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光听得见

收到“金色助学金”申请成功的邮件那天，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杨的电话，毕竟他比我还期待这个结果。如果不是他，这项助学金应该是与我无关的。接到电话的老杨却仿佛早有预感：“就说没问题的，只要你肯做，肯定能成。这回也算给村里办了点事儿，好些孩子都还记得你呢。”

老杨是村里小学的校长，中师毕业后就分配到村小工作，一直干到今天。我踏进村小至今已有20余年，他见证我从无知幼童成长为“奔三”青年，而我见证他从“瘦高竹竿”变成清癯老人—老杨年近60，却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村里的人都说：“瘦了杨校长，肥了咱村小。”

我入学那年，老杨还是小杨，那时的小杨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村小六名老师中唯一的男老师。在上学前，我就听过许多村民的闲言碎语。有人说，一个大男人一直窝在这村里的小学校，真是可惜啊；还有人说，怎么别人中师毕业都去了好单位……总之，没几句好话。早慧如我，心中早就对他做了预判—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家伙。

恰好，我也是个不受人待见的小孩。四肢不协调的我难以加入班里女同学的跳绳游戏，不甚好动的性格又不爱混入男同学的“木头人”战局，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带我玩了。那时，村小并没有图书角，而我也没有课外书可看，只能总是赖在座位上翻来覆去地看课本。也许因为低年级的功课简单，考试成绩便好得出奇，双百分是常有的事。

然而好成绩带来的并非好人缘，班里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百分书呆”。一开始，我还会气急败坏地反驳：“我不呆！你才呆！”或许是我恼羞成怒的模样与日常的内向寡言反差过大，好事的同学见状更是来劲。如是几次，我愈发沉默，总是窝在自己的座位里，把头埋得低低的。

不知何时起，小杨注意到了我的不合群。某天的体育课，我照旧没有离开座位，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窝着看从高年级堂哥那里讨来的旧语文课本。“怎么不出去上体育课？”小杨老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惊得一哆嗦，下意识地把那本旧书塞进桌肚，以沉默作答。

“藏什么？能不能给老师看一下？”小杨平和的语气驱散了我的紧张，我怯怯地抽出书本交到他手上。看到是被翻得有些卷边的四年级语文课本，他笑道：“这么好看吗？”出乎意料，他没有责怪我，这使得我如获大赦般连忙点点头，又摇摇头—语文课本的故事是有趣的，可看多了也会腻，但也没办法，毕竟没有别的书可看了。

小杨像是识破了我的心思，说：“以后给你带些更好看的书。有不认识的字查字典，问我也行。哦，看完得写读后感，字数随你。”

此后，我的桌肚里隔三岔五就会有小杨“投放”的课外读物。他像是算好了一般，总在我看完一本后取走旧的，送来新的。而我也乖乖地把写好的读后感夹在看完的书里，他则会在下一次的书里附上批改后的版本。这成了我俩秘而不宣的约定。

三年级时，我的父母决定进城务工，并且计划带我和弟弟进城借读。不过，关于我俩的学校安排略有不同。我被安排到一所民办寄宿小学就读，父母为弟弟交了一笔借读费，让他到一所离父母工作地点较近的老牌公办小学走读。

得知此事的我十分失落，一方面是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另一方面是敏感地觉得父母更关照弟弟。那段时间，我毫无看书的心思，每天托着腮神游，小小的人儿为如何改变这个自己不想接受的安排而苦恼。班里的同学开玩笑：“百分书呆子要升级成万分书呆子喽！”而我毫无回应的心情。

小杨察觉了我的异常，在体育课时找了过来。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大倒苦水，说着就抽泣起来。小杨听后还是那副平和的模样，让我把眼泪擦擦，看我止住了哭，他才问：“你还喜欢看书吗？”虽然不理解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困境有何关系，我还是点了点头。

“你要转去的新学校有自己的图书阅览室，藏书有几千本，你读到小学毕业都看不完。”我眼前一亮。他接着说：“喏，这样想，转学不是坏事，反正我这儿的书也没太多适合你看的了，去了多读书，以后才能读更好的书。”

小杨的话有些绕口，我似懂非懂。他知道，我过不去被差别对待的坎儿，于是便耐心地和我分析，父母的安排并非完全因为偏心，弟弟年纪更小，体弱多病，的确需要人照顾，何况市里的民办学校不接收一年级的住校生。最后，小杨说：“转学了，读后感也少不了，就一学期交一次吧。”

心结被打开，我眉舒目展。

现在想来，扎根于我心底的“读书走出去”的想法，最早就来自小杨；他还是我性别平等意识的启蒙者。

进城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像我这样随父母进城读书早已不是稀罕事儿。我逐渐适应了住校生活，每周搭乘城郊小巴士往返，每月回一趟村小上交读后感。

小杨比以前更忙碌了，学生们那时都叫他“杨校长”。尽管如此，他在读后感上的批注却从未敷衍，甚至更加翔实细致。也许正是因此，转学后，我的语文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某个周末，我在回家的小巴士上听到周围的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撤点并校”，说是要把那些学生少、条件差的学校合并到一起，开一个中心学校，做大做强。

我心下一紧。下车后，村口大榕树底下，大家也在聊这个话题。

“这小杨熬了好些年总算做了个小校长，怎么搞得村小要关门大吉啦？”七叔公阴阳怪气，他一向对小杨不认可。阿华伯忧心忡忡：“那我们村的娃上哪儿读书啊？都要到镇上？”

“遭罪噢，谁得空天天接送？走路得走上一个小时吧？”梅姨叉着腰，“唉，我是不放心我家乖崽自己去上学，看来是我要遭罪了。”

江伯摆摆手：“你们眼皮子浅了，小学校、破学校还是并了好。看看我们这村小，教室旧，桌椅破，人家镇小建得好，娃娃们去了才学得好。好水养好鱼，这个道理都不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而我越听越着急，小杨不会就此丢了饭碗吧？

第二天，我照例给小杨交上读后感，却磨磨蹭蹭地赖着不走。终于还是硬着头皮问他学校撤并的事情。小杨笑了。他说改革是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更好的发展。在这样的计划之下，我们村小的确很可能被合并。

“所以意思就是，你真的要丢饭碗了吗？”我关心的重点和他显然有所偏离。小杨难得皱起眉头：“那倒不会，我换个地方上课就是了，但村小被合并，孩子们到镇上读书，总归是不那么方便的。”小杨觉得，文件上说，规模小、生源少、条件差、质量低的“麻雀学校”会被整合，只要村小不属于这类学校，那就没有被合并的理由。他这个校长决定做点什么。

“能做什么呢？很难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称他为“小校长”的声音，还有村民们的闲言碎语。我明白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他说：“难也得试试。上坡路，总归是不好走的。”

时间就在我每周一次的城乡往返中过去，离我初中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段日子里，小杨校长成了村里最大的谈资。

听说，他联系上一个爱心基金会（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村里人并不理解何为“基金会”，但大家都知道，从此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吃上新鲜热乎的饭菜了。孩子们再也不用为午饭发愁，因为村小里有营养均衡的“免费午餐”。

听说，他东奔西走，从省上争取到了世界银行针对农村学校的帮扶贷款。几乎没有村民明白世界银行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知道他弄来了钱，村小开始改建，原来的破窗烂门都换了，一些教室里还装上了多媒体设备。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叽叽喳喳地和家人分享当天的“屏幕”见闻。

听说，他回到自己的母校谈了什么合作，村小现在是那所师范学校—现在已是师范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时不时会有年轻大学生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孩子们因为“大哥哥”“大姐姐”的到来而欢欣雀跃。

听说，教育局说这所小学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容易……

最终，村小并未被合并，反倒成为市教育布局调整后的长期保留学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叔伯姨婶们谈起他，都改口叫老杨了。每当人们聊起学校，七叔公总爱用他一贯的语气总结道：“小校长不好做啊！”

也是那一年，我参加中考，成绩蛮好，但又不算太好。我面临的选择是市里的普通高中，或者选县里、镇上的重点高中。父母很开心，县重点高中已经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选择，离家又近。

我失望异常，仿佛一辆好不容易爬升到顶点的过山车，可下一步是飞驰冲下高坡。忙于讨生活的父母自然没有察觉我的异样，老杨却主动找上我，说要带我熟悉一下县里重点高中的环境。

“别老多管闲事，你那学校还不够你忙的吗？”叛逆期发酵了内心的失落和沮丧，我第一次冲他嚷嚷，“不去！看看看，能有什么好看的！”

“眼光高了是吧？这就看不上家门口的学校了？”老杨质问的音调高了八度，“这么有本事，怎么考不上市重点？”

我的情绪渐渐缓了下来。“走，上车，去看看学校！”

可能是上了年纪，老杨比以前话多了。途中，他讲起几年前我担心他丢饭碗的事，说他那时候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觉得村小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做校长做得心慌，担心真像村民们说的那样，学校要在他手底下关门大吉。那天他和我说的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给自己鼓鼓劲的，毕竟走着累的路总不会是下坡路，觉得难就对了，难就是在爬坡。

我恍然明白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良苦用心。于我而言，回来念书也是一段难走的上坡路罢了。

走过高考的小山坡，我如愿考上了大学。再后来，老杨找我给村小的孩子们做了个讲座，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给孩子们做个榜样。我拗不过他，便答应了下来。那时的我早已明白“寒窗苦读”的漫长与不易，望着讲台下孩子们亮晶晶的双眼，只想把自己的一切讲给他们听。

我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毕业的关口。父母本以为我总算要过上他们期待的“白领生活”，我却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父母虽不支持我的选择，但见我决心已定，也不再反对。可得不到家人的认同，我反倒动摇了。

这回，仍是老杨开导我—理解父母的“不理解”，但还是要坚定自己的选择。就像当年村民们不理解窝在村小的他，笑话他是“小校长”，他都知道，也都理解，但依旧坚持自己认为对的选择，反正是对是错，自己担着。

带着老杨的希冀，我继续踏上求学的旅程。

如今，我所就读的高校实施“金色助学基金”项目，申请成功者可用部分资金结对帮扶自己家乡需要资助的学生，并为其提供学业等方面的帮助。项目申请程序烦琐，我一度萌生退意。得知此事，老杨絮絮叨叨地和我讲解 “资助、资志、资智”的意义，不厌其烦地协助我办理对接程序。最后，我成功申请到“金色助学基金”，结对帮扶村里有需要的孩子。

给老杨打电话报信，我称赞他为村小做了太多，他却自嘲说自己只是“小校长”，只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以后还得看我这样的年轻人。听筒里传来老杨和蔼的笑声，我开始明白，求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摆脱家乡的贫困”。

为师则为范，于我而言，老杨是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