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志文，章 倩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会计学院，安徽合肥 231201）

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1]。近年来，数字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智能化、数字化，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生存和交往方式，重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由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转变，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AI、VR、AR 等数字技术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信息——物理——生物系统，强调人机互动和人机协作，改变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使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界限逐步消失，实现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逐步融合[2]。数字经济逐步渗透到生产、教育、医疗健康、交通、社区管理、生态维护等领域，形成智慧农林业、智能制造、“互联网+教育”、数字政府、数字金融等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使企业管理、政府政务、社会公共服务实现数字化、智能化[3]。

1 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工作的影响

现阶段，企业管理者充分意识到数字经济具有成本节约、规模经济、精准配置和创新赋能等效应[4]，逐步加大数字经济投入力度，加强企业财务工作的数字化建设。借助于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创新企业财务工作模式，涌现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云”“云会计”“财务机器人”等财务工作新模式，对企业财务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工作流程、组织架构、财务决策、财务舞弊监管产生重大影响。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引入，打破了企业财务工作的时间限制，拓展了财务工作的空间范围[5]。财务人员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的财务系统，开展线上业务，能快速、便捷地完成合同处理、单证签发、款项支取等财务活动。

从业务流程上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务工作数字化、智能化，使财务信息系统内部业务理系统与外部业务管理系统衔接更加紧密，不同务之间实现了自动匹配和充分授权，简化了部分单、重复、机械化的业务活动（如记账凭证填制、账登记、报表编制），优化了企业整个财务工作流程。

从组织架构来看，企业需要重新构造组织架构以适应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财务工作环境。企业将传统的金字塔直线型、矩阵型组织结构发展为共享服务平台、高度去中心化的新型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的组织部门（如数字分析部门、网络安全部门）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不确定性[6]。

从财务决策方面来看，在数字经济潮流推动下，财务信息趋于扩大化、复杂化、多元化、工厂化，企业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对海量财务信息进行挖掘、分析，从而为财务决策提供专业化实时支持及量化层面控制，以降低财务人员在信息获取、加工、输出、反馈等环节中因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所带来的决策风险，提升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和财务人员工作效率。

从财务舞弊监管方面来看，数字技术促使企业各项财务监管工作由线下转移至线上，企业财务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各级监管部门和媒体能够时刻聚焦企业财务舞弊信息，对财务人员的财务舞弊行为进行实时监管，减少企业财务人员利用自身拥有信息优势及会计管理工作的权限进行非法会计操作从而获取利益的机会[7]。

2 MBTI人格类型理论和非理性行为理论

2.1 MBTI人格类型理论

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人格类型理论认为个体的价值观、行为、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差异是由个人性格类型不同所造成的，因此MBTI主要用于个人性格评估测试，用于衡量和描述个体在获取信息、决策、生活方式的心理倾向和性格类型。该指标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Isabel Briggs Myers）和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 Cook Briggs）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8种MBTI人格类型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并扩展到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4个维度，其中每一种人格类型相互交叉组成16 种人格类型[8]，其MBTI 人格类型维度和MBTI 人格类型具体情况见表1、表2。

表1 MBTI人格类型维度

表2 MBTI人格类型

2.2 非理性行为理论

现阶段对于非理性行为的界定也较为模糊，通常非理性行为是相对于“理性行为”而言，是指“为理性所不能理解”或者“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一种行为，该行为主要受到个人情感、直觉、下意识或者灵感的影响。非理性行为一般认为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表现出行为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羊群效用、过度自信、损失厌恶、禀赋效应等。

对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最早由Adm Smith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市场上都是以理性原则为前提进行决策。Herbert Simon 提出“有限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由于知识和计算能力有限不能同时处理数量过多信息，指导人们进行决策依靠情感、理念和经验，而不是逻辑思维和数学分析。Gary Belker 认为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一并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Daniel Kahnemand认为不确定的情境中，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显著偏离“理性人”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决策者自身的性格、价值观以及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3 研究假设与分析

3.1 问卷调查的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以企业财务经理、会计、税务专员、成本会计、内部审计、出纳等基础财务岗位的财务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问卷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参与人员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第二部分为参与人员MBTI人格类型测量；第三部分为参与人员行为测量，主要数字技术对参与人员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羊群效应及过度自信影响的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由低（1 分）到高（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和“非常同意”，利用问卷星、QQ、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发放。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303 份问卷，回收303 份问卷，所回收的问卷全部为有效问卷。

经过MBTI人格类型测试，财务人员人格类型排在前四的分别为ESFJ、ESTJ、INTJ、ISFJ，故在研究过程当中，将ESFJ、ESTJ、INTJ、ISFJ四种人格类型作为财务人员非理性舞弊行为的主要研究对象。

3.2 各变量假设的提出

3.2.1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注意力方向对人格类型的影响

根据MBTI 人格类型理论中注意力方向维度，将个人人格类型分为外倾型和内倾型。外倾人格类型的个人更加关注外部世界，而内倾人格类型的个人较关注自我内部状况。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实现了万物互联，强化了财务人员视觉、听觉、触觉，拓展了财务人员注意力的出发位置及沟通对象的空间位置，加快财务人员注意力方向转移，能快速、有效地调控财务人员情绪。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注意力方向与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2.2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认知方式对人格类型的影响

根据MBTI人格类型理论中认知方式维度，将个人人格类型分为感觉型和直觉型。感觉和直觉主要是个人收集信息的两种不同方式，具有感觉型人格类型的个人关注真实存在的事实和信息，但具有直觉型人格类型的个人注重基于事实和信息的含义、关系和结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财务人员利用互联网、各种应用程序能快速查询、收集个人所需信息；同时互联网平台、各类应用程序也能通过数字技术抓取、分析个人浏览记录，及时向个人推送所关注或感兴趣信息。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认知方式与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3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判断方式对人格类型的影响

根据MBTI人格类型理论中判断方式维度，将个人人格类型分为思维型和情感型。思维与情感主要是个人对事物的判断方式，一般认为具备思维人格类型的个人比较注重客观事实并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而具有情感人格类型的个人会从自我价值出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会变通执行规章制度，尊重、照顾他人情绪。在数字经济时代，财务人员能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获取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反馈，提高信息分析结果准确性，降低由非理性因素导致财务人员判断错误风险，使财务人员决策更加合理。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判断方式与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4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生活方式对人格类型的影响

根据MBTI 人格类型理论中个人喜好的生活方式维度，分为判断型和知觉型人格类型。具有判断人格类型的个人一般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生活方式比较有序；而具有知觉人格类型的个人有较强的适应性，比较关注新信息、新变化，个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灵活、随意和开放。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开启人类社会智能化交互式生存方式，生存客体虚拟化、生存中介智能化和数字化，改变财务人员生活方式、工作流程和工作环境。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生活方式与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5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人格类型对羊群效应的影响

羊群效应是指个人在生活、工作当中对某一事项盲目跟风，产生盲从的非理性行为。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财务人员有更多渠道和方式便捷获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由于财务人员获取信息渠道和方式不一样，使财务人员工作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不完全的现象，但为保证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财务人员会不自觉参照现有相同或相似案例做出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并做出不受相应惩罚的判断，进而做出相同财务舞弊的决策[9]。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5：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人格类型与羊群效应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6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人格类型对过度自信的影响

过度自信是指个人因受到年龄、工作经验、学历等因素影响，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系统性低估某类事项而高估其他信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会计、审计、内部控制等各项工作由线下转移到线上，企业财务活动监管得到加强。但在财务人员自身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机构和政府监管不力以及法律制度缺失的干扰下，财务人员会高估自己的能力，错误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进行舞弊且自己的舞弊行为被暴露的概率极低[10]。在过度自信心理的驱动下，财务人员不会考虑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做出能够逃避监管及处罚的判断，进而做出财务舞弊的决策。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6：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人格类型与过度自信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3 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论述，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MBTI人格类型对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图1 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图

其中，对于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对MBTI人格类型的影响，自变量分别为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因变量分别为ESFJ、ESTJ、INTJ、ISFJ四种人格类型；第二步为MBTI人格类型对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自变量分别为ESFJ、ESTJ、INTJ、ISFJ四种人格类型，因变量分别为过度自信、羊群效应。

3.4 数据分析

3.4.1 样本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男性占比7.14%，女性占比92.86%，由于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财务工作基础性岗位，女性财务人员性格特征符合财务基础性岗位对从业人员严谨、细心、谨慎的工作要求，加之基础性岗位工资待遇较低，因此本次问卷调查财务人员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比例；年龄结构分 布，20～30周岁占比57.14%，31～40周岁占比42.86%；学历分布情况，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50%，本科学历占比46.43%，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3.57%；企业工作年限情况，1～3 年占比17.86%，3～5 年占比10.71%，5～10 年占比32.13%。综上所述，样本选取的财务人员年龄在20～30周岁，基本上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能够快速接受新事物并掌握新技术，具备一定的情绪调控和单独决策能力，基本符合本次研究要求。

3.4.2 信度、效度检验

整体量表Cronbach's Alpha 值为0.852，均大于0.7，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KMO 为0.83，大于0.7，且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P＜0.05，问卷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3.4.3 相关性分析

研究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系数表

根据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相关系数较小，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3.4.4 回归分析

财务人员的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对ESFJ、ESTJ、INTJ、ISFJ具有一定的影响，通过逻辑回归分析能够初步了解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对个人人格类型的影响程度结果见表4。

表4 人格类型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注意力方向能够显著正影响财务人员ESFJ、ESTJ、INTJ、ISFJ人格类型，即假设H1 通过检验；认知方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财务人员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即假设H2 通过检验；判断方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财务人员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即假设H3 通过检验；生活方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财务人员ESFJ、ESTJ、INTJ、ISFJ人格类型，即假设H4通过检验。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人格类型（ESFJ、ESTJ、INTJ、ISFJ）对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羊群效应、过度自信）的影响。其结果见表5。

表5 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由表5 可知，将羊群效应作为因变量，ESFJ、ESTJ、INTJ、ISFJ 作为自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5 成立；将过度自信作为因变量，ESFJ、ESTJ、INTJ、ISFJ 作为自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P 值均小于0.05，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6成立。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4.1.1 数字经济对财务人员人格类型具有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人员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与ESFJ、ESTJ、INTJ、ISFJ 等人格类型呈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小，影响较弱；ESFJ、ESTJ、INTJ、ISFJ 人格类型与羊群效应、过度自信非理性行为呈正相关。现实生活中，财务人员的人格类型取决于多种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使财务人员个人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有限影响财务人员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以及对待生活、工作态度。

4.1.2 企业应当关注具有外倾型和感觉型人格类型财务人员

研究发现，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极容易受到财务人员个人的情感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情感和情绪使财务人员工作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企业在治理财务人员非理性舞弊行为时，应尽量关注ESFJ、ESTJ、INTJ、ISFJ 四种人格类型当中具备外倾型、感觉型人格类型的财务人员。具有外倾型、感觉型人格类型的个人对外界因素变化更加敏感，极易受到外界干扰并被外界因素左右个人的行为，极容易将个人情感和情绪带入工作当中；此外企业还要关注性别、年龄、学历、学识、生活和工作经历等因素对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以规避由财务人员非理性财务舞弊行为带来的财务风险。

4.1.3 数字技术促使财务舞弊方式和手段创新

现阶段，数字技术不断渗透企业的各个环节，使企业财务工作更加公开化、透明化，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但企业财务人员受到羊群效应、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影响，要充分利用现有数字技术、制度、监管的漏洞，不断创新财务舞弊方式和手段，以逃避数字化监管。

4.2 政策建议

4.2.1 政府层面

首先，政府抓住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建立财务人员网络警示教育平台，通过教育平台加强财务人员职业道德、心理、财务技能教育，使财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其次，政府建立和健全企业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制度，督促、指导企业完善信息网络披露机制，使企业财务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最后，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云、财务机器人等智能化、数字化财务系统，实现财务人员信息获取、信息发掘、信息处理智能化和数字化，使财务人员财务决策判断更加合理化。

4.2.2 企业层面

首先，企业建立和完善财务监督管理机制，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财务人员非理性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风险；其次，企业应当在财务人员入职时进行职工人格类型测试，选择人格类型与岗位需求、企业发展需求、企业文化相符的财务人员；第三，企业在充分考虑过度自信、羊群效应等非理性因素基础上，结合财务人员自身价值和企业价值，设计具有非理性因素考核制度或评价体系；最后，企业应当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同时正确引导财务人员使用数字技术，提高企业财务工作的效率。

4.3.3 个人层面

首先，财务人员充分利用各种数字化学习平台，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抵制在工作当中的不良作风；其次，积极寻找控制自我情绪的方式和方法，学会洞察自我情绪和他人情绪，努力克服不良情绪在工作当中的负面影响；最后，掌握正确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运用理性的思维在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