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新华文摘》等刊，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译介国外。获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

一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从天边退去，夜色笼罩下来，像是有一只巨兽，忽然一口吞掉了白昼的光亮。

车子停在琴江镇润源路。这是石城县郊区，众多的建筑显得灰暗、模糊，状貌千篇一律。从一条狭长的小道，拐进，又拐出，他在哪里？仿佛一个很难揭晓答案的谜语。

电话铃响，他的带着方言腔调的语音一个字一个字滚落下来，坠地，咚咚有声。幸而，我在石城县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他们话语中石头般的坚硬和重量，并不陌生。

一块大石头，默立在小小的街心景观带上，我长舒了一口气。他说，你找到大石头，我家就在对面。

“环山多石，耸峙如城”，这是史书中对石城县名的来历记载。没有想到的是，我与黄运兴的第一次见面，也离不开一块石头的指引。

等待的当儿，我在心里反刍着有关他的信息：1938年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城灯彩省级传承人；导演，编剧，演员；一个和民俗，和舞台爱恨纠缠了一辈子的人。

不远处，满城的灯火亮了起来。只是在这儿，一切仍显得幽暗、静谧。一个黑影，高而瘦，急急地走到大石头的旁边，左右巡睃着。

“黄老师。”我轻声喊道，试图确定来人的身份。果然是他，一顶鸭舌帽，一身黑衣，将眼前的夜色映衬得愈加深浓。

我跟在他的身后，往石头的对面走，往一所温暖的居所走，往灯光照彻的地方走。

上楼是一项体力活，而他步态稳健，几无迟暮之感。我不由心中暗喜，也许，接下来可以期待一场顺畅的、内容丰富的对话。非遗传承人，大多是年迈的老者，在为时三年的辗转采访中，我遇到过各种艰难。

然而，他却领我走进了一座山重水复的迷宫。

我坐在沙发上，摊开了笔记本。而他刚刚在我对面坐下一会儿，就猝不及防地弹了起来。从客厅，踅进房间；又从房间，踅到客厅……在这套并不算宽阔的居室里，一遍一遍，搜寻着往日的记忆。

“我现在找一个资料怎么都找不到。”他说。

“年纪大了，来不及了，我天天都在整理我的东西。全国的，省里的，市的，县里的。”他又说。

他的儿子从某个房间里走出来，朝我摊开双手，神色中掺杂着明显的不耐烦：“他糊涂了，不要听他说那些。”

我愕然，但又不甘心就此放弃。跟随着黄运兴的脚步，我从客厅，踅到房间，将目光投向他的书架，投向那密密匝匝的故纸堆里。

他像得了援兵，又增添了几分信心，很快将大半个身子埋进比人还高的资料里，像一个婴儿，沉迷于乳母的怀抱。

他翻阅着它们，耐心地，缓慢地，电影倒带般地，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回望着自己一生的高光时刻。

“我的一辈子，和灯彩有关的事，全都在这里了。”他示意我看他的资料，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仿佛除此之外，再没有更珍贵的物件，值得他如此用心守护。

一股南方的潮湿的味道，伴着些微发霉的气息，沁入鼻腔。那些油墨、纸张、印油、塑封，曾经散发过干净的气味，新鲜的气味，只是，岁月常扮演侵蚀磨损的狠角色，最终，陈腐而老旧的气味取而代之。

我们先是翻出了一大摞荣誉证书，暗红的外壳里，包裹着泛黄的、零散的，甚至破碎的纸页。我一一辨认着那些或行或楷、或横或纵、或繁体或简体的文字，还有浑圆的大红公章。是的，它们印刻下了黄运兴六十多年漫漫追寻路上的荣耀和足迹。

这其中，有的指向编剧，有的指向导演，有的指向理论研究，有的指向编舞，有的指向搜集、整理、编撰……可以想见，他这一生都浸淫于石城灯彩，每一个与之相关的领域，他都愿意尝试，愿意将旺盛的精力投注其中。

两本颁自一九九四年的证书，被他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他心疼地抚平有些皱褶的纸页，像抚摸自己心爱的孩子。这是一种特制的荣誉证书，底版上，还勾勒着淡蓝色的舞蹈群像。赣州地区文化局，为他的同一个歌舞作品，分别颁发了两张证书。

那正是曾为黄运兴的事业带来盛大喜悦和辉煌的作品—《喜相逢》。按照他的回忆，这部作品参加赣州地区汇演，获得了六个一等奖，也即囊括了全场所有项目的最高奖。

还未等我开口表达钦佩和赞美，忽然见他站了起来，面露惶急之色：“对，就是这个《喜相逢》的剧本，怎么也找不到了。”

“别着急，慢慢找，总会找到的。”我试着安慰他。

橘黄的灯光打在黄运兴沟壑纵横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竟急出了泪光，“我这么老了，再不整理就来不及了。肯定失踪了，不知道谁拿走了。”

这是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悲伤。当他下定决心日夜加班，把一生中行过的路，写过的字，获得过的殊荣，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无疑是给西山日迫的自己设定了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

他想掉头重返生命的丛林，寻找那一路埋下的宝藏，然而那森林于他，早已是寻不到出口的迷宫了。

唯有夜色，会愈加深浓地弥漫在他的光阴里。

二

如何想象一個陷入记忆僵局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活跃在灯彩舞台上的王者？

作为编剧，他左右着情节的走向；作为导演，他把控着场面的呈现；作为研究者，他可能还影响着石城灯彩的发展变化；作为编舞，他应该就是一个眼波流盼、身段柔软、闪转腾挪的舞者。

在非遗的追寻路上，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遗憾。时日久远，我已无法再亲见他舞台上的神采。

一段视频，打开了我关于黄运兴的想象盲区。米色的中式布衫，短而精神的平头，挺直的腰背，意气风发的样子。彼时的他，七十七岁，面对着摄像头，身姿矫健，言笑晏晏，话音铿锵，表情生动。

那是他在向观众示范石城灯彩的舞蹈动作。他说，灯彩舞蹈有多种形式与步法，比如举灯舞、持灯舞、背灯舞等。他比划着舞龙灯的姿势，形象地阐释道：“就像农村人拿勺子打水那样。”说到背灯的主要动作，他强调要把劲用在腰上，然后灵活地转动自己的腰身，如同一枝柔软又不失劲道的柳条。

接着，他示范了蚌壳灯的动作，时而弓下身子，时而挺直腰杆，口中念念有词“开—合，开—合”，同时张开或合拢自己的双臂，像极了一只正在逗人捕捉的栩栩如生的蚌。

表演茶篮灯的动作时，他一边说明要保持上身的平衡，一边将身子蹲下来，且行且舞。他的一只手臂向上前方伸长，掌心里空无一物，却又仿佛托举着一只真正的茶篮灯。

七十七岁，当多数老人已经形貌枯槁，身体垮塌，头颅低垂，视频中的黄运兴，仍保持着年轻的体态，矍铄的精神，含义丰沛的目光。

表演艺术，无外乎手眼身法步。于黄运兴而言，几十年的身心浸淫，无论是转扇花、过跳石，还是马灯步、行走步、云步、碎踩步、矮子步……一切都谙熟在心。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石城灯彩，与始于西晋末年的北人南迁密切相关。它们蕴含着客家人对光明的崇拜，对故土和过往的追怀，还有对丰收、吉祥、喜庆和人丁兴旺的永恒追求。

从最初的先民扎制并舞动第一只秆龙灯起，灯彩便作为留存中原记忆的一种民俗，在石城县城乡大地日益兴盛。后来，又结合地域特点，不断繁衍出新的样式。

如歌謠所云：“灯彩纸扎随意变，海阔天空万物全，扎物似物凭巧手，以假乱真难分辨。”龙灯、蛇灯、狮灯、马灯、麒麟送子灯、观音坐莲灯、罗汉灯、板桥灯、船灯、宫灯、蚌壳灯、鲤鱼灯、茶篮灯、宝伞灯、寿桃灯、荷花灯……在石城人眼中，万物皆可入灯。

拟物，为石城灯彩的表演带来了无限丰富的内涵与创新空间，也将舞蹈动作引向了无比广阔的自然。上至风雨雷电、四时节气，下至耕牛犁地、渔樵采茶，无不再现了客家人丰饶多样的生活片断。

2008年，石城灯彩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黄运兴是最早被颁发证书的传承人。他的一生，恰好见证并参与了灯彩表演从民间走向舞台的完整发展历程。

石城灯彩的舞美设计，大多取材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内容，象形的灯具，粗犷豪放抑或优雅柔美的舞蹈，诙谐幽默又不失庄重得体的表演，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千年客家的万种情态。

其中的蚌壳灯与茶篮灯，正是石城灯彩中典型的拟物表演。这两种舞蹈，常取阴柔之美，多由女性表演。有意思的是，它们却以一种花开的姿态，在七十七岁的男人黄运兴的身体里自如绽放，毫无违和之感。

显然，黄运兴曾无数次实践过女性的角色表演。

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常常情难自禁地回味从前。黄运兴想起了他的盛年时光：1954年，十六岁的少年俊郎，小有表演天分，刚刚初中毕业，就被招工进了县文化馆。其时，他是整个单位最年轻，最早参加工作的一员。

那是一段多么快活的青春时光。黄运兴天生热衷表演，他仿佛跻身于一个广阔的天地，舒展了全身的筋骨，兴高采烈地学表演，做宣传，参与各种活动。像一株接收到阳光雨露的健康幼苗，每一天都在茁壮拔节，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忙碌，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和进步。

然而他又深深地感觉到不满足，他需要学习，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需要成长得更快更好。1960年，石城县筹办并成立了采茶剧团，黄运兴调入剧团工作。他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时机，写下一纸大胆的报告，争取到难得的学习机会。当年，全团演职人员被派往赣州市文艺学校，系统学习采茶戏。

正是这一次专业学习，打开了黄运兴真正走向舞台表演的大门。他压腿，下腰，他对着镜子哭，笑，转身，回眸，他独自一人歌唱，念白，他在风中旋转花扇，甩动水袖……最终，他以扎实的基本功和夸张的表现力，成为一个足以胜任多种角色的台柱子。

有时候，他佝偻着身子，迟滞了脚步，饰演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有时候，他扭动着腰肢，步伐如云朵般轻盈，饰演风摆杨柳的采茶女；有时候，他亦歌亦舞，仪态万方，饰演泼辣大胆的刘三姐。他有着修长的身材和清秀的面容，无论扮演什么，总能很快进入角色，做到惟妙惟肖。

中年、老年、青年、少年，男的、女的，正派、反派，几乎没有黄运兴未曾涉足的角色。

那些年的黄运兴，真是活得热血沸腾啊，他尝试着表演的无数种可能，也接收着无数的掌声和钦羡的目光。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个宣传队，在城市，在乡村，在人声鼎沸之处，释放着生命蓬勃的能量。

那鲜衣怒马的青春啊，那将命运紧紧攥在手中的美好时光啊，多么像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

盛年不再来。反复的怀想，一方面强化了生命价值的自我认可，另一方面，又深刻了倏忽已迟暮的无奈和悲哀。

三

如果允许时光倒流，谁不愿意像刚刚丰满了羽毛的小鸟，张开翅膀在天地间自由地歌唱，飞翔。

是的，年过八旬的黄运兴，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沉湎于那样的好时光。这时候，他的嘴角浮动天真的笑意，像一只雄蝶，正在挣脱困囿身心的厚茧。穿过无数记忆的分岔小径，我们一起走到了他的少年时，走到了他的外婆家。

1949年，从小在县城长大的黄运兴，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山区生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石城县曾是中央苏区反“围剿”的重要后方基地，在红军长征后，重新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其间，石城人民经历了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乱世之下，人人小心翼翼地活着，一个孩子所能拥有的自由，实在有限。

直到1949年9月，石城县全境解放，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百废待兴，大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中。十一岁的少年，被安排到乡下外婆家读书。一只曾被关在笼中的小鸟，一下子扑向了广阔的天地。他和一群同龄的山村孩子一同上学、放学，一同劳动，放牛，摸鱼，爬树，森林、草地、田野、河流、花朵、虫豸……一齐为他铺展开一个新奇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黄运兴在乡下真正接触并爱上了灯彩。

新中国成立，沉寂一时的乡间民俗活动迅速复苏，人们借着各种节庆日和红白喜事，大胆地表达喜怒哀乐。灯彩，历来是石城人民的最爱，全县几乎每个村每个家族都有灯队，最兴盛的时候，可谓是月月有灯，节节有灯，事事离不开灯。

年轻而孔武有力的舅舅，成为黄运兴灯彩生涯中的第一任老师。

元宵节的外婆家，被灯火映照得欢乐又祥和。人人满面红光，喜气洋洋。村庄里最盛大的活动就数舞龙灯了。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条长长的灯龙，舞得虎虎生风。从清晨到夜晚，从这个村组到那个村组，穿过一个田塅又一个田塅，吉祥的话语说了一遍又一遍，香甜的米酒喝了一碗又一碗。

那是多么美好的春天啊，寒风尚未完全退却，新生的叶芽已在春风中摇曳。老人们守在家里等龙灯进屋，孩子们倾巢而出闹个没完。黄运兴跟在舅舅的身后，走村串户，一边观看，一边吃糖果，体味着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激情。

等回到家里，他缠着舅舅说：“我也想学。”舅舅喜出望外，一招一式地教。想不到少年如此聪敏，很快掌握得八九不离十。舅舅眉开眼笑地拍着少年的肩膀，“细赖子（客家方言，专指小男孩），有出息。”

转年，又长高了一寸的黄运兴，被舅舅带进了龙灯队。他像一匹骏马，奔跑在青草丛生的草原，四面都是方向，四面都是歌声。他舞动着龙灯，专注而投入，感觉到浑身充满力量，真正将双脚扎進了大地。

吉庆的元宵夜，村里新娶的媳妇也要迎来一个隆重的仪式。黄运兴跟着大家跑去瞧热闹。这一瞧，又发现了一桩有意思的事—打甑盖。

这一天，新媳妇的娘家人和族亲好友都来了。他们为新婚夫妇带来一盏麒麟送子灯，祝福新媳妇早生贵子。这边厢，婆家一边隆重地将灯接回家中，宴请来宾贵客，一边准备好当晚在新房举行的打甑盖活动。

甑盖，自然是农家常用饭甑盖，竹篾制成，平日用来盖饭甑用的。少年新奇地看到，供奉在主人家厅堂神台前的甑盖，盖顶上扎了一朵大红花，充满了人间的喜气。

少年还看见房间里摆满了丝瓜络，是农村瓜架上寻常可见的累累垂垂的老丝瓜。这种丝瓜络结籽特别多，稍加思索，便明白它和“早生贵子”意趣相通。只不过，如今它们被扎上了一圈红纸，其中一端被平平整整地切去了（为的是敲打时瓜籽可以顺利掉出来）。

夜晚，人们济济一堂围拢在新房，饶有兴味地等待着仪式的进行。新娘端坐在房屋中央的高背椅上，头顶甑盖，羞涩地低垂着头。当房族至亲长辈往甑盖上敲动第一只丝瓜络，众人随之上前，每人用手中的丝瓜络在甑盖上敲打一下，霎时，瓜籽纷纷脱落。众人边唱边喝彩，词曰：

男领：哟嗬，打甑盖啰！

众唱：子啰子叭叭，子叭叭子啰！咳！咳！

男唱：一打甑盖打来个二龙来戏水，

女唱：三打甑盖打来个三星高高照。

男唱：六打甑盖打来六畜多兴旺。

女唱：九打九九长九九，十打十满满堂红。

众：（喝彩）哟嗬

…………

少年大着胆子，抓起一只老丝瓜，敲出了充满仪式感的人生第一次。

此时，鞭炮齐鸣，鼓乐喇叭齐奏，伴和着观者的吆喝喧哗声，象征子孙满堂的打甑盖仪式进入高潮。

在外婆家，少年黄运兴还发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灯，叫尿勺灯。尿勺，是赣南乡村常见的浇菜农具，人们将之入灯，实在是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的表现。当它成为灯彩，便化身为人们赞颂劳动、祛除邪魅、祈祷丰收的一种象征。

此后，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活动中，黄运兴又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灯，那些形态各异的灯彩，那些热热闹闹的舞灯情景，从此驻留在他的脑海中，一直没有消散。“那段农村生活经历，是我的宝贵财富。很多灯彩都是我最先发现，挖掘出来，成为创作元素的。”年老的黄运兴，不无自豪地对我说。

许多年以后，黄运兴的舅舅，他生命中最初的舞灯师傅已经去世。只有各式各样的灯彩和民俗，一个一个被他编成了舞蹈，搬上了舞台。

在华丽的布景和璀璨的灯火中，外婆家的时日和少年的理想，无不发出透亮的光。

四

顺着记忆的河流一路上溯，总有零零星星的浪花重新浮泛上来，润湿了老人的眼眶。

十六岁，少年从乡村返城，像一个被时代眷顾的幸运儿，拥抱了终生热爱的文艺生活。

在乡间，他曾无数次围观过诸如打甑盖这样的婚俗仪式，看见过许许多多或羞涩或大方的新娘子，也曾无数次憧憬和想象过未来的爱人。她应该美丽端庄，又活泼轻盈，她最好还能和自己意趣相投，携手走一条志同道合的路。

像所有青春期的少年那样，他在寻觅，在期待，那个她，会在哪里呢？

这时，黄运兴翻出了两张保存完好的黑白小照。一张是年轻时的他，一张是年轻时的妻子。彼时的他，黑发浓密，棱角分明，眉目间英气逼人。彼时的她，扎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柳叶眉，丹凤眼，笑意盈盈。

黄运兴反复地摩挲着照片中那张圆润饱满的脸，目光中充满了怀念和爱意。仿佛不愿惊动了她的亡灵，他连提及她的名字都是那样声音轻柔。赖佩佩，一个在当年堪称时尚的名字，一下就让我记住了。

如果允许我慢慢铺垫，故事应该还有个盘根错节的背景。赖佩佩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长孙女。赖世璜出生于石城，早期入读军校，然后南征北战。可是这位战功卓著，威望极高的将才，最终遭到了白崇禧的忌恨。1927年，赖世璜遇害，成为北伐战争中第一大冤案的男主角。1928年，国民政府为赖世璜平反，以陆军上将因公亡故例予以抚恤。

在这样的家庭中出身的赖佩佩，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庸女子。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剧团，黄运兴初次与赖佩佩相识，便被她深深吸引。那正是他理想中爱人的样子啊，一切都像是来自上天的宠爱，梦想如此轻易地照进了现实。

两颗年轻的心，两个同样俏模俏样的人，上演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喜相逢大剧。

此后的几十年，赖佩佩不仅成为黄运兴生活中的和谐伴侣，还成为他事业上惺惺相惜的完美知音。黄运兴编舞，妻子是他最好的参谋，也是最优秀的演员。那些年他为石城灯彩编了多少舞啊，《蚌壳舞》《倒采茶》……那些舞蹈，有三个被收入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说着，黄运兴就搬出了那本厚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他要把自己的作品翻给我看，上千頁的书，一页一页地找过去，每找到一个，他就兴奋地叫起来。只可惜，还有一个怎么也找不出来。黄运兴合上硬壳封面，又一次陷入了沮丧的情绪中。

年轻时，黄运兴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石城民间舞蹈。像第一次向舅舅学习那样，他走村串户，找到灯彩舞蹈的行家里手，虚心地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民间舞蹈是多么丰富，多么无穷无尽啊。身为舞蹈行家的妻子，仍然是他的坚强后盾与帮手。

那些年记录下的成果，经四人小组合作，编纂成了一本《石城民间舞蹈》，印刷出版，真正将民间舞蹈从手口相传的师徒传承方式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典籍。后来，石城被命名为全国“灯彩之乡”，与黄运兴的民舞普查和《石城民间舞蹈》的出版不无关系。

然而时隔多年，这本书也是遍寻不着。我试着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发现唯一的一本，竟已辗转流落到了香港。是的，那儿，也生活着数量庞大的客家人。封面上，一个四肢纤长的女子，甩着长长的马尾，翩翩起舞，仿佛从未经历过岁月沧桑。

那些年，黄运兴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凭借自己的初中文化水平，竟琢磨起了写剧本这件事。他觉得，剧团没什么好本子，演的都是些老掉牙的旧戏，是时候创作些老少咸宜的新戏了。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资料，他就看书，看电视，然后自己思考，琢磨，创造。有时候看到一个节目很精彩，有启发了也动手写。从第一部大戏《斗四亭》被排演开始，黄运兴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融合石城民俗的剧本。

自然，好运不会一直眷顾着他。时间走到了一个荒诞多于理性的年代，黄运兴的剧本被枪毙，他也被赶下心爱的舞台，承受莫须有的罪名。可他有一副硬骨头，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顽强地抗争着。然而这一切犹如火上浇油，他被吊起来狠狠地打，直到遍体鳞伤。最艰难的时候，同事反目，众叛亲离，唯有妻子不离不弃地站在他身边。

对于那段疯狂的岁月和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年老后的黄运兴，已经没有了愤恨，有的只是一种最终赢得胜利的骄傲。他说：“我相信世间自有公道，组织迟早会分清好人坏人。”

我想，正因为一个人从未丧失过希望，才会在劫后余生时，很快写出了一部充盈着生命大欢喜的剧目—《喜相逢》。

这是一部婚俗表演戏，客家风情弥漫在每一个情节里。红红的盖头，红红的嫁衣，美丽的新娘，欢快的唢呐，串联着十几种民俗，热热闹闹地上演着人间喜剧。它让人联想到阳光、希望、未来、生生不息，也让人对婚姻产生强烈的渴望和信任。

也许，他真是将少年时对婚姻全部的畅想都写进了戏里；也许，他还想用这个舞台，为妻子赖佩佩补上一个最盛大的婚礼；更也许，他要用那些热闹和欢喜，光明与希望，覆盖过往的灰暗、委屈、绝望、悲哀和痛苦。

现在，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戏剧》杂志摆在案头上，黄运兴仍未放弃对《喜相逢》剧本原作的寻找。可是，他翻了又翻，没有。我替他翻，还是没有。

无可否认，这部戏为黄运兴带来了诸多的荣誉，又因为剧本的销声匿迹，给予他深深的遗憾。很多时候，悲和喜，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五

时间在艰难的往事搜寻中一点点流逝。我有一些不忍，毕竟，黄运兴年事已高，我担心他会累。

而他告诉我，前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和他聊石城灯彩，从晚上六点多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多。光是蛇灯的传说，他就讲了很长时间。

许是因为热爱，因为明白自己身上的传承责任，一提起灯彩，他就浑身充满了热情。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还在学校教书时，无论身体多么不适，只要一站上讲台，就又有了劲头。

事实上，黄运兴经历过一场生命的大浩劫，直到去年，他的精气神才得到了些许恢复。

2015年5月，一场车祸，带走了连同他的爱妻在内的六个亲人，也摧毁了他的健康和活力。妻子、儿子、孙女……每一个，都是连着血脉和灵魂的挚爱。在此之前，他儿孙满堂，个个英俊美丽，活泼大方，他们曾经是多么幸福、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那一年，正是他录下前文所提视频的当年，就在车祸发生的不久前，他还生龙活虎，容光焕发，奔走于灯彩传承的各个场合。

黑夜降临得如此迅疾，如此猝不及防。黄运兴忽然意识到，自己编导了太多的节目，却唯独不能编导自己的人生。噩运给了他太过沉重的一击，几乎达到了致命的程度。他的身体和精神无可挽回地垮下去，疾病侵袭了他，他变得消瘦、消沉、萎靡，丧失对生活的一切兴趣。最严重的时候，他被转到赣州的大医院抢救，幸而送得及时，又遇到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专家主治。他的身体里安装了三个支架，总算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他感慨万千，不停地感谢着那个主治医师。他说：“我还是运气好，现在靠着每天服药维持，慢慢恢复了一点。”

只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妻子去世后，他不再热衷于参加活动，而是躲进了那个书房，如同躲进自己的秘密花园。

人老起来真是快呀。很多时候，一次意外的打击就足以成为白天和暗夜的分水岭。相对于光明，黑夜是永恒的，静默的，强大的，人类无力掀翻的。

趁着身体在逐渐恢复，趁着还没有老迈到无法掌控行动的时辰，黄运兴继续着一项在我看来几乎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整理一生的资料，写作一部家族史长篇小说。

小说的标题，他早就想好了，叫《马鞭草》。甫一听闻，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家乡大地上几乎无处不在的一种野草，它有着厚实的叶子，紫色的小花，紧紧扎进土壤的牢固根系，它总是贴着地面匍匐生长，不娇嫩，不鲜艳，不张扬，生命力却极其顽强。在乡村，农妇们还会将它采来做酒曲。

黄运兴说，马鞭草，就是任人踩，踩不死的意思。对往事，他有长舒一口气的释怀，又有刻骨铭心的追念。看似相悖，又如此真实。是的，一个赣南家族的变迁史，背景正对应着一个国家百年的革命动荡史，怎么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磨难和教训？

黄姓，曾经是石城的望族，向以诗文传家为荣。到了黄运兴的祖父辈，家里穷困得只能以挑担卖水豆腐谋生。所幸，姑父长期跑长汀贩卖烟叶，家庭条件好，支持祖父开了一家店，才令父亲和叔叔有了上学的机会。父亲发奋，是琴江中学首届毕业生，考上了早期的宁都师范学校，宗族奖励了学租粮三千斤谷子。叔叔虽然只念到小学毕业，却也算个文化人，享受过学租粮的待遇。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家庭中的俩兄弟，一定要有一个去当兵。父亲主动承担起了家族的义务，一度官至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后来，革命和战争，打破了他们一家的生活秩序……

黄运兴捧出了他的手稿，一百七十多页的信纸，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对这个家族的回顾和认识。写完宗族家谱和祖父、父亲两辈，接下来，他要写自己的一生了。要把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打击，还有收获的那些大小确幸，全都留给后人。

可是，他又感到了深重的困难。往事在消逝，漏洞百出。历史需要一次一次地考证，而他文化程度并不高，改了一稿又一稿，仍然不满意。“唉，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我年纪又这么大了。”一声叹息，又一次将谈话的氛围推到了压抑的深渊。

直到，我将话题引向灯彩的传承，引向他的徒弟，引向他艺术生命中充满意义的时刻。

细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正式向黄运兴拜过师。因为，传承从来都是他的工作抑或职责所在。他培养了好几代人，却从来没有以师父的名义自居过。如今活跃在石城灯彩舞台上的中青年骨干，几乎都曾跟着他学习。没有行拜师仪式，没有送年送节的礼俗，充其量，应该叫学生，而非民间传统意义上的学徒。他只是尽心尽力，手把手地教，只是希望，这宝贵的民俗能长久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系，长出茂盛的枝干和茎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普查统计中，石城县有三百五十多个灯队，平均每个村有近三个灯队之多。最景气的时候，一个灯队一年可以创收十几万元，每个队员可以分得六七千元。现在呢，市场在日益萎缩，人们在追求新生活的同时，渐渐冷落了那些古老的遗俗。

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势正在到来，黄运兴感到极度的担忧。他想做很多事，想用自己剩余的灯火点亮人们心中的珍惜和热爱。

身体硬朗的时候，他经常去校园里，义务教孩子们制灯、舞灯，组建灯彩队。

在一个采访视频中，黄运兴意气风发地对记者说：“灯彩传承必须从娃娃抓起，只要我還能动，就会一直把灯彩技艺传授下去！”

直到现在，找黄运兴辅导节目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因为，他导演的节目，为那些单位带来了太多的成功和荣誉。

石城灯彩节目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是黄运兴担任的总导演。他一个人，承担着五个灯彩节目的辅导，调度着几百号人的表演，舞台上没有一盏重复出现的灯。此后，石城灯彩表演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已不再稀罕。2019年，他们还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黄运兴历历数着这些成绩，又有了诸多欣慰。是的，从乡野民俗的小打小闹，到大雅之堂的恢宏巨制，从口口相传、师徒相承到图文记录、有章可循……石城灯彩进入歌舞灯服饰的复调结合，要为黄运兴记上一笔大功。

自然，这些过往，他都要一一写进《马鞭草》。我想，这应该成为整部小说暗色基调中一抹明媚的暖色。

许多个日夜，他安静地伏在案头，努力完成着小说的创作。妻子的照片，就摆在书桌上，只要时不时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她和他对视，冲他微笑，在鼓励，支撑，召唤着他。

黄运兴说，《马鞭草》出版后，要送我一本。我愿意虔诚地等待。

六

橘黄的灯光透着暖意和慈悲，我们几乎已忘记了时间。

在对生命历程的错杂叙述和对过往细节的遍遍打捞中，黄运兴挣扎、沉浮于记忆的河流之中。最后，他终于想到了往后余生。

是的，即便他仍习惯高昂着头颅，保有良好的精神状貌，即便他完全没有老人常见的大肚腩和松垮相，但衰老的到来，没有人能够抗拒。以他八十三岁的高龄，余生，不会太过漫长了，他知道，亲人们也都知道。

放不下的，是他的作品，还有对石城灯彩的痴迷。

他一次次地翻找出他的奖牌、荣誉证书、发表过作品的刊物、收录过作品的选集。作为一名写作者，这样的珍爱我再熟悉不过。我和他一样，柜子里有着多得无处安放的所谓成果。我敬服眼前的这个老人，在那没有网络的时代，用最传统的邮寄方式和最耐心的等候，让自己的作品登上国家级的专业刊物。

其中一部作品，署名“德兴春”，那是他，和另外两个人，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而成。事实上，作品是他一个人写的。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必然也有过许多的妥协，许多身不由己的示好。他说，那时候他就决定，要把这些全都写出来。

他还说：“我不想停留，我没有时间。”

我懂得，那是他辛劳一生，奋斗一生，珍视一生的东西。可是他带不走它们，他唯一的企盼是，将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继续走在这条传承的路上。而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当他真正离去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清空，最后被遗忘。

从表面上看，黄运兴的一生，儿女成群，瓜瓞绵绵。晚辈们一个个事业兴旺，学业有成，是他内心里引以为傲的资本。家庭的熏陶，使得孩子们大多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说起他们，黄运兴几乎如数家珍。

五个女儿，一个在非洲，已是国际上很出名的艺术家。黄运兴八十大寿时，她寄回了八万元。疫情期间，女儿还以华侨身份为祖国捐款三万元。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山，也擅长唱歌跳舞。一个孙女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现在深圳从事舞蹈工作，买了五百多万元的房子。去世的大儿子，曾在纪检部门工作。大儿媳去了深圳，与孙女儿共同生活。二儿子在交通局工作……

可是，他们活得越热闹，黄运兴就越寂寞。如今，他与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白天，儿孙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日子，留给他一个巨大的空洞。

一个人，太孤寂了。

“我随时都准备走，如果可能，就去敬老院养老，那里人多，不那么孤单。”他说。

对身后事，他有细致的安排。遗嘱，早就写好了。他要把三年的非遗传承人补助金共一万五千元，全部捐给文化馆，作为基金，专门用于灯彩比赛。他说：“我有退休金，还有老年补贴，是文化馆第一个取得馆员职称的人，享受工程师待遇。”的确，从物质层面上，他是富裕的。名利于他，早已没有太大诱惑。

儿子又一次从屋子里走出来，斥老父亲糊涂。

有时候，一个人越往衰老的路上走，言行举止就越像一个小孩。显然，在儿子的眼里，父亲的诸多言语是幼稚的，不合逻辑的。他像孩子那样，喜欢炫耀，又对亲人特别依赖。老人口中提到的决绝离开抑或坦然面对死亡，也许未必代表深刻思考过后的豁达，而是一种变相的撒娇。他要用这种方式，向亲人寻求慰藉，获得爱的稳定保证。

只是，一个孩子的幼稚或痴愚，总是令成人欣赏、喜爱、鼓励，获得加倍的庇护，他是新鮮的，干净的，让人充满期盼的。而一个表现出同等行为的老人，却常常令子女感到耻辱、可笑，抑或不耐烦。

正如现在，黄运兴的骄傲和落寞皆被儿子反对与制止。他嗫嚅了嘴唇，仿佛一个在长辈面前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知道，是该告辞了。

黄运兴将金色的非遗传承人荣誉牌挂在脖子上，左手拿着非遗传承人纸质证书，右手端着内容一致的台式证书，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让我为他拍照。也许，他以为我和从前纷至沓来的摄影记者是一样的。他的表情如此郑重其事，他甚至还褪去了方才的委屈，换上了一副标准的微笑。

我端着手机，朝向他，装出高兴的样子，一边调门高扬地提示着“一二三”，另一边，眼泪却不听话地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事实上，在强大的时间面前，谁又能够真正停留呢？

一个人，无论曾经活在多么华丽的场景中，那些被时间驱赶或抛弃的悲伤、遗憾、痛悔，几乎注定要到来。

我想起小时候，正月十五的夜晚，我去圩上看闹花灯。小孩子的脸涂得红红的，穿得花花绿绿，摇晃着各色各样的灯四处游走。背着蚌壳灯的女人每合上一次蚌壳，都让我产生神秘的猜想。如今，我已有多年没看见花灯表演了。那些骑着马灯，表演着马故事的人，那些挑着茶灯的人，如今又在哪里呢？

尾随着永不停留的时间，我坐上一辆汽车，汇入深夜的灯火中。如此忧伤，又如此笃定。

如果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至少我们可以留一盏灯，亮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