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提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加大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程度。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户籍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仍然在阻碍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同时，随着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能力的黑箱系统被打开，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对不同技能水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也会产生影响。本文以系统理论、身份认同理论、新人力资本理论等心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劳动力市场歧视、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把辩证法的系统与要素、联系观、发展观以及认识论的原理和方法渗透到分析中，最后提出政策启示。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量为3.7582亿人，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亿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驱动力，预期我国未来流动人口规模还将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政府为“抢人才”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但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方面仍旧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工不能与当地居民同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子女入学困难、就业质量仍然有待提高等。如何加深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让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建设成果，提高流动人口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当前，劳动力市场歧视在就业过程中显著存在，主要表现为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和学历歧视。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歧视中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使外来者务工的机会减少，阻碍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融入，即市场歧视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产生负面影响。但社会歧视是如何具体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其影响的具体路径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流动人口。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跨地区、跨产业、跨行业、跨职业和跨岗位自愿进行的迁移。国内外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总结下来是从时间、地区和户籍等方面来界定的。本文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使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中对流动人口的描述，即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中所涉及的高技能人口和中低技能人口是根据学历层次划分的，中低技能人口是指大专以下学历，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高技能人口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二）社会融入。关于社会融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张广济指出，社会融入是指在特定情景下的特殊社会群体融于主流社会关系网之中，得以获得真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公共服务等各种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本文借用了崔岩的概念，把社会融入定义为社会上某一特殊群体，通过逐渐加入社会主流人群，从而获取与主流人群同样的经济权利与社会生活资源，并享受同样服务，从而在心理上去除不同的社会动态过程。

（三）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是歧视者为了让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让自己的权威不受挑战，以性别、宗教、种族、出身等外在因素为依据将社会上某些特定群体划分出来，导致某些人群的权益遭到削弱。根据歧视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工资歧视、就业歧视、职业歧视、人力资本投资歧视。

二、市场歧视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一）生态系统理论。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而系统的诸要素之间都是彼此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研究者一般从宏观和微观上将整体划分为子系统，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把众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生态系统理论是深入研究人们活动及与自然界发生作用的重要理论和学说，对于分析和研究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解释和阐述科学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查尔斯扎斯特罗将人类个体所存在的整个社会生态界定为三个基本类别：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本文根据查尔斯扎斯特罗的生态系统理论，把经济社会融入过程界定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并且按不同维度划分各个不同的系统，经济融入与文化融入属于宏观系统，社会融合则属于中观系统，心理融入属于微观系统，不同的系统之间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二）移民同化理论。以往的学术研究认为，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有个体及家庭结构、经济因素、人力资本、制度性因素等。按照移民共同化学说，新移民在流入地与本土居民之间发生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互动交流效果会影响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并最终影响其在回国和定居地之间的生活选择。对于流动人口来讲，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感受到的本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会从内心抵触在本地就业，造成经济上的不融入；在外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淡化了对家乡的归属感，陷入身份认同困境，造成心理认知上的不融入。由此可以推断，劳动力市场歧视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形成负面影响。

劳动力市场歧视主要有四种实现方式：一是互动歧视。由文化差异、利益冲突所引起的本土市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流动人口被本地居民排外，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交网络。二是由于制度歧视。大量外地人口在进入本地城市就业之后，却无法享用到和本地人同样待遇保障的教育、就医等服务，从而造成了在城市内产生“新的二元结构”。流动人口就业后不能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社会融入程度就会下降。三是就业歧视。雇主在劳动力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为提升工作效率和节约信息甄选成本，对不同出身背景的流动人口差别对待，使得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口获得的就业机会减少。四是文化价值观歧视。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劳动力市场歧视也将增加流动人口的乡土认同感，更倾向于回到户口所在城市，即造成对工作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严重下降。事实上，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就发现，与当地本土主流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流动人口不易遭受偏见与排斥，在就业与工资的待遇上也明显高于受到歧视的流动人口。

所以，得出第一个结论：流动人口受到的劳动力市场歧视越严重，社会融入程度就会越低。

（三）社会身份理论。按照社会角色学说，人类的身份认知受到经济物质层面、政治权力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等多个方面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每个人都可能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通过社会角色产生自我观念，从而形成角色认知，产生了群体行为的异质化表达。流动人口在其所在城市感受不同，对自己在城市中的角色认知不同，其选择留在当地工作的意愿就会不同，经济融入程度和心理融入程度就会不同。不同的身份认同对社区的环境形成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个人的工作地点选择与居住意向产生不同。卢晓君等人通过对大连市内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合的分析表明，在心理认知层次上，对歧视感觉和身份差异的感觉都深深地影响了其定居决策与社区发展融合。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中如果感受到被所在的城市歧视，就很容易形成“游民化”的身份认同感，从而萌发了边缘化意识，选择回户口所在地就业。只有在体会到当地人的重视，对本地社区形成浓厚的情感基础与归属感时，产生“属于这个城市的一员”的身份认同，才会融入城市。有关研究成果也表明，得到尊敬和认可可以帮助人类形成更为主动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以便更加主动地加入社会。所以，流动人口对自己的主观身份地位认同不同时，对就业地的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当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该城市的一员，归属感越强时，选择留在流入地工作的意愿就越大，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程度就会越高。因此，得出第二个结论：身份认同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四）社会信任理论。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尤其重要。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可以扩大劳动者群体间互动，促进合作，发挥群体的优势，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社会信任通过降低某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和减少歧视待遇，给予流动人口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大效率地发挥其才能。社会信任的提升促使流动人口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丰富社交网络。社会信任还可以促使不同群体之间加强合作，有经验的员工更乐于给予新人以帮助，促进良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社会歧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更高的社会信任通过扩大社交网络发挥调节作用，缓解社会歧视对社会融入产生的影响。（图1）

图1 市场歧视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图

三、非认知能力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和健康，这些变量均会对人的后天特征（收入、就业、婚姻决策、移民决策）产生影响。杨菊华基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利用原国家计生委组织开展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数据，测量了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有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发现受教育程度不会对文化融入产生影响，但会对经济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产生正向影响，培训不会对经济融入产生影响，但会对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产生影响。但这是基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包含着一些不可测量的能力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其回归结果存在着内生性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发展的，真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由相对走向绝对的永无止境的转化和发展过程。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使得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转为以“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新人力资本的核心是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劳动者个人能力禀赋、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学校环境、政府政策干预等因素都会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造成影响。能力对经济融入（工资）产生影响的途径有三种：第一种路径是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直接对工资产生影响，为能力对工资的直接效应；第二种路径是能力通过教育水平对工资产生影响；第三种路径是能力通过教育回报率对工资产生影响。对于中低技能劳动者来说，非认知能力的回报率大于认知能力的回报率；而对于高水平技能劳动者来说，认知能力的回报率要大于非认知能力的回报率。因此，高技能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水平要大于中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水平。

同时，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也会对传统人力资本的核心——知识技能和健康产生影响。反过来，知识技能和健康也会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新人力资本知识框架和传统人力资本知识框架处于一个系统中，两个框架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四、政策启示

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由劳动力市场歧视、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我们认识到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和学历歧视等市场歧视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劳动者个人身份认同感不同，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这种影响受到社会信任的调节。当然，这一认识需要进行相关的实证方法的检验，并对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检验是否有互为因果关系的存在，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因此我们要重视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继续放宽全国各城市的落户门槛，特别是大城市的门槛限制，深入实施人才引进优惠政策，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享受公平的就业环境，受到平等的对待，使其同等地接受城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其子女与城市子女一样能够获得平等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第二，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劳动者自身权益意识，发挥法律维护市场公正和保护弱者权益的作用。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消除社会偏见和等级歧视，加强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使每个人树立平等意识。第三，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重视对流动人口非认知能力的强化，增加其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