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勇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日渐微妙。传统的解释归因于中西方实力差距变小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1)J.Kugler, Extensions of Power Transitions: Applica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5, No.3,1999.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125页。结构性的解释虽然简洁，但却忽视了实力增长只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成就巨大，其根源在于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民情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道路，并以政治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从而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年来的国际互动实践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固然忧虑于中国的实力增长，但更担忧是其政治思想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解释和宏观预测常常是失败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带来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将选举视为善治前提的观点也缺乏经验基础。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的发展，已是令人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2)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中国虽然无意输出发展模式，但“我们也要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6页。具体到中国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探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理念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独特优势，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一是实现全过程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二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领土统一的“一国两制”政治构想与实践，三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理念。

一、实现全过程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安排及其四个超越

一般而言，选举和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实现政治民主的重要途径；民主则以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区分构建起当代民主理论的大厦。如此，民主政治就围绕着选举、政党和民主这三点运转，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运作的主要内容，并衍生出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和政治制度体系。毋庸讳言，西方政治制度在其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套制度体系的积弊日渐明显，呈现出自由透支、金钱游戏、选举操弄、否决对抗、寡头统治等乱象。福山在论及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时就指出，美国式民主制度外形未变，但制度精神已变，表现为民主困境、政治极化和制度僵局。(4)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四部分。不惟美国如此，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也预示着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已成为欧洲社会分裂的催化剂。(5)冯仲平：《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7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实现全过程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安排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调适能力。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思想。近几年来，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全过程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6)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在实践中，全过程民主覆盖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更好地结合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广泛持续参与。对比西方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有着显著优势，集中体现在对于西方国家固有认知的四个超越上。

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核心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超越了西方国家对于政治现代化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固有认知。有西方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是指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过程。(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这一判断显然缺乏基本的经验支持，不仅现代政体的标准难以统一，而且大量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制度安排的亚非拉国家显然没有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从其本意而言，就是实现和满足人的现代需要的行为和过程。(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因而现代化的最高指数和根本标准是人的现代素质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9)包心鉴：《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新境界》，《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3期。具体到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在政治发展中实现人的现代化，表现为个体在政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中意识到并有效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进而在管理各项国家事务过程中当家作主。这显然是只关注于政体和政治形式而漠视政治实践过程的西方政治制度所难以实现的，而能够满足的只有贯彻全过程民主理念的政治制度安排。

全过程民主的制度安排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固有认知，源自对实质民主的还原。马克思基于民主发展的逻辑，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也就是说，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在国家制度中的中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全过程民主时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11)《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5日。这些经典论述指向一点，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在政治的全过程中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2)《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7页。而这正是全过程民主所追求的。二战之后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将选举式民主作为其核心标签，“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并进而成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的革命性理论”。(13)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但是，选举只是国家诸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环节，而且除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也是民主实现的重要方式。显然自由主义的民主观所体现的只是民主的片段和程序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民主的实质，其结果是形式超过了内容，程序掩盖了实质。

二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超越了西方民众和精英对于当代政党的负面认知。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也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对政党持有极为负面的认知，认为政党就是社会中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密谋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结果带来社会撕裂与恶意对抗。“美国之父”华盛顿曾如此总结政党的弊端：“党派性总是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机构。它以毫无理由的妒忌和虚假的警报使社会动荡不安，它点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对另一方，甚至煽动骚乱和暴动。”(14)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9页。简言之，“党派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1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5 页。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社会对政党的负面认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一再证明“党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主要因素”。(16)Roderick MacFarquhar，“The Chinese Model and the Undeveloped World”,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9, No.3,1963, p.385.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认知差别，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西方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政党，在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因此，在西方，政党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在中国，政党不是竞争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和治理好的政治组织。(17)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其次，政党属性。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党，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立场，中国共产党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永远不会被利益集团所猎获，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再次，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自我革新精神实现了组织化、制度化和决策的科学化。组织化是指政党吸纳社会精英的功能。亨廷顿认为，政治转型失败的根源在于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政治体制却发展滞后。(18)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能力无疑是强大的，费正清曾感慨：“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19)John K.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470.制度化在于建立强制性的规则、程序以抑制权力最大化冲动，防止权力与权威被滥用和过度占用导致政党组织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崩溃。(20)吴清：《欧美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误区》，《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极为重视制度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制度化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标志。在决策的科学化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完善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确保权责一致、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也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专题会议、学习会议机制和统一战线等时刻保持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及时吸纳各领域的意见和建议，避免决策出现信息不对称。强烈自我革新精神则更关键，反映的是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通过内部理念、机制和制度的创新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以消极或对抗的方式将问题与责任推给外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最后，政党关系。除了共产党，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但在中国没有在野党，也没有反对党，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2)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第14页。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任何西方政党，西方政党学说也完全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回到现代化的语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能否锻造一个领导能力过硬的执政党，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以自我革命精神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3)张士海：《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红旗文稿》2021年第9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给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

三是中国政治制度表现出的绩效，超越了西方社会对于政府效能推诿低效的认知。西方国家政府体系的低效源于权力分散，这为世人所知。但问题在于分权之后没有公权力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以至于代表不同资本的政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性循环，致使政治低效趋于无解。至于推诿则一定程度上是政党政治的必然结果，政党轮替对于政党而言可以起到“责任清零”结果，但对国家发展而言必然表现为内外政策的不连贯，甚至推倒重来。这些弊端长久存在，其根源还在于西方对抗性的政治制度体系。不管是竞争性的政党选举、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还是多党构成的议会政治，背后体现的依然是竞争性的资本和利益集团对公权力的零和游戏，政府体系的推诿低效只是在这套制度体系完成权力分配之后操作层面的表现。而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制度体系和政府系统向来以高效著称，具体表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即高效；一竿子插到底，即敏捷；一张蓝图绘到底，即连续。换言之，中国政治制度体系赋予中国举世无双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略政策的执行能力，这在近年来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颠覆了西方社会对政府低效推诿的陈旧印象。

除此之外，中国政治制度还有一个被大多数国外学者所忽视的特点，就是政策执行结果的民主评估。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每年一度的“两会”和中共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其核心的议题就是阶段性总结过去一段时间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践效果。现在来看，这一点的实践价值尤其是理论价值越来越重要。因为民主是一个全过程，程序民主之后就是实践民主，而实践民主根据实践的具体绩效又可以分为可治理的民主与无效民主，其中区分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策效果民主评估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评估过程民众有没有参与，政府有没有对政策的执行和调整作出自主性的回应，有没有责任方对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担负权力行使的责任。由是观之，中国政治制度不仅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于政府官僚体系的既有认知，还远远超出了西方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范围。

四是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展现的政府功能，超越了西方国家对基于经济理性的“有限政府”的认知。有限政府的政治理念源自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论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有限政府的认知达到一个高峰。交给市场、管得越少就是好政府，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信仰。基于经济理性的逻辑，有限责任的小政府意在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但其积弊显而易见：一是公共领域的产品难以实现充足供给；二是资本不受任何限制的逐利行为带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当前欧美民粹主义的盛行看似社会阶层分裂的加剧，本质上还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低迷而日趋严峻。(24)韩爱勇：《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学习时报》2017年7月17日。从政府责任的角度看，政府和社会对资本采取盲目崇拜的非理性态度，导致资本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的，无限式地追求价值增殖，使得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25)毕国帅、张琳：《中国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理论视野》2020年第9期。资本主导而人文关怀缺失，借减少干预之名而行减少责任之实，最终沦为资本的政府，这既是小政府的积弊，也是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撕裂、持续发展难度加大的一大根源。

在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政府责任不是有限的而是基于民本思想中的“无限责任”。(26)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政府无限责任还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党来源于人民，党的存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减贫为什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历史性成就。“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7)《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这是任何有限责任政府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逐利的资本不可能自发地去反哺因为利润剥夺而产生的贫困。贫困的出现是经济逻辑的必然，但政治制度就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如果民众因为贫困而逐渐失去生活甚至生存的机会，民主权利又从何谈起。就此而言，有限责任的小政府本质上是资本捕获的产物，将公权力的运行让位于资本的逐利，社会分裂根源自此而始。

二、实现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及其独特贡献

在国家现代化的视域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显著不同就是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不一样。在空间维度上，主要的西方国家大都是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之后开启现代化进程，而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完成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在时间维度上，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讨论现代化理论、总结现代化经验时，中国正陷入徘徊不前的境地。不同起点意味着不同的任务，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和贡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一国两制”就是其中的典范。

提出“一国两制”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29)李家泉：《“一国两制”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随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在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中的实践进入新阶段。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指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06页。“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极富政治想象力的制度创建，不仅为国家和平统一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一是“一国两制”为国际社会解决国家领土统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方案。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多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战争与国家形成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32)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需要国家能够创设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敏感的领土纠纷，摆脱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证明中国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崭新的制度设计。它不仅突破了以暴力方式解决领土问题的单线条逻辑，而且在解决领土问题上体现出两个前所未有的新思维。第一，国家结构并不决定主权结构和主权行使。近代以来，国家结构只有两种：单一制和复合制。“一国两制”成功地将两种国家结构类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型国家结构形态。中国仍然具有单一制国家的结构特点，拥有单一主权、单一的国家宪法、单一的中央政府。同时也具有复合制的某些特征：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选举产生，并由中央政府批准，港澳台地区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代表，可担任国家和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33)肖立国：《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论“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在这种复合型的国家结构之下，国家主权结构依然是单一的，主权的行使和最高权威依然在中央政府。第二，将保持繁荣稳定作为国家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前提。领土主权是国家核心利益，没有回旋余地。既然领土最终要收回，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是收回一片因为战争而变成毫无生机的废墟，还是以和平方式收回一块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的热土。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战争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伤害难以评估。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的香港政策有两个目标：香港必须回归和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回归。(34)强世功：《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与国家主权建构》，《经济导刊》2019年第12期。可以看出，中国提出“一国两制”虽然是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但这一制度设计跳出了“领土”本身，而是从主权和国家战略发展全局的角度去审视，“大问题”由此也就变成可以操作的“小问题”。基于“一国两制”提出的内在逻辑，其他国家即便不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依然可以从中发现类似的解决问题的线索。

二是“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35)《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4页。制度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明形态，制度文明的内在动力与最高的善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36)韩大元：《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苏俄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制度的竞争、对抗构成了百年来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主要内容。从本源上讲，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相互借鉴是文明发展繁荣根本之道，但如何实现两种不同性质制度体系的和谐共生成为困扰人类文明发展的百年难题。而“一国两制”在主权框架内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共生、为两种制度体系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制度性桥梁，极大地拓展了政治文明的新途径。(37)韩大元：《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两种制度体系不仅不存在谁吞并谁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373页。而且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两种制度的文明互鉴也有了契机。比如，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港英当局虽然也推行官僚福利主义治理，却并无主导型的工业政策，秉持自由放任的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39)黄湛利：《论港澳政商关系》，澳门学者同盟2007年版，第208-210页。导致香港出现了高度集中的依赖金融、房地产的畸形经济结构，结果香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结构也越来越板结化，青年人上升的机会日趋减弱，说到底还是因为资本捕获了公权力。如果政府能够约束和驾驭资本，使资本以实现社会效益为目的、有限地追求价值增殖，进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40)毕国帅、张琳：《中国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理论视野》2020年第9期。则问题将不再是结构性地难以解决。换言之，香港问题的答案就在内地。同样地，香港作为当今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其制度性的经验和做法也值得内地借鉴。

三是“一国两制”的提出为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一条基本经验。提出“一国两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和平共处。在这方面，不管是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41)韩大元：《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此时邓小平同志展现了解放思想的理论魄力，早在1979年11月，他就提出：“市场经济，在封建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这一论断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此后的十余年间，邓小平同志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发展社会生产力，计划和市场又意味着什么。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373页。他针对姓“资”姓“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澄清人们思想上的误区。正是解放思想，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两种制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才有了可能。“一国两制”所反映的解放思想理论品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处理国家内部问题。1919年12月5日，列宁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希望各国人民共和共处”的思想。(4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就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和平共处原则可否解决国内问题，此前没有任何尝试。通常的做法是一个国家将在国内的成功实践拓展到国际社会，成为共识性的惯例，但“一国两制”打破常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这段历史说明，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彻底地打破思想的束缚，彻底地解放思想。这一基本经验，应该说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及其对国际政治文明发展的意义

2015年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重要思想。(4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3-254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于当今世界发展阶段的客观认识和未来美好世界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得不同地区人们生活的关联度前所未有紧密，世界各国客观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辱与共、命运相依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47)《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换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应对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的条件下形成的，(48)冯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9期。在此之前存在的只是地区价值。就此而言，共同价值的提出对于国际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具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擘画了世界各国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这意味着共同价值之下不同形态国家间的矛盾不再是“结构性的原则矛盾”，而是实践共同价值的具体路径分歧。比如，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各国情况有别，实践民主的具体方式并不必然相同。因此，实践价值方式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就不再是原则性的而是操作层面的。同样，正是有了实践共同价值之下方式的差异，具体实践所凝结的文明才是平等的，才有平等对话、相互借鉴的共同认知基础。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共同共通的话语体系。有了共同话语，各国的交流才能摆脱具体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的羁绊，才能起到消除误解、相互促进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更易于达成。全球化深度发展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国共同利益，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但是利益的一致并不必然带来一致的集体行动，原因就是国家的逐利本性会促使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出现搭便车甚至背叛行为。因此，利益一致的基础还需要价值的一致，即需要各国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而理念的坚持则需要化为具体的行动。弘扬和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要尊重各国的基本尊严，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反映到国际社会就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它们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近代以来国际力量格局对比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构成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客观基础。自诩为民主政治典范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愿提及此事，并非不明白其中的逻辑，而在于国际关系民主化会触动它们对于国际秩序的垄断所获取的利益。这也导致了西方国家国内民主无法推向国际民主的悖论，进而导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只能以“丛林法则”的方式呈现出来，难以看到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这一点上，中国倡导的民主观则具有内外的一致性，不仅要在国内实现全过程的民主，而且倡导在国际社会也推动全方位的民主。2000年10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提出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理念。(49)《中非携手合作共迎新的世纪》，《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1日。十八大以来，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了完整的国际关系民主观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系统部署，为当代国际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的国际关系民主观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0页。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51)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人民日报》2014年7月17日。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共同享受尊严：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在经济上，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要秉持“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倡导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在安全上，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要摒弃冷战思维和绝对安全的理念，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全球治理上，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两个理念尤为值得关注：一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针对以“零和博弈”为理念、以“结盟和战争”为主要互动方式的旧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现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观，其实质就是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包容而不排他”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52)徐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相互尊重是重要前提，要承认各国拥有平等的主权权利，维护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性；(53)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公平正义是核心原则，要保障国家的主权权益在国际互动中不被伤害；合作共赢是基本趋向，要为增进国家权益创造必要基础和更大空间。

近年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对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显著作用。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眼中，与中国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中国身体力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看到了大国与小国之间可以平等相处的预期前景，看到了国际政治文明进化的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解中，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个可能的目的在于中国寻求与它们同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利，这其实是以一种近乎“自我陶醉”的方式承认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功能。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也在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寻觅到了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可能。基于大国崛起的历史记忆，它们始终担忧中国崛起会不会带来新的体系战争，因为“过去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54)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显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这一判断给予了否定回答。换言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创造了大国和平相处的国际环境。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描绘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意在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客观地讲，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路径，后者是目的和方向。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国际民主理念和政治哲学，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理念指引和实践遵循。

从理念上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55)《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尊重和包容各国差异基础上，追求世界各国福祉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它体现了个别与一般的有机统一。从政治哲学上看，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试图将个别或少数国家意志强加给世界。与之不同，中国立足天下/世界的思维方式以世界观世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国家，不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同化整个世界，只是希望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56)朱雪微：《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换言之，中国以“同”观“异”，看到的是整体，故而能找到各种差异的和谐平等相处之道，进而促进各国利益的共同提高。西方国家则是以“异”观“异”，看到的只是有差别的个体，故而只发现矛盾和分歧，其方案也只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他者模仿。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就是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利益关切。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5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可以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其理念到具体实践，都蕴含着民主包容的朴素道理。“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5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73页。这段话折射出中国与时俱进的国际政治文明观，而这对于其他国家探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思考国际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富有意义的。

四、结 语

中国现代化进程成就巨大，不仅在于中国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民情和历史文化的国家发展道路，也在于中国以自己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认知。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独特优势及其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促进意义也因此逐渐呈现出来。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59)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第1页。基于对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理念，并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政治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成功实践，拓展了西方国家对于民主、政党、官僚体系和有限政府的传统认知。同时，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之所以有其独特优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和其他国家是有差异的。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在没有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国家现代化的征程。在时间维度上，中国与西方国家进入近现代的时间节点并不一致，这也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一个历史原因。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解决两个西方国家没有面临的问题：国家的领土统一和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平等的国家权利。结果我们看到，“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为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思路，为两种制度和谐共存提供了制度框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国际政治文明的发展带来中国方案。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观具有内外一致性，由国内民主可以推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显然是西方国家无法做到也不太情愿做的事情。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它的延续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未来的挑战。对当前而言，就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的挑战。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核心要素，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即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运用和评估是一个完整链条，数据也只有在完整链条上才能发挥应有作用。这就产生了整体的数据链条和相对孤立的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张力。这样一来，传统信息对称时代一人一票的选举、代议制等制度如何应对和适应数字时代新发展的要求，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设计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程序的链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因此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制度的绩效促使一些研究者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完成了从“体制转型”到“体制完善”的转变。中国从一个转型对象转变为一个分析对象，从原先的“病理”分析扩展为“生理”分析。(60)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而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系统安排可以有效回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当下谈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贡献，可能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