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青年共产国际；中共一大；青年团一大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20世纪80年代就有过许多讨论。①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创建青年团的角度，根据相关史料，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年代时间问题进行论证。12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情形的文章②，现在撰文讨论青年团建立时间，目的在于进一步澄清史实。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闪现世间

1920年夏，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几乎同一时期，8月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青年团即应邀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闪现于社会和国际。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产生

前来中国推动和帮助中国创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此信中还说：“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③

在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建党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夏，他到上海见到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时，陈独秀曾经对他谈到建党后的工作打算，称：“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①可见，陈独秀在推动创建共产党时，就规划着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共创建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产生了。在上海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党组织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②俞秀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当事人，他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0年创建的。

20世纪30年代，俞秀松在苏联填写的履历表中，在“入党时间”栏写着：“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有未参加过其他党派、共青团？参加情况，即何时何地”栏写着：“1920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③他于1930年1月1日的一份自传中写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我作为上海（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了工会组织（如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同时，我还担任了《劳动界》（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等刊物的编辑。”“1921年3月，党派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④在“那利曼诺夫”简历中，俞秀松写道：“1920年秋，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该组织的书记，同时还是机关刊物的编辑。”⑤鲁·那利曼诺夫，为俞秀松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其依托的外国语学社1920年曾向社会半公开亮相

当年在中国，谈社会主义以至组织青年团体，是可以公开的。以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的名义，1920年曾发出一则《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启事称：“国家民族之强弱兴替，及社会之健全与否，系于青年。以是，近代国家咸趋重青年运动。对于青年团之组织，无不充分发展。无论通商大埠及农村小镇，到处普遍设立，均有健全之组织。发展青运，尤以轴心国家最称完备，与其军事政情之进展，相为比例焉。”“本团原由沪上职业青年自动组织，素抱无党无偏主义，向以超然之姿态，与世周旋，从不接受任何机关丝毫之津贴，纯洁坦白，昭然共睹。其所负之使命，着重于社会服务及国民经济之调剂。”“本团不揣棉（绵）薄，矢志为民请命，忘其固陋，锐意为民前驱。只以成立伊始，粗具规摸，拟办各点，经纬万端，因乏相当之基金，犹感进行迟缓。敬希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着，团务自易策动，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福利，间接实与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岂独本团之幸焉！”启事末尾署“诸暨俞秀松撰”，钤“柏青之印，”。⑥

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依托的外国语学社之招生广告，1920年秋公开发布于报纸。上海《民国日报》曾在1920年9月13日头版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皆從初步做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①

这份传单和广告，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在上海半公开亮相。

（三）青年共产国际邀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出席1 921年国际大会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8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共产国际都是知晓的。当青年共产国际筹备于1921年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时，乃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出了邀请派代表与会的信件。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谷林写给中国团组织的信中说：“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的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无论几多次的文学（书面），几千几百的讲演和讨论，都没有比派遣从你们中举出的一位代表，这样能够使你们和国际联合。”②信中还说到会议设有英语部，选派出席会议的代表最好是能懂英语的。

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函，可能也发给了在北京的青年团组织。北京的青年团组织于1921年3月复信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示“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③。

（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1921年春启程前往苏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春，俞秀松启程赴苏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途中曾给父母亲写信，报告赴苏俄的行程和目的。俞秀松于3月29日离开上海，经北京、奉天（今沈阳）、长春，到哈尔滨。信中说道：“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定于4月15日在R京（俄国首都）开大会。他们于前月特派代表到中国来请派代表与会，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中国共派两个代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④

20世纪30年代，俞秀松填写的履历表“自传”栏中写道：“1921年，我受党的委派，作为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國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⑤

1921年5月，俞秀松到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秘书处出具证明书（第2402号）：“此证明持有人俞秀松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派往莫斯科市参加共产国际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此证明签字盖章有效。请所有机构和公职人员给予秀松同志协助。1921年5月16日。”⑥俞秀松到达莫斯科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秘书）M.科别茨基签发的ynOCTOB epeHHe（身份证件）上写着：“证明俞秀松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特颁发此证。1921年6月4日。”⑦

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俞秀松等人向大会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开展活动的情况。这个报告的内容，将在下文叙述。

一、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全国性团体

1921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张太雷、俞秀松和陈为人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张太雷（ 1898-1927），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法政科学习。1920年参加共产党北京支部，与邓中夏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后在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张太雷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俞秀松（1889-1938），浙江诸暨人。1915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0年夏，在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陈为人（ 1899-1937），湖南江华人。1918年就读于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0年在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刘少奇等20余人，首批派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英文中译有两个版本，一为《俞秀松文集》本（英文中译），文末署有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名。一为《远东人民》本（李玉贞译文，载《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一书）。两个文本虽然内容大略相同，但译文和内容均有异。《俞秀松文集》本，比《远东人民》本多出对中国政情和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农民、工人状况和工会行帮等）的分析，这个版本有俞秀松本人的口气（比如说“当我离开上海时”）。据此可以断定，这个报告是由俞秀松起草，后来或经与张太雷等讨论，压缩删减成了《远东人民》本。

这一报告说：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小组织，有两种倾向，一是无政府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来准备社会革命。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后，它才采用现在的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当建议改变此组织的名称时，那些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随后，类似的青年团逐渐在北京（ Peking）、天津（Tien-tsin）、济南（Tsi-nai）、广州、南京、长沙（ Tchansa）成立。目前，这些组织有1000个成员，其中力量最强、组织得最好的是上海青年团。由于在原则上作了改变，广州青年团于去年12月离开了总青年团。1921年3月，所有的青年团均作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在上海）。在那时，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①

青年团的组织不只限于上海一地，故不宜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以后至1921年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区组织，陆续在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陆续创建，不断发展，开展活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的重要证明。

据袁振英说：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以上海新渔阳里戴季陶宅为团址，“挂‘外国语学社的招牌，我和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②

在上海以外，其他一些地方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陆续创建发展起来。

在共产党北京支部领导下创建了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李大钊和一些青年于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亲自参加并领导团的活动，被选为团的执行委员。10月间，将草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寄往湖南。1921年3月16日，李大钊决定派何孟雄为代表出席少年共产国际大会，团员发展至55人。5月，因组织不纯曾暂时宣布解散。李大钊还帮助张太雷、于方舟在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派张国焘、邓培到唐山了解情况，建立组织。天津团组织一度中断，后于方舟根据李大钊指示把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变为社会主义青年团。①

据张国焘回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1920年9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到会约40人。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会议公推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尚德为书记。这些初期参加者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员。朱务善回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朱务善等于一九二一年末开始组织……开始这个组织只限于北大，后来发展到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我们开始发展青年团活动的时候，在各种群众场合之下．有时候在学校中用S.Y.的名义大贴其广告，招收团员，让青年们自由报名入团”。③罗章龙回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前筹备开会，三月十六日统计团员有四十七人，月底开会说有五十多个，签名簿子上签名的有五十多个人。共青团开会，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④刘仁静回忆：“在成立党组织以前，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九二0年春成立的。这是更带群众性的组织。最早参加团的有：柯怪君（庆施）、郑振铎、李骏（鸿一）、范鸿劫（他是从清华大学转到北大的）、黄日葵、何孟雄、高尚德、缪伯英和我。”⑤（笔者注：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0年春成立说可疑）

武汉和重庆方面，据张国焘《我的回忆》所记载：“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恽代英、萧楚女于一九二0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廮公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⑥

长沙方面，据刘少奇回忆：“一九二二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一位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社。”⑦《刘少奇年谱》记载：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⑧

而据萧劲光回忆：湖南几位青年是在上海入团的。“一九二0年暑假，我和周昭秋、任弼时、胡士廉、任岳、陈启沃共六人，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到了上海，我们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时，我们先是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它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前的一个组织。一九二0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刘少奇、任弼时和我等立即加入。我们算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①另据载：毛泽东受托，在湖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工作。《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11月中旬，“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此处，没有说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的来历，而前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发展情况的叙述中，说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草拟团章寄到湖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11月21日，“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12月中旬，“复信张文亮：……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于次年一月十三日开成立会”。1921年6月，“一天，邀周世钊到文化书社，将陈独秀关于要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给他看，并要他做这方面的工作”。②（这些材料也说明，长沙青年团是受上海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影响建立发展的）据相关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张文亮等为团员。至年底，长沙已有团员20人以上。次年1月13日，召开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③

广州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据陈公博回忆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声势很是浩大，参加分子有各学校的教授，也有各学校的学生。原因是我和平山在高师和法专当教授，所以参加者非常踊跃。……广州共产党利用这个青年团作外围，吸收共产分子。以后林祖涵、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都是由那个青年团慢慢吸收入党的”④。张国焘说：“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独秀）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党的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工作。”⑤谭冬青说：1921年秋，陈独秀离开广州回沪后，广州党、团工作由谭平山全面负责。搞学生运动，主要由C.Y.负责。⑥

谭平山亲历了广州青年团的成立。他1922年说：“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的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各省区虽没达解散的目的，但于进行上发生种种的困难，故去年十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并且设七种委员会，分途联络，研究与实行并重。这是本团改组的目的。我当时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十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经达一百四十人，到现在已有五百余人。”①谭平山所言为：广州青年团1920年发起成立，1921年因思想分歧（有无政府主义者）而解散。1921年10月（中共一大后，陈独秀回上海），上海总团（中央机构）改组。广州团组织1922年初重新成立。

济南建团的情况，据参加青年团的贾石亭回忆：“在济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得比较晚些，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二年王尽美介绍我入S.Y.时，我脑海里想着S.Y．才成立）。”②而据称由贾石亭介绍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马馥塘说：“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不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秘密的，成立会在育英中学开。以后开会，有时在山头，有时在大明湖的游艇上。青年团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支部。”③

大量资料证明，1920年8月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团组织，并非等到1922年5月才成为全国性的青年团。

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已有中央机构

1922年5月青年团一大召开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无中央机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直到1922年5月才举行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青年团的中枢机构实际上早已存在。上海团組织是全国团的总部，前引谭平山所述“上海总团”，即为明证。

在相关的青年团史料记载中，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1921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无举行过全国会议；二是青年团有无产生临时中央委员会；三是青年团有无“中断”、有无解散；四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作用。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有无举行过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或青年团有无在1921年3月举行过代表会议，这是一个悬案。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说：“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与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同业公会和行会、对军队中的工作，以及利用文化教育团体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共产党对于工会当前的任务的态度。”④这个报告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曾在1921年3月举行过代表会议，尽管讲的是党的会议，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存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俞秀松文集》本说：“（1921年）三月份以后，当我离开上海时，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它被委托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大会。这将使这个组织承担更系统的工作。还建议，将此组织（译注：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不可能与俄国进行所有合法的通信，我尚未收到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确切的情况。”①

这个报告的《远东人民》本说：“（青年团）本年4月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将在上海发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务移交与它。”②此处对青年团1921年是否举行过全国代表大会，语气含糊，未明确肯定。

（二）青年团1 920年后有无产生临时中央委员会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团的报告《远东人民》本说：“今年（1921年）3月所有的团都完成了改组，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上海）。”“至于说到团的机构，那么，上海青年团最初只有一个四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今年1月，团员人数增加了，就建立了中央執行委员会。”③这一说法是，1921年3月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说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该报告的《俞秀松文集》本则说：“至于青年团的组织，原先在上海青年团仅有一个常委会，由4人组成。他们主持青年团的整个工作。至今年1月，增加了常委，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又说：3月份以后“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成立了”。④另有这一报告的《青运史研究》本说：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8月22日建立。1921年3月建立了团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上海。⑤这与《俞秀松文集》本说法大致相同。

（三）青年团组织有无“中断”与解散

有关青年团的历史，出现过青年团组织曾解散、中断的说法。青年团早期负责人施存统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青年团成立后，曾有一段时间工作停顿。一九二二年初，我回国后，少共国际派代表来，团的工作又活跃起来。”⑥他澄清：“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张太雷起初在团内担负很大责任（一九二0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可是他在一九二0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了，在国外停留了许久。这件事对青年团的‘无形停顿起很大影响。”⑦

张太雷原来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上海方面团的工作由俞秀松负责。俞秀松1921年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三大，会后留在苏联学习也未归。团的工作受到影响。至于局部，广州团组织一度解散，那是因为团员思想不一致，一部分人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建团组织，前文所引谭平山讲话，对此有所说明。

武汉方面的吴德峰说：“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一度取消过。据我所知，并无其事。”①

各地团组织除个别短暂停止活动和重建组织外，总体上团组织未曾解散，活动并未中断。

（四）青年团的总部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据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12月的报告：“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成立后，派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学生直接主动地施加影响。……我们的上海的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②这似乎将北京的青年团组织说成是青年团的中心，将上海团组织说成是“分部”。

也有青年团组织在北京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的说法。罗章龙说：北京青年团1921年3月开会，“选举了一个团的中央执委会”③。刘仁静则回忆说：“团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是张太雷。那时，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在团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委，随即被推为总书记。他在莫斯科时，曾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一次大会，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④北京和上海是中国近代北方和南方两个政治中心，辛亥革命时北京是清王朝帝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建都南京，但上海仍是南方革命势力的一个中心，促成清帝退位的南北方和谈即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随后以李大钊为中心的北京支部成立。团组织也在上海和北京相应建立。由于青年团是由共产党建立的，中共中央局在上海，自然青年团的中央机构也随着设在上海。对此，下文还将论及。

对于青年团总部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物谭平山说得很清楚。他1922年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说：“又，青年团之设，不自今日始，这也须向各位声明的。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各省区虽没达解散的目的，但于进行上发生种种的困难。故去年十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并且设七种委员会，分途联络，研究与实行并重。这是本团改组的目的。我当时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至各省成立的已有十一区。将来正式中央机关设于上海，且决定于四月间开全国大会，且选派全国代表出席于第三国际。”⑤

（五）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已经设有团的中央局

北京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3月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复信中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

可能当时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团组织联系沟通不够，给人的印象是，上海和北京是青年团的两个中心。俞秀松和张太雷都担任过团的负责人。俞秀松1921年3月启程赴苏出席会议，后留在苏联学习，直到1922年回国。这段时间上海团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张太雷原在北京、天津一带活动，主持天津团的创建。他1921年春赴苏，后与俞秀松一同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同年8月，张太雷回国，并到上海参加团的中央工作，正如施存统说的“张太雷起初在团内担负很大责任（一九二0年以后，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①。张太雷还常为共产国际代表做翻译工作。1922年初，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党派施存统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施存统在青年团一大召开前负责团的工作。团一大原定1922年3月在上海举行，后推迟到5月改在广州举行，期间施存统与各地团组织曾来往书信联系。赵朴所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介绍了各地团组织与施存统的通信。施存统其时名方国昌、方子由、施玉英。1922年2月22日，他发出刊登于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署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1922年3月27日唐山青年团一封信的上款写作“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构诸君”。《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报道青年团一大的文章说：“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议事日程第七项是“临时中央局报告”。《先驱》第八号报道中也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名称：“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②由于中央局设于上海，临时中央局由上海团组织兼任，故施存统署名自称“代理书记”。

这个中央局的“局”字，译自俄语词6ropo，有表示执行部（办事机构）的意思，中央局不完全是中央委員会的意思。前述所谓设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可能都是指这个6ropo。不过在举行代表大会前，称“临时中央局”，事实上，“临时中央局”受中共中央局指定产生，在代表大会前行使着中央领导机构的职权。“临时”者，是表示将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程序，正式产生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经过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变成中央委员会，当然完成了产生的程序。这个团的临时中央局实质上与中共一大前党的中央局（成员由党指定）是一样的，只是有无经过程序而已。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俞秀松、张太雷、施存统相继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工作。

由此可见，青年团一大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有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

四、建党之初的党团一体和隐党于团

现在没有资料证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举行一大前，曾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产生过中央委员会。但是，青年团却在上海有个总部，实际上起着团的中央机构的作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奥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党团一体，隐党于团。

曾有日人坂西所撰关于中共创建的一则资料说：中共创建时，是先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的。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一切经费当由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克担任之。③虽然坂西文中所述有些情节不确，但是此文所述与实际情况不无吻合之处。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过程中，确实以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公开外衣作掩护，开展活动。

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当时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创建的俞秀松年龄最小，担任青年团书记，这大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实际上设定了青年团的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远东人民》本说：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团员全是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此后，北京、天津、济南、广州、南京、长沙等处建立团组织，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①

上海和北京是青年团的两个中心。北京青年团曾向长辛店、天津、唐山等地发展。上海则是全国团的联络中心。施存统说：在上海，“留在国内的党员里面，俞秀松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他又说：团的发起人“可能包括俞秀松、张椿年（据我记得，即是张太雷）在内”。②

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以后，曾以半公开的团体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施存统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团的组织。”③施存统说：“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施存统接任团中央书记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大都是我去的，有时张太雷也去。……团中央开会的时候，陈独秀常来参加”。④包惠僧也说：“当时的工作情况：党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是半公开的。”⑤

党团关系密切，隐党于团，呈现党团一体化的状态。前引坂西的报道中党、团混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罗章龙回忆党、团创建的情况时说：“关于共青团的情况，我是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印象交叉在一起的。”⑥

包惠僧说：“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我们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是半公开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广州区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等。”⑦他还说：武汉地区，“青年团员的发展，也不过十几个人，以武汉中学及第一师范为最多。青年团倒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的记录。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的青年团互相通报，交换经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上海青年团的报告是署名秀松，天津青年团的报告署名春木（张太雷）报告中央”。

袁振英也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①

梁复然回忆广州党的早期活动情况：“当时党团不分，都在李义宝家中开会。党小组只是在讨论工运问题或‘学校（即共产党）问题时出现。当讨论学生运动问题时，又以团的名义出现。”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提交的报告中讲到：1920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或简称共产党、团的地方有十几处，如在“不少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下，“中国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已通过青年团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组织了一些工会，并领导所有的罢工”，“许多团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间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其他政治组织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报告还说：“《共产党》是党和团两个组织的刊物。”③

济南的情况是：“济南革命党人不多，党和团的各方面工作没有严格的划分。许多团员在工作中就逐渐参加了党的组织生活，学生占多数。”④团员不限年龄。济南有个王翔千，入团时已经30多岁，他说自己是特别团员。⑤

俞秀松填写的一份履历表，在“至今进行过何种党务或工会工作”栏中写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任上海党、团组织书记，同时为机关刊物《上海劳动者》编辑。1921年，作为中共和中国共青团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为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杭州团组织的组织者。”⑥

青年团创建时，上海团组织与党组织合为一体，所以俞秀松同时担任上海区党和团的书记（秘书），党的中央局直接领导着团的中枢，上海团的办事机构也是全国青年团的办事机构。试想，党的书记陈独秀操劳团事，亲自向外地寄发青年团的章程，不是正好证明党团一体吗？党的总部也就是团的总部。

五、所谓“团先于党成立说”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⑦这是从1921年起算的。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⑧其后，1921年7月1日本来只是作为纪念日，后来却误作为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日开始流传下来。

由于把中共成立时间定为1921年，便派生出“团成立先于党”的说法。1941年6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就说：“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①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怎么又出现“团比党成立为早”的说法呢？中共本来创建于1920年7月，团亦于1920年8月随党的创建而建立。但将中共创建的时间定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就只好说“团比党成立为早”了。问题就出在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哪年创建这个关节点上。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样，都是1920年创建的。②1921年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③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当维经斯基在上海工作时，中國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④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说：“我自从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创立本党以来，忠实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⑤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的判决书中说：“缘陈独秀于民国九年（即西历一九二0年），受第三国际委托，在中国创立共产党，彭述之则于民国十年即西历一九二一年加入该党……”⑥这是法律文书。上述史料都是说明中共在1920年创建的权威证据。

如果否认“团成立先于党”的说法，一些观点就只好将团创建的时间也推迟到1921年中共一大之后，并且说：“宣称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待到1922年团的一大决定加入少（青年）共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复函同意，认为“绝对合格”，故以团的一大召开标志团的诞生。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一大为标志，团也须如此。⑦

承认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这一事实，怎么就“没有意义”了呢？1921年5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四号，已经刊载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谷林发出的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⑧后来俞秀松、张太雷赴苏俄出席。这不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的有力证据吗？

一个政治团体何时成立，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既然承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建立，又要说它1922年5月才“正式建立”，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政治团体的建立，并无正式与非正式之分。从尊重历史出发，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创建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