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森

至少在两个向度上，文学一直在不断变化：一是朝里，向内心走，不断把细微的情绪放大，以繁复的叙述书写瞬间的电光石火之变；一是向外，不断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不断把更多的新现实纳入关注的视野内。中国文学里强大的农耕传统，跟我们强大的历史一样，曾在很多年里“坐北朝南”，正位得是“北”，然后视野不断往外扩，逐渐南移——而现在，在文学视野不断南移的过程中，终于到了陆地的尽头，海洋扑面而来。类似“新南方写作”这样的说法，必然会被提出来；对海洋的关注，也必然会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其新，因为其陌生，因为其动荡不安的特质，海洋里咸腥的风灌注到了文学之中。

近几年里，书写海洋忽然成为一种写作的风潮，南方的、海边的故事，逆着外扩的目光，逐渐“北上”，被文坛关注。徐福伟发表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2期的《有效的抵达——202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关键词”》中，就有一个关键词是“海洋文学”：“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及思维惯性，甚至是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乡土文学影响深远，曾几何时占据文坛的半壁江山。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海洋意识的逐渐觉醒，海洋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海洋文学的书写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他在解读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提到了近些年的《海里岸上》《唯水年轻》《满载的故事》《墨池记》《水手结》等作品，很显然，对海洋的深挖，成为不少作家尤其是沿海地区作家的意识与潜意识。

把目光继续放宽，就能看到，近两年关于海洋的书写，还在青年作家那里得到呼应。林棹的《潮汐图》就面向珠江、面向南海、面向大洋，以华丽的修辞方式，激活广东方言，让这部长篇，在湿漉漉的南方水汽中，重现一个逝去年代的盛景。王威廉的中篇《你的目光》里，那些常年生活在水上的疍家人，成为小说中很重要的人物。生长于山西的孙频，近年长居广东，在书写了很多山林故事之后，也创作了《我们骑鲸而去》和《海边的魔术师》等饱含海风的小说。浙江舟山的杨怡芬，近些年则是写出了长篇《离殇》和中篇《棕榈花》《里斯本丸》等作品，舟山岛那些被海风吹彻或沉没海底的故事不断被打捞而起。在更年轻一些的作家那里，90后的陈三九写了中篇《卡内岛事件》，杨清霖写了中篇《弥矢岛奇观》等等，展现出了动人心魄的陌生审美。目光继续扩大：在《诗刊》和一些南方诗人的不断倡导下，近年关于海洋诗歌的创作，也是汹涌澎湃；海南省作家协会近两年极力呼吁海南的写作者，投身海洋文学创作，相关的作品也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海洋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一个颇受关注的意象，已不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期许，而是一种现实——我们需要认识这全新的陌生经验。作为写作者与编辑，我清楚创新之难，我书写并发表于2018年的《海里岸上》，也是源自一种渴望出新的表达焦虑，源自一种在题材、写法上做点儿不一样的事的冲动。在关于《海里岸上》的创作谈里，我谈道：“只要是在海南岛出生、生活，我总有一天要去面对那片海。海水在那里，每天不知疲倦地涨潮与退潮，每天不知疲倦地发出它永远相似却从不相同的声音，身处孤岛的人，绕不过去，迟早要直愣愣地盯着它，想看清海水下沸腾着怎样的火焰。”在之后的关于中篇小说《唯水年轻》的创作谈中，我也坦承：“对我来讲，《海里岸上》和《唯水年轻》不仅是新的素材、新的题材，它同时也需要找到与之贴合的结构。”近两三年，关于“小说革命”的讨论很多，可其实，在有追求的写作者那里，不需要广而告之，努力在每一篇中写出新意，是作者的基本要求——能不能完成，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对于海洋的关注，是一个自然演变的结果，是题材和写法不断探索的必然。中国文学里强大的农耕传统，已经产生了太多太多重要作品，却也成为后来者的重压。如何在这些负担下别寻新路？走出农耕的地界，上船、扬帆、出海，让另一种完全新鲜的、陌生的经验，得以纳入文学的表达，就是一种自然而然也为数不多的选择。关于“新南方写作”的“新”与“南方”，到底“新”在哪儿，何谓“南”，已经有过诸多的阐释，而任何一个新的文学观点的提出，其潜台词不外乎，写作者们、评论者们对当前显得固化的文学现场不满，希望用新的题材、新的经验、新的表达、新的人物来让作品呈现出某种新意。

作为文学编辑或普通读者，我见到了太多雷同的表达：写乡村，则破落衰败、人心不古、节气之变；写底层，便是重压下的失控与暴烈；写中年，便是无力与沮丧；写重大题材，便写成新闻报道、一路点赞、简化现实；写城市人的孤独，便写到小猫小狗……换句话说，虽然没有互相通气，但类似的生活、雷同的经验、重叠的朋友圈，已经把作家们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场域，他们的表达在奋力与别人不同，可最终呈现出来，则又面目相似。于是，真正的“新”与“变”，更显难得，需要写作者逐渐走出热闹的社交场，向光线更幽暗的荒凉处挪步，寻找那些遗失于野的新的文学元素。新南方写作，是在北方的方正严整、酷寒凌厉、黄土漫天、沉重的家族史、安土重迁等中国文学关键词覆盖下逃窜而出的一个新元素，一种往外扩散、不安分、仍在变化、洋溢着茂密植被与阳光气息的新可能。

新南方写作中的海洋意象，又会给当代文学注入什么样的新气息呢？

一、叙事空间的拓展。中国有着浓厚的农耕文学传统，我们所熟知的诸多经典作品，都跟土地捆绑一起，《白鹿原》中，人与土地关系紧密，巧取良田便是小说的开篇；《红高粱》里，茂密的高粱地、在风中摇摆的高粱，是人性的象征。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对海洋向来保持着距离，即使观海，也是一种岸上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海上生明月”等等，带着某种欣赏，也隔绝了一点儿距离，真正深入海洋中心的书写，少之又少。但，这是因为中国人太缺少海上的生活经验吗？未必。且不说郑和曾以浩浩荡荡的阵势出海，我们漫长海岸线上，也曾生活着无数靠海为生之人——可他们在海里的故事，却极少被人提及，极少被文学所注意。因此，把目光投射到海洋之上，便会发现，原来被土地所捆绑、所局限的叙事空间瞬间打开了，我们开始直面更加原始、更加浩大的海洋，在那里，有太多充满血泪又饱含激情的故事，在等待着作家们的采摘。

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重塑。把叙事空间迁移到大海之后，原来所熟识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直面天海，生死一线间，不需要处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拿捏、进退腾挪，大海是一个更直接的世界。中国作家特别擅长也特别热衷处理人际关系，即使在该讲规则而非人情的场合。不少作家在家长里短的小心事、进退闪躲的小情绪之间怡然自得，把一次次皱眉、一声声叹气演绎得宇宙无边。这样的写作当然可以处理得很好，但作为写作者，很多时候又对此不满也不甘，我们总希望有新的可能。海洋这个独特空间，就提供了书写新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因为在大海之上，危险时时迫近，生存是第一要义，人与人一起在船上，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猜疑、防备的关系，人们需要联手，来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与翻脸无情的大海，才有存活的可能——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新梳理。在海上，人定胜天的法则已经失效，敬畏、恐惧、认命等情绪开始占上风，不安定感带来的，还有对信仰、神秘力量、自然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当作家们把思考的空间真正放在大海深处，却又不重新处理新空间带来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把岸上的鸡毛蒜皮变换一下地点，这样的书写无疑是失败的。有雄心的作家，需要真正地设身处地，置身、置心于大海之上，才能书写新的可能；否则，也仅仅是乡土故事加一层皮肤，变成出海版本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很显然，真正在这方面深入思考的作家，还不多。

三、向内深挖与向外铺展的同时开掘。海洋意象在文学中的出现，当然是向外的，不断扩张的海域，意味着每向前一秒，都有可能遇到新的不可预知的意外，于是，此类饱含海腥味的讲述，便有了跌宕起伏的吸引力；可这同时也是向内的，当人的活动空间局限于船舱、孤岛或者四望全一样的海面上的时候，人物的内心反而会变得汹涌澎湃。这种汹涌澎湃不仅是情感意义上的，更是思绪意义上的——身处于这样的空间里，人既会惊骇于自然的浩大，也会感慨生命的渺小……这种向外又向内的张力，便使得文学表达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让沉迷于日常琐碎中的“文学死水”，带来一点儿新变，至少是一些新的冲击。

新南方写作这两年引起的诸多讨论或者说争议，说到底是源自对文学新变的期待，对海洋的关注、探索、挖掘、书写、呈现，是新南方写作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当我们的文学版图，从内陆地区不断外扩，终有一天是要抵达陆地的尽头的——而陆地的尽头，恰恰是海洋的开始。我们修补船舱、检查渔网、备好食粮和淡水，忐忑不安也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出海之日的到来，也是在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对于出海是如此，对于写作，更是如此。

——起风了，扬帆，出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