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人过五十，便开始做减法了，并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大致安排。在我的创作计划中，根本就没有《海峡浮萍》这部长篇小说，连影子也没有！

一切缘于偶然。

我所就职的单位有一位台湾省籍高山族同事。2003年3月，我刚从武汉调到厦门，领导、同事就介绍说他是台湾人，姓谢。他在文艺部，负责舞蹈编排、辅导之类的工作，与我交集不多，也没去打听、了解他是台湾哪里人，怎么就到大陆来了呢？为何又进了我们单位？仅从外表来看，他的少数民族特征十分明显。我是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厦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及单位领导、同事对我都挺尊重，工作也颇有起色。可我感觉得到，谢同事似乎不以为然，对我并不怎么友好。但出于何种原因我不知晓，也许是瞧我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吧。我不计较，笑笑而已。见我示弱，他似乎有点“得寸进尺”的味道。当然，我的前提是不能触碰“底线”，一旦过分，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一次，终于让我有点闹心了，于是，我实实在在地让他近距离地见识了我较为“强悍”的一面。他当即一愣，不认识似的望了我一眼，转过身子，默默地离开了。此后，他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变得十分亲热起来，让我见识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台湾高山族人的热情、直率与爽朗。因编稿、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来单位较少，有事或开会才去。只要一去，他就会来我办公室“套近乎”，站在我桌前聊天。我一边忙乎手头上的活儿，一边与他闲聊。一般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二十分钟，他就离去了。

中午时分，我们几位要好的同事会相互邀约，在附近的餐馆就餐。后来，他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抽烟，抽得很凶，但不能喝酒，可见我们不是“以酒会友”，吃的是一种“氛围”。

我去单位，一般在上午。这天早晨，刚到办公室不久，谢同事就过来了。聊了几句，他突然说：“其实你可以写写我父亲，他的经历实在是太坎坷太曲折了。可以写成一本书，还可以拍电影的。”我一边“嗯嗯”地应付着，一边处理手头的杂务。凡是请我写东西的人，“开场白”都是如此这般大同小异，强调“故事”如何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等。他几乎没有停顿，继续往下说：在台湾被日本占领时期，他父亲先是被迫当日军，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台湾，又被迫当了国军，然后被拉到大陆当炮灰。当运兵船从高雄港启动的那一刻，他们感觉受骗了，想到一旦离开家乡，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于是纷纷跳海逃跑。此时，船上早就准备好的步枪、机枪开火了，跳海的士兵一个个被打死，侥幸逃到岸上的，早有巡逻队“恭候”……他说着，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一幅悲壮惨烈的画面：残阳如血，一艘海轮缓缓启动，突然周遭响起了由跳水声、叫喊声、斥骂声混合而成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砰砰砰的步枪声与哒哒哒的机枪声，鲜血染红的海水，与夕阳映红的海水融为一体，一大片血色刺疼了我的双眼……

我赶紧停下手头的活计，听他往下讲。谢同事的父亲被拉到了鲁西南战场，结果一枪未开就当了俘虏。然后，他就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渡过长江、挺进大西南……

我听着，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怎么到大陆来的了——他父亲转业，在厦门成家立业，然后就有了他。他初中还没毕业，便到北京一家舞蹈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厦门，进入我所在的单位，一直工作到今天。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想让我帮这群高山族老兵写点文字，起初不感兴趣，听了一半，觉得题材不错，拟写一个中篇小说加以反映。”

这天是2016年12月16日，对长篇小说《海峡浮萍》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曾经看过一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中写过一群当过日军的台湾人，那种“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令我难以忘怀。他们虽属日军，但居于日军底层，常受日本军官、本土日军士兵的欺侮；抗战胜利后，这群战败了的日军，成了侵略者与替罪羊，不得不遭受同胞的歧视。他们忍辱负重、沉默寡言，只有聚在一起，才能互诉衷肠、互相勉励。

像谢同事父亲这样既当过日军，又从台湾拉到大陆战场，从国军俘虏摇身一变成为解放军战士的台湾高山族原住民，真是少之又少！这是一个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的群体，如果不是谢同事提及，我还真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似乎还是一块盲区。

当我得知他父亲已于2013年病逝，不禁颇感遗憾地问道：“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他说，以前没有这种意识，随着他父辈这批人一个个离开人世，他所认识的这群老兵，如今只剩三人。此时，他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如果再不抢救性地写写这群人，也许他们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于是，我也有了一种紧迫感与责任感，赶紧采访、阅读、构思，以文学作品的形式，留下一段特殊的历史。

我不断地向谢同事提问、追问，了解相关情况，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满足我的要求。仅剩的三位老兵，我想尽快采访一下。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另一位回了台湾，但其长子在厦门海沧工作，有时会来大陆住上一两个月。他一一联系。北京那位已瘫痪在床，难以采访。上海那位打了好几次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得知，老人不久前病逝了。台湾那位姓何，在所有台湾老兵中年纪最小，他可能于明年夏天来厦，当然，也有可能不来。于是，我只有等！并且只有等到并采访他，对这一题材的创作，我心里才有底，也才会有写作的“底气”。

2017年1月9日，我采访了谢同事的母亲。她虽然八十多岁了，但身体健朗，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提起往事，老人如数家珍。

当年转业到福建的台湾籍高山族老兵，厦门有十多位，漳州华安县有八位。在厦门的，后来几乎全部回台湾定居，而华安的老兵及其子女差不多都在当地扎根了。于是，我在谢同事的陪同下，于2017年2月15日前往华安县，对这些老兵的子女进行采访。他们已繁衍至一百多人，分布在华安县城及乡下的后坑村、大燕村、送坑村等地。我们驱车前往，一一寻访，还参观了新建的高山族特色村寨，在那儿的风情广场观看了高山族歌舞表演，演出队全由台湾老兵后代组成。当地文友甘忠国、李秀碧、黄斌科、杨跃平、杨聪燕、许燕妮等人热情相迎，提供相关资料，安排采访行程。

然后，我又采访了谢同事的妹妹与妹夫，尽可能地占有第一手资料。

文字材料主要是台湾高山族的介绍，以及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等。高山族是对台湾原住民的笼统称呼，包括阿美、泰雅、卑南、排湾、布农、赛夏、雅人、鲁凯、安雅、曹、邹、邵、西拉雅、噶玛兰等十多个族群。谢同事属于卑南人。我不得不对高山族特别是卑南人进行了解与研究，于是购买了《中国高山族》《高山族史研究》《高山族民俗》《高山族风情录》《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高山族风俗志》《九族文化村》《山海世界·台湾原住民心灵世界的摹写》，及卑南族文献《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卑南族研究专著《知本卑南族的出草仪式》等书籍，认真阅读、揣摩，进入高山族人的世界。其中两本书对我的创作帮助较大，一本是网上偶然淘得的《头目阿古》，使我对卑南部落的生活、习俗、文化、历史等方面有了较为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另一本《走过》由谢同事推荐，正愁无处获得，竟于半月之后在厦门小渔岛旧书店淘得。这是一本台版书，副标题为《一个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所写就是卑南族一位幸存老兵陈清山的故事，作者巴代也是卑南人。这种巧遇，概率极低，仿佛冥冥之中的某种安排。此外，我到过台湾的台北、宜兰、花莲、台中等地，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情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采访过一位东北沈阳的台湾籍高山族老兵之子随父迁台后的奋斗历程，写了一篇约六千字的纪实文学《一个新原住民的艰难打拼》。而湖北则是我家乡，大别山所在的麻城、红安、浠水、蕲春、黄冈、罗田等地，我多次进出，十分熟悉，并参阅了《喋血大别山》《大别山上红旗飘》《刘邓大军南征记》等资料……

随着了解的深入及资料的占有与阅读，我越来越觉得这一题材的独特与珍贵，一部中篇小说不仅无法承载它的丰富与重量，而且大有“浪费资源”“暴殄天物”之嫌。于是，我决定再往深里开掘，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然后视情况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先拟了一个三四千字的创作提纲，得到了谢同事及其族亲的认可。标题也多次更改，由最初的《望故乡》到《归乡何处》，再到而今的《海峡浮萍》。

2017年7月19日下午，在谢同事的联系与陪同下，我终于采访了从台湾前来厦门海沧探亲的台湾老兵何先生。他生于1927年，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看上去只有七十多岁，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偶有回忆不畅，坐在一旁的夫人及担任中学历史教师的儿媳妇会赶紧补充。这次珍贵的采访，不仅获得了大量资料，更在于我所面对的这位中国台湾噶玛兰族老兵，简直就是一部活着的特殊历史。他们被时代所裹挟，其遭遇与命运，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台湾现代史的浓缩与象征。

老人生长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早年所受的教育也是日式的。他会说日语，会唱日本歌，唱得最多的是《北国之春》。后来他到大陆参加了解放军，在渡江战役时，一颗贴地子弹射穿了他跑动着的右脚掌。战争年代他多处负伤，天热时，伤口脓肿生疽，竟有苍蝇飞来，至今伤疤犹存。当年一颗子弹留在体内，竟慢慢产生位移，移到了胸腔左肋之下。他带了一个护身符，打完最后一仗，护身符竟神秘丢失，无从寻找。受日本相扑影响，他特别会摔跤，于1951年获得过全省摔跤冠军。何先生从部队转业到厦门，因游泳技术高超，有人担心他叛逃，游往国民党统治的金门岛，于是将其调至离海较远的安溪县，担任体委主任。年事渐高后，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慈爱，特别喜欢猫狗等动物。“文革”中，他受过冲击，遭到批斗……所有这些，都被我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写进了小说。

清代小说家金丰在《说岳全传》序言中写道：“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我写《海峡浮萍》也是如此。有些情节是虚构的，而细节则是真实的，如，台湾女人来厦门寻夫，隔着一条马路不敢相认；谢同事儿时，别的孩子辱骂他的父亲是台湾特务、国民党反动派，他寻机报仇，被对方的父亲——驻场干部向他父亲告状，父亲手拿皮带使劲抽打，他强忍眼泪一声不吭；一位华安台湾老兵办好返台手续，订好机票，临行前夜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谢同事的父亲定居台湾后，偶遇一位当年跳海侥幸逃生者，当即惊呼不已……总之，我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真实人物为线索，真真假假，虚实相间，通过文学形式再现台湾高山族老兵不同类型、不同个体的命运，以此反映一个特殊的时代，反思我们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从中吸取有益于当下的经验与教训。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现居台湾的大陆老兵，他们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从此背井离乡，日夜思念故乡。台湾的大陆老兵与台籍高山族老兵，他们同被命运裹挟，随潮水涨落起伏不定。海峡两岸解禁，生活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回到大陆，在经济上具有优越感，受到当地政府、亲友、民众的欢迎与尊重，可谓虽败犹荣。而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在物质、工作、待遇、心态等诸多方面，优于生活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回台湾后内心会产生一股失落与惆怅。二者虽然满足了怀念故乡、回归故土的夙愿，但对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总是会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牵挂留在当地的儿女骨肉。因此，晚年的他们，不得不在海峡两岸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如候鸟般飞来飞去。这种新的迁徙往返，二者处于同一时间，却与当年的方向呈逆向态势。此岸有家，彼岸有家，牵挂往返，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超越了抽象的观念，实现了文化的统一与人性的复归。

厦门一位年长的朋友说，你写什么书，写多少部，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这种“一定之规”，冥冥之中是否出自上苍之手的安排？我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对那些神秘现象，总是充满敬畏。不管怎样，长篇小说《海峡浮萍》完稿了，感谢那些给我帮助并接受采访的所有人士，特别要感谢的，自然是最早给这本书注入火种的谢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