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璇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1）

李龙云1988 年入选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评选的“中国当代十名优秀剧作家”。1968 年，李龙云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来到黑龙江，在这里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北大荒生活。北大荒的生活为李龙云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契机。1971 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龙云接触到戏剧创作，从此真正开始走向戏剧创作的生涯。在其诸多包含“知青”元素的戏剧中，带有强烈自传性色彩的《洒满月光的荒原——荒原与人》（简称《荒原与人》）可谓最具有代表性，这部作品凝练了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以及他对人生的思考。《荒原与人》在1985 年写成，在这一年的秋天，李龙云曾经到过一次黄土高原，在黄土构成的世界中，他再次回忆起来自插队知青的“失落感”，体验无家可归的惶恐与酸楚和时间停滞带来的暗黑与虚无，同时也希望能在漫无边际的荒原里寻找心灵的寄托与前进的力量。

一、舞动的群体与失落的个体——荒谬世界中迷失“我”的“存在”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萨特看来，客观世界如果脱离了人的主观意识，那就是一种荒谬的存在，他认为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历史环境对人性的扼杀。《荒原与人》中的人物被置于一个充满荒谬和苦痛的世界中，经历着悲惨而又无望的人生。

李龙云曾说：“‘荒原’不仅仅是个空间概念、地理概念，也是个时间概念、心理概念”。李龙云《荒原与人》中的场景构筑与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记忆的永恒》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萨尔瓦多·达利曾从潜意识出发，以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身上诱发幻觉境界。他创作于1931 年的抽象画《记忆的永恒》便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荒谬的“梦”。在这个“梦”里，画家把生与死、梦幻与现实统一起来，营造出一种虚幻的真实感。《荒原与人》也同样构建了一个虚幻荒诞的真空世界——落马湖王国，而这个王国的象征便是荒原上悬着的一口钟：

这是那种荒原上特有的钟——两根粗重的橡木杆子，中间悬起一叶报废的耙片。敲钟的钟锤是一根链轨轴，它竖挂在木杆子上。戏在开始的时候，人们体会不到这口钟的可怕。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将会逐渐悟出：那不是一口钟，而是落马湖王国皇权的象征！是一个绞刑架！人的一生，总会不断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那个秋天”，当这种秋天出现的时候，人们总能听到这种鞭子似的钟声……

这蛮横又贪婪的钟声逼迫人们进入“落马湖王国”这个真空的、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在这里，流动的时间仿佛被隔断了一般，时间是凝固的，是停滞不前的，就像《记忆的永恒》中的画面一样，平静却又可怕。落马湖王国的人们仿佛被世界放逐，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苦苦等待着可以离开落马湖王国的一天。人们在不知道何时才到头的时间中加倍地感受着空虚与无奈，而枯燥乏味的感觉达到极端，便成为一种痛苦的绝望感。

同时，李龙云在这部剧作中塑造了充满矛盾、性格扭曲的人物群像。人性的复杂在于大个子这个人物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人性丧失的过程。于大个子原名于常顺，是荒原里无恶不作的人，但他的凶残、冷酷并非与生俱来。少年时期的于大个子生性倔强，却懂得明辨善恶。他们一家生活在压抑、封闭的于家围子里，这里对于大个子而言，是被权力之网笼罩着的地域。他与他的家人们长期生活在镇长于麻子的淫威之下，父亲懦弱无能，后母淫乱无耻，于大个子又在父亲的逼迫下娶了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在大雨中不幸身亡……受尽屈辱的于大个子认定了“权力比啥都值钱”的死理，现实把他变得狭隘，自尊与自卑更教会他权力的价值。于大个子一气之下当了兵，靠着卖力苦干成为了“小五队”落马湖垦荒队的指导员，也成为了落马湖王国中的国王。落马湖是他的天堂，在这里，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少年时期的阴影导致他的人性扭曲，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滥用职权，放纵情欲，让所有人都活在他的控制之下，一手促成了许多人物命运的悲剧。荒原上所有的女人，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随意玩弄。他心知细草与马兆新相爱却有意依仗自己的权力占有细草，让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在马兆新身上重演。为了使自己不受牵连，他又设计圈套迫使马兆新就范，把马兆新逼得走投无路，几乎叛国出逃。他近乎疯狂地围剿苏家琪与李天甜，阻挠他们的自由恋爱，导致李天甜因压抑和孤寂而走向死亡……在于大个子的掌控之下，落马湖王国里的人也逐渐走上了“异化”的过程，人性一点一点地丧失。这些扭曲异化的人物以反理想、反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生存环境的控诉，而在这些人物的背后，是作者对人在“异己”世界的孤独的揭示以及对人性异化的悲悯。

二、“抓住命运的稻草”——虚无时空中的逃避与自欺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人生来就像是风中的落叶，是宇宙中最大的偶然，即便上帝存在，也无法改变人类的存在，因而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话剧中的人物大多意识到自身的自由本质，不满于荒诞世界的包裹。他们怀着一腔热血来到荒原，却被残忍冷酷现实打落谷底，他们厌倦荒原里的漫长时间，憎恨荒原里无情击碎人性的钟声，但他们终归缺失承担虚无、反抗现实的勇气，潜意识里深信“人”之力量的苍白渺小，不足以与冷酷的现实和历史的洪流相抗衡，因此只能通过麻木自欺来逃离时间、抵抗虚无的感觉。

在暗无边际的虚无中，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思考、怀疑中体味人生的琐碎、荒谬与无意义，还不如不让脑子活动，就这样继续麻木地生活着，把思考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其他感官知觉上来，用这些实际的感觉来抵抗虚无的感觉，用生活中细碎的事情来填满这绝望的空虚，使时间渗透不进来，那么人也就“逃离”了虚无。剧作中的人物李长河可谓对自身的感官刺激具有极致追求的人。他曾在一座滨海小城的妓院中当过“大茶壶”，为人狡诈，既不信神灵，也不惧鬼怪，在他的心目中，上帝就是他自己。他风流一世，染上了满身脏病。自身的生理缺陷，使他对生命产生了变态的虐待和疯狂的报复心理。李老头的日常职责是看守瓜田，他养了一条母狗，在他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唯一的乐趣便是在动物发情的时候，鞭打被母狗吸引而来的公狗下身。在这个近乎疯狂的过程中，来自视觉、听觉、触觉上的快感弥补了他性爱的缺失，也满足了他的报复心理。

在荒原里，文学、死亡、宗教、爱情、权力等等，成为了某种“信仰”——在暗黑的虚无中，他们想要竭力抓住这些所谓的“信仰”并以此来排遣或填满这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李天甜和苏家琪是一对只会用文学作品来编织理想天国的情人，他们追求自由的爱情，渴望摆脱流言蜚语的束缚和精神上的磨难，最后苏家琪却还是选择逃避，李天甜在无法摆脱的绝望中，走上结了一层薄冰的湖面，以死亡的方式救赎自己。宁姗姗为了苏家琪奋勇而出，她替代苏家琪上战场——与被孤独吞噬相比，为爱人战死或许是一种让自己的存在更有价值的选择。马兆新深爱着细草，在得知细草被于大个子玷污之后，愤怒而又绝望的马兆新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抛下落马湖的一切，循着江对岸教堂晨祷的钟声而越走越远，希望靠皈依宗教来获得力量。于大个子在被欺凌的少年时代一点一点耗尽了人性的温情，抓住绝对的权力，成为“落马湖王国”中主宰一切的“国王”……他们在无望的生活中挣扎着，试图寻找生命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保护自己不被精神上的空虚击穿、凿碎，而时间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无边的黑暗与虚无。他们在荒原中——在这样一个无价值、无意义的世界里，较真地寻求慰藉、理解、尊重与温暖，执着地追求精神的归宿，最终却只能被虚无所吞没，都落得苍凉的结局。

人是逃避自由的，是具有惰性的，相比于努力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人们期待他人给自己规划道路、做出选择，或者信奉某种决定论，甘愿成为某个“上帝”的附庸，这是摆脱虚无最轻松、最省事的方法，却不一定是人最本真的选择。“上帝”在本质主义那里意味着与现象世界分离的超越者，它代表本质世界，本质给现象提供先在标准、价值，人们也就在对这些价值的依赖与服从中得到平静的生活。当尼采宣称“上帝已死”后，旧的价值论已然崩塌，人拥有了“重估一切道德”的权力，但当一切选择都成为可能，人的自由居然成了一种始料未及的负担，因而在价值重建的过程中，又重新出现了千千万万个“上帝”。“上帝死了，一切都被允许”，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抛弃“上帝”的束缚，也同时拥有相信“上帝”的自由。存在主义发展到海德格尔这里，“无神论”再一次被提出，而萨特也延续了“无神论”的思想，肯定了人主宰自己的力量，认为“人是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人除了自我塑造以外，什么也不是”。话剧中的人们看似在痛苦中奋力挣扎，试图用各种方式摆脱黑暗、虚无时间的囚困，但实际上更可能的是在自我麻木、逃避与自欺。他们或是在愤怒与嫉恨中迷失自我，或是寄希望于“上帝”（不仅是“神”，也是权力、文学、爱情、婚姻种种），忽略了自身反抗虚无的力量，也失去了向孤独开战的勇气。

三、重返荒原的悔思——在人的失落中重构自我

人们总是想要从“人”以外寻找一个真理来定义“人”，而非如尼采所向往的“超人”那般充分发挥自我的、自由而健康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回溯，是尼采“超人”的现实化，存在主义在此真正地走到了它自觉实践的时期，他的“行动哲学”鼓励人们自觉地行动起来，进行“自由的抉择”，击破自欺欺人的梦境，使“言”与“行”达到一致。在剧作当中，作者将自我劈成两半，将“马兆新”和“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并置于话剧场景中，二者同时展开叙述，呈现出一个交错的时空。作者不仅用“马兆新”的视角叙述当年的事件与感受，又以“十五年后的马兆新”来担当“智慧老人”的角色，将自身的回忆穿插在话剧中，并不断反思、劝诫过去时空中冲动、愤怒的自己。

马兆新在逃离荒原之后，经历了十五年坎坷，又再次回到荒原，这实际上是其生命历程中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他通过回忆的方式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场，以荒原上的人们为镜来反观自身，真正认识到自我的真实需要和生命价值是什么，意识到抵抗虚无、超越虚无对于生命成长的意义。李天甜渴望爱情却把追求爱情当作耻辱，为了逃避世人的羞辱而走出人间，走向落马湖，“死也要把秀美的形象留在人间”，其懦弱与虚伪被“十五年后的马兆新”一语道破：“自杀的人都是一些倔强的弱者。有的希望用死去惩罚某些人，也有的希望用死来完美自己……”作品中另一位女性细草却与李天甜截然不同，细草可谓作品中唯一一位能够承担虚无、超越虚无的强者。细草像那个年代许多知青一样，怀着希望和憧憬来到荒原，希望在这里能有一番作为。她不顾非议，与马兆新热恋，却不幸被于大个子强暴，怀上了于大个子的孩子，在痛苦中细草勇敢地将自己被玷污以及怀孕的事实一一告知心上人，希望得到马兆新的理解，不料等来的却是马兆新的嫉恨，甚至差点被马兆新报复性地送给马车夫做新娘。在经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虽然细草仍然深爱着马兆新，却在挫败的感情经历中成长起来，不再把爱情和婚姻当成人生的救赎。在绝望与痛苦中，她也曾对十字架倾吐心声，寄希望于宗教，但很快她便意识到，这都是短暂的、虚幻的，她真正需要的不是外在的精神寄托，而是更为坚强、博大的自我，这也是细草在十五年后变得阳光、成熟、健壮的原因。细草这一人物形象显现出了在虚无中勇于承担苦痛、反抗现实的韧劲与力量。

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是“自为的存在”，能够自觉意识到虚无，并且使虚无“虚无化”，能够以其存在承担虚无、冲出虚无。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本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其在未来社会生活中“自由的抉择”所决定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但懦夫也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是英雄，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马兆新意识到世界的荒谬与虚无，体味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但他的懦弱、他的逃离使他成为无法承担虚无、超越虚无的弱者。在马兆新逃离荒原之际，十五年后的自己与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十五年后的马兆新：那你去哪儿？

马兆新：去我该去的地方……

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哪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马兆新：哪儿？（语塞）不知道！我去找！找！

十五年后的马兆新：你找不到你该去的地方！我找了15 年，鬼使神差我又转回到落马湖……重游故地，我发现：其实到处都是你该去的地方。你还记得毛毛那支歌吗？“我是一棵小草，一棵荒原上的小草……”

马兆新总是想着自己的痛苦，却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责任。面对细草被于大个子强暴的事实，他愤怒的情感像开了闸的洪水奔涌而出。他以自我摧残的方式，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爱人。在理智支配下的温柔、理解与占有欲控制下的狭隘、暴躁的激烈较量中，所谓男性的尊严将他的理性世界抽打得粉碎。他最终抛弃了心爱的细草，逃离了荒原。辗转十五年，才发现曾经逃避的荒原才是那个诗意的栖息地。人主宰他自己，除此之外，人还需要为他主宰自己的自由与权力负责，肩负起自己存在的责任，并且不仅仅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为他人、所有人负责。

十五年后的马兆新不仅在告诫马兆新，其实也是作者李龙云对自己的省思。作为“上山下乡”的一员，遭受了离乡之苦痛与“文革”的动乱，一代人的青春与理想被献祭给了翻涌的历史浪潮。李龙云曾经有过“从理想的云空被扔到冷硬的现实生活的地面”的痛苦的心灵体验，那段“垦荒生活”对他来说实在过于刻骨铭心。直到北大荒已成为回不去的昔日世界，他还在深刻体会着自己的自私与空虚、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苍白与渺小，以及只属于下乡一代的孤独。他不愿面对现实，只能不断从回忆中寻找出路，来结束或者完满这个故事。正如李龙云的剧中人马兆新所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弥补世界的残缺，是为了追求极度完善。正因为如此，生活的残缺才有意义。实际上，所谓的极度完善是不存在的，但人们还是在追求，在头脑里构筑一个又一个理想王国。一个倒塌了，又去寻找另一个。”十五年来，马兆新走遍了人间的草野、山川、大漠和湖泽，一直在找寻着那个曾经失落的自我，而《荒原与人》就是李龙云构筑的理想王国之一，他在这里寻找自我、重建自我。

四、结语

在《荒原与人》这部剧作中，李龙云不仅仅写知青，他试图通过这一群知青的境遇来反映人类共同的本质，并借此来传达他对生活、历史、人生的思索：“我力图接触一些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在命运面前的倔强与悲壮，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自尊和自卑，人及与生俱来的弱点的对抗与妥协，人在重建理想过程中的顽强与苍凉，人在寻找归宿时的茫然无措……”虽然剧作中的人们大多沉沦在痛苦的人生当中，但作者在此仍然寄予了在荒诞世界中发现虚无、承担虚无以及超越虚无的希望。

注释：

①②李龙云，《李龙云剧作选：荒原与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11 月第1 版，第306 页，第253 页。

③马中骏在“李龙云研讨会”上的发言，《“李龙云作品研讨会”发言纪要》，《李龙云剧作选：荒原与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11 月第1 版，第273 页。

④李龙云，《人·大自然·命运·戏剧文学》——《荒原与人》创作余墨，《李龙云剧作选：荒原与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11 月第1 版，第3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