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日前，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香奈儿（CHANEL）完成了数年的集团架构重组，位于伦敦的CHANEL LIMITED正式成为集团的母公司。此外，包括运营和财务在内的部门也将从巴黎迁至伦敦。

经过这一番操作，外界认为，这家公司的总部，实质上正在从巴黎迁往伦敦。香奈儿创始于1910年，之前的总部一直位于法国巴黎。

无独有偶。在疫情席卷全球的这两年，另外两家源于欧洲大陆的企业巨头，也决定将总部设在伦敦。

2020年6月，全球日化用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宣布放弃其使用了近90年的英荷双总部（以英国伦敦和荷兰鹿特丹为总部）运营模式，将唯一全球总部设在伦敦。

2021年11月，全球石油巨头荷兰皇家壳牌也宣布，决定将公司总部从荷兰海牙迁至伦敦。

跨国企业犹如逐利而行的全球化巨型机器，它们擅长根据要素成本、税收利益以及风险规避等因素，不断调整价值链的空间配置，选择那些可以利润最大化的城市落脚。

当然，被诸多巨头选作总部所在地的伦敦，也并不一定就是它们的“最终归宿”。但不可否认，企业巨头的总部迁徙，愈发成为了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的新变量。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国内，这种迁徙都时有发生，这一趋势和它背后的逻辑，势必值得那些有着雄心的城市去关注。

全球性“能级”

企业迁移总部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一个是提高效率，一个是规避风险。

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企业需要选择生产要素或中间品可得性更高、获取成本也更低的地方。很多产业都会呈现出集群式发展，行业巨头也会选择临近产业集群的地区设立总部，就是这个原因。另外，距离市场和消费者更近，也能提高效率。比如，钢铁公司的总部便多位于上游的铁矿或者下游的汽车产业集群附近。

第二个原因对跨国公司来说，也愈发变得重要。风险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包括了政治博弈带来的经营风险、税收风险，还有全球金融市场的汇率风险等。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经博弈的加剧，一些企业开始选择将总部迁移到相对中立、同时也能避开这种博弈直接冲击的第三国。这样的例子，这几年正在变多，新加坡是最大的受益者。

香奈儿选择伦敦具体是哪一类，很难界定，但很明确的一点是，这家奢侈品巨头至少更靠近客户了。自从疫情暴发以来，伦敦的房价一直呈现涨势。即便再回溯10年，这个趋势依然是存在的。显然，能在伦敦持有私人物业的人，必然是奢侈品公司最具价值的忠实客户。

东欧、西亚、南亚和非洲的富人都在奔向伦敦，以便躲避疫情、战争、暗杀以及对私有产权缺乏有力保护的恐惧。伦敦对富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并非只限于英语国家，它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其富人去伦敦定居的欲望，反而远远低于母语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富人。

相比伦敦，作为奢侈品品牌大本营的法国巴黎，同为世界性城市，辐射力就要差一点。巴黎的辐射力更多是局限于本国、环地中海沿岸和其他的前法语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这种辐射力也正在减弱，很多前法语殖民地的离任政客和“首富”，都会选择伦敦久居，而非选择巴黎。

从近年这几件欧洲跨国公司的总部迁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所有人都面临更多外部不确定性的时代，跨国公司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级更高的城市去配置资源。

因此，对奢侈品公司来说，伦敦的确是全球有钱人最多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这里最靠近市场和客户。此外，伦敦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融资便利性，也是欧洲其他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因此，一些分析师认为，香奈儿选择伦敦也可能是为未来的上市做铺垫。

之前，壳牌选择伦敦主要是因为税收问题，荷兰政府与壳牌就15%的股息预扣税税率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其次，壳牌管理层对双总部模式带来复杂的公司结构也不甚满意，因此希望借着设立单总部的契机，处理好公司股权和治理的有关问题。

此外，2020年联合利华在宣布将总部设于伦敦时也表示，取消双总部能够简化公司结构。换句话说，同为具有欧洲大陆强悍小国—荷兰“血统”的日化巨头，其更换总部的原因和壳牌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即随着疫情袭来，公司面临新的外部环境，必须理顺结构，提高效率，应对新的挑战。

那么，既然为了提升效率，要把双总部变为单中心总部，为何不迁回“龙兴之地”荷兰，而是要去伦敦呢？外界分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上述的税收因素等，这些理由的确存在。但从根本上来说，跨国巨头选择城市的终极理由依然是城市的能级，以及这个能级给股东带来的经济价值。

“低能级”也有机会

能级，听上去很抽象，其实很容易理解。比如，跨国公司A同时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上市，从本质上讲，这等于将企业的上市股权分散到两个交易所分别上市。显然，伦敦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阿姆斯特丹，伦敦的机构投资者无论数量还是体量，也远比阿姆斯特丹更大。因此，理性的公司都会将更多的股权放在伦敦上市，也就是说来自伦敦的股东必然话语权也更大。

股东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显然希望与总部管理层有更多的交流，双方的物理距离还是挺重要的，并非无足轻重。因此，伦敦必然是投资者眼中公司总部的首选。除非荷兰在税收或其他领域，能够提供足够有利于增加股东利益的“优惠”，否则基于分割上市背景下的股东力量对比，伦敦胜出也并没有什么意外。

實际上，联合利华和壳牌是三地上市，除了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上市之外，还在纽约上市。

可以说，从近年这几件欧洲跨国公司的总部迁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所有人都面临更多外部不确定性的时代，跨国公司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级更高的城市去配置资源。

但是，城市的能级并非短期可以改变，那么，能级较低的城市就没有任何机会吗？未必。波音公司的迁徙案例就值得研究。

2001年，波音将全球总部从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搬至中部第一城芝加哥；2022年5月，波音又宣布将把总部从芝加哥搬迁到阿灵顿。阿灵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但它的优势是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沿河相望，距离联邦政府非常近。

波音崛起于美国西北部“边陲”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它最初的总部位于西雅图带有很大偶然性。公司创始人威廉·波音曾经是一名西雅图的木材商人。20世纪初，飞机机身都是木材做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威廉·波音曾是飞机产业的上游供应商。后来，他搞了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扩张，从木材供应扩展到了下游产业，做起了飞机器材供应。

从木材供应商到飞机制造业，波音自然选择了西雅图作为创始总部。这个过程看上去很偶然，其实仔细分析，也会发现这是一种必然。20世纪初，人类最初的简易飞机喜欢用北美云杉做机身的材料，莱特兄弟试飞的飞机就主要是用这种木材做成。北美云杉的主要产地刚好是美国的西北部。因此，完全可以说威廉·波音的“歪打正着”，其实也是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必然。

二战是飞机制造业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军需订单让波音公司获得了飞跃式发展。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飞机大战，让濒临太平洋的美国西部成为飞机制造业中心有了地理上的优势。于是，种种看似偶然的因素蕴含着必然的趋势，最终，让波音的总部长期留在了西雅图。

2001年，波音总部搬迁到芝加哥的原因，一是芝加哥的城市能级更高，作为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芝加哥的能级优于西雅图。另外一个原因是税收的因素。当时，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市在20年内将向波音提供超过6000万美元的税收优惠以及其他激励措施。因此，外界也认为，现在刚好是20年的税收优惠到期了，所以波音要搬了。

但这些不是全部原因。

并非赢者通吃

其实，波音搬迁到阿灵顿，更重要的因素是距离“大客户”更近。

波音的飞机制造包括了民用和军用，美国国内军用市场不用说，最大客户自然是联邦政府。而如果要争夺国外市场，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联邦政府依然是最重要的“中间人”或者说“推销员”。

并非只有能级更高的城市是受益者、可以赢者通吃，有着特殊优势的非核心城市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

这两年，即使在美国国内的军用飞机市场，波音也越来越面临着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曼和通用电气等对手的竞争。在这个时候，搬到距离联邦政府一步之遥的城市，显然是明智之举。这里的城市能级远低于芝加哥，甚至还不如西雅图，但这不要紧，股东要的是近距离搞定客户，提高企业价值。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波音公司的搬迁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全球经济面临众多新变量的时代，大型企业往往会重新思考价值链的空间配置，从而提升效率，应对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只有能级更高的城市是受益者、可以赢者通吃，有着特殊优势的非核心城市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

在全球经济被疫情笼罩的这几年，中国经济体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中国的大型企业群体也变得更加强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中国也出现了大企业总部迁移的情况。

2021年，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将总部设在上海。同年，中国电子集团总部迁驻深圳。在更早的2016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

以上央企的总部要么在北京，要么重组前分散于各地，而本轮选择在上海或深圳设立总部的原因，固然有更高层面出于区域发展更加优化的考虑，但不可否认，搬迁后的企业无疑从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了自己的市场和客户。

必须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央企并非处于石油和电力这类垄断行业，而是处在竞争领域或者存在部分竞争的领域。也就是说，它们有提升效率的市场压力。在这个意义上，从空间配置等维度，理顺企业的价值链，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就不足为怪了。

显然，中国的央企群体中这一类企业并不止以上几家，即便它们不会外迁总部，但旗下多元化产业板块在空间上进行重新优化，还是存在可能性的。这正是一些城市吸引外部优质要素的宝贵机会。

对一座城市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城市能级显然不容易。任何城市的能级都是政治、地理和經济等多种因素交织，并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为周期而长期作用的结果。在无法改变城市能级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吸引大型企业在重新配置资源价值链的过程中有所倾斜，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