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婷婷，田小丫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数字化时代，组织活动日益复杂化。跨界行为是组织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需求变得多元化，各类产品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迫使行业界限逐步被打破，跨界创新行为应运而生。

基于对跨界创新整体研究概况的梳理，跨界创新研究的演化过程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理论探索阶段。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厘清跨界的概念[2]，对跨界行为的内涵并未做出清晰界定。二是理论融合阶段。学者们主要研究在不同视角下跨界行为带来的绩效。国内外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3]、动机理论[4]、知识流动理论[5]等视角切入，取得部分理论融合成果。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跨界行为对组织绩效有正向作用，也有学者持否定观点。尽管跨界行为已成为实业界的实践焦点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往往多见于案例描述和媒体报道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理论层面深层次的系统研究更是缺乏。三是理论深化阶段。由于涌现出了一大批业态复杂、形式多元的跨界创新实践案例，学者们开始从多理论视角去建构跨界创新研究框架，深入剖析跨界创新微观基础。四是理论拓展阶段。学者们逐渐完善跨界创新的研究框架，将不同层次因素融入跨界创新研究框架中。他们认为团队层面的团队断裂带[6]、团队氛围[7]、团队活力[8]和网络层面的结构特性[9]、数字可供性[10]、风险投资[11]等，都会对跨界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查阅2010—2021年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的相关代表性文献，能够进一步看出，关于跨界创新的研究成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上均有分布，基于不同组织类型的应用研究也日益深入，逐渐与更多领域进行交叉融合，这反映出跨界创新是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整合性概念，需要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展开进一步探索。同时，本土化企业跨界创新纵向案例挖掘方面的文献在近五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体现出中国情境对于跨界创新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性。现有研究呈现出丰富多维的样态，为立体化地理解跨界创新走向提供了思路。但是对文献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几点缺憾：一是相似但不同概念混用，导致研究对象模糊。许多研究采用宽范畴概念界定，使得跨界主体难以明晰，研究层次分散。跨界搜索、跨界行为、跨界联合、跨界共融、跨界创新、公司创业、多元化经营等概念所涉及的精确内涵与外延在文献中并未完全被厘清，导致研究结论难以被整合成体系。二是国内外研究热度有差异。国外学者持续关注跨界合作、组织与区域间的跨界等问题，此类研究的文献数量较为丰富，且近几年增速明显。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起步比较晚，理论研究不足。三是由于国内跨界创新相关研究仍处在初期，还未真正深入中国本土化情境层面进行中国特色跨界创新理论的构建与研究，在中介与调节变量的选定上与西方研究理论同质化较为明显，限制了跨界创新理论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发挥积极指导作用。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探析跨界创新的相关问题：一是甄别跨界创新与跨界共融、跨界协同、跨界联合等相关概念的异同，明确跨界创新的定义及内涵；二是构建解释跨界创新行为的综合研究框架，并阐述不同视角下跨界创新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框架；三是提出跨界创新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耦合理论、生态位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拼凑理论和战略柔性理论，从企业跨界行为中提炼跨界创新概念，弥补现有研究对跨界创新现象认识的不足。第二，将跨界创新的创新要素、作用机制、作用效果整合到同一框架内，力图发掘解构跨界创新行为的新角度，开展立足中国本土实践的跨界创新研究。这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跨界创新理论框架，促进跨界创新研究的前瞻化、系统化和与中国情境的契合化。

一、跨界创新的概念内涵

(一)跨界创新的概念

跨界创新的概念最早由Ancona等学者提出，他们认为跨界创新是组织或团队为实现既定目标，与其外部主体建立关系并不断互动的行为[1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从组织内外部关系的视角出发，把跨界创新分为使节创新、协调创新、侦测创新三大维度[13]。有学者在跨界搜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跨界创新，并认为跨界创新行为是企业与外部建立广泛多样、高质深度的联结后采取的行为决策[14]。还有学者将跨界创新定义为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内源式创新的行为[15]。

(二)跨界创新内涵辨析

数字技术颠覆了传统创新过程，使得创新方式更多依赖于复杂的数字化技术，甚至跨越了硬件和软件的边界[16]。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消费者数据化参与技术创新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用户海量数据成为技术创新的新基础，技术开发与市场联动变得尤为重要，与传统线性创新过程有着颠覆式的差异[17]。

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跨界创新与跨界搜索、跨界联合、跨界协同、跨界共融、多元化经营等概念存在被混淆的现象，有必要对这几个相似概念进行辨析(见表1)。

表1 跨界创新与跨界搜索、跨界联合、跨界协同、跨界共融、多元化经营的区别

在理论基础方面，跨界创新与跨界共融、跨界协同、跨界联合、跨界搜索、多元化经营分别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耦合理论、生态位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拼凑理论和战略柔性理论。从内涵来看，跨界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子集，属于创新活动范畴。在动因方面，跨界创新更倾向于应对不确定性。

二、跨界创新研究框架：要素、机制与效应

跨界创新可以解决企业因重复利用固有知识而导致的路径依赖问题，有效拓展创新边界，将给企业价值判断和资源整合决策带来全新挑战[18]。因为目前的研究成果缺乏系统化的整合分析与框架呈现，所以有必要从跨界创新的创新要素、作用效果、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入手，提炼出跨界创新整合研究框架。

(一)创新要素

由于跨界创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探讨其作用效果相比，直接探讨驱动跨界创新发生的要素的研究还不丰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跨界创新要素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的创新要素(高管与员工的心理资本、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创新激情、资质过剩感、知识吸收能力等)和组织层面的创新要素(组织文化、组织氛围、组织行为、战略柔性等)。

跨界创新在个体层面的研究旨在回答“组织中个体(包括高管与员工)的何种特质会促进跨界创新”这一问题。高管层面的跨界创新驱动因素包括管理者的心理资本与认知能力[19]。高管团队心理特质对组织战略决策有决定性影响[20]。根据高阶理论，高管作为决策者和组织核心资源的掌控者，其认知会驱动企业进行跨界行为的战略部署[21]。员工是跨界创新行为的微观层面执行者，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创新激情、资质过剩感、知识吸收能力等均会对跨界行为起到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显示，与高管职能有关的高管团队异质性或高管团队断裂带会对企业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团队层面的因素。

跨界创新在组织层面的研究旨在回答“何种组织特质会驱动跨界创新的发生”这一问题。有学者从资源依赖视角考察组织的财务资源柔性、知识资源冗余等，认为资源是跨界行为发生的必要前提[22]。还有学者从情绪视角出发研究组织情绪、组织氛围、组织文化对跨界创新的影响，提出公平和谐的组织文化在提升员工与组织之间的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有效减缓员工的角色冲突并推动员工进行创新投入[23]。但是鲜有研究考虑到跨界创新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跨界对象间的品牌契合度。若品牌价值观存在冲突，品牌契合度或匹配度较低，跨界创新过程将受到阻碍，难以保证创新效率。因此，有必要将组织层面的跨界对象匹配性纳入研究框架中。

综上可见，跨界创新前因的相关研究还非常有限，学者们主要从个体与组织层面开展研究，忽略了对团队层面与网络层面创新要素的挖掘，需结合组织内外部情境进一步探讨跨界创新前因。

(二)作用效果

跨界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绩效、财务绩效、社会效应三方面。在创新绩效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跨界创新对突破式创新、绿色创新、服务创新、产业升级具有积极效应[24]。在财务绩效方面，目前的研究从营业收入、财务柔性、现金盈余、商业模式创新等角度出发，证实了跨界创新的重要作用[25]。在社会效应方面，学者们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证实跨界创新对社会创业导向、社会责任履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正向作用效果[26]。

(三)作用过程

1.中介机制

根据文献梳理，跨界创新对结果变量作用的中介机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知识管理、信号理论、生态位理论等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跨界创新能为企业带来外部异质资源(物质资源与信息资源)，增加资源冗余，影响企业发展绩效[27]。跨界创新是一种需要消耗更多资源的创新，需要充足的内部资源为跨界运营提供柔性支持，因此，内部冗余缓冲垫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一些研究者就此提出资源冗余将正向调节跨界创新效用的观点[28]。也有部分学者反对企业保持可用冗余，他们认为资源冗余会增加外部技术购买行为，导致企业惰性增强、创新能力发展缓慢、创新行为难以发生，还可能导致组织高管出现利己主义行为和懈怠工作、满足现状等不利情绪，最终使跨界行为对绩效的正向作用效应降低[2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资源冗余对行为与绩效两者之间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阈值，超过阈值，反而会产生负向调节作用，降低企业的运转效率，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绩效提升[30]。

从动态能力的视角来看，跨界创新行为有助于提升组织遗忘能力、复原力、组织韧性。例如，星巴克跨界做康普茶，网易跨界进军畜牧业，无印良品跨界开生鲜店。跨界创新增加了产品多样性，提升了顾客体验，满足了市场多样化需求。从更高层面来讲，它还打破了消费者的原有认知。跨界创新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但很多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困境，受固有思维观念和惯例影响，形成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惯例的难度比较大[31]。凭借组织遗忘能力，企业能够走出固有技术依赖，筛选出并淘汰不符合当下情境的观念和思维。组织遗忘能力越强，进行跨界创新的难度就越低，阻碍就越小。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其他视角揭示了跨界创新的中介作用。例如，有学者基于信号理论视角，发现跨界创新通过影响消费者感知促进财务效应提升[32]；有学者基于生态位理论，发现跨界创新能提升信息生态位优势与结构洞占据数量，进而促进组织创新绩效提升[33]；还有学者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发现跨界创新能促进组织知识共享行为，实现服务创新[34]。

2.调节机制

已有研究除了探讨跨界创新的中介作用，还引入不同的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跨界创新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具体包括环境层面变量(技术变革、市场环境、制度支持等)和组织情境变量(战略导向、资源冗余、知识基水平等)。

研究发现，在技术变革强度、市场环境动荡性较高时，跨界创新通过整合组织知识对创新绩效产生的间接影响是显著的；环境动荡性较低时，上述间接影响不显著[35]。还有研究发现，合法性资源影响了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制度支持水平越高，跨界创新通过合法性资源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便越强，反之则越弱[36]。

部分学者基于知识加工理论，引入知识基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在高知识基水平的组织中，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7]。还有学者基于创业导向理论，引入战略导向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当企业组织战略导向水平较高时，跨界创新行为对组织社会效应(社会责任履行、社会创业导向)的影响更强[38]。

综上，现有研究多从环境层面、组织层面去探究跨界创新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较少从文化情境与制度情境层面对跨界创新作用的发挥做进一步探讨。

有少数学者将跨界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中。有学者发现，跨界创新在创业者特质与创业韧性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跨界创新与团队断裂带强度能交互影响组织内高管的创业行为[39]。还有学者发现，跨界创新行为能正向调节团队专业知识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40]。

基于以上分析，从跨界创新的创新要素、作用效果、作用机制三个方面提炼出跨界创新整合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注：(+)表示显著正相关，(？)表示相关性有争议，(倒U)表示存在倒U型关系

三、跨界创新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中国本土化理论发展背景下研究视角的全方位挖掘与情境关联

首先，当前跨界创新理论概念和内部结构并不清晰，跨界创新本土化研究亟待规范和完善，本土化量表亟待开发。其次，本土化情境中机制传导研究欠缺，跨界创新形成及演化的内在作用机理仍需厘清与归纳。在现有文献中，跨界创新动态分析成果数量十分有限，难以反映跨界创新的理论本质及其作为管理现象的重要价值。最后，跨界行为研究发端于欧洲学界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国外研究成果难以准确适用于对中国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战略的前沿探索，未来需要将我国本土化情境与跨界创新理论进行有效关联。学者们不仅需要认识到本土情境的珍贵性，还要在选取研究视角时将情境要素关联到研究框架中，挖掘隐藏在本土化情境中独特且复杂现象背后的理论规律，完成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理论”的升华。

(二)知识经济环境下研究内容的多维拓展与热点深化

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现有研究对于企业跨界活动的作用机理、演化规律等缺乏有针对性的讨论，对于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类型企业如何开展跨界创新活动这一关键问题也缺少微观解构和系统研究，有必要对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拓展。例如，数字可控性、泛知识环境等变量均可以成为新环境下的新研究内容。技术环境在变化，跨界创新也将随着新业态、新模式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特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拓展研究内容，而且要对每个新热点进行深入剖析。

(三)前因复杂性视角下研究方法的质性案例挖掘与组态思维转变

目前许多研究并没有将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纳入考量范畴，出现了很明显的方法与理论错配问题。例如，跨界创新的两类创新要素(组织学习和组织遗忘)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有些学者虽然将组织学习和组织遗忘视为组织系统层面上的同一整体，但多是单独探讨这些变量对跨界创新行为的影响，认为可以通过分析简单、低层次的单个要素来认识复杂、高层次的跨界创新行为系统。跨界创新是一项复杂行为，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因素与跨界创新行为的线性关系均难以确定，当前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难以发现多个(尤其是三个以上)因素的组态效应，无法挖掘因素间联动作用效果，难以洞察作为整体的前因因素与跨界创新行为的复杂关系。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挖掘前因，解释整体中相互作用的部分如何影响跨界创新行为。此外，目前的研究方法多偏量化，相比量化研究，案例研究能够较为翔实、清晰地阐述“如何”和“为什么”等问题，便于发掘多个要素之间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呈现事件推演的复杂过程，更适合新技术环境中的跨界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