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兰 吴俊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876)

0 引言

伴随全球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发展工业互联网已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的国家战略。工业互联网既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依托和重要途径[1]。

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政策指引推动建用互促”的特征，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已初步形成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中枢、数据为要素、安全为保障的四大功能体系。四大功能体系是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的基础，其协同对于拓展融合创新应用、完善产业生态布局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多围绕工业互联网架构、标准和平台体系展开，较少分析地方政府对四大功能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本文一方面应用协同度算法评价地方政策体系协同水平，识别体系协同短板；另一方面总结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地方政策建设工业互联网的侧重点差异。

1 分析框架

在借鉴张涛等2020年研究[2]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包含对象层、思路层和算法层的评价框架(见图 1)，定量评价2016年以来我国各省/直辖市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的协同水平。

首先，以采集到的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65份政策文本为基础，经两位研究人员合议，筛选出省/直辖市一级的38份工业互联网政策作为评估对象。其次，从政策协同目标和政策力度两方面设定评估思路，政策协同目标方面，根据设置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四大体系主题，综合词频分析和专家遴选，构建每类体系的代表性主题关键词；政策力度方面，考虑到评估对象都是省/直辖市一级的政策文本，将政策文种划分为

图1 工业互联网政策评价框架

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实施意见、通知3类以区分不同政策文件的力度。随后，基于主题关键词频次、两两主题关键词共现频次、政策力度分值计算两两政策主题的协同度。最后，根据量化分析结果给出政策完善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政策文本计算方法定量评价我国各省/直辖市工业互联网的四大体系两两协同水平。首先，基于图 1所示评价框架的思路，通过政策文本的词频分析并结合专家意见，筛选确定网络体系、平台体系、数据体系和安全体系关键词共40个(见表1)。

2.1 主题关键词的词频计算

通过表 1中确定的主题关键词来分别对各地区政策文本的四个体系主题进行词频计算，从而得到每种体系主题的分布情况。设置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主题关键词个数分别为n1、n2、n3、n4，设置k为政策语料的数量，计算各体系主题分布的步骤如下文所示。

第一步，依据选定的主题关键词构建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4个体系主题矩阵X1、X2、X3、X4，具体如下。

X1={x1,x2,…,xi}(i=1,2,…,n1)

X2={x1,x2,…,xj}(j=1,2,…,n2)

X3={x1,x2,…,xk}(k=1,2,…,n3)

X4={x1,x2,…,xp}(p=1,2,…,n4)

(1)

第二步，设置文本语料的总容量为

D={d1,d2,…,dk}

(2)

第三步，分别计算4个体系主题矩阵X1、X2、X3、X4在k篇政策语料中出现的频次Px1i、Px2j、Px3k、Px4p，并与文本总容量d进行比值计算，得到各体系主题分布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3)

第四步，重复上述步骤，分别计算得出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主题分布情况。

2.2 主题关键词的共现词频计算

第一步，对X1、X2、X3、X4进行交叉计算，得出4个体系主题两两之间的共现矩阵。

第二步，构建k篇政策语料的词语共现矩阵。

表1 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四大体系主题关键词

第三步，计算主题共现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4)

其中，Tij表示主题共现强度，Pij表示两个词语在政策语料中共现的数量，Pi和Pj分别表示参与计算的两个体系的主题词语在政策语料中出现的数量。

2.3 政策力度的计算

政策力度一般受到政策层级和政策类型的影响，由于本文分析的政策均为省/直辖市发布，因此可以只考虑政策类型的影响。借鉴彭纪生[3]、彭川宇[4]等研究对政策类型分设权重的思想，本文将工业互联网政策文件设置如表2所示的三级权重以反映不同政策文种的力度，将政策力度按照政策类型权重来测度，定义为ZCLD。

图2 2016—2021年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工业互联网政策数量

表2 政策类型权重

2.4 主题协同度的计算

定义主题协同度为s，主题i的频次为Ti，主题j的频次为Tj，主题i和主题j的共现频次为Tij，政策力度为ZCLD，则主题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s=2Ti×2Tj×2Tij×ZCLD

(5)

3 政策来源及分析

3.1 政策文本收集

为全面获取并梳理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政策文本，本文研究检索了多个数据源。首先，在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中以“工业互联网”“企业上云”“企业上云上平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国内知名政策文献数据库“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中含有“工业互联网”关键词的政策文件进行检索；最后，将百度搜索引擎输出的“工业互联网政策”检索结果作为核对、复查参照。经过上述步骤，截止到2021年12月底，本文共收集到中央发布的13份，29个省/直辖市出台的38份工业互联网政策文件。这38份地方出台的政策文件涉及1 153条语句、66 303个字。

3.2 政策元数据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东、中、西和东北地区)2016年以来出台的工业互联网政策数量如图2所示。

不难发现，201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扶持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呈现波段式上升特征，尤其是2018年，发布的政策数量达到阶段高点。比较而言，东部地方政府对国家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政策响应最迅速，中央部委相关政策甫一出台，当年即快速跟进。中部和东北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尽管发布节奏最慢，但在2017年以后，政策数量和力度明显加大。

从政策文件类型看，地方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政策以实施意见(17份)、行动计划(10份)为主。这反映地方政府在理解把握中央文件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实情发布的政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图3 各省(市)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水平

3.3 政策主题协同度分析

3.3.1 各省/直辖市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度

各省/直辖市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度如图3所示，图中顺序分别为东、西、中、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有10个省/直辖市发布工业互联网政策，可以发现其四大体系协同水平可分为两个梯队：北京、上海、山东、江苏与海南三省两市属于第一梯队，整体协同度较高，在(1，1.16)区间波动，其中北京、山东和江苏都高度重视网络和平台体系的协同；广东、浙江、天津、福建、河北四省一市属于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的协同度相比，其主要在政策力度上有所差异，体现在政策类型更多为实施意见。

西部地区有10个省/直辖市发布工业互联网政策，其中，贵州、广西、甘肃、云南四省的四大体系协同度较高，在(1，1.09)区间波动，且贵州、云南两省明显更为关注平台与安全的协同。这些省份发布的政策类型均为实施方案/行动计划，反映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有整体谋划也有具体举措。四川、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自治区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水平相对较低，这主要与这些省份发布的政策类型为实施意见有关，政策力度影响体系协同水平。

中部地区有6个省发布工业互联网政策，其中，河南省的四大体系整体协同度最高，在(1.01，1.12)区间波动，且更为重视网络与安全体系的协同。相对而言，湖南省的四大体系协同度在中部各省中处于偏低水平。湖北、江西、山西、安徽四省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政策类型均为实施意见，湖南省发布的政策类型为通知，这些政策文件的政策力度梯次降低，也影响协同度计算结果。

图4 区域间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度比较

东北三省均发布了工业互联网政策，其中，辽宁省的四大体系整体协同水平高于吉林与黑龙江省，在(1.03，1.14)区间波动。由于辽宁省出台的政策类型为行动计划，黑龙江和吉林省发布的政策类型为实施意见，行动计划相对实施意见，内容更为翔实，措施更为具体，对应的政策力度更强，形成的协同水平更高。比较而言，辽宁省发布的政策更为关注网络与平台以及网络与安全的协同，黑龙江省的政策更为关注平台与数据的协同。

考虑到各级政府对工业互联网的认知经历了从早期的网络、平台和安全三大体系，到之后确立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四大体系，为确保上述研究发现的稳健性，本文也对省级政策文件的网络、平台和安全三大体系协同水平进行了计算，结果与四大体系的政策协同度一致。

3.3.2 区域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度

为考察不同区域四大体系协同水平，本文分别从地理区划(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和经济区划(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和成渝地区)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绘制如图4所示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水平的区域横向比较情况。

从图4的分区域横向比较看，中部地区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政策中，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的协同度明显低于东、西和东北地区。究其原因，一是中部地区的政策力度低于其他地区，其出台的政策中仅有一个政策类型是行动计划，其他均为实施意见或通知；二是中部地区出台政策的时间较早，多集中在2017、2018年，其早期发布的政策对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建设协同的重视程度低于2019年后陆续出台的政策。

从图4的区域一体化视角看，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政策四大体系整体协同度明显高于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政策多为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内容翔实且政策力度大。

图5 东部相对西部、东部相对中部地区政策文本词熵移比较

为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建设工业互联网的侧重点，将政策文本按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分类，绘制如图5所示词语熵迁图(Word Shift Graph)。

图5显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较多提到“网络、工业信息安全、工业无源光网络”等词语，反映西部地区高度重视网络和安全体系的协同；中部地区较多提到“网络安全、隐患排查”等词语，表明中部地区十分关注安全体系建设问题。而东部地区则较多提到“标识、平台、二级节点”等词语，表明东部地区更为关注工业互联网标识和平台建设。

图6表明，与中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更多提到“5G、基础电信企业、网络化”等词语，反映东北地区重视网络体系建设，尤其是5G技术带动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而中部地区更多提及“数据安全、公共服务平台”等词语，表明中部地区非常关注安全和平台体系协同发展。

4 结束语

本文应用政策协同度算法对我国29省/直辖市的工业互联网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发现：中部地区的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的协同度明显低于东、西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建设工业互联网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和平台建设，西部地区较为关注网络体系和安全体系的协同，中部地区强调安全体系与平台体系的协同发展，东北地区则更为看重5G新技术带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创新。

图6 东北相对中部、东北部相对东部地区网络体系关键词熵移比较

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工业互联网政策在不同区域落地实施的成效评估，针对上述政策协同短板，提升各级政府对工业互联网四大体系协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水平；强化“以用促建，建用并举”的指导方针，通过工业互联网应用的规模化发展，暴露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协同发展的问题，明晰改进方向；应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激励并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共建共营共享”网络、平台、数据和安全体系，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共促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