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颖，华碧春

（1.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2.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中央苏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1927—1937年），在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进行局部执政和社会建设的试验和实践基地。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医药卫生工作在许多方面是共和国医药卫生建设的摇篮。为了改善闽西苏区缺医少药、卫生落后的状况，闽西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建设了不少医院，不仅救治了大量军民，还培养了不少医务人才。

当年的红军医院因为战争的原因频繁搬迁，搬迁后常改名，加之当年的文献记录不多，战争又导致大量珍贵文献丢失，再加上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所以造成其后的文献记载大相迥异。当年闽西有汀州福音医院、闽西后方医院、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等红军医院，而后三所医院在变迁的过程中互有关联，所以名称常互相代用以致混淆。过去学者对闽西后方医院和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的建立和发展已有论述和贡献［1-6］，但对三所医院的搬迁及名字的变更阐述不够清楚详尽，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更是无甚着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清以上这些问题。故笔者通过广泛搜集、比对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将后世的记录与当年的文件、政府机关报等一手文献反复比对，加上实地考察遗址、采访当事人的后代等调查研究手段，试图还原这三所红军医院的建立、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实地调研和采访，弄清了当年的一些人、物、事。为了清楚地辨析这三所红军医院之间的关联，有必要先对各自的建立和发展变迁过程进行回顾。

1 闽西后方医院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在闽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解放了龙岩、永定、上杭、白砂等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这次红四军二次入闽连续作战，不少士兵在战斗中负伤或生病，所以需要一个场所妥当安置并集中治疗伤病员。毛泽东认为上杭县蛟洋一带红色基础比较巩固，群众基础良好，办红军医院很安全。于是白砂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约见了时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上杭蛟洋人），请他在蛟洋选址建立红军医院。傅柏翠随即派人向上杭北四区区委书记傅希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将蛟洋石背的傅氏祠堂整理出来作为医院驻地。随后，傅希孟紧急动员蛟洋的群众赶制担架，并率领300多人翻山越岭，仅两三天时间就把180多名负伤、染病的红军伤病员顺利地接运到蛟洋。红军医院于1929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六）正式成立，命名为闽西后方医院，毛泽东参加了医院成立大会［3］。因院址设在上杭蛟洋，故当地民众及后人的回忆录中常称在蛟洋办院期间的闽西后方医院为“蛟洋红军医院”。（本文也用“蛟洋红军医院”指称在蛟洋办院期间的闽西后方医院。）

傅氏祠堂包括建于明清年间的上下两祠及围屋、拳馆、义学共40多间，均为砖木或杉木架构的平房。上祠用于安置危重伤病员，其他伤病员分别安置在下祠、义学、拳馆等处，治疗室、药房、医官房则在7间围屋中安置［7］17-18。除了傅氏祠堂，蛟洋红军医院还在甲子凹、松源连四纸寮各设了一个医疗点。后来，当伤病员增多到300多人，傅氏祠堂已无法容纳所有伤病员时，蛟洋民众还将自己的房屋腾挪给医院作病房，如傅赉弼（上杭一中的首任校长）就将自己居住的“知稼山庄”的后楼腾出来给红军伤病员住［7］168。

红四军军部拨给医院一笔专款作为运营经费。刚建院时，医院仅有3名医官、3名护士（当时称看护员，两男一女），而住院的红军伤病员又比较多，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为此，苏维埃政府请龙岩小池的西医江怀瑾①江怀瑾，又名江丙玉、江寻一。之前的文献中曾记载江怀瑾、江寻一为两人，经笔者采访其后人，实为同一人。江怀瑾出生于江苏省扬州邵伯镇一贫苦家庭，8岁那年家乡发洪水，全家罹难，他随一些灾民逃亡到上海，后被转卖至福建龙岩小池南山村江源周为孙，“丙玉”为江源周给他起的名字，“怀瑾”“寻一”是他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上郭车的中医王寿人②之前的文献均写为王寿仁，经笔者采访其后人，应为王寿人。、大池的伤科医生张根瑞到医院充实医疗力量［1-2］。还有一些当地民间医生虽没有长驻蛟洋红军医院，但尽力抽空来院协助医治伤病员，如内科医生傅赞谟、外科医生傅柏梁、骨科医生傅兆鸿等。

当时的战争环境使得蛟洋红军医院的设备和药品采购极为困难。医院的设备只有听诊器、注射器、小手术刀、剪刀、竹制镊子、止血钳、缝合针、托盘等，仅能作简单的小手术［3］。药物主要靠当地全春堂和来苏堂③邱林忠的《闽西红军医院》和高恩显的《闽西蛟洋红军医院的成立及其演变》记为来苏堂和永生堂，雷晓华的《毛泽东创办蛟洋红军医院》一文记为永生堂和全春堂，经笔者实地走访，应为全春堂（店主孙全盛，江西樟树人）和来苏堂（店主邱文英，南平松源人）。两家药铺供应，以中药为主，西药尤其是麻醉药品最为紧缺。为了弥补药品购买的困难，医院还派员工和附近村民上山采集中草药。在蛟洋红军医院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蛟洋人民群众特别是石背的村民尽全力相助。

1930年1月初，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8］203。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医院转移至上杭古田小吴地张氏宗祠④笔者实地调研时了解到张氏宗祠又被当地民众称为金钩祠，始建于乾隆年间，为砖木结构，典型的客家风格建筑，几经翻修后留存至今。。1月10日，闽西红军收复龙岩。同月下旬，三省“围剿”被粉碎了［8］206。1930年春，蛟洋红军医院便从小吴地迁到龙岩城里已停办的爱华医院旧址，改名“闽西医院”，隶属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二军领导，2月份起，医院经费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负担［9］。因为依托原先的爱华医院组建，闽西医院的医疗设备和生活条件较原先的蛟洋红军医院有了较大的改善。

1930年底，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大举进攻闽西革命根据地，闽西苏维埃政府率领驻守龙岩的少数武装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放弃龙岩，撤至小池、大池［8］274。因此，闽西医院只能搬离原爱华医院的良好环境，迁往龙岩县小池，驻禾南厝一基督教堂内，改名“红十二军闽西后方医院”。

1931年1月，医院又迁往蛟洋小和坑，驻文昌阁、大塘背等10所房子。总部设在文昌阁，医务部设在中乡堂，重伤员住隆重公楼和下屋塘，轻伤员住余庆堂等处，后勤部设贵孺家。共有伤病员300人左右［7］22-23。

不久，一部分伤病员转移到上杭苎园。同年2月，“为了给养上及管理上的便利起见”，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留受伤及患花柳要用西药的于小和坑，将病的需用中药的移至大洋坝，设闽西医院中医部。”［10］闽西医院中医部设在大洋坝陈屋土楼（福兴楼）和陈氏祠堂里。医院设有政治处、保卫科（下辖一个警卫队）、医务科、财务科、后勤科。科室有中西科、西医科、药房等，共收治三四百名伤病员。

1932年，大洋坝的闽西医院中医部迁往长汀四都，和同迁往长汀四都的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后方医院合并，成立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

2 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

红军在闽西苏区还创办了中医院。为了支援红军，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于1929年冬将才溪王坤发、王赠接父子经营的中药铺改为才溪乡医务所，跟随军队及苏维埃政府行动。1931年春，随着反“围剿”战争中伤病员的增多，才溪乡医务所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院址初设在庄背庙，后为安全起见迁到了较偏僻的癞牯窝。王坤发父子无条件地把整个中药铺所有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都捐赠给了医院。建院初期，医院有7名医护人员［5］，他们秉持革命热情，在救护伤病员的过程中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高医护能力。

同蛟洋红军医院一样，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在救护伤病员时也得到了才溪民众的大力支持。医护人员和才溪群众团结合作，克服困难，完成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的收治和转送任务。

1931年11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转移到白砂赖坑大陂头。1932年4月，军区指示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与白砂第二分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第二分院，迁往南阳黄蜡坑［5］，外科医生王赠接、中医王财哉、西医黄进一等也随同转移到南阳。

3 福建军区后方医院

1932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福建军区，指挥部设在长汀，其任务是指挥红十二军和独立师及各县独立武装，配合工农群众的力量巩固和发展福建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其时成立了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归属福建军区卫生部领导，院址设在长汀蔡坊。该院机构比较健全，有共产党支部、共青团支部、政治处、医务科、财政科、材料科、中西药房、中西内外科室等；并根据伤病员病情分为病兵所、轻伤所、重伤所和花疥所（即传染病所，设在长汀河田）。医院下辖三个看护排、一个特务排（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残废院、制药厂等，共有工作人员200余人，是闽西苏区的医疗中心。

除了设在长汀蔡坊的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总院，还在当时的汀州府濯田水头、南阳黄蜡坑（现归上杭县）及宁化县（现归三明市）设立了分院。其中，位于南阳黄蜡坑的第二分院就是1931年设立于才溪的后方中医院与白砂第二分院合编后迁址而来的。迁址后，医院设在当地一座九厅十八井名为“新屋里”的平房里，张昭娣曾任院长，王香雄曾在这个医院当过司药和医助。

1933年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福建军区的第一、第二、第三分院应缩为一个医院称福建军区医院。由该三院中选择精干首长与工作员组织之。地点在四都。要能收容千二百人以上，蔡坊之原福建军区医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预备医院，归总卫生部指挥，于十二月底开到宁化待命。河田之福建军区医院花疥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皮肤病疗养所，归福建军区指挥。”［11］于是，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三个分院合编为一个医院，称福建军区医院，院址设在长汀四都，收容1 000余名伤病员。长汀蔡坊原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预备医院，迁到宁化，归属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指挥。长汀河田的花疥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皮肤病疗养所，由福建军区指挥。

1934年底，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危害，闽西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准备长征。福建军区医院奉命撤退至长汀谢坊、琉璃坑、姜畲坑等地，将无法随军长征的重伤病员分散寄住在民众家，派看护员照顾。1935年5月，医院人员合并到军区，分到三个营里，福建军区后方医院至此结束［6］。

4 闽西苏区三所红军医院的变迁及其关联辨析

为了更直观而明晰地理清这三所红军医院的变迁及其关联，笔者根据上述文字表述绘制了“闽西苏区三所红军医院变迁图”（见图1）。

4.1 闽西后方医院的历次更名从以上文字叙述和绘图可见，闽西后方医院在搬迁的过程中几次更名，因最初办院于上杭县蛟洋石背，故也常被人称为“蛟洋红军医院”。之后，在历次搬迁过程中，曾更名为闽西医院、红十二军闽西后方医院等，搬迁到大洋坝福兴楼的中医部又常被后世的文献记录为大洋坝红军医院。如果只看后世的文献记载，会觉得曾经存在许多所不同的红军医院，而事实上就是一所红军医院在搬迁过程中的历次更名。这一点高恩显在接受访谈时也曾提及［12］。

4.2 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和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关系在先前的文献中，不少学者没有清楚分辨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和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关系，常将这两家医院混为一谈。从图1可清楚看到，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是由设在大洋坝的闽西医院中医部和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后方医院同迁往长汀四都后，合并而成立的，时间在1932年，具体月份已不可考。1932年2月10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0版上有一篇范一农撰写的文章《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13］，文章写道：“现下天气时疫流行，预防之法，十分不注意，这里（福建四都十二军后方总医院）痘疮、痢疾、麻疹、虎列拉……发生者亦颇惊人，死亡律中传染病者占十分之六、七……”。可见1932年2月时即已成立了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

同时，也是在1932年2月，福建军区成立，并成立了归属福建军区卫生部领导的后方医院，总院院址设在长汀蔡坊。可见当时位于长汀蔡坊的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和位于四都的红十二军后方医院是两所不同的医院。

有的文章［2，12］说设在蔡坊的福建军区后方医院不久即迁址四都，但从前面论述可见，直到1933年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发布命令，要求福建军区的三所分院合编后迁往四都；蔡坊的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总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预备医院迁往宁化待命。可见直到1933年12月，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总院仍在蔡坊，其在蔡坊存续了近两年，而不是如有的文献所说在1932年2月成立不久后即迁址四都，因此不可能与位于四都的红十二军后方医院为同一家医院。

当年《红色中华》的多篇报道也可作为笔者这一推论的佐证。1932年7月14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4版有一篇《四都医院募捐援助上海罢工的热烈》［14］的报道，1933年3月1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版有一篇《四都医院社党的阴谋暴露》［15］的报道，这两篇报道中的四都医院就是指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同时，《红色中华》上又刊登了1933年8月至12月福建军区后方医院节省经费的统计数据［16］。可见，两所医院不是同一家医院。

然而，正是因为1933年12月福建军区的三所分院合编后迁往四都，所以造成后世的文献常将1933年12月前位于蔡坊的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总院与1932年2月起就位于四都的红十二军后方医院混为一谈。如：涂通今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记述他1932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被分配到四都医院当看护［17］，而在其他人撰写的记述涂通今事迹的文章中都将其曾工作过的医院错写成“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或写成“位于四都的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由前面的分析可知，1932年2月时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总院仍在长汀蔡坊，未迁至四都。

1933年12月福建军区医院迁往四都后，是与原位于四都的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合并，还是同时并存，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红色中华》报道中的医院名称，两个医院很可能合并了。1934年5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3版有一篇《谨防不带刀的刽子手》［18］的报道，报道里的医院名称是“福建军区四都医院”，而不是之前的“四都医院”；而这之后的《红色中华》也再没有出现名为“四都医院”的新闻报道。所以笔者推测迁往四都的福建军区医院和原位于四都的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应该是进行了合编。

5 结语

闽西苏区的红军医院虽已不复存在，但革命先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建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精神和宝贵经验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当下，红色资源是生动的学习教材，因此各地方政府都在保护、修复革命遗址遗存，故理清当年的革命史实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重要，以免革命遗址解说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并且，进一步理清红军医院的变迁过程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与准确解读史料，以更好地提炼闽西苏区医疗卫生事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经验与启示，为当今医疗卫生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思路和视野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