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程

“人们都说哥哥是民主的敌人，其实安倍才是民主的敌人。”电影《Revolution+1》的结尾，扮演山上彻也妹妹的演员对着镜头说。

9月26日，这部以刺杀前首相的凶手山上彻也的生平为主题的电影，在日本少数几家小型电影院公映。此日，正是安倍晋三国葬仪式的前一天。

就像是一柄钝锯，国葬把日本社会撕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拨阵营。一边是支持者，他们觉得安倍在政治上的功绩值得国家级别的悼念；一边是反对者，他们认为与统一教会牵扯不清的安倍晋三，死后还要浪费一大笔国家税收实在是不值得。

国葬的花费不菲，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各国政要的安保与招待。吊唁嘉宾中，现任首脑和曾担任过首脑级别的外国来宾有48人，如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等。

而中国则派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出席，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此次择人也显示了目前中日关系的“温度”。

未获得广泛支持却坚持为安倍举行国葬，岸田文雄的内阁支持率在过去两个月持续走低。但因为日本未来三年没有全国大型选举，所以他不必担心因选举而被民众“选下去”。国葬之后，如何修复撕裂的民意，重振支持率，以及挽救因日元大幅贬值而损耗的日本国力，将是岸田首相的重中之重。

六成反对

在安倍国葬之前，共同社做过一次全国电话舆论调查。

结果显示，对于安倍晋三的国葬，回答“反对”和“倾向于反对”的受访者合计占60.8%，超过了回答“赞成”和“倾向于赞成”的共38.5%。

除了共同社，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几家大的媒体都做了类似的调查，结果均大同小异，反对的人要明显多于赞成的人。可以说，安倍国葬是岸田首相顶着民意压力，强行举办的一次活动。

国葬并非日本常见的政要人物丧葬形式，二战前的法律依据是国葬令，只有皇室成员和“对国家有特殊功劳者”才可享此殊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东乡平八郎等人曾被国葬。

而二战后，国葬令随着日本国宪法的施行而被废除，国葬成为需要现任内阁首肯的“特事特办”。比如，唯一一次的吉田茂国葬，就是依据“吉田茂的弟子”、时任首相佐藤荣作的意愿决定的，距今已有55年之久。

既然不是惯例，那岸田首相执意推行安倍国葬的理由是什么？岸田于9月初的参众两院议院运营委员会的审查环节，回答了相关疑问。

他给出了四个依据。第一，安倍晋三首相任期总计8年零8个月，是日本宪政史上最长的首相；第二，安倍晋三在日本的震后复兴、经济复苏、国际交往中做出了贡献；第三，安倍被刺后，国际社会纷纷哀悼；第四，安倍晋三是在作为民主主义根基的选举期间遭到枪击的，国家有必要展现守护民主的决心。

四点依据均有事实作为支撑，并非岸田妄言。安倍被刺之时，日本民众也的确广泛同情。有确凿功绩，有气氛铺垫，为何到了国葬这一步却未得到民众支持呢？

南风窗记者结合近期日本各路媒体的讨论，归纳出了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即成本太高，对安倍晋三本人的认同分歧，缺乏法律依据。

在执政后期，安倍晋三封堵不同意见的“独大政治”令官僚揣度成风，森友、加计学园和赏樱会问题被指是对行政的“公物私用”，也加剧了公众对于政治的不信任。

花费太高，是日本民众最为广泛的共识，这一点连不少支持国葬的人也认同。

截至发稿前，虽然日本政府还未公开整个国葬的精算账单，但根据政府前期推算的16.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200万元）来看，这个数字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6270万元）的葬礼费用还高。

最开始，内阁的葬礼预算是2.5亿日元，最后的推算不但膨胀到6.6倍，实际花费还被认为将高出预算。这无疑让在疫情时期本就在努力开源节流的日本民众感到难以接受，毕竟这些钱都是来自于国民的纳税。

有人认为，日本有那么多人死于新冠疫情，連普通的葬礼都没有，为什么要给安倍特别待遇，动用国民税金举行国葬？

比起国葬，国民们更愿意看到这些钱被用更为实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上。

复杂人物

对安倍晋三本人的认同分歧，则是自他执政起到遇刺身亡，都未曾改变的事。

的确，安倍晋三的外交功绩与经济政策效果，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但作为保守派他为了摆脱战后体制，一系列“重新解释”宪法、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操作，也让很多爱好和平的国民感到不满和担忧。

在执政后期，安倍晋三封堵不同意见的“独大政治”令官僚揣度成风，森友、加计学园和赏樱会问题被指是对行政的“公物私用”，也加剧了公众对于政治的不信任。

在刚刚遇刺之时，作为一个离任的老首相，安倍让大多数国民寄予同情，但转机发生在行凶者山上彻也被捕后被曝出的苦痛经历。

人们发现，因为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本应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这件事，更加值得同情。而他们的前首相，竟然和这个“鼓励信徒过度捐款”的宗教团体有着不清不楚的关联。

随着统一教会的信息不断被挖掘，更多的国民认为，一些政客为了谋取利益，与宗教团体联手掠夺了弱势群体，才使得这样的悲剧不断在社会上上演。

鉴于社会观感、政治权力的影响以及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自肃，关于安倍家族与统一教会的报道逐渐在大众媒体中销声匿迹，这样的话题变成了媒体都不愿触碰的“禁区”。对于民众而言，其知情权和探究真相的欲望并未得到保护和满足。

与田中角荣那种被民间广泛爱戴的政治人物不同，安倍晋三在日本是毁誉参半的复杂人物。

不喜欢安倍晋三的人很多，爱好和平的人不喜欢他重新解释日本和平宪法，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崇尚自由的人，厌恶他对新闻媒体进行强硬压制，使媒体从“第四权力”降格成了“善读空气”的小团体；重视公平的人，认为他很多腐败问题都没有得到清算，包括对此次与统一教会关联的说明，也不够详实；支持平权的人，对他未能兑现彻底改变几个世纪来父权统治地位的承诺也很失望。

即便是知名的“安倍经济学”， 那个推行大规模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刺激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也被指引发贫富差距加大和财政状况恶化，社会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资格被国葬吗？至少从民调来看，近一半的人表示了不满。

在安倍国葬仪式上，岸田首相悼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为了摆脱战后体制，您将防卫厅升格成能够独自编列预算的防卫省，制定国民投票法，为宪法改正之路搭起一座大桥。”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特定秘密保护法》等，都是您历经千辛万苦才通过的法案，也因此让我们国家的安全获得了加倍的保障。”

“在内政上您鼓励年轻人，特别是期待让女性更活跃。努力透过降低育儿的负担，提升人民生儿育女的意愿。提高消费税，并把增加的国家收入作为减少育儿费与学费之用。”

这几句肉麻的话，在一部分日本民众听来，恐怕非但没有被感动到，还会觉得讽刺。

尴尬的吊唁外交

如上文所说，安倍国葬的法律来源，是《内阁府设置法》。简而言之，就是现任内阁觉得这事得办，咱们就得办。

这样的法律依据，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有点简单粗暴，颇有一种强制吊唁的感觉。日本鲜少国葬，上一次还是1967年，为何突然又开始搞国葬，仅凭岸田内阁的独断专行吗？

1975年前首相佐藤荣作逝世，日本曾为其举行战后唯一一次“国民葬”，也就是由国家支付一部分葬费，再由政府及政党等团体支付余下费用。但排除吉田茂与佐藤荣作，历任战后首相逝世，举行的均是“合同葬”，即由内阁、国会或所属党派与遗族等共同操办。

安倍国葬的强行推进，被外界认为与岸田的策略有关。由于未来两三年内没有国政选举，比起国民支持率，党内的支持对他更为重要。

日本宪法专家小林节认为，举行国葬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即国会的决议，而本次国葬的决定仅仅是以内阁决议的形式，最多只能称为“内阁葬”。二是必须在国民中形成“值得国葬”的共识，这一点安倍显然并未获得。

安倍国葬的强行推进，被外界认为与岸田的策略有关。由于未来两三年内没有国政选举，比起国民支持率，党内的支持对他更为重要。2024年9月自民党将迎来总裁选举，安倍的“清和会”是自民党最大的派阀，其势力远超岸田自身领导的“宏池会”，岸田需要团结这拨人，保证这一势力继续支持自己。

也有专家认为，国葬引起的争议也在岸田的预料之中，打击安倍形象、削弱“安倍派”影响，客观上也有帮助岸田巩固自民党总裁地位的作用。

原本为安倍举行国葬，如果能让世界各国领导人到日本齐聚一堂，那么在外交方面可算重大成功，对于岸田政权来说是加分项。但这次在G7其他六国中，没有一国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参加安倍国葬，级别最高的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这个效果显然并没有达到日本“吊唁外交”的预期。

特别是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对比，安倍的国葬就更加相形见绌。女王的葬礼上，美国总统拜登等世界多国元首纷纷出席，甚至日本天皇夫妇也来了。而安倍的葬礼上，来的政要级别就低了不少。

女王葬礼上中国派出的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而安倍国葬上中国派出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这一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也显得意味深长。

“本人在此誓言会在您架好的地基之上，把日本、这区域、世界打造成更好的地方。”在悼词的结尾，岸田文雄这样说道。但面对现在不足三成的民众支持率，岸田脚下的“地基”恐怕并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