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颖

中国文学作品创作，从来都离不开对乡村建设的关注，以现代性启蒙视野批判乡村社会，站在农业文明立场上，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对乡绅阶层进行叙事，是现代文学叙事作品的主要特征。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为背景，阐述乡村建设思潮与文学介入形式，分析现代文学中“乡村建设”叙事作品的创作特征，分析叙事作品创作的错位现象，为相关研究和文学作品创作提供参考。

一、乡村建设思潮与文学介入

（一） 乡村建设思潮的形成背景

中国社会发展是以乡村为基础的，乡村也在文化发展中长期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发展时期，乡村的正常发展遭到明显破坏，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进程被外来力量打断，并激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者，不仅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乡村改造和建设活动，并且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与同时期进行的下乡活动、平民教育活动等，共同成为探索乡村建设、改变乡村发展现状的重要活动。在此背景下，这些知识分子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利用不同形式的叙事作品记录时代进程，也对文学发展起到显性推动作用。乡村建设思潮的形成，既是乡村发展现状的必然体现，又是中华文化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这些知识分子多是从乡村中出去，在接触到外部发展环境后，又以不同形式回到乡村中，因此能够从另一视角去认识和分析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并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形成一股具有代表性的思潮。

（二）乡村建设思潮与文学观念的交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内忧外困，自宋朝以来就已经停止发展的农业科技，战乱导致的饥荒，被郑振铎比喻为“黑雾笼罩的狭小而黑暗的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列强持续的物质掠夺和精神践踏，让亿万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失去了阵脚与自尊。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成为文人与农村经济社会交融的载体。周作人、梁漱溟、庐隐、王统照、郑大华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农村建设中的同时，也将自己所观、所思，用不同叙事作品展现出来，在力求改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同时，不断探索更加适应社会、更具有推动力的新的组织制度，期望改变乡村建设现状，改变当时的国家发展现状。

（三） 现代文学对乡村建设的理想追求

文学是表达理想追求的重要方式，乡村建设内忧外困背景下，文学家们表现出较为一致的理想追求，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实现文化对乡村建设的引导。在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强调并尝试利用各种方式，对乡民精神和思想素质进行改造，引导乡民形成一种自觉、反省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现代文学家将乡村建设的理想状态构建于人的精神自觉，也就是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的情理关系，构建起一种伦理本位社会，乡村建设者将乡村重建分为个人觉醒和与他人相处两个层次，并提升至推动国家继续生存的高度，但是这种划分只是理想化的追求，理想信念很快在交织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者入侵下破灭了。

二、现代文学“乡村建设”叙事作品的创作特征

（一） 对时代改造的期望

对时代改造的期望是乡村建设者寻找的重要路径，也是乡村建设叙事作品具有的重要特征。乡村建设运动的动力源泉，是乡民理性的觉悟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但是动力源泉作用的发挥，需要以理论倡导和文学书写为途径，也就是先要在乡民的个人精神中注入理性自觉思想。除周作人、梁漱溟等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外，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在社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突破传统运行方式基础上，乡村建设者尝试将乡民互助和个体自由发展相结合，实现乡村建设的最终诉求。在北大平民教育社某位成员的回忆录中，他认为乡村演讲是救国工作的一部分，在异常艰难的社会发展中，始终满怀信心、态度坚定地投入乡村建设中来。这些作家利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展现出个人对时代发展的思考，探索改造时代的方式方法，期望引起所有社会公众的认知，推动当时的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变。但是这些期望与当时的农村发展情况明显不符，也难以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二）对苦难的书写

对苦难的书写是现代文学作品反映社会发展现状的重要内容，也是叙事作品本身固有的特征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叙事作品创作的主体，不仅包括当时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还包括许许多多怀揣着救国救民大义的进步学生，他们在亲眼看到农村经济、文化、人性等乡村现状后，以笔为戎，期望通过对苦难的描写，唤起乡民的认知和反抗，激励乡民前行的勇气。王统照的《沉船》《搅天风雪梦牢骚》等，正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在作者看来，经济的困窘是导致农村文化贫瘠的直接原因，但是在作品中，同样展示出中国乡民在困窘状态下依然保持对文化的追求，这或许是苦难书写中能够唯一给予期望的火苗，成为激发创作者参与乡村建设的根源动力。

（三）对生机的诉求

对生机的诉求，是现代文学创作者依然对乡村建设抱有期望的唯一支撑，虽然在各种类型的叙事作品中，不断地描述农村生活的困苦、乡民的身体羸弱和文化教育滞后，但是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在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报告中，认为“乡中人思想单纯，却极其清白，易于灌输新思想”。在周作人的《游日本杂感》、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作品中，不但明显地展现出这种期望与诉求，还尝试用教育的方式，将教育对象拓展至那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乡民群体，引导乡民学会改造乡村，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些作品的描述，让更多具有追求的乡民走出乡村的空间桎梏，走出迂腐思想的桎梏，尝试通过走出去、带回来相结合的方式，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四）人生价值追求的迷茫

在乡村建设叙事作品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就是并非生长于农村，对农村认识一片空白，又怀揣梦想投入乡村建设的“城市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抱有建设国家的远大理想，认识到农村落后对国家发展的限制作用，毅然放弃城市生活而投身于农村建设。但是在叙事作品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景都被现实状况所粉碎，使得他们不断地对人生价值追求产生迷茫。叶圣陶的《倪焕之》《搭班子》，柔石的《二月》等作品，都是对这些典型知识分子代表的描述。这些知识分子在时代号召下从城市来到农村，梦想成为改造农村的建设者，但是从根源上而言，他们的到来并无法有效解决乡村问题，甚至会由于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的差异，屡屡被现实所打击，人生价值追求失去明确的方向，随之而来的则是彷徨、不知所措和退却。从此岸与彼岸的视角来看，这是乡村建设作家对彼岸世界追求最为真实的反映，也是中国文人探寻乡村建设出路失败的重要因素。

（五）矛盾心态的记录

以废名的《桥》、师陀的《果园城记》、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为代表，记录了另一群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者，他们本出生于乡村，在各种机缘中进入城市，在认识城市、开阔视野后，尝试回到乡村中，找寻、重建个体身份。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作品中，营造的是一种别样的意境，淡雅简约式的用笔，给作品蒙上一层朦胧面纱，同时又产生强烈的旁观感。虽然是出身于农村，但是在思想上已经远离，留下的只有回忆、踌躇和失落。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作者只能用文字来描述印象中、想象中的世界。时至今日，农村与城市化的矛盾依然在社会发展中存在，借鉴现代文学创作出更多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是当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关注的重点内容。

（六）对社会的忧虑

文学是社会现象的直观反映，也是最为形象的描述。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部分乡村建设者来说，面对乡村的落后和凋敝，他们不仅用叙事作品来记述乡民生活的悲苦现状，描述时代场景，更尝试追溯悲苦现象产生的原因。周作人在《游日本杂感》中借用日本的警示，在《碰伤》中对北洋军阀政府无能的批判，叶圣陶在《乐园》中对教育的深层忧虑，丁玲在《水》中对乡民缺乏反抗意识、勇气的描述，无不是这种探索的结果。对悲苦现象原因的追溯，显示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的急迫感和忧虑，也彰显了他们对时代的担当，但是在追溯时，明显受到个人视角的局限，没有能够跳出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因此到最后，只能是在失落的情绪中，用叙事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极度失望中，表现出对故乡的弃绝，陷入追寻社会出路的深层迷茫与焦虑。

三、现代文学“乡村建设”叙事作品的错位

（一）对乡村建设认识的偏差

现代文学作品中，乡村建设者对乡村建设认识的偏差，是建设失败和叙事作品创作特征产生偏差的根本原因。在周作人的认识中，他认为乡民是“未能力者”，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构想中，将乡民的理想觉醒改造作为建设活动的基础。这种想法在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作家群体中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在教育活动真正推进时，面临的却是乡民的愚昧、麻木、默然，甚至部分乡民还存在对外来事物的本能排斥。在人性的复杂本质与排斥的双重作用下，乡村建设所面临多方面困境，显示出文人与乡民的对峙。认识偏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建设者没有从社会结构上对乡民进行深度分析，单纯依赖于文学上的描述，更是难以解决农民发展的现实问题。

（二）乡村建设意志的缺失

与西方现代发展历程不同，百年前的中国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明显受到西方殖民侵略的影响，乡村空间变化受外部因素强烈干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推动乡村建设，都需要参与者的强烈意志作为支撑。以作家和大学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者，是由当时的市民转变而来，虽然具有超前的视野和能力，但是天然上已经与乡民产生隔阂。乡村建设是长期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一直是以稳定的形式发展，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本身已经失去内部变革的动力，要通过建设改变乡村发展面貌，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坚持与积累，这对城市出身的乡村建设者来说，在心理、意志和实践上，都是严峻的挑战。失去了意志支撑，将会使得他们无法抵抗现实的磨砺，转而选择逃避。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为乡村建设叙事作品创作特征产生的又一根源。

（三） 乡村建设经济独立壁垒

中国乡村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使得乡村经济成为独立的个体，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多数农民依然摆脱不了这种经济模式的形式和思维桎梏。乡村建设者的种种设想与构思，都在这种独立经济模式面前碰壁。开展演讲活动等无法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资源，甚至还要侵占一部分农村资源。即便是在乡民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时，他们也只能帮助其中一个或少量群体，想在整体上改变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陷入了乌托邦的梦幻追求。在乡村建设运动盛行之际，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抨击，表现出反对意见，但是这种反对同样只是展现在文学作品层面，没有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更无法解决乡村建设的现实问题。独立性较强的小农经济壁垒，成为乡村建设叙事作品特征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四、结语

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彼时知识分子在探索国家建设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转变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文学家在尝试融入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在用叙事作品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真实状况，期望在探索国家、社会出路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即便是最后多数乡村建设都无疾而终，但是保留下来的叙事作品依然对现今的叙事文学创作，尤其是乡土文学创作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