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辰

（西安翻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提升农村基层建设和基层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策略和现代化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转型进程的不断发展，为了顺应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国内具备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农村地区纷纷开始建设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链［1-2］，且针对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的社会效益的评价预测模型纷纷涌现。出于评价模型的客观性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的目的，国内学者利用熵权法在能源系统、学术专利侵权等领域进行了相关的评价和分析［3-6］。本次研究也基于熵权法和TOPSIS分析法，构建了红色旅游示范工程评价的效益评价模型，利用极值标准化和最优最劣解的方式提高模型的评价性能，以期能为国内的红色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一些评价标准和预测指导。

1 基于红色旅游文化建设的基层实践评价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确定

传统的文化建设常常采用德尔菲法或层次分析等主观赋权方法，为了凸显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设中指标处理的客观性，研究采用熵权法进行权重赋值。研究的一级指标设置以红色旅游文化工程建设为基础，该指标综合反馈农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村民的生活发展水平［7］。笔者通过定量化的红色旅游文化建设指标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居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进行量化数据分析，使指标评价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极致标准法统一指标数据的区间范围，提升模型的可比性，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式（1）中，maxxij表示指标j在第i年的初始数据的最大值；minxij表示指标j在第i年的初始数据的最小值；xij表示指标j在第i年的初始数据；x′ij表示指标j在第i年的标准化后的数据。一级指标确定之后，二级指标则需要对一级指标中的基层治理能力以及居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进行全面反映。某市的红色旅游文化村建设示范工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上进行，其经济总体目标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而红色文化传承是其次要目标［8］。同时，基于基层建设的目标，构建红色旅游产业的最终评价标准为经济产业兴旺、红色文化树立风尚、生态环境宜人、基础治理有效凸显，因此，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包括了经济生活水平、生态环境水平、社会治理水平、文化传承水平。得出具体评价指标之后，构造评价因子指标矩阵，其数学表述如式（2）所示。

式（2）中，V表示评价因子指标矩阵，Xij则表示第i个时间序列样本的第j项指标值，m表示红色旅游文化基层建设指标体系的时间年份样本数量，n表示评价指标的数量。A表示时间单位下的样本数据，B表示评价指标下的权重。某市红色村示范工程建设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农村基层治理的增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以及村民的脱贫攻坚战的不断前进。研究从对4个二级指标的具象化分解和示范工程的统计资料中构建三级指标，最终形成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的公共交通覆盖率、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率、红色故事博物馆数量等15个三级指标。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评价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中，经济生活水平建设成效的评价依据从农村村民的整体收入、红色旅游第三产业及金融服务、农村红色旅游第二产业建设4个方向选取，红色旅游产业建设的经济成效目标是改善农村产业单一、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而文化传承水平指标下的4个三级指标具象分解根据农村文娱设施、红色文化宣传建筑、红色文化教育3个方向完成。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在红色旅游建设中的体现具体可以分为村民的物质保障、精神文明构建、宣传力度以及公共服务水平4个角度。最后，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成果则在旅游产业推动交通设施建设、旅游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建设、农村生活环境和村民卫生健康的管理3个方面。

图1 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1.2 红色旅游文化基层建设体系模型的构建

对于乡村建设指标的评价方法，常用的包括了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然而由于红色文化建设内容中的影响因素较多，数据处理难度增大。因此，出于数据清晰处理、减少主观因素影响以及明确运算步骤的目的，本研究采用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9］。通过对评价指标矩阵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而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其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式（3）中，Et和Ej分别为宏观影响因素t和微观影响因子j的影响评价信息熵，m表示样本数量，K为玻耳兹曼常数，K=1/lnm。P表示宏观指标中所包含的微观指标数量，其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式（4）中，X′it表示第i个时间序列样本的第t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得出指标的信息熵之后，计算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影响因子的指标权重，其计算表述如公式（5）所示。

式（5）中，wt和wj分别为宏观影响因素t和微观影响因子j的指标权重，L为宏观影响因素的数量，n为微观影响因素的数量，0＜w＜1，同时根据W=wt×wj计算得出三级指标微观因子的综合权重。计算得出权重之后，利用TOPSIS法中的最优解SO=（maxXi1，maxXi2, …，maxXim）、最劣解SW=（minXi1，minXi2, …，minXim）对评价因子进行距离检测，如果评价因子距离最优解最近而离最劣解最远，则该影响因子达到评价指标的最优值［10-11］。因此，影响因子与最优解的欧式距离和最劣解的欧氏距离计算公式如式（6）所示。

式（6）中，dOi和dWi分别表示最优解的欧式距离和最劣解的欧氏距离，和分别表影响因子的最优指标值和最劣指标值。最后通过最优解距离和最劣解距离计算影响因子的贴近度，其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式（7）中，Ci表示第i的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的效应评价，其值越大，表明红色旅游产业建设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的基础治理效益最好［12］。根据红色旅游产业示范工程的社会效益划分出三级指标评价体系，构建效益评价模型，其结构流程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得知，红色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评价计算依赖于TOPSIS分析法的距离计算，而在欧式距离计算中，需要影响因子的权重参数。因此本研究利用极值标准化统一评价指标数据，并通过熵权法计算不同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最终构建出红色旅游产业项目的效益评价模型［13］。

图2 效益评价模型的结构流程图

2 红色旅游产业效益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次试验以某市的红色村旅游产业建设工程为实例，该项目从2016年开始正式实施，经过1年多的建设，村容和改革服务设施改善极大，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也处于稳步增长的阶段，因此本研究通过模型分析该市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的具体成效，并量化为数值。首先采用熵权TOPSIS分析法得出15项三级指标的信息熵和权重，得出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和信息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4项二级指标中，总体权重最高的是经济生活水平，总计权重为31.32%，其内的4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均在6%～10%的区间内，所占权重最高的指标为居民的旅游商户参与比例，表明村民参与红色旅游个体商户对经济效益和整体效益的贡献最为突出。

权重排名第2位的二级指标为社会治理水平，总计权重值为26.09%，其内的4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处于5.54%～8.75%的区间内，权重占比最大的三级指标为村规及治理满意度评价指标，表明红色旅游产业建设对基础治理的改革效果明显，村民普遍对治理改革后的基础管理现状较为满意。

权重排名第3位的二级指标为文化传承水平，其总体占比为23.96%，其内部权重最大的三级指标为红色主题公园及广场数量，权重值为7.05%，最小的三级指标为革命遗址修复使用比例，其权重为4.60%。数据表明，在红色文化建设中，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建筑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对当地的综合评价的提升比重最大。

权重排名第4位的二级指标为生态环境水平，其内部仅含有3项三级指标，分别是农村的公共交通覆盖率的权重为7.36%，农村绿化覆盖率的权重为4.59%，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的权重为6.68%，生态环境水平二级指标的权重总计为18.63%。得出权重之后，按照表1中的三级指标编号，计算每个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其分布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15项三级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的分布趋势几乎等同，两者指标值的关系表示为最优解的指标值是最劣解指标值的2倍。根据指标的最优解计算出二级指标和综合效益与最优解的欧式距离和最劣解的欧氏距离，结果如图4所示。

图3 三级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分布

图4中D+表示二级指标与最优解距离，D-表示二级指标与最劣解距离。从图4可以看出，近6年来，某市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的最优解距离和最劣解距离变化较小，并且分布对称。而经济效益以及文化效益指标的最优解距离和最劣解距离的波动最大，并且不具备对称性，这表明6年内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发展波动较大。而社会基础治理指标和环境指标的距离波动大，但是整体呈对称分布，表明两者处于稳步提升的趋势。根据综合指标和4项二级指标的最优解距离和最劣解距离，计算6年来某市文化旅游产业内部二级指标的综合排序评价，具体如图5所示。

图4 2015～2021年4个二级指标及其综合效益的欧氏距离比较

图5 2015～2021年某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综合评价

从图5可以看出，某市的经济效益从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成之后，快速增长，但是在2020年由于疫情而使文化旅游产业遭到打击，经济效益发展势头略微下降，而在2021年又逐渐开始上升。但在环境和治理中，除了2017年的社会基础治理效益的排名靠后之外，其余时间的排名均在第1～3位，表明在红色旅游产业建成之后，当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基础治理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在疫情的经济效益打击下，社会基础治理和环境效益反而有所上升。根据模型得出的结果，可以预测红色产业的发展趋势，即为经济效益摆脱疫情的影响，逐步展现出发展的潜力，环境效益和社会基础治理将长期受益于公共设施和基础管理服务。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效益趋于一致，多元化产业局面的形成将在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成之后逐步形成。

3 结论

为了验证所构建的熵权TOPSIS分析模型在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效益评价中具备实效性，本研究以某市的红色旅游村建设示范工程为例，计算了工程内部指标体系的权重和最优解、最劣解分布。并通过最优解最劣解计算4项二级指标的距离贴近度，最后，利用模型得出的结果，预测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内部指标的占比。本研究结果表明，4项指标中经济生活水平的总计权重为31.32%；社会治理水平的总计权重值为26.09%；文化传承水平指标的总计权重为23.96%；生态环境水平的权重总计为18.63%。此外，4项指标中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受疫情打击后的排名在2020～2021年较为靠后，而环境效益和基层治理成效的排列靠前。由于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样本较单一，农村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范围还十分有限，因而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