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亮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正确认识和判断时代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认清现实、创新理论、做好政策制定、推进实践的重要前提。就当今世界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科学论断呢？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透过历史的望远镜，追踪当今世界所属现代社会的由来，分析引领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以下简称“两制”)的关系演变对当今世界情势形成的深远影响，既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深入理解，也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时代际遇，展现时代担当，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一、世界由古代走向现代根植于资本由古老形式向现代形式的嬗变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既建立在科学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也根植于辩证分析人类社会宏观发展大势的基础上。要整体上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就不能把眼光和视野局限于对20世纪以来全球变化的剖析上，也不能仅从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理解，还应根据马克思有关物质生产方式根本决定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论断，深刻透视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的由来及其动力支撑。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是由古代社会嬗变过来的。那么，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它又是怎样从古代社会中发展而来的呢？

(一)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区别

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一方面，古代社会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种形态，它建立在对人的依赖基础上，以寻求满足为目标，是人仍然受制于自然的发展阶段。所谓古代社会对人的依赖，主要包含两种不同的依赖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的依赖，这主要指原始社会。刚由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中的单个成员并不能独立和自由地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他只能凭借血缘关系，作为氏族部落成员参与到集体生产劳动中，共同占有劳动产品，才能存在和发展。无怪乎马克思论断：“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1]466第二种类型是基于统治从属关系的依赖，这主要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是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本身的奴隶主凭借对奴隶的驱使，组织生产。奴隶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完全被奴隶主支配。封建社会是拥有土地的地主凭借对租种土地的农民进行一定形式的支配，组织生产；拥有生产工具的行会师傅凭借对寄食于他的学徒进行家长制管理，组织生产。无论奴隶对奴隶主，还是农民对地主、学徒对行会师傅，前者对后者而言，具有一定的人身从属性，后者对前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人身支配性。所谓以寻求满足为目标，整体上指古代社会并不把价值的生产当作目的，而是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当作目的，并且总是试图通过某种既定的限制确保一种闭锁状态的永固。“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1]480所谓人受制于自然主要是指，无论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本质上都是人在自然时空下的实践。空间上，人类只是在自然提供的狭小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从事生产生活实践，并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地域的限制，国家间和社会间也基本上处于彼此孤立、相互阻隔的状态；时间上，人类主要是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实践，还不能建构出突破自然时间的社会时间标准。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种形态，它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以不给予满足为目标，是人试图实现对自然和社会“普遍占有”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社会对物的依赖，主要是指个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把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主要以货币或交换价值的形式存在——与他们自己相对立。个人想要获得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首先必须把自己经过劳动凝结的产品从根本上转化为货币或交换价值的形式，然后才能凭借货币或交换价值取得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社会运转的中轴不再是直接凭借人的关系，而是直接仰赖于离开人而独立、具有社会抵押品属性的货币或交换价值的这类物上。所谓以不给予满足为目标，整体上是指现代社会主要把财富的生产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当作目的，并且总是试图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以期赢得更多的财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即是鄙俗的。”[1]479-480所谓人试图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占有”主要是指，这一阶段不论由何种社会形式引领，人类已将突破自然时空限制和突破国家间、社会间的彼此孤立状态作为实践的方向。在空间上，人类日益突破乡村、城市、国家、大洲的地理界线，日益突破国家间和社会间的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状态，走上了世界各国各地区频繁交往，全球各阶层密切联系的发展轨道。时间上，人类不再只是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实践，而是通过确立物化时间量度劳动成效的方式及物化时间的制度化，形塑了突破自然时间的社会时间标准。

(二)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过程

当今世界所属的现代社会又是怎样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呢？世界从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根本上缘起于资本由古老形式向现代形式的嬗变。

1.守正马克思对资本古老形式、资本现代形式的全面准确把握

尽管有不少学者已从马克思阐释的古老资本(等级资本)—商人资本—工业资本嬗变角度，论证了世界历史形成与资本形成的一致性，但是这种把等级资本视为马克思界说资本的古老形式，把商人资本视为马克思定义资本的现代形式并不科学。

一则，马克思本人把论断商人资本的现代意义性是放置在与囿于地方性限制的等级资本比较意义上而言的，意在强调具有流动性的商人资本对地域限制的突破。但不论是等级资本，还是商人资本，因为都不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基础上的，都不依凭于雇佣劳动，因而本质上都属于资本的古老形式。

二则，上述等级资本并不是马克思论断资本形态发展的成熟术语，而是他对资本起始时期的理解。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建构出科学的资本形态发展理论时，等级资本即不再使用。古老资本(等级资本)—商人资本—工业资本的嬗变，未在理论上彻底地说明商人资本经过了怎样的矛盾演绎才发展为现代产业资本，支撑这种矛盾演绎的历史辩证法究竟是什么。

2.资本如何由古代社会的“从属”成长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

资本由古老形式向现代形式的嬗变何以是世界由古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根源于资本由古老形式走向现代形式的过程，即其循着中介自主化规律从古代社会的从属角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普照的光”的过程。

第一，资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古老形式——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早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古老形式资本能够在古代社会存在，从资本角度而言，能否实现价值增殖是判断是否属于资本的核心标准。古老形式资本能够通过参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实践实现价值增殖，故而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从古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角度而言，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社会在其刚刚诞生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并不存在社会性的专业分工。随着生产力发展，原先集体参与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开始逐渐由专门的人群从事。一旦社会有了分工，固定充当不同产业间交换媒介的商业就出场了。商业的存在和随商品经济出现的货币，就使古老形式资本的产生水到渠成——古代社会基于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者同其他生产者之间产品的频繁交换对商人资本的仰赖，使后者得以借此对他们进行剥削实现价值增殖；古代社会显贵因追求奢侈和腐化生活而对货币的需求，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因向富者和国家缴纳租税而对货币的需求，使靠放贷生息的高利贷资本也成为古代社会的必要元素。这就是马克思何以论断“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2]366的原因。

第二，资本古老形式在古代社会仅限于流通领域，只是古代社会从属性、边缘性的元素。无论是商人资本，还是高利贷资本，都只是凭借在流通上的中介角色，靠剥削旧有生产的方式获得价值增殖，而非凭借创造雇佣生产的方式赢得价值增殖。本质上，它们属于“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2]689，是必须靠从属于在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以使用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形式，才能存在的经济形式。因为古老形式资本整体上总是挣扎在古代世界的缝隙处，所以马克思形象地比喻到，“就像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样”[2]677。

第三，资本能够从古老形式(仅中介流通环节)发展到现代形式(对流通与生产的统一支配)的原因在于追求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生命。古老形式资本从外部对古代社会各种小生产方式的侵蚀、剥削，既导致各种小生产方式不断萎缩，使从事该种小生产的人日益贫穷，甚至向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蜕变，也同时使劳动条件更加地集中为了资本。当其他辅助性历史性条件，譬如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也一一到来时，资本就由仅中介流通发展至对生产与流通的统一支配，即资本从古老形式发展到了现代形式。

第四，资本之所以由古代社会的“从属”成长为现代社会的“普照的光”，从理论上而言，人类社会的螺旋式演绎本质上就是一个中介自主化的发展过程。所谓中介自主化是指，物质世界的矛盾演绎是通过中介而联系、转化、升华的。“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1]293资本虽然在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因为又是古代社会流通交换的主要中介，故而在中介自主化的辩证运动中，它就由流通的中介渐变为生产的主体，即生产成了在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当生产与流通一样被资本支配时，资本就从社会的“从属”渐变成社会发展的“普照的光”。这时，世界就开始由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

二、资本主义道路较早驱动世界从古代向现代迈进，但并非唯一的社会发展形式

尽管资本由古老形式向现代形式的嬗变是世界从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但它本质上只是一种经济发展因素，与具有复合多维意蕴的社会发展道路或社会有机体并不直接等同。资本发挥支撑、导引现代社会的动力作用，实际上需要且必须附着在具有复合多维意蕴的一定社会发展道路或现实有机体制之下。

(一)资本主义确是较早结合资本、导引人类世界迈向现代社会的一种发展道路

第一，在社会演绎中介的重塑中，资本主义道路较早驱动世界由基于人的依赖基础上的发展走向建立在物的依赖基础上的发展。资本现代形式的人格化——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在物质生产领域较早和持续地发动工业革命的方式，渐次取代了古代社会的小生产者，成为社会产业发展的新首领，而且它的这种发展在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诉求。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成了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抗衡贵族的重要势力；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它开始取代封建统治，成为国家实际的政治统治者。资产阶级成为政治统治者的过程，既是逐步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摧毁的过程，也是将囿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中的人际关系无情地斩断，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全面依赖并逐步夯实为“现金交易”中的过程。

第二，在相互隔绝社会走向频繁联系、世界性交往发展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早地使“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实现对“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冲破。资本的核心要义是追求价值增殖。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不仅企图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日益消灭古代社会那种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得统一的政府、法律、关税等逐步建构起来，而且越出了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地理界限，把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钩织的世界体系中来，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

第三，在社会的演绎状态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早使寻求闭锁形态的发展在根本上步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停变革的轨道。古代社会因为主要专注于既定满足的生产、社会的动态发展，故而主要侧重“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限制的一切方面”。以资本为核心建构原则的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不竭追逐，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对资本分取剩余价值的强制，以及不断地推进对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较早导引世界迈向现代社会的另一表现。

第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早地引领人类社会由人受制于自然向自然被人支配的方向迈进。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是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在整个人类所处的古代社会阶段，由于“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3]570，即这一阶段的总体发展状况并没有达到物质生产能够作为科学应用于生产中，因此低下的生产力就使得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受到自然局限的支配。资本主义成为现实社会道路导引下的物质生产则根本地改变了这一状况，它通过利用科学成为生产财富手段的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3]570。资本主义使物质生产与科学的交互促进，才真正开启了人“支配自然”的发展征程。

(二)资本主义并非能够结合资本的唯一社会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虽然是较早融合资本，驱动世界向现代迈进的社会发展道路，但它绝非唯一可以运用资本的社会发展道路。就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资本现代形式或现代资本是根本指引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元素。“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1]305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说，若要迈进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充分发展、占有资本文明或在一定程度已经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继承的基础上。任何本质上归属为绕开发展资本、占有资本文明的社会形式，或仅仅抽象完成对资本文明继承的社会形式，都并未做到对资本文明的根本占有，因而也将不可能实现向现代社会的真正迈进。资本主义是维护资本、导引人类世界迈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现实道路，而且是核心以私有资本逻辑组织其经济政治文化等骨架的一种现实道路。所谓核心以私有资本逻辑建构其骨架是指，资本现代形式的生成、演绎是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在某种分离下，由劳动的客观条件通过市场以雇佣劳动者的方式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售卖的过程。资本主义就是使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骨架致力于维护占有劳动客观条件的人格化阶级，不断赢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有机体系，即旨在使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不能获得剩余价值的有机体系。就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并不是图谋既定满足的社会阶段，而是旨在不给予满足的社会阶段。所谓不给予满足是指，相比古代社会阶段本质上只是“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390，现代社会则是试图通过对财富的不竭追逐，谋求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1]479-480现代社会若要达到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不是凭借别的什么元素，恰是由于资本“普照的光”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因以资本为轴心组织经济政治文化等架构，所以它无疑是相宜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发展道路。是否唯一呢？显然并不是！其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架构上引入资本，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体制，同样可以是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所谓其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架构上引入资本的有机体制是指，除了以私有资本逻辑组织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架构的资本主义有机体制外，还可以由创造、拥有劳动客观条件的劳动者阶级，主动通过自身身份的二重化——一重担当资本家，一重担当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阶级形式，进而实现占有资本文明和建设现代社会的目标。

三、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竞合发展的转型阶段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现代形式的基础参与，然而，因为资本现代形式的逻辑展开，既可以表现为占有劳动客观条件的人格化阶级，通过雇佣、剥削自由劳动者的方式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售卖的过程，也表现为由创造、拥有劳动客观条件的劳动者阶级，主动通过自身身份的二重化，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在曲折发展中对资本的创造性引入、驾驭，不仅使它与维护资本的资本主义一道成为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最重要的是，也使归属现代社会的当今时代处于两制竞合发展的新阶段。

(一)创造性引入、驾驭资本的现实社会主义是能够擘画现代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经常与共产主义混同使用的社会主义，是被剖判和指向扬弃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展开的新社会建设，历史地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建构走向了现实建设。不过，因为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文明充分释放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多诞生于资本文明并未得到充分展现的国家或地区。现实社会主义真正趋向马克思论断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07-108的境态。

第一，需在创造性引入、驾驭资本上，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根本上越过依赖人和物的发展阶段。现实社会主义诞生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演绎的中介依凭上，因为整体上还未实现现代化，就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自然血缘关系或统治从属关系，所以必须在基于对财富不竭追逐的现代资本生产中，才会根本超越人的依赖关系发展阶段。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的引入、驾驭，是基于使拥有劳动客观条件的劳动者主动通过自身身份二重化的方式进行工人资本生产的。同时，它又把工人资本生产纳入根本扬弃资本的目标下，这样就既保证了对资本文明的占有，也达到了根本扬弃资本的目的，即超越物的依赖发展阶段。

第二，需在创造性引入、驾驭资本上，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不陷于地域性共产主义的泥潭，注意及时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协调合作。尽管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地域性的，但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多诞生在资本文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即这些国家或地区尚未全面形成合宜现代发展的内外联动、一体发展架构。通过对资本的创造性引入、驾驭，在工人资本驱使其自身不断奔走于国内外各地的实际发展中，现实社会主义才能在根本上打破一切具有封闭性的体制机制，逐步建构起面向世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三，需在创造性引入、驾驭资本上，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满足于既得成就，不断在“万里长征”中砥砺前行。现实社会主义并未在根本上达到由人把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它和被它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即工人并未完全实现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而是仍处于一定的生产过程之中，仍要受到工农、城乡、脑体等旧式分工的限制，就必然存在阶层固化、利益固化、体制固化的可能。创造性地引入、驾驭资本，借助资本对生产工具、全部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历史动力作用，现实社会主义才能使自身远离一成不变，深刻扎根于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之中。

第四，需在创造性引入、驾驭资本上，真正完成对自然限制的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在历史方位上不是已然对自然限制实现根本超越的社会形式，而是社会成员仍然受到自然限制的社会形式。创造性地引入、驾驭资本，使资本充分发挥“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1]389的作用，现实社会主义才能逐步缔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体系，真正超越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因而，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的创造性引入、驾驭，根本地开拓了另一条擘画现代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

(二)当今世界正处于两制竞合发展的转型阶段

虽然社会主义不仅是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而且是能够擘画现代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但因为它由理论到现实迄今才过百年，且人们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必须引入资本，并开始驾驭资本导引现代社会也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些都远低于已引领现代社会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彼此处于对抗的状态，而且在两制关系上前者还是相对劣势的一方，后者才是主导世界的一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1世纪初，现实社会主义开始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合作，而不再是截然的对抗。譬如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基于对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知，开始尝试与资本主义进行多领域的合作；苏联及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剧变前，也就对外政策尝试同资本主义进行合作。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则彻底迈向了竞合发展的转型阶段。从资本主义角度而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依据私有资本逻辑建构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导引，主要形塑的是一种“中心-边缘-半边缘”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所处世界中心位置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对居于边缘和半边缘位置的国家采取“你输我赢”的统御姿态。在国内人与人的关系上，主要形塑的是一种“对立性”结构——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垂直式”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结构，资本与资本之间“水平式”竞争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在国内根本靠剥削劳动者赢取剩余价值，主要凭市场竞争赢取超额剩余价值，以此获得生存。21世纪，不论是在国与国关系上，还是国内人与人关系上，发达资本主义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就前者而言，发达资本主义遭到同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以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的典型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技术红利不断萎缩；同时又因上述国家倡导建构平等互惠交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其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国际经济旧秩序竞争，制度优势和中心优势不断消减。就后者而言，发达资本主义为摆脱资本竞争致使的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持续低迷，以及资本不竭剥削劳动者带来的价值实现困难的现象，选择采用着重把资本由生产部门转向金融等非生产性领域。这种方式不仅使国内产业空心化，更主要的是，经济虚拟化与政治、技术、文化的密切相连，已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从周期性危机转向至结构性危机。为维持发展优势、暂缓自身危机，发达资本主义需要与现实社会主义博弈竞争、交流互鉴。

从现实社会主义角度而言，它也需要自觉地与资本主义进行竞合式交往。一则，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诞生在资本文明被充分占有的国家或地区，而是率先萌生于资本文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或地区。现实社会主义若要更科学、高效地实现对资本文明的占有，赢得比较优势，以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向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学习，同它们展开对话、交流、合作。“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4]85二则，发达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现实社会主义与它的并存仍将持续很长时间，这就使二者的共存竞争、交流合作关系也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从发达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当今世界境况角度而言，一则，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现实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之间冲突的一面越来越弱化，相容、竞合的一面愈加明显。两制国家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才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二则，由于当今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已使各国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日益融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为共同应对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和挑战，譬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核扩散等，需要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在相互合作中一齐推进全球治理。

四、“两制”竞合发展对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深远影响

尽管有不少学者把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局看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权力的重大调整，或者是国际权力秩序的根本重塑，但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角度而言，建基于驾驭资本上的现实社会主义与秉持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嬗变——由截然对立向竞争合作转变——才会对当今世界大变局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虽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很重要，但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那样带有全局性、对抗性、复杂性、敏感性。”[5]那么，两制国家向竞争合作的转变，究竟会给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一)使引领现代社会的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相互借鉴、相互制衡，较长时期处于一个相持共长的阶段

首先，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两制国家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更具体感性地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认清差距，看到不足，在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下，积极推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以加快自身现代化旨向的实现，而不是无视差距、不顾国情地提出“21世纪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6]。这样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战略性判断错误，提出要与社会主义中国打经济冷战、技术冷战，乃至全面冷战时，也只会有一个结果：“如果对方一定要打经济冷战，要打全面冷战，中国说一定不打，这个‘单相思’做不成。”[7]另一方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不能忘记两制具有天然对立、冲突的一面，不能对两制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上麻痹大意，而要注意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较量中，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本主义社会运演的内在逻辑——由私人资本经过股份资本向国家资本和法人资本的嬗变——确实会使其凭借自身范围的不断扬弃，逐步过渡到新社会形式。但资本主义通过与社会主义的竞合式接触，一方面会不断强化二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容、合作的一面，使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日益成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这样资本主义将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与社会主义发生热战和冷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与社会主义频繁、近距离的接触，通过感知、借鉴社会主义的竞争优势，将会潜移默化地使其内部积累着的“新社会的因素”取得较快的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促进了其迈向新形态社会。

(二)使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征更加清晰，人类也将日益走向不同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发展轨道

资本“现代形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照的光”，任何想要达到现代社会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都须使适宜该国家或地区的一定社会形式建立在驾驭资本和占有资本文明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理论中已经论断过，除了以资本为动力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外，由掌权的工人阶级作为联合体进行工人资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是能够成为占有资本文明中建立现代社会的社会形式。但由于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由摒弃资本的实践到发展为驾驭资本的实践，这一系列实践仅历时几十年，而且驾驭资本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仍奋进在迈向现代社会的征程中，而不是已经建成了现代社会。相应地，人们对引领现代社会的多样发展道路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求证阶段。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逐步深化，随着创造性驾驭资本的现实社会主义引领中国日益向现代社会迈进，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绝非只有资本主义道路一种样式，多样发展道路才是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律。一旦人们确信资本主义道路并非人类通往现代社会的唯一道路，各国或地区在领导自身迈向现代社会时，就不会为了引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西方资本主义的架构而削足适履，而更加注意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融合资本的社会形式。发达资本主义也不再能够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架构强加于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在未来的共处中将真正步入不同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发展轨道。

(三)使导引全人类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由愿景逐步成长为各行为体协同共建的现实行动

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域中，人类彻底扬弃资本逻辑后迈向的将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即“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这意味着不论引领现代社会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现实社会主义，不论它们是否主动把“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视为自身发展的最高目标，“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都将是它们未来发展的终极指向。人类如何从现代社会趋向“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呢？马克思曾设想，或许需要由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爆发革命行动[8]50，这就是著名的“同时革命论”。它依据的主要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境况。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历史地坚持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而且充分考虑到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并存发展的现实，实现了根据新的时代主题对马克思论断之人类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途径这一思想的发展。怎样使人类各行为体都积极地参与到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来呢？就是要充分调动现行世界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的力量，使其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条基本的路径。由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社会形式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且这两种社会形式在当今世界将长期保持竞争合作的态势，故而会很大程度上把民族国家聚拢到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从而加速全人类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