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贵波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作为一种压力场景下愉悦身心的休闲方式，娱乐本只是人们舒缓精神压力、调节生活状态的工具之一而已，但是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1]4时，当纯粹的娱乐背后显现出资本逻辑的控制与挟持时，“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4，沉溺于“永不停歇、贪得无厌的欲望”[2]27之中。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解蔽和超越，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来源于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服务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泛娱乐主义弥散一种娱乐心态和狂欢情绪，灌输一种无底线、无原则的娱乐形态，在精神产品上追求娱乐至上、在精神活动中以娱乐为终极导向、在精神消费时只注重娱乐价值，其反映的不仅是资本逻辑加速攫紧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精神生产领域，从而使人们坠入崇高精神虚无、理性思维凝固、人生价值模糊的深渊之中，而且资本逻辑创设而成的全民狂欢的意象世界，背后隐藏着解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泛娱乐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并非嚣张跋扈地宣扬邪恶意图、政治主张，而是在恶搞式、调侃式、炒作式娱乐中打开“意涵之门”，让娱乐至上与物质欲望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同构与互动，将“愚乐”思想披上外衣植入文化和娱乐产品之中并使“娱乐至死”精神尽情演绎，意图使以享乐与私欲为核心要素的受拜物意识导控的价值符码以“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3]，进而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版图之中，“掩盖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意义”[4]79，从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透过马克思精神生产思想深入剖析泛娱乐主义遮蔽精神生产的深层逻辑，以共产主义“自由精神之路”为航标找准精神生产的解蔽与超越之路，对于坚守精神生产的社会主义属性、生产先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泛娱乐主义遮蔽精神生产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曾严正批驳李斯特宣扬的“独立的精神本质”[5]261，认为精神生产作为实践的必然升华物，并非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或理念论，其内部蕴含着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两重结构，而精神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在参与物质生产体系运行的过程时已然成为助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精神生产力内部存在着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三者彼此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精神生产力在主观符合客观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泛娱乐主义利用充满时尚感的符号表达和话语方式走出自身“场域”，通过对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泛娱乐化浸润，从而瓦解精神生产的发展根基。

(一)“茧房束缚”：遮蔽精神劳动者

作为精神生产力中的主导要素，精神劳动者的实践能力与精神品质是生产高质量精神产品的保证。但泛娱乐主义隐蕴的“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6]34属性，使得精神劳动者沉醉和奔波于各种“私人定制”的娱乐乌托邦之中，精神劳动者的实践能力被虚无化的娱乐所侵占，创新、实干、坚韧等精神品质也被娱乐恶搞、娱乐颠倒、娱乐戏谑等娱乐话语所裹挟。一方面，泛娱乐主义制造的精神劳动者解放是一种虚假的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46精神劳动者解放不仅需要劳动的社会关系内恰于真正的劳动者、回归于劳动本身的内在张力，而且需要在现实性劳动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解放、劳动者解放和劳动过程解放而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泛娱乐主义所标榜的“娱乐一切”看似打破了精神生产各环节之间的束缚而让精神生产者以开阔、宽广的视野去创造新的精神产品，但是它打开的“天窗”外并非自由探索的领域，而是利用“算法”的精准推送将精神生产者桎梏于“信息茧房”之中，从而沦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沉浸于充满娱乐刺激、感官趣味之中的精神生产者在“信息茧房”“过滤气泡”“流量圈套”的精准培育之下，不仅没有超越“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7]4而实现自身的解放，反而让精神劳动过程的严肃性、紧张性和科学性被泛娱乐主义的感性化、碎片化、虚无化所消解。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打造的精神劳动者归根结底是一种“虚假的人”。精神劳动者并不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7]209分离的“抽象的人”，而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519并且“从事活动的人们”[7]524，是一种在精神生产活动中“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191的充满无限丰富生命体验的“现实的人”。从第一层次观之，精神劳动者是追求丰富生活的人，是能够把“整个自然界”[7]161作为自己的“直接的生活资料”[7]161的人。但泛娱乐主义趋之若鹜地迎合一切题材并加以娱乐化、碎片化的话语解读，其打造的精神劳动者是以“娱乐”表象来掩饰自身虚无本性的人、是沉溺于娱乐狂欢而脱离“真实在场”的人。从第二层次观之，精神劳动者是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8]的人。但泛娱乐主义在戏谑、虚无、恶搞等娱乐过程中利用“崇高精神遭遇戏谑”[9]70释放人们心中被压抑的快感、愤怒、焦虑，塑造出的是一种及时行乐、放纵自我的“片面的人”。

(二)“狂欢幻境”：遮蔽精神劳动资料

作为反映精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志，精神劳动资料包含物质性劳动资料和精神性劳动资料，而精神性劳动资料的开发程度则是精神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泛娱乐主义灌输一种“去中心化”“去政治化”的解构主义叙事方式，使得逻辑思维、科学实验等精神劳动资料在戏谑、虚无、恶搞等娱乐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快节奏的娱乐洪流带来的不是自由的思想与深沉的思考，而是使得精神劳动资料在被“喂养”即时性、肤浅化、同质化的娱乐养料时陷入思想极化、思考滞化、思维钝化的境遇。一方面，泛娱乐主义加剧了精神劳动资料的“贫困和对立的形式”[10]197。精神劳动者的主体精神、社会诉求、自由本质渗透于精神劳动资料的创造、选择与运用之中，精神劳动资料唯有占据主导性、创造性和前瞻性，精神生产成果方会凸显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品格与实践价值。精神劳动资料的生成与运用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精神劳动资料是精神劳动者在直面精神生产的现实活动中，为了解决精神生产困境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劳动资料，其丰盈展开的历程是建立在对精神生产阻碍因素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升华性否定，是充满具体性与广适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精神劳动资料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富有与统一是精神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泛娱乐主义宣扬的景观式、喧哗式、狂欢式精神生产模式，不仅消解了精神劳动资料的理性精神与文化品格，而且加剧了精神劳动资料的“贫困和对立的形式”[10]197，让本该充满创新、生机与理性的精神劳动资料陷入刺激和麻痹之中而无法自拔。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销蚀历史主动精神和实践批判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的性质，但精神生产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依附于物质的藩篱之中，“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7]13，精神生产发挥的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心灵归宿作用不仅取决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还取决于精神生产自身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吸收、互为资源的关系，特别是精神生产资料彰显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实践批判意识。精神生产资料唯有内蕴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以“劳动(即生产实践)”[11]为逻辑基点的唯物史观，方能摆脱“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6]683，进而实现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的嬗变；精神生产资料唯有内蕴实践批判意识，在“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12]中坚持否定和肯定、抛弃和保留、排斥和吸取等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在批判中“抓住事物的根本”[7]11，方能使精神生产摆脱“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13]。但泛娱乐主义使得精神劳动资料陷入以享乐和欲望为核心的狂欢与燥热之中，历史主动精神和实践批判意识被炮制的热点和焦点所取代。

(三)“视觉怪圈”：遮蔽精神劳动对象

精神劳动对象即为将精神生产力的劳动加诸其上的物质与精神资料，物质与精神资料的真实性与人民性决定了精神产品的属性与品质。在泛娱乐主义营造的娱乐温床中，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相互交织使得真实、崇高、深刻的物质与精神资料沦为任资本这一“普照的光”[10]31随意改造的木偶。当精神劳动对象异化为“娱乐资本”时，由精神劳动力生产而成的精神产品只能是充满了“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6]601的粗俗、恶俗、低俗、媚俗的失败品。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消解了精神劳动对象内蕴的文化符号功能。文化符号由文化创造同步生成，其不仅具有文化唤醒与建构功能，而且也是文明记忆的结晶点。精神劳动对象不仅是一种广义的物质与精神资料，更显现为人民大众创造的充满时代性、人文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符号。人是“符号的动物”[14]，精神劳动者只有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将精神生产力的劳动加诸于内蕴着精神凝聚力、精神同构力和精神创造力的精神劳动对象，精神产品方能充满真理性、民族性与人民性。泛娱乐主义将精神劳动对象束缚于“所看即所得”的“视觉实证”怪圈之中，乐于将议题设置聚焦于迎合受众的各类轰动与新奇的娱乐新闻，用持续感官刺激的幻象世界替代充满文化符号的真实世界，用碎片化与片段式的信息采集代替全景式的历史视野，从而使得精神劳动对象剥离深厚的文化根基而悬空于狂欢的景观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将精神劳动对象推入虚无主义的深渊。精神生产究其源头则为“物质生活的生产”[7]580，其生产对象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或灵魂，而是存在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物质与精神资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15]，客观、真实的精神劳动对象是精神生产得以生产出真正的精神产品的前提与基点。泛娱乐主义附着的低俗、媚俗、庸俗气息，为各类错误思潮特别是虚无主义思潮的滋生与蔓延搭设了温床。各类错误思潮耦合而生的新的变体建构了一套“虚无历史—否定现实—重构未来”的逻辑框架，试图通过对精神劳动对象的虚无主义侵蚀从而实现价值与信仰层面的渗透，让精神劳动者在面对插科打诨、胡编乱造的精神劳动对象时陷入焦虑与迷惘之中。而由充满着戏说、调侃、虚无特质的精神劳动对象生产而成的精神产品，只能带来放纵狂欢之后精神的虚无与空虚。

二、泛娱乐主义遮蔽下精神生产的迷雾困境

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特有的存在方式及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为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力量，同时也是人类摆脱“自然必然”走向“自由之路”的重要条件。泛娱乐主义对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遮蔽，使得精神生产固有的美感光晕消散在庸俗、媚俗、低俗的文化碎片之中，大众狂欢式幻象使得类精神逐渐萎缩，而当理性思考能力逐级沉沦之后，人们所获取的感官愉悦只是一种由琐碎的“刺激”而维持的极其短暂的热情，本该彰显人性真、善、美特质的精神产品沦为“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7]175的文化假晶而非文化结晶。

(一)类精神萎缩而非“自由人”彰显

人类追求生命内在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是精神生产的内在源泉与价值导向，“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162，但当文化基因的社会话语被“娱乐”重塑，当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僭越为精神产品的外显形式时，泛娱乐主义谋划的“自由人”只是一个丧失了人格并且削弱了其灵魂的虚伪的“自由人”，人的肉体生命(自然属性)和精神生命(精神属性)被虚幻的自由撕裂，“人们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4]93，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逐渐精神萎缩。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人的“自由”实现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决定人的“精神自由”实现的最终决定力量。泛娱乐主义不仅通过对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三大精神生产力要素的“愚乐”浸润而阻碍精神生产力健康快速发展，而且从精神生产关系视角探究，精神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精神产品分配的形式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逐渐陷入资本逻辑的窠臼之中，“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580。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在理想与意念之中实现，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泛娱乐主义作为阻碍精神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桎梏，由其谋划的“自由人”试图否定“借助于这些生产力”[16]121，最终却成为实现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的桎梏”[7]571。另一方面，“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18，“只有思维着的人，才是自由的和独立的”[17]。泛娱乐主义“按照新奇、感觉、同步和冲击来组织社会和审美反映”[18]110，其灌输的感官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之上的肤浅快乐，在泛娱乐主义的侵扰之下，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7]30，精神的充盈感、富足感都被娱乐至上的唯一感觉所取代，本该充满独立思考、意志自由等特征的类精神却在无意义的嬉笑中逐渐萎缩。

(二)感官愉悦而非精神愉悦

泛娱乐主义宣扬的草根性、颠覆性、戏谑性、游戏性暗藏着“对一套象征秩序的象征性挑战”[19]115，“一切神圣和崇高之物皆可在调侃嬉笑的恶搞中统统消解”[20]，使得人们在喧嚣热闹、妙趣横生、幽默调侃中感觉仪式化的狂欢，享受着脱离社会规训所带来的片刻之愉，但是这种即时的狂欢给予的无非是即时的浅层体验与感官愉悦，泛娱乐主义赋予的只能是感官的需要与变形的冲动，而非精神的愉悦与心灵的成长。一方面，泛娱乐主义隐藏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精神生产逻辑的挤压与扭曲，使得精神产品脱离了由精神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的既定逻辑与价值秩序。精神劳动者利用精神劳动资料进行精神生产，本质是一种“有意图的传达”“显而易见的建构”和“意味深长的选择”[19]126，精神劳动者通过生产精神产品来表达自我情绪、分享情感、产生对话和交流，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但泛娱乐主义解构了个性化创造、精心构造的精神产品，将冲击、瞬间、轰炸作为审美创造与精神体验的方式，人们通过精神生产而获得的精神愉悦被“非意愿的记忆”[21]挤压，明则在轻松愉悦中享受感官上的欢愉，实则在狂热搅拌的嘻闹之后陷入思想浮泛、韵意缺失、心力交瘁的精神空虚之中。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遮蔽下的精神生产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幸福感。“饥饿是自然的需要”[7]210，为了能够创造历史人们必须在精神生产之前进行物质生产，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7]531，但精神生产所带来的幸福感不应囿于生理层次，而更应是“人与人关系”层次的幸福。泛娱乐主义幻化了精神劳动者的现实性和精神生产力自身的社会属性，充满着私己性、占有性、功利性的娱乐世界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当前的东西高于永恒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高于本质的东西”[22]，其带来的愉悦是一种满足自然生理层次的可怜的、片面的、有限的幸福，而真正的精神生产所彰显的幸福感应该是通过生产精神劳动产品，从而在满足他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同他人相互依赖与彼此需要的幸福，精神生产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得到实现才能上升为真正的幸福，才能享受真正的精神愉悦。

(三)文化假晶而非文化结晶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文化结晶即意味着主体从一种无意识的变迁和沉溺逐渐过渡到有意识地去理解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使命。精神生产虽终归“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7]544，但其作为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其运动与发展必然也遵循本体内在的特殊规律。泛娱乐主义把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禁锢于僵死的、抽象的社会物质环境，利用较强的隐蔽性、依附性和渗透性手段将滑稽幽默、谑浪笑傲、夸张调侃等表达方式视为“活的人”对“死的物质”的反抗，其搭建的荒诞派戏剧“流于低级趣味的浮夸和堆砌”[23]，其生产的精神产品只能是一种不能引起有深意、有反思、有启发的笑的文化假晶。一方面，精神生产规律被隐匿于泛娱乐主义背后的资本增值规律所简化。精神生产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双重规律，从一般性而言，物质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从特殊性而言，精神生产力决定精神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精神生产力。但资本增值规律却将精神生产的双重规律简化为“在对积累的强调中，使积累活动本身成了目的”[18]2。精神生产力三大要素被资本全方位篡改，“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24]366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扩张的逻辑与物化的逻辑裹挟，“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10]101，通过资本增值规律所简化而产出的内含低俗娱乐趣味的精神产品只能沦为文化假晶。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裹挟下的精神生产逐步演变为异己的力量。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形式，本应体现生产的本来目的即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在“一切皆可娱乐”的鼓噪下，技术和内容成为人们的掌控者、剥夺者和支配者，精神生产却陷入精神劳动者与自身异化、与精神劳动资料异化、与精神劳动对象异化、与精神劳动产品异化“四重异化”的泥淖之中，精神劳动者反而被精神产品所掌控而沦为精神异化的奴隶，这种失去人类生产活动固有的人类本性的精神产品只能被戏称为文化假晶。

三、泛娱乐主义遮蔽下精神生产的解蔽之路

泛娱乐主义的背后是“众声的喧哗”和“无脑的狂欢”，一切严肃、深刻的价值追问及价值选择皆可能在“愚乐”的冲斥中销蚀或否定。“愚乐”能满足一时的感官需求，却不能走向马克思追寻的“天性能动表现”的自由精神王国。将精神生产从泛娱乐主义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3，需要“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遵循“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话语权的回归，从而“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1。

(一)“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

“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0]56，它是对原子个体主义和社会整体主义的超越，是一种在“真实的集体”中消解“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7]185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和解。泛娱乐主义对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泛娱乐化浸润，扭曲了精神的类特征，阻碍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因此，亟需将精神劳动者、精神劳动资料、精神劳动对象从泛娱乐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复归“每个人都追求幸福”[5]374这个“颠扑不破的原则”[5]373。

首先，将精神劳动者从泛娱乐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制度构建的根本性价值路向上，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化，摈弃泛娱乐主义拟定的工具理性内容，纠正泛娱乐化的社会心态，秉持“娱乐有度”而非“娱乐至死”的价值理念，坚持精神生产的人化本质和推动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让精神劳动者不仅“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25]，还在精神生产活动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从而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其次，将精神劳动资料从泛娱乐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摆脱泛娱乐主义导致的精神被动与精神懈怠，防止“文化资本”的越界，在精神生产中高扬精神自觉、精神自信、精神自强的价值导向和辩证、系统、创新的思维方式，让真正触及灵魂、革新思想、提振气质的精神产品发挥人生赋值、社会定规、民族塑魂的强大功用。

再次，将精神劳动对象从泛娱乐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要警惕各类错误思潮对精神劳动对象的蚕食，认清泛娱乐主义暗藏的“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7]501的异化本质，以正视娱乐、利用娱乐、驾驭娱乐的实践逻辑将精神劳动对象回归真实图景。要赋予精神劳动对象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整合价值共识、涵养内生动力、凝聚信念合力，彰显其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持久深透、强劲坚实的力量。

(二)遵循“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

精神生产不是如同动物般“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7]163，而是遵循着“美的规律来构造”[7]163，其既能根据“外部尺度”适应世界进而“汲取自己的诗情”[6]473，又能根据“内部尺度”去改造世界从而“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4]208。精神生产只有遵循“美的规律”进行生产，“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7]4，才能实现求真、向善、尚美的统一，才能规避泛娱乐主义愚乐一切的危害。

首先，凸显精神生产发展的现实诉求。意识并非是静止不变的存在物，它“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50-51，因此，不仅需要在供给侧层面加大精神生产的能力，提供优质精良的精神文化产品，积极占领精神生活空间高地，解决精神生产需要与精神供给不平衡的矛盾，还需要牢牢抓住物质生产这一根基，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广泛、更公平地保证人民参与和享受精神生产的机会。“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6]51，加快生产力发展是使精神生产遵循“美的规律”向前发展的物质根基。

其次，坚持精神生产发展的民族特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6]，精神生产并非如泛娱乐主义宣扬的在嬉闹、调侃中实现“矜奇立异”与“拔新领异”，而是在对民族优秀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利用、转化中实现创造与新生。新时代境遇下的精神生产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民族之魂，构建独具民族特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的精神文化，利用充盈着民族精神的精神产品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激发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精诚团结的精神状态。

再次，追求精神生产发展的适度超越。精神生产的旨趣在于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从而“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7]192，精神生产发展的适度超越不仅体现了精神对物质的引导、反思和驾驭功能，而且由其构筑的意义系统能引导人们认清泛娱乐主义的“愚乐”本质，从而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充盈思想，指引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更高品质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只有在遵循“美的规律”后方能呈现宁静柔和、从容自由的优美,“摆脱被戏谑的‘泛娱乐化’命运”[9]73。

(三)精神生产话语权的回归

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分子，它蕴含着政治述求、利益表达、价值取向等深层元素，“是一种影响人的思想、左右人的行为的政治(文化)权力”[27]。泛娱乐主义浅薄与肤浅的话语集成，余下的仅是浅尝辄止的精神“调味”，映射了其价值荒芜的落寞前景。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实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源泉，牢牢掌握精神生产话语权，是规避泛娱乐主义对精神生产荼毒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社会进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以生成性视角厘清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现实梗阻。要将泛娱乐主义的遮蔽视为历时性的生成性问题，抓住历史的发展逻辑和现实的生成逻辑，运用历史的生成性思维考察泛娱乐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演变，拨开其背后隐匿的“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2]20的资本逻辑，认清其消解、湮没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使人们丧失对意识形态批判力、甄别力和建构力的险恶目的，从而规避精神生产话语权的“话语脱钩”，提升精神生产话语权的议题设置能力、话语主控力和话语整合力。

其次，以统一性视角挖掘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核心要素。要将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诸多构成要素视为整体来看待，把握其中的内在结构性要素及其互动机制。主体意识是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起点，要坚定政治定力和文化自省；理论创新是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灵魂，要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意识形态是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核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生产中的指导地位；人民立场是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关键，要积极回应群众的诉求和难题；四个维度呈现“主体—内容—核心—关键”的关系，共同构成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核心要素。

再次，以实效性视角探明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关键环节。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是在讲好中国故事、讲明中国道理、讲清中国智慧基础之上的主动回归，要提升精神生产话语主体权威性，构建公正叙事体系；增强精神生产话语传播效能性，打通融合顺畅的话语传播渠道；强化精神生产话语解释精准性，建构动态灵活的话语回应机制；永葆精神生产话语表达鲜活性，彰显喜闻乐见的话语吸引特质。

四、余论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6]603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是“泛娱乐化”的压倒性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向深层精神产品的强烈饥渴；一方面是“我乐故我在”的当下快感，另一方面却是狂欢后的无奈与空虚。泛娱乐主义将精神劳动者束缚于“被定制”的“娱乐茧房”之中、将精神劳动资料束缚于“万物皆可娱乐”的“狂欢幻境”之中、将精神劳动对象束缚于“所看即所得”的“视觉实证”怪圈之中，其背后隐匿着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全域化殖民和对真实精神生活的伪化。资本逻辑为了实现自身的增值而不断寻找价值洼地，在娱乐一切的狂欢与嬉闹中让资本增值变为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唯一的不变，让精神生产的价值逻辑扭曲为逐利本性所驱动的资本运动，这是泛娱乐主义生成的深层根源。泛娱乐主义异化了精神生产的价值初衷和逻辑轨迹，大众狂欢式幻象下的繁荣仅是类精神萎缩、感官愉悦和文化假晶，而非“自由人”彰显、精神愉悦和文化结晶。“娱乐至死”大波来袭，“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遵循“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话语权的回归不仅是将精神生产从泛娱乐主义裹挟中解放出来的重要路径，也是让“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6]299、“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7]543、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走向‘自由王国’”[4]386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