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洲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军事史和历史地理角度出发，探讨唐蕃两国在小勃律地区的博弈。斯坦因和沙畹最早基于地理环境，探讨唐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行动，推测了两《唐书》中所记载的相关地理位置。白桂思的《吐蕃帝国在中亚》探讨了吐蕃政权对外扩张的七个阶段，森安孝夫在《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中围绕军事地理论述了吐蕃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国内学者主要以“吐蕃—勃律道”作为关注点，杨铭《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中专门考察了勃律道，重点对一些地名、关隘和商旅往来路线作了论述。此外，于赓哲从医疗史角度入手，探讨了高山病与唐军在高海拔地区的行军问题。但是，学术界关于唐军数次行军的异同、小勃律驻军问题、唐人的边土观念、小勃律与其他政权的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再作讨论。

一、小勃律地望与唐人的“西门”观念

“勃律”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之中，“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1］3384，此为史籍中关于勃律的最早记载。《高僧传》提到后秦弘始六年（404）释智猛等十五位僧人西行求法，“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2］337，其中的“波伦国”即为勃律。北魏攻占西域期间，派董琬、高明等人出使诸国，对勃律的道里有了初步描述，“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3］2267。到了唐代，不仅对勃律的道里记载更为清楚，有关国内的情况也开始明晰。《释迦方志》记载，“冰雪五百余里至波谜罗川……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4］948。玄奘西行途中也曾记述勃律，“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5］295。“波谜罗川”当指今帕米尔高原，由此南下可直达勃律国。此外，诸文献中所记载的地理环境情况基本一致①。

唐朝与吐蕃高度重视小勃律，主要是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魏书》记载，“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3］2267，表明小勃律气候温暖且雨水充足，完全不同于高海拔的帕米尔高原的干燥寒冷环境，土地平整适宜耕种，百姓生活较为富足。从“有蜀马”可知，当地的马匹并非由西域传入，很可能由蜀地边境先传入吐蕃，跨越吐蕃国境后才进入小勃律。小勃律自然条件优越，《大唐西域记》除记载“多麦豆”外，还“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5］295，“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5］982，说明国家相对富裕。但是，唐朝与吐蕃的关注点不止于此。吐蕃西进难以直接翻越高山，常选择印度河上游的河谷西进，自此北越葱岭或西进粟特地区。小勃律作为扼守进出西域、中亚的咽喉之地，同样是唐朝边境的最西端。

开元年间以前，唐与吐蕃围绕安西四镇反复争夺，唐人的关注点也并未远至勃律国。长寿元年（692）开始吐蕃国内动乱不断，很多唐蕃边境的部落开始相继归附唐朝。当年二月，仅党项部就有万户来降，唐在边境地区设立十个州加以安置。后来曷苏帅部落、别部酋长昝捶又率羌蛮八千余人要求内附。在西州都督唐休璟的请求下，武则天命王孝杰、阿史那忠杰等将领出兵一举收复安西四镇，并以龟兹为中心设置安西都护府。延载元年（694）王孝杰率兵大破吐蕃和西突厥于冷泉，击溃联军三万余人，碎叶城守将韩思忠也击破吐蕃泥熟俟斤近万人。两次战争之后吐蕃军队退守，唐与吐蕃的边境逐渐扩展至勃律地区。伊濑仙太郎认为，大、小勃律在开元八年至十年间的分裂正值唐蕃双方围绕勃律的第一次战争［6］179。开元十年（722）疏勒副使张思礼出兵取得大胜，“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7］69。面对勃律与唐关系的转变，吐蕃逼迫勃律王出走并直接导致大、小勃律的分裂②。大勃律原是勃律国的统治中心，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唐代对于大、小勃律两地间的道里有明确记载，“（小勃律）东南三百里大勃律”［8］6251。正是基于国土狭长的地理走势，勃律才能保有其国。

开元十年的战争缘起于张玄表担任安西都护后，唐军以安西四镇为中心与吐蕃军队展开长期拉锯战。吐蕃曾于开元二年和三年两次北进“十姓可汗”故地，均为右骁卫将军郭虔瓘所败。同年，吐蕃又与大食联兵攻打拔汗那，被张孝嵩斩杀一千余人。开元五年（717），吐蕃又与突骑施联合进攻安西和石城，为阿史那献和三姓葛逻禄所败。自此，唐朝由短暂的守势转为攻势，不但攻破喝盘陀，而且设置葱岭守捉隔断了吐蕃与朱俱波、于阗之间的道路。开元中期以后，唐军逐步取得战略优势，对小勃律国的影响日益增强，小勃律王开始频繁遣使朝献。开元八年（720），唐朝“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9］5310，标志着小勃律正式成为羁縻之地，此后朝贡不绝。虽然唐军在西线进展顺利，但是同年吐蕃就在东线攻克石城镇，直接威胁沙州与西州安全。开元十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以谋求在西线进取。作为唐朝册封的臣属，小勃律王向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求援。张孝嵩求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与小勃律军合击吐蕃，认为“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10］6752。相较于开元三年的救援拔汗那之战，当时仅认为“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10］6713。随着西域局势的变化，勃律已经成为唐朝国境的西门。高仙芝在《请赐箇失蜜王敕书表》中提到，“臣每忧思一破凶徒，若开得大勃律已东，直至于阗焉耆卧凉瓜肃已来，吐蕃更不敢停住”［11］10355，可见这种“西门”观念至少在唐朝边军将领心目中已然形成。

唐蕃之间围绕小勃律的博弈共有四次，均以吐蕃主动进攻并占据勃律后唐军进行救援或讨伐结束。汉文正史中记载开元十年疏勒副使张思礼出兵击败吐蕃，不但斩获数万而归，而且控制了整个勃律。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吐蕃进攻安西城和曲子城，后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自开元二十二年（734）起，吐蕃相继攻破大、小勃律，趁势占领勃律全境。《大事记年》记载“是年（牛年）唐廷败盟”［12］51，唐军此后多次讨伐均无功而返。直至天宝六载（747），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册封并联姻，“夏，赞普行宫驻于擦尔布那之野鸭苑。公主赤没禄嫁小勃律王”［13］55，周边二十余国随之倒向吐蕃。玄宗力图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威望，于高仙芝讨伐小勃律、朅师国得胜后设置镇军与吐蕃对峙。天宝十载（751）怛罗斯之战失败后，继任的节度使封常清才讨伐大勃律得胜。由于唐军推行羁縻政策，击败吐蕃后往往将军队撤回或只留守少量镇军，依靠勃律国王的统治拱卫“西门”，因此导致小勃律反复易手。唐朝在吐蕃占领勃律后进行讨伐，目的是将周边国家置于自己的羁縻统治之下。同时，讨伐吐蕃的军队中除汉兵外，还需调动周边国家军队共同征讨，后勤补给困难决定了无法以重兵控制小勃律的不利局面，反映出唐人以羁縻之策固守“西门”的观念与抉择。

二、唐军的两次征讨与重置镇军

吐蕃以小勃律为据点有两个可以行进的方向，均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一是经由小勃律、波谜罗川向东至喝盘陀，海拔上由高至低，从高山地区直下安西四镇中的疏勒镇和于阗镇，通过小勃律成为吐蕃进攻四镇最近的道路。张孝嵩所提及的“唐之西门”，更多的是担心吐蕃对四镇的直接军事威胁。唐朝对于这条线路的经营则是逆向进行，先收复安西四镇再设置葱岭守捉，最后占据并巩固小勃律，相较而言要困难得多。二是经小勃律北上，自此方向进攻护密（今阿姆河上游的瓦罕走廊地区），即唐代鸟飞州都督府，阻断于阗、疏勒两镇唐军，向西进逼条支、写凤、月氏、大汗都督府，再北上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和拔汗那，占据费尔干纳盆地。第二条路线对唐朝的潜在威胁更大，吐蕃控制昭武九姓之地，虽然未能直接对唐进行军事打击，却可北上与西突厥、突骑施联兵对安西四镇和北庭形成合围之势，从战略上对塔里木盆地进行反包围，唐朝在中亚控制的昭武九姓等国都要为吐蕃所役属，安西四镇以西再无屏障。此外，小勃律不仅是军事要地，其所延伸出的“勃律道”也是吐蕃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的要道。吐蕃与昭武九姓胡除进行商品交换外，还要输入铁制品和马匹。对于唐人来说，昭武九姓地区同样是其对外的主要贸易对象和商业通道之一。这两条线路的往来通行均需经过小勃律，因此自开元至天宝年间，唐朝和吐蕃围绕小勃律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在西线形成对峙局面。

唐朝对小勃律的数次战争中，以开元十年（722）和天宝六载（747）两次行军最为重要，拙文《天宝六载唐击小勃律行军考》已经梳理了高仙芝征伐小勃律的行军路线。经过对比就会发现，两次行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开元十年的小勃律行军属于救援性质，昼夜不间断行军且时间较为仓促，史书记载不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命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领唐军出兵救援小勃律，里程路线为“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3］2261。张思礼作为疏勒副使却并未驻军于疏勒，而是常驻莎车。行军路线应当是从莎车出发沿西南方向行军翻越葱岭，很可能到达了钵和州治下的娑勒色诃城，作短暂休整补充后再向西南行一千三百里到达小勃律。张思礼的行军策略为“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8］6083，表明小勃律仍未失守，四千精锐的“番汉步骑”属于援军性质，昼夜行军后与守军共同夹击吐蕃。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行军范围，相较于开元十年“死者数万，多取铠仗、马羊，复九城故地”［8］6083的战果，显然规模更大，重创吐蕃的程度也更深。张思礼杀伤吐蕃军人数达数万，高仙芝与其相比仅“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高仙芝战后所获物资中包括“得马千余匹”，而张思礼所获战利品除马匹之外还有羊，行军所至应当更向南，可能已至大勃律地区。更为直接的证据是“阿弩越城”“孽多城”都属勃律的九城故地，高仙芝仅占有两城，张思礼行军则“复九城故地”，地理上涵盖的范围更大。另外，高仙芝至王城后下令砍断娑夷河藤桥，与吐蕃援军隔河对峙。娑夷河又称弱水，《文献通考》称此桥为“娑夷桥”，是通往吐蕃的唯一道路。唐军虽然成功阻截了增援的吐蕃军队，但从“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9］3205来看，后续显然不能继续行至大勃律，行军不得不就此止步。因此，开元十年张思礼的行军范围应当比天宝六载更广，越过此桥就可平定整个勃律地区，而高仙芝的行军范围仅限于小勃律。对西域诸国的影响自然是前者更甚，勃律王亲自来朝行“父事帝”之礼，远高于羁縻州的礼仪。

实际来看，两次行军的根本不同在于出兵勃律的目的。张思礼行军属于救援性质，乘胜占领整个勃律后迫使勃律王归降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吐蕃攻破勃律国并占据全境。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初年，三任节度使累讨不捷③，西域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节制，直接威胁唐朝在中亚的地位。相较于张思礼，高仙芝的征伐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击败吐蕃军后生擒勃律王苏失利和吐蕃公主，押解入朝后获授“右武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14］9265，旨在通过惩罚和褒奖的手段达到宣扬唐威的效果。从“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8］6252来看，切断吐蕃与大食之间的联系也是战略目标之一。对于两次出兵勃律，为何史书记载详略有别？笔者推测，这一现象与高仙芝个人不无关系。高仙芝作为西域失陷前的重要边将，身处的时代较晚，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更大。小勃律名义上向节度使张孝嵩求援，实际却由疏勒副使张思礼执行。在张孝嵩的个人事迹中，当数开元三年救援拔汗那的战斗影响最大，不仅亲自出征“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使唐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而且通过此战确立了中亚霸主地位。“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10］6713记载的正是此战之后的盛况。由此可见，并非小勃律之战影响不大，而是为其所掩盖。

开元初年小勃律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8］6251。“绥远军”作为镇军的设立，标志着小勃律真正由唐之“西门”变成“东土”，从羁縻州升格为边州。笔者推测绥远军的驻军人数应当仅在千人左右，史书中多载勃律自然条件优越出产粮食。这些记载无疑属实，但应当仅能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驻扎近千人的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必然大为增加，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获取，高仙芝在上表中提到的“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11］10354可作为印证。一般来说，镇军粮食的补充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就地取粮。亚辛山谷内有肥沃的冲积扇，因镇军人数增加而“无多田种”，只能将有限的土地加以开垦。此种方式具有周期长、产量低的缺点，产出远不能满足需要。第二种是从安西四镇长途运输粮食。四镇之地多为绿洲农业，粮食产量本就十分有限，尚需从河西输粮。即使能够从安西四镇长途运粮至小勃律，所输之量也必然不多。最后一种则是通过和籴就近购粮。这种方式在《食货志》中有明确记载，“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8］1373。由此可见，唐军在小勃律采取的正是和籴方式，更加证明小勃律在唐人心目中已与高昌、龟兹、焉耆并列为唐朝边州。此外，在一些上奏的表文中还提到“于箇失蜜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着朅师国过”［11］10354。朅师位于阿富汗北部④，即藏文史料中的Kog 或Gog 地区［12］21。这里气候温和且盛产粮食，距离小勃律路程较近，自然成为唐军主要的粮食补充来源。天宝八载（749），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上表称“朅师王亲附吐蕃，因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10］6897，这成为次年高仙芝攻打朅师国的主要原因。高仙芝陈述朅师王的罪状中称“朅师王与吐蕃乘此虚危，将兵拟入”［11］10354-10355，朅师王截断粮道、引吐蕃军队攻唐，指的正是此事。唐军虽然不能大量驻军于此，但高仙芝破勃律后“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14］9265，说明唐朝在天宝六载破小勃律后又重新设置镇军“归仁军”。后来归仁军“更益兵三千人”［11］10354，镇军人数的增加反映出唐朝对小勃律地位的重视。

三、“西门”之固与唐代西域

除吐蕃的威胁外，北方的突骑施、西方的大食也是唐朝在西域地区统治的潜在危机。吐蕃从小勃律方向的进犯，不同于青海、河陇东线的单独进攻，经常要与异族联合。唐朝在对抗吐蕃的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其他方向的威胁。将天宝六载的征讨放在整个开元、天宝年间的西域形势下来看，主要对手就是突骑施、吐蕃和大食三方势力，因为后面两者的距离相对较远，所以平定突骑施就成为必然选择。开元至天宝年间，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战争多达十余次，统计如表1。

根据表1 的梳理，再将唐、吐蕃、突骑施三方势力联系起来，就能发现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战争始终与吐蕃军队在小勃律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吐蕃谋求通过从东北方向的西进，进而完成对西域、河西的合围之势［15］319-321。开元十年吐蕃进攻小勃律，唐军之所以能够斩获数万，除快速行军的正确战术外，还与突厥与唐朝关系改善有关。开元九年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10］6744，此举免除了安西四镇两面受敌的危险，此后吐蕃累岁不敢犯边。开元二十二年刘涣出兵攻杀突骑施阙俟斤，吐蕃则趁唐与突骑施在安西对峙无力西顾之机相继攻破大、小勃律，控制了“西门”要道。藏文史料中也记载，及至猴年“夏……大食与突骑施使者前来赞普王廷致礼”［12］51，二十二年吐蕃“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12］51，同年发兵进破勃律。张九龄在《敕吐蕃赞普书》中直接指出，“今与突骑施和亲，密相结托，阴有赞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潜谋，亦非远计”［11］2908，说明唐人早已明晰吐蕃的战略意图。随着开元二十六年突骑施内乱，黄姓突骑施首领莫贺达干与唐和好，原先隶属于突骑施的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皆率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10］6839。唐军随即转向讨伐小勃律，但是直至天宝初年三任节度使仍累讨不捷。由此可见，即使在西域形势紧迫之时，唐军仍没有放弃对小勃律的争夺。

表1 开元、天宝年间唐与突骑施交战情况表

天宝元年（742）夫蒙灵察出兵平定叛唐的黄姓突骑施后，唐朝再次集中兵力于天宝六载远征小勃律。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后设立归仁军，隔绝吐蕃于四镇、西域诸国之外。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讨伐碎叶城，使之“城壁摧毁，邑居零落”［16］1043，又击溃黄姓突骑施，彻底打破了吐蕃与突骑施联合的可能，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达到极盛。两战之后除大食帝国外，西域地区短时期内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唐军的力量。吐蕃在《大事记年》中也承认，“及至猪年夏，赞普驻于那玛，廓州一带出现唐人斥堠军兵。勃律、高地被击溃”［12］53。西域诸国全部倾向于唐朝一方，安西四镇节度使马灵察（夫蒙灵察改姓）上奏“并闻护密、识匿等数国共为撼边者……道西域之诸藩，仍为外蔽”［11］3160，此后西域的活动基本全部围绕石国展开，背后则是唐与大食之间关于昭武九姓地区的博弈。虽然天宝十载爆发的怛罗斯之战最后以唐军失败告终，但正是由于突骑施和小勃律的平定，使得大食无力与其他两方联合，唐朝也才能够继续保有西域。需要指出的是，平定小勃律及与吐蕃的征战致使唐军无暇西顾，耗费了大量精力，加之大食势力的不断东扩，都对高仙芝在怛罗斯的失利产生间接影响。当安西四镇的军队被调往关中平定安史之乱时，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逐渐开始收缩，直至最终退出小勃律。八世纪下半叶，吐蕃控制小勃律后重新设置了军镇，吐蕃制定的《不得灭法之诏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就有“勃律之区”。Дх.01462+P.3829 号缀合的《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⑤中第4—5 行明确记有“曾皇祖论乞利悉耶，名悉囊西，征勃律国行军大节度使”［17］250，说明此人曾为吐蕃统治小勃律军镇的最高官员。阿拉伯史料《世界境域志》中所记载的勃律，被作为吐蕃帝国下属的一个行省。这些文献记载均证明，唐朝势力退出之后，吐蕃政权对小勃律的控制趋于稳定和常态化。

四、结 语

唐朝经营小勃律，从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之后被正式提上日程，至安史之乱爆发后结束。唐朝于开元初年设置绥远军，表明唐人已正式将其作为“国之西门”。吐蕃经常联合北方的突厥、突骑施等部族和西方的大食帝国共同进犯西域，意在控制小勃律，从而进军安西四镇占有整个中亚腹地。开元十年（722），张思礼援救小勃律并进行驻军，完成了第一次固守，直到天宝六载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并重设镇军。从“绥远”到“归仁”，小勃律完成了由“西门”内化为“东土”的过程，不但保卫了安西四镇和西域各羁縻州的稳定，而且拱卫了整个河陇关中地区。唐朝经营小勃律是其关中本位战略的重要一环，小勃律成为唐蕃之战的一个缩影。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吐蕃进占小勃律并进而控制陇西至西域的广大地区。

注释：

①《魏书》中称“波路”，《旧唐书》中称“勃律”，《新唐书》中称“勃律”或“布露”，《高僧传》中称“波伦”，《大唐西域记》中称“钵露罗国”，《洛阳伽蓝记》中称“钵卢勒”。

②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指出，大勃律即今Baltistan，小勃律即今Gilgit。

③《酉阳杂俎》和《太平广记》中还记载天宝五载（746）王天运征讨小勃律败绩之事，但正史中未见记载。

④斯坦因认为地处今阿富汗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 Pakhtunkhwa）地区。

⑤两件文书缀合后，李正宇定名为《大蕃古沙州行人部落兼防御兵马使及行营留后监军使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