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伟，李沛莉，赵延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发展态势，科学研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底线意识和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突出位置，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中，生态空间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学界对生态空间理论的研究还稍显薄弱、亟待深化。本文将根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空间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力求深化生态空间理论、为新时代的生态空间治理提供借鉴参考。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空间重要论述的语境中，生态空间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中的生态空间即人化生态空间，它与城乡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共同构成了统一的人类空间。人类空间是以人类生产生活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但由于内在地包括着生态空间，因此也能提供一定的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一方面，这一生态空间广泛地分布和存在于城乡，因此可以细化为农业空间中的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中的生态空间。另一方面，这一生态空间一般而言并非保存着基本的自然生境，而是受到了人类的大规模改造和深度性影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交融在一起。二是在地理空间上外在于人类空间的生态空间。这里的生态空间实际上是自然生态空间。根据2017 年3 月国土资源部印发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自然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简称为“生态空间”[2]。根据这一定义，自然生态空间是指未受到人类的大规模影响和深度性改造、仍旧保持着基本自然生境的区域，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属于少人无人空间，在空间地理上相对远离人们集中性的生产生活区域、相对独立于人类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人化生态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国土生态空间。

1 新时代生态空间理论的价值目标

1.1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在地球广阔空间的诸多关系中，人与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否合理、健康对人类、对自然界都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影响。空间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人与自然的存在和发展都以占用一定的地理空间为前提和载体。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以空间为表现，具象化为人类空间与生态空间之间的关系。实践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存在方式。人类的实践总是以改造自然的空间实践为基础。人类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使一部分自然生态空间人化、变成人化生态空间。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人化生态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的范围不断呈现动态性的变化。

在人类诞生之前，整个地球空间都是自然生态空间。之后经过自然生态空间长期的发展，人类从猿进化而来。但在人类漫长的原始文明中，人类的实践能力极低，远谈不上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改造，人跟其他动物一般靠狩猎、采集为生。马克思指出：“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3]。人类虽占据着一定狭小、碎片化的空间，但这些空间在本质上仍旧是自然生态空间的一小部分，并无相较于自然生态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之后，才真正具有了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自然生态空间分化出来的人类空间。但由于人类生产力的低下，人类空间的范围相对于广阔的自然生态空间而言十分狭小，自然生态空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仍是完整、健全的，人与自然也是总体和谐的。同时，农业文明中人类空间中的人化生态空间从整体上看也是功能良好的，人们遵循着自然的节拍从事着农业生产生活，将“天、地、人”视为和谐的统一体、视人与人化生态空间为唇齿相依的关系。

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极大地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资本逐利盲目逻辑的驱动下开始发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呐喊，这一方面导致人类空间特别是城镇空间的迅速膨胀，一方面导致自然生态空间过度紧压逼近了自然生态的安全边界，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造成了从未有过的消极影响。同时，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空间中的人化生态空间经受了种种严重的破坏。城镇生态空间出现了人口爆炸、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农业生态空间出现了耕地退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可以说，工业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生态风险乃至生态危机，致使人化生态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都大受影响，倒逼着人类思索走出困境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4]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别无他择的理念，这就需要在人的观念和实践中保护和修复人化生态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久久为功推进生态空间治理，留存天蓝、地绿、水青的宝贵空间。

1.2 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生态空间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对文明与生态内在关联的重大理论阐述，揭示了生态空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性作用。“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5]人类文明史在本质上就是一部人与自然、人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关系史。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发展依赖于生态空间提供的资源能源和生态产品。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对生态空间的开发利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超越生态空间的阈值，不然就要遭致大自然的报复，人类文明也会随着生态环境的毁灭而毁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的演替。”[6]这是人与自然、人类空间与生态空间之间不可更改的辩证关系。

纵观历史，许多文明兴起于水草丰美、山清水秀之地，许多文明也由于盲目破坏生态环境被黄沙掩埋，成为不毛之地。究其缘由，良好的生态空间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抵御灾害、调节气温、改善气候、保护物种等诸多生态功能，能够对人类家园起到保育作用。一旦生态空间遭到破坏、超越其生态承载力，生态系统就难以提供拱卫文明的能力，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曾指出人类盲目破坏生态空间的灾难性苦果，“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7]。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绿色根基，而筑牢这一绿色根基的重点和关键就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空间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祁连山、秦岭、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空间的破坏问题做出过多次批示，也就全面推进人类空间中的人居环境整治和绿色转型发展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其用意十分明确：生态空间是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空间根基，从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任的高度必须加强生态空间治理，从而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空间恶化的趋势。

1.3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产品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健全生态空间治理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重点目标之一。在自然生态空间方面，虽然我国的自然生态空间种类多样，但总体生态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地理分布不均衡，且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经受了较大破坏，这是我国在自然生态空间上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自然生态空间治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近几年，《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 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2017 年）、《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 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 年）等涉及自然生态空间的顶层设计相继颁布。同时，为了夯实自然生态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统一行使管理职能，在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专门组建了自然资源部，改变了以往在自然生态空间治理上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缺陷。在人化生态空间方面，面对着城乡发展中生态空间的严重破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推进城乡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护战、扎实推进净土行动、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生态空间治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是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热切期盼。由于长期以来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越发迫切，这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角度论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胜过金山银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用朴实的话语所指出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4]因此。只有通过提升生态空间的规模和质量，才能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产品的需要。

2 新时代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中的生态空间治理理念

2.1 城镇空间中“三生空间”优化与生态空间治理

城镇空间是以城镇居民生产生活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在近代以来工业化、都市化等的推动下，城镇空间已成为提供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国土空间。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城镇空间存在着只追求经济目标的误区，这导致城镇空间中的生产空间无序扩张，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被过度挤压，不仅不利于城镇居民的安居宜居，而且也使生态环境遭受了破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城镇化问题上多次强调要统筹和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4]。为此，城镇空间在发展中就要扭转只追求经济目标的片面化思维，“城市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目标，还要追求生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4]。这就要求，第一，要实现城镇生产空间的绿色转型发展；第二，要留足留够生态空间、扩大环境容量；第三，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4]。

关于城镇生态空间治理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4]他还以许多城市缺水为案例，指出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水泥地太多占用了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4]。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扩大环境容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4]他还要求科学安排城镇空间中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的比例，“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的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成的生态网络”[4]。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建设“海绵家园”和“海绵城市”。既要重地上也要重地下建设，“保留和恢复适当比例的生态空间”[4]，等等。

2.2 农业空间中“三生空间”优化与生态空间治理

农业空间是以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农产品为主的国土空间，但同时也是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国土空间。像城镇空间一样，农业空间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区域。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全面加强生态空间保护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的根本途径。因此，应做好农业空间中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区分和布局优化。长期以来，在农业空间也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空间无序扩大、侵占和挤压生态空间等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他针对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破坏生态空间的情况，着重强调“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4]。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突出村庄的生态涵养功能，保护好林草、溪流、山丘等生态细胞”[4]。针对农村耕地无序扩大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短期看可能减少一些粮食产量和耕地数字，但这是可持续的粮食增产思路”[4]。

同时，应看到农业空间中的生产、生活空间也具有生态空间属性，这是与城镇空间的不同之处。狭义来说，生态空间仅属于农业空间中的一域，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对应。广义来说，农业空间的全域都属于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生活活动是直接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进行的。因此，提升乡村生态质量、加强生态空间治理不应有局限化思维，而应将思路和视野扩大至农业空间的生产、生活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4]，“农村生态环境好了，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宝，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4]，为此他大力主张乡村走绿色发展的道路，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既发挥生态效益又实现经济效益，倡导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畜牧、生态旅游等。

3 新时代自然生态空间治理理念

3.1 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从源头上保护自然生态空间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对自然生态空间的盲目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切实加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他指出：“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4]这一战略着眼于设计统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按照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均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这两大原则，科学划定不同类型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定位，这是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举措。根据我国国土空间实际，主要划分为四大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其中，自然生态空间囊括了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两大类型。之所以如此划定，一方面是因为适宜于开发的国土空间经常得不到充分利用，土地利用率低、经济社会效益不高、并且挤占了自然生态空间，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应该优化开发或重点开发，为自然生态留足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中以提供生态服务产品为主的功能区域，但长期以来却受到了各种盲目开发，严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提供生态服务产品的持续性。因此，应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自然生态空间的主体功能定位，从源头上杜绝各种违法开发建设活动。

3.2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管控

在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在2019 年《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2]。如此划定之后，不同国土类型的主要功能职能就清晰化了，最为重要的是明确了自然生态空间的功能就是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获得生态效益。在“三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自然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的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6]可以说，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区域实际上发挥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

3.3 推进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和修复，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自然生态空间被过度挤压、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4]。关于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加强国家公园的建设，“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4]。生态修复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按照自然规律，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我国在自然生态空间的修复工作中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辅以人工修复，坚持系统化修复和分类修复的基本方针。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海洋、森林、重要河流、湿地、草原等重要自然生态空间的修复工作做出了具体要求，体现出分类修复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化思维，强调要在统筹各个具体生态要素的基础上实施一体化生态修复工作，同时突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机制，强调“要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8]。第一，增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将生态脱贫与生态补偿结合起来，“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4]。第二，推进横向生态补偿，建立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第三，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机制，等等。

4 结语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空间是重点、也是难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科学丰富而贴近实际的生态空间理论，这一理论是加强新时代生态空间治理的科学指南，亟待学界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一方面，我们应从整体上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空间的重要论述精神，明确生态空间不仅包括自然生态空间，而且也包括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中的生态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应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同类型生态空间的针对性论述，在生态空间治理中坚持分类施策、协调推进。新时代生态空间治理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既需要各级党和政府矢志推进、又需要全社会在主动参与中做生态空间的守护者。让我们以新时代生态空间理论为根本遵循，让生态空间更绿更美、更加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