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旅居美国的文学史家夏志清生前乃以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名扬学界，当年该著甫一出版，便引起不小的反响，之后又不断引发争议。客观地说，夏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比如他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等作家的发现。但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在我看来可谓轻薄为文。这么说，倒不是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不可触犯，对鲁迅这样的文化巨匠、文学大家，不是不可以讨论和争议，应该说，鲁迅的文学体系也不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缺，也有自身的瑕疵和成长过程中的履痕。但像夏志清这样简单轻率，以一己偏见随意矮化、贬抑鲁迅的做法，是不具学理意义的，也是难以服众和站不住脚的。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虽然也承认鲁迅的《药》等九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鲁迅的声望高于同期的小说家”，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鲁迅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他好多篇小说都写得让人失望”。（见荷兰莱登《通报》），在这篇《通报》中，夏志清提到，他在《小说史》中并没有对鲁迅做什么人身攻击式的恶意批评，而主要是把他作为短篇小说作家来介绍。他评析了鲁迅的九个短篇，特别是对其中的《药》《祝福》《肥皂》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夏氏得出鲁迅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他好多篇小说都写得让人失望的结论。并且，还以张天翼为对照说，面对张天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大量杰出的短篇，谁还能坚持说鲁迅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呢？夏志清错误地认为，由于鲁迅首先进入中国现代文坛，他塑造的一些小说人物，如阿Q、孔乙己等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从而比后来更成熟的同一类型形象，获得更大的关注和意义。因此，夏志清一厢情愿地认为，若不是中国批评家过于偏袒地突出鲁迅，而从不把哪怕一点儿关注投向后来者，就不会如此无视本是左翼作家的如张天翼。

学者李昌云在《论夏志清与普实克之笔战》一文中指出，从夏志清到王德威的研究，大多表现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隔膜，其影响所致，往往带来许多消极因素。《小说史》出版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毁誉交加一，赞赏者有之，批评声也不绝于耳。面对众多的非议，夏志清几乎只对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诘难进行了反驳。夏志清反驳普实克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价值评判标准存在着巨大不同。普实克指出：“如果一位研究人员不是旨在发现客观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偏狭在，那么所有科学研究都将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夏志清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一部文学史要有价值，就必须是一种辨别的尝试，而不是一个为满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标准而进行的带偏见的概述”，但在引用了这一句话之后,普实克马上说道：“不幸的是，……夏志清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夏志清用以评价和划分作者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艺术标准。”普实克通过解读鲁迅的作品来指责夏志清对鲁迅的种种错误与歪曲，认为“这种歪曲还危及着更多的问题。的确,这关系到鲁迅毕生事业的意义”。“鲁迅将他的观点表达得越鲜明,他在社会斗争中所站的立场越明确，他的作品也就在各方面都越成功”。普实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却给夏志清留下了话柄。夏志清指责普实克在解读鲁迅时犯了“意图性的错误”，殊不知夏志清本人也犯了“感受性的错误”。两人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来评价鲁迅，无论是褒是贬,都未影响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只是从不同的维度印证了鲁迅的经典意义。

在夏志清看来，鲁迅有过思想上的动摇，那是发生在1928—1929年间，从他个人生活和创作生活两方面来说，那两年属于危机时期。彼时，在批评的压力和流行风尚的指挥下，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植根在他感情阴郁中个人主义的现代启蒙思想，转而依附于共产主义的集体行动。那种现代启蒙思想萌发于他所接触的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与思想。相比之下，他后来的思想皈依并未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扎根，故而他晚年连篇累牍写作的杂文才显得如此尖锐刺耳，这在夏志清眼里，透露出的是鲁迅“创造力的丧失和人格的损伤”。夏志清说自己“正是从思想感情的贫乏和意识形态的转向的角度，分析了鲁迅最后的创作努力《故事新编》的失败：‘由于鲁迅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郁的看法与自己所公开声称的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只能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来做政治讽刺的工作。’”夏志清之所以低估和贬抑鲁迅，多是出于“主观的观察”，政见的龃龉，而非学术的、科学的思考和分析。

夏志清谈晚年鲁迅时说，此时的鲁迅，“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在夏志清看来，鲁迅一定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法再写早期式的那些小说，虽然鲁迅有许多远大的计划，包括写一部讽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和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勇气下笔，反而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这些均属无稽之谈。对此，郜元宝在《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答复。鲁迅一生出版过三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出版《呐喊》，收录十四篇；1926年出版《彷徨》，收录十一篇；1936年出版《故事新编》，收录八篇。加上1913年发表的文言小说《怀旧》，总计三十四篇。郜元宝认为，鲁迅短篇小说的总量并不少，而且在新文学发轫之初，势头很猛，“一发而不可收”，“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之父”的地位，所以广大读者期待他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然而1925年11月6日完成《离婚》（收入《彷徨》）之后，鲁迅再没写过一篇取材于现实的小说，更没有给后人留下一部长篇。倘若没有《不周山》之后十三年（1922—1935）陆续写出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七篇，鲁迅果真就与小说“离婚”了。何也？其实原因很简单：急遽剧烈的社会斗争，使鲁迅不能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中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强暴的压力，又不允许鲁迅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于是，杂文写作成为鲁迅晚期的主要选择。用鲁迅的话自述：“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鲁迅后期中断小说而选择杂文，还有一重原因。金宏达指出，“对于鲁迅小说创作的中断这一命题应加以必要的界定。笼统地说，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是不符合实际的”。鲁迅1933年3月22日所作《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最后说：“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金宏达据此认为，鲁迅在《彷徨》之后对小说创作的要求更高了，但由于思想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迁，他虽然想写出更好的小说，却迟迟不轻易下笔，一直在苦苦摸索着新的写法。可惜天不假年，一些渐趋成熟的构思因为过早逝世而消散。这个判断基本符合事实。而夏志清所谓鲁迅晚年“创作力的衰竭”之说，则完全不靠谱。

夏志清的《小说史》当然不乏新的发现与认知，其价值应当承认。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显然谬误多多，难以服众。正如有论者指出，鲁迅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是在1917年至1936年的中国，夏志清是在鲁迅死后二十多年，在一万多公里外的美国研究鲁郭茅巴老曹，时代、国家、专业、立场都相差甚远。夏志清写作时，甚至对徐訏、萧红等作家的代表作都没有读过。因此，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的贡献在于，填补了一些不被重视的作家的研究空白，比如此前提及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张天翼等。就总体知识和见识来说，尤其对鲁迅的研究和评论，夏志清做出的结论狭隘偏颇，又因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的制约，评价鲁迅显然有点勉为其难。这点，从他轻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经典名篇来看，已然露出短板。难怪许多年后，他又修正自己的观点，说“《狂人日记》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小说的某某某方面当年没有注意，后来觉得确实不错”，这不正好说明了他的鉴赏能力低下么？

夏志清动辄爱用“最”这个不留余地的字眼儿，仅此就表露出评论者的狭隘和偏颇。夏抑鲁（迅）扬张（爱玲）是明显的情绪化表露，二者孰轻孰重、孰高孰低，明眼人一看便知，可身为一名文学史学者却能做出如此认知，真叫人无语，说其偏颇并不为过。究其原因，不独是由于政治立场偏斜，还有审美能力的不到位。像夏志清这样旅居海外的学者，其文学研究不够深入，甚至不乏以偏概全、故作惊人之语之虞。夏志清及其追随者王德威等人，往往是以西方价值观度量中国作家作品，阐释中国文学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在夏志清、王德威等身居西方国家的学者眼中，只有西方的文艺理论先进、高明，中国的作家作品只有合乎西方标准方为佳作，否则，饶是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无论中国大众如何欢迎，在他们眼中都是次品。中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好与不好，本民族的读者、评论家说了不算，必须用西方文艺理论、价值尺度来评判，必须以“去主流化”、“去中国化”的目光来考量，才算公平公正，这种奇怪现象早已为人们所认知，并引起必要的警惕。

应该承认，近百年来，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现代文学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文艺作品、文艺理论的引介，拓宽了中国作家们的思路和视野。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这种民族属性，乃是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流淌而出，并深刻沉淀在了民族的血液之中。没有民族特性，就没有民族文化，文学艺术的生长与发展尤其如此。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以西方的文艺实践为基础提炼而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打开，西方文学理论蜂拥而入，重塑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范式，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批评家，以及像夏志清及其后学王德威这样的海外学者。他们沉迷于模仿、照搬远离中国文学实践和审美的概念，生硬操作种种时髦理论，强制阐释中国作家作品和创作经验。事实上，许多西方文艺理论家自己也明白，他们的理论并非万能普适的典籍经文。比如，著名语言学理论家索绪尔就曾明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遗憾的是，夏志清以及国内一些文艺批评家不以为意，仍然热衷于生搬硬套、强制阐释。

夏志清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学者，以某种“自由视角”解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固然能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疆拓土，他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发现与肯定，也不无可取之处。然而，在鲁迅评价问题上，显然有失水准。从他的《小说史》有关章节内容看，作者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缺乏客观、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比如，他认为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迷信造成的，孔乙己的悲剧在于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的式微和读书人的迂腐。这些分析和认知，虽然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却流于浮浅和皮毛，避重就轻，没有能够抓住鲁迅文学的精髓。诚然，鲁迅曾一度被“政治化”乃至“神话化”，固然值得反思，但鲁迅作品的经典价值不应因此而被解构和颠覆，而夏志清的《小说史》恰恰有意无意地犯了这个毛病。

相比之下，夏志清所发现和重估的作家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他们在以往的文学史上被低估乃至忽略，对其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与重塑值得肯定，也属夏志清的研究成果与开山之功。但《小说史》中说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则有人为抬高之嫌。《金锁记》曾被作者改写成英文投给美国各大出版社，结果是统统吃了闭门羹。其中，一家名为Knopf的著名出版社的退稿信写道：“……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这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也反证了夏志清对张爱玲的高调推崇是极不靠谱的。

说实话，张爱玲与鲁迅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她没有资格与鲁迅相颉颃，更遑论超越鲁迅。鲁迅文学是大深刻、大手笔，无论是对人物命运的展示，对文化、社会和国民性的开掘，迄今都难有人与其匹敌。事实上，晚年的夏志清也表露出他对鲁迅评价不公的忏悔，说“我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但他贬鲁褒张的情结迄未消弭。凡此种种，都在昭示着一个事实：夏志清贬鲁褒张，乃是出于个人的狭隘和偏见，是为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夏志清此举，是“以武断的偏执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来博眼球、博出位。某种意义上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当属“完全忽略作者意图”的“唯文本论泛滥”（）的主观武断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