救援力量之间凭借一个日常所用的办公文档构建起了信息交互桥梁，公众参与性极高。通常而言，对突发事件后的救援与引导工作一般由政府部门指挥和承担，政府职能部门力量强、规模大、指导性高，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到由专业部门组织执行和完成救援任务，政府部门始终坚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研判事件情况，统一指导和部署，其引导作用是公众有目共睹的。在此次“救命文档”事件中，与以往救援方式不同的是，这也是一场民众交互信息的“互联网自救”。文档发起者李睿作为普通市民，自主自发建立文档，建立多人团队，随着救援力量的强大，许多志愿者自行主动加入灾情信息编辑工作，任意求助者在公开文档中登记个人受灾信息，几百万人将海量信息聚合在一款简单的办公文档中，又被多人次转发传播，这明显反映了民众积极主动加入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此次的公共参与，也向大众传递了信息聚合与传播的本质：人类社会的传播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正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的“共享说”所言：信息多数是扩散状态，应该把少数人拥有的信息变成多数人共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救命文档”具备的多人实时在线编辑信息功能，契合媒介共享、开放和贡献的理念。

(二)媒介创新使用

河南暴雨突发期，腾讯文档作为一种应急手段被使用，从寻常的办公软件化身为应急救援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体现了媒介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创新使用。众所周知，中心化的资源交互方式极大依赖某个中心角色，一旦中心停滞，信息收集与传播将会受阻。六百五十万的访问量、两百多余的版本依靠的是众多民众的在线协同完成的，一改以往的社区登记、上门普查、入户摸底，仅依靠网络媒介就实现了信息的化繁为简、系统直观、精准对接，高效迅速地形成了信息集散地，收集和传递救助救援信息，从中了解各区域受灾程度、人员情况，匹配求助需求和救援物资。诸如新浪微博的出现让其成为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分级甚至秒级即可加载或检索的快速渠道，每分钟数以千万计的微博信息，包罗万象，明星机场生图的娱乐内容、幽默奇葩的搞笑段子、新出台的惠民便民政策等，即刷即新，随意点赞评论，分享个人吃喝玩乐、所想所得，搭建了一种新兴的社交讯息平台。再类似于疫情发生时，防疫健康码的推出，也是数字信息的创新应用，社会公共事件的治理与媒介创新方向的结合共同促进与推动应急系统平稳运行。不论是暴雨中的在线文档，还是微博开放的社交平台，或是数字健康码，都是每个组织与个人的信息中枢和传导器，更是数字机制下的媒介技术创新。

(三)信息内容针对性高

救援信息的聚合与传播具有极高的针对性。移动网络时代的信息聚合与信息利用是信息供应方运营管理环节的价值体现，细微且极度分散的碎片化信息日益剧增，“多”不再是含金量高的特征，而“准”才是真正的王道。信息聚合模式是基于应用目标、用户需求、行为或时间地点等客观情景因素进行的信息对象的采选、整合与动态呈现。[5](P4-19)因此，对于信息市场而言，不能仅限于对于受众的信息被动掌握，而应该按照市场发展和需求对资源进行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整合，以期实现信息的最大化传播与利用，创造更高价值。“救命文档”收集求助信息，筛查具体内容，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之后，文档增加了新的栏目用以登记物资援助，面临人数上限问题时，产品团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与调整，确保信息的对接与传送。所有聚集到文档中的信息都是通过志愿者们目别汇分、条分缕析整合的，高效匹配了社会资源，实现救援供给与求助需求的精准对接，节省了人力成本，也避免了救援工作的混乱和茫无头绪，信息的聚合与传播为其创造了极高的价值性。此次信息聚合传播方式的借鉴价值在此后的“山西洪灾”中得到证明，“救命文档”再现，如陈永平等人认为：在新环境、新信息需求特征中，供应链信息聚合能够更好地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优势，促进供应链运营管理的效率增强、效益增长。信息聚合是大数据时代中供应链运营与发展的重要内容。[6](P80-85)

四、信息聚合在突发事件中的资源联结

(一)提高了资源能效

网络信息聚合技术使得信息传播的有效针对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在网络环境中成为一种有效的信息挖掘方法。在重大突发事件出现后，官方发布的消息要做到层层审核验证，比其他媒体更加严谨审慎。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将其传播出去，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政府的预警和反应信息很有可能会出现。而那些心怀忐忑的普通用户，容易疏忽应该前往全国紧急情况平台上查看求救信息，而是会打开社交媒体，通过互联网社交圈子了解灾情。社交平台上对于“救命文档”的在线转发让群众将求助信息汇集至此，就像人们常说，科技是为人类而发明的，也是为人类服务的，在这场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对网络的动员能力及其自身的特点，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对信息数据的感知，极大减轻了大受灾群众的紧张感，真正达到了科技向善的力量。

(二)是社会力量对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补充

“救命文档”作为民间自发组织的力量是社区式的救援一种，能够让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志愿者根据文档内容中的求救地点展开志愿活动，满足最小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弥补政府基层治理的救援能力。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数据采集与存储方式更加快捷，海量数据很容易从众多终端上获得，各领域也将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海量数据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7]但是，类似于“救命文档”此类的援助需求多样化、地域分散、信息错综复杂，因此收集信息、去伪存真、分类整理显得尤为重要。网络协同文件具有互动性、及时性、多人参与等特点，充分发挥了协同的功能技术是最基本的，而不是最重要的。这一事件实质上是一场大型的公共合作，是社会各界友善合作和帮助他人的成果，是群众参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结果。

(三)形成了社会互助氛围

这一次腾讯文档提供的平台是参与者、救助者、自救者互相信任的“信息虹桥”，就好像在构建一套“道德算法”，将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融入到技术当中，增强了这种媒体的可信度和安全性，提升了社会互助氛围。在紧急的情况下，用户的信赖，可以让信息资讯在科技的投射下更加有用。比起以前那种全网搜索、找稀有血型的接力，这一次，社交网站上的救助目标更明确，速度更快，更容易沟通，更容易看到更多的民众。近年来，不乏有媒体社交平台泄露用户隐私的事件发生，在利益的诱惑下，企业员工无法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顾客的资料卖给别人，以谋取利益，因此信息泄露的危害性不言而喻。以信息聚合与传播技术为手段的“救命文档”，群众协同共享，群体信息被容纳和展示在多人参与的信息枢纽中，但是，六百万人次的访问量中并没有别有用心之人窃取他人的个人信息，腾讯文档团队也没有出现员工有意泄露隐私信息事件，相反在紧急情况下施以援手，其做法与身份匹配。群体活动中参与者的交流广泛，信息密集，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救命文档”提供的紧急援助、信息交换共享让媒介信任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在突发事件下提高公众对媒介的信任。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救命文档”的传播价值进行了双重维度的分析，一方面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中，信息资源至关重要，可以减缓灾害的程度，并将其所造成的破坏程度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在发生灾难和危机时，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流，能够确保政府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协调各方的工作，安抚人心、振奋精神、减少灾害造成的破坏，使社会尽快恢复正常。因此，以“救命文档”为代表的新媒介载体对信息聚合与资源联结功能的交汇，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下优化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公共有效参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