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江 洋

2021年11月初，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相关决议，包括“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这两份决议都将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其中，标志着此前美国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要求对相关段落进行分段表决，阻拦该理念写入联大决议的图谋遭到挫败。

美国当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国际社会，但是美国的抵制助长、蛊惑、胁迫了不少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制，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进而讲好故事背后的哲理、学理、道理，成为了学界的重要使命。对比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分析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及误解产生的原因和克服之道，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紧迫且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

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从起初的有意忽视、不经意赞同，到现在的明确抵制，经历了明显的立场转变。起初，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没有当回事，而是更关注“一带一路”建设。而后不经意赞同可能得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联合国话语中“共享未来”(shared future)的表达，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译名从原来的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改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近年来，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四个自信”的彰显，欧美意识到对华和平演变无望，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党章，更是刺激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神经”，导致“逢中必反”的现象。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目标。当我们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并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西方对中国的抵制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在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不少困惑或误解，国内外皆有，而西方尤甚。误解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幽灵”再现，中国要输出意识形态。误解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复兴“天下主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为“天下主义”，这也印证了一些国人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回到汉唐的错觉。误解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了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谐社会都强调和而不同，共同命运是否改变之？一些人担心中国会改变不干涉内政原则。误解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式，不是进行式。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太理想，是外交口号，不切实际。特别是在美国搞新冷战、脱钩的情况下，不少人质疑：“狼”与“羊”怎么可能是命运共同体？中美怎么命运与共？误解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世界梦。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非回到汉唐，因此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世界梦。误解六，既然有了联合国宪章，为何还要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联合国是互补、包容，还是取代(架空)关系？

其他误解或疑惑还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是什么？与和谐世界的关系，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呢？等等。(1)王义桅：《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章。

二、西方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被西方所接受和认同，除了西方捍卫普世价值的本能抵制外，更多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怀疑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解。只有仔细分析西方心理，才能找到化解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误解之道。

(一)利益掣肘

过去，全球化思维是“双赢”(运)即“win-win”，若是无法解决不平等即你赢多、我赢少的问题，就会产生“你赢我输”的感觉, 以至于西方戏称“中国赢两次”(China wins twice)。要做到人类全赢(all-win)，就必须超越“运”，强调“命运”，改变安全与经济的分裂，即“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世界悖论”。西方认定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从而发明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产权明晰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尊重又超越国家主权？会不会形成国际政治的“公地的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各国主权，但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如何“利当计天下利”？即便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真正拿出“真金白银”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生产、能源转型。这在抗疫时更得到了体现：宁可疫苗过期，也不愿捐助发展中国家。

(二)体系惯性问题

利益是结果，体系—结构问题是误解、质疑、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原因。

1.中心与边缘

“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思维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任重道远。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西方殖民者“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形成了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 “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发展格局，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生产和价值链的末端。近年来，美国在对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纷纷失效后改用“规锁”(confinement)战略，(3)“规锁”(confinement)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借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成绩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试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问题，为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造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显然在打破从权力到知识的中心—边缘体系。

2.结伴与结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彻底超越传统的“拉帮结派”做法和“零和博弈”思维，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超越了社会制度对立、超越了发展水平差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眼光和世界视野的前瞻性理念。但是，美国的盟友并不认可命运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担心这是中国的“离间计”，而中国又奉行不结盟政策，他们怕将来命运没着落。近年来，立陶宛通过一系列事件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便折射出了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担心在美国先后提出“重返亚洲”“美国优先”“印太战略”后，自身安全没有着落的投机心态。

3.自主与依附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命运自主，而美国推行“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寻求与中国脱钩，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阻碍。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例，其构建进程遭遇网络霸权体系的严重阻碍。美国以安全为理由迫使其盟友弃用华为设备，主张以“多利益攸关方”而不是主权国家作为全球网络治理的主体，并推行“清洁网络计划”，试图打造全球技术供应链和网络空间的“去中国化”。这种做法虽越来越不得人心，连欧盟近年都强调数字主权，反对脱钩、新冷战，但事实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无法从体系上独立自主，而是受制于霸权国家。

三、思维方式问题

思维惯性或路径依赖是国内外接受、认可、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严重羁绊。思维方式问题深层次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一)整体—关系思维与个体—问题思维

“老天啊！”“My God！”中西方的不同感叹提示我们，中西最大的思维差别就在天与神之间、整体与个体之间。王缉思教授在2021年蓝厅论坛发言中指出：“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发现两国之间有一个差异最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喜欢讲‘求同存异’。我们常说，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我们用诸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类的原则来界定共同基础。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倾向于聚焦棘手的议题，例如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如此看来，中国人是想在解决具体问题前先确立原则，而美国人急于先解决问题再着手提升两国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会抱怨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设置障碍，而美国人则批评中国不认真对待美国的实际关切。”(4)王缉思：《中美重启沟通需要综合思维(中英文对照)》，2021年3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BYXJH-xFn2E7PCg4dp2SCQ。石之瑜等认为：“讲关系，就是求同，有了同，就有关系，英文要定义关系，就用 imagined resemblance，有关系就表示彼此接受为同一个群，统一了，unity。西方的关系概念不全相同，只要是履行同一种信条、规则的人，就是有关系的，团结了，solidarity。我觉得，美国人碰到问题，就找共同都服膺的规则入手，规则讲清楚了，就是自己人了。而中国则要先确定，这个问题不是针对彼此而发生的，因此透过仪式确认原来讲好的关系没变化，确定了以后，怎么解决就有弹性了。”(5)Chih-yu Shih et al.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Copyright Year 2019。

正如美国难以认同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样，也难以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从关系、未来导向构建身份与认同的思维，而习惯用个体—问题思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欧盟此前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合作伙伴与制度性对手，也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如此思维与定位自然会导致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抵制。

(二)世俗思维与宗教思维

不同于欧洲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尊重主权的共同体，其所倡导的理念和思维能防止弱者依存于强者的不平等现象出现。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一神论)强调必然性的命运(Destiny)观，印度(多神论)强调偶然性的命运(Pratityasamutpada)观，中国(无神论)则主张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命运观，即厚德载物，修德立命。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西方有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甚至有“人类共同体”的提法，而中国的创新在于“运”这一人伦的时代表达，并将其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命运“不是前世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亦非来世的“归宿”，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起向未来。

(三)实体—先验思维与实践—系统思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张，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超越经验、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依靠人们的经验是无法认识理念世界的；人们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把它们激活。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赋予知识以普遍性必然性的范畴形式，是主体先天具有的，它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7)姜维端：《论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及其影响下的现代柏拉图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这种先验论推动形成欧盟的规范性(Normative)理念。而中国推崇系统思维、实践理性，自古强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杜维明认为，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却是“己所欲而及人”。因此，不难理解儒学有“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之说，而西方人则有传教的热情。(8)《尼山七论：引领人类文明深入对话相融》，参考消息网，2021年10月1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11014/2456606.shtml。中国走的是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为其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帝国”“世界政府”的形态和设想，也有世界大同的愿景和全球治理的实践。但“帝国”设想总难免陷入扩张和衰落的循环，对外争霸战争的此起彼伏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可承受之痛。但丁的“世界帝国”论，康德的“世界联邦”论，罗素和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皆是为了维持和平而提出，较少涉及具体内容的探讨。比如，承袭“世界政府”思想而建立的“国联”和联合国，其主要宗旨是维持世界和平(它们各自创立于“一战”“二战”之后)，关于治理方面的内容则较为欠缺。而康德、爱因斯坦等西方先贤的永久和平论思想和以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放射状思维，不是成为“乌托邦”，就是被扭曲、滥用。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须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共和制的基础上，以同质性为前提，并以实现同质性为目标，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民主和平论和搞民主输出的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和差异性，倡导各国成为自己而非成为他者。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彰显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四、如何化解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制？

回顾起来，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涵义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首先是关于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是赶超美国，也不是回到汉唐，而是在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起引领作用，因此被写进了宪法。其次是给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被写进党章。最后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通话时一再强调：“新冠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9)习近平：《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人民日报》2020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

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从中国与世界相处之道到“时代之问”的中国之答，再到人类未来走向等层面不断演进。面对各种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不仅遇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四大赤字”的考验，还面临利益掣肘、体系束缚和观念羁绊等挑战，而这些考验和挑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做到知行合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化解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制？笔者认为应从利益—体系—思维三层面着手。

(一)做大利益“蛋糕”，寻求新互补性，优化利益结构

西方人性的自私自利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自然的抵制。中国人讲“利当计天下利”，西方人则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按照“我”的普世价值构建共同体可以，按照“你”的就不行。只有做大利益“蛋糕”，以增量对冲存量，从利益共同体做起，才能改善彼此的利益结构，实现共赢。“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合作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扩大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深化资金融通，吸引多边开发机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参与，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要深化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10)《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0日。

(二)倡导结伴而非结盟的伙伴关系

联盟体系倡导的是盟友安全依附于盟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自主的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伙伴关系会被误认为是离间“我”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甚至有国家担心中国会以此与美国争夺盟友，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化解之道，便是倡导结伴而非结盟，打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并使之机制化。这顺应了人类迈入万物互联时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块茎—游牧理论”，随后有学者基于此，用象棋和围棋来类比西方和中国的发展模式。2004年，习近平主席在《之江新语》系列评论文章《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中曾借“地瓜”阐释了“块茎与藤蔓”的关系。在秘鲁利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及：“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块茎始终长在根基位置，同样道理，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11)《习近平讲故事：地瓜土豆的启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123/c64094-29663745.html。这实则是对“块茎理论”的中国化解读，其内涵在于中国应借助支点、构建去中心化的互联互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走向终结，全球化向全球区域化、本土化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这是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布式、网格状的全球治理新模式，超越西方的中心—边缘、美国的辐—辏联盟体系。

(三)树立数字、生态文明思维

人性本恶、权力本恶，如何能命运与共？西方人思维强调“强分弱合，强对立弱和谐”，只能在文明转型过程中通过案例逐步调适。纵观人类文明史，“你”“我”关系经历了代际转化：游牧农业文明时代，“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工业文明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信息文明时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数字文明时代，“我”通过“你”，而成为“我”；生态文明时代，因为“我们”，“我”才为“我”(类似乌班图思想：I am because we are)。

今天，工业经济依然存在，数字经济正在全面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描绘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催生的思维理念。数字经济所推动的产业体系远远超过传统实体经济的产业体系，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数字经济所推动的产业链体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依存性。以芯片为例，芯片所涉及的产业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五十多个学科、上千个工序。所有产业链都是超长产业链，无法切割，这与我们理解的传统实体经济是不同的。

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按照行业门类来组织创新过程，人为设置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区分一、二、三等产业类型，行业边界清晰。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AI)+”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技术边界、行业边界日益模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12)潘教峰、陈光华：《加快构建新型创新组织模式》，《瞭望》2017年第49期。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工业化向数字化过渡阶段，有人误解乃至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难避免的，而中美脱钩、新冷战的提法加剧了人们的担忧。科学实验表明，在连续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13)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 2006，pp.149-150.不断经历国际竞争，我们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它同时在唤醒各种文化“初心”。实际上在各种传统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伊斯兰教的“乌玛”、非洲的“乌班图”等，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但是，各种宗教、文明的共同体思想几乎都是同质性的，无法包容异教徒和异类；且其大部分形成于奴隶制或小农经济、农牧经济时代，无法适应工业信息文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互联时代的各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可通过从外围国家递进到核心国家的路径，让更多的人认识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如果不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也正因为是中国提出的，许多对中国的误解也体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疑虑与误读，这就是“中国悖论”。一些西方国家反对中国提出的任何理念，当然也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将其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在总结了600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后，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进步都会带来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他大胆预测，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未来。(14)罗伯特·L.凯利：《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徐坚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243页。这表明，有些西方的有识之士其实是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只不过因政治原因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时间难以被普遍接纳。

总之，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既呈现无知与偏见，也有利益驱使、趋势担忧，反映西方不习惯、不甘心“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理念挑战普世价值观，这是利益结构、体系惯性、思维方式问题综合因素的结果。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

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固有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西方国家从立场而非事实出发来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构成中西方叙事之争的两大主题。化解西方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在于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机制化、利益化，推动“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全面深入对接，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化旧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做到知行合一、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也对各种优劣互现的思潮进行摒弃与提升。中西方先贤都有天下大同、永久和平思想，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却与之存在不同之处。前者都以文明高地或文明同质性为前提。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以同质性为前提和目标，容易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民主输出的悲剧。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5)《习近平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在线，2022年2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17/c1001-32354228.html。

求新知。我们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迈入万物互联时代，要摆脱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从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结合，到与传统文化结合，其中国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今世界，全球大流行、气候变化等挑战层出不穷、日益严峻，原有机制和思维无法应对，一些国家故此开历史倒车，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助长反全球化、反体制、反智运动，这更加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新问题、新领域更要抛弃冷战思维，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1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9、418页。

致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质疑，中国逐步富强起来，我们还是命运共同体吗？毫无疑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天然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防止最坏、防止核战争和追求最好、世界大同之间的选择。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技术创新一方面在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催生国际思潮大变革。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热议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还要关注世界上十多亿没有用上电的人们，关注数字鸿沟、信息壁垒，改变周而复始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获取新冠肺炎疫苗方面，由于贫穷国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人类正经历关于疫苗的灾难性道德崩塌。(17)谭德塞：《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2021年1月18日，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148th-session-of-the-executive-board。中国率先宣布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行大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18)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9、418页。中国秉承知行合一理念，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平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抓手，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根本追求，中国提出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助于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

行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融通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内在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自觉的努力和行动。因此，中国与世界携手，主动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需要未雨绸缪，形成国际社会人工智能法则和新的人权共识。

行稳致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理念，面临艰巨挑战，要循序渐进发展，从各国人民有共识的领域如全球气候变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奥运会予以推进。在国家层面，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如老挝、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等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中非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等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

六、结论与建议

观念转变往往落后于经济格局。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史和现代化历史，线性进化逻辑无法准确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误解、污蔑、攻击甚多，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程度。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正本清源，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提供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史的公共产品，编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史系列，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双边共享史观。可在共享史概念(19)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基础上发起成立共享史观学会，以共享历史观研究中国与欧洲、周边国家共同史，形成共享史学派。二是区域共同体史观。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手段，在区域经济伙伴协议(RCEP)框架下，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形成东亚共同体史观，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历史文化支撑。双边共有历史的区域延伸，就是区域共同体史观。三是真正的世界历史观。以真正的历史观引领经济全球化推动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区域化、地方化、本土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策到行动，入脑入心，从自信到自觉。

按照正反合逻辑和三种历史观，拨乱反正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历史观，树立真正的世界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史观，这是对价值观的重塑。先从学术研究着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和理念推向教材、百科全书，从纸质版到网上版、动漫版，形成游戏、电影、电视剧产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谱系：“丝路”精神、“上合”精神、“金砖”精神、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觉醒和塑造。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史的编撰是智慧、观念、知识的引领，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谱系提供大历史观、系统史观和真正的世界历史观支撑，并必将引发全人类共振、共鸣和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