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靖雯

(广西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宁 530006)

广东香山人容闳(Yung Wing, 1828—1912)是第一个毕业于国外高等学府的中国人，于1854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容闳的一生堪称一部中国近代史，清末几大标志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都有他的探索或参与。容闳是西学东渐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江南制造总局，极力促成了首次官派幼童留学计划，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同时，容闳也是东学西渐的代表，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他在大学同学录中引用并翻译中国格言或诗歌，向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余卷中文书籍，并促成耶鲁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容闳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均有贡献及影响，因此研究容闳对于深化认识中国近代史和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容闳生于中国，学成西方，双语能力是其致力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关键。翻译是体现双语能力的重要媒介之一，研究容闳的翻译有助于加深了解其历史贡献。本文将侧重于容闳对东学西渐所作的努力，在图里(Gideon Toury)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探讨容闳在东学西渐的英译中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及其影响下的翻译策略，以期能为容闳翻译研究增益，为现有的容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一、翻译规范理论概述

“Norms”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是“典型的或特定群体、社会接受的行为标准”，汉语通常将该词翻译为“规范”。20世纪60、70年代，“规范”的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列维(Jiri Levy)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process)，译者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后续的取舍；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在源语和目标语两套规范制约下的选择活动。

在上述两位学者的影响下，图里提出翻译规范理论。图里认为翻译受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的“效能(potency)”可用一把渐变尺表示，尺子的两端分别是普遍的、绝对的规则和作者特有的风格，中间部分则是规范(norms)。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

根据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发挥作用，这些规范分别是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备规范是最早介入翻译过程的规范，它包括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翻译政策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直接性关注的是译本是直接从源语翻译成目标语还是经过第三种语言的转译。初始规范影响译者翻译的总体倾向，即译者是倾向于源语文化还是目标语文化。如果译者倾向于源语，翻译表现的是“充分性”(adequacy)特征；如果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翻译则表现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特征。初始规范贯穿翻译的全过程。操作规范是在语言层面实际影响翻译活动的规范，它又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在宏观结构上影响翻译，如译文是全译还是节译及章节和段落的布局与划分等。文本语言规范是在微观语言层面上影响翻译的规范，如译者的遣词造句等。初始规范是三者中的统领，影响译者的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译者的翻译策略受到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制约和影响。

翻译规范理论是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描述性翻译研究挣脱了传统规约性研究中翻译的好坏、翻译的对错之辩，转向更广阔的描述翻译现象的天地。因此，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容闳在东学西渐中的汉译英文本进行描述型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容闳东学西渐英译材料的翻译规范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容闳对西学东渐所作的贡献，鲜少涉及其对东学西渐的影响。收藏于美国的若干容闳私人文献充分体现了他为东学西渐所做的努力。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义雄教授将目前所见收藏在美国的容闳文献进行整理、编译并出版。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是最早向国内学界介绍收藏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档案的人。得益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侧重于分析容闳东学西渐中的英译材料，主要包括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赠言簿上对中国格言、诗歌的英译，以及容闳书信中附带的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单。本文将从图里的翻译规范角度出发，按翻译规范介入翻译过程的时序，重建容闳东学西渐中英译的翻译规范，并探讨容闳在初始规范、操作规范共同影响下的翻译策略。

(一)预备规范影响下的翻译选材

预备规范包括翻译直接性和翻译政策。在翻译直接性方面，容闳生于中国，学成西方，精通汉英双语，其在东学西渐中的英译属于直接翻译，即直接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翻译政策指的是影响或制约译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或时代背景里选择翻译文本的因素。在容闳的东学西渐中，翻译政策主要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容闳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做出的努力。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美国本土文化的强盛，文化间的交流十分薄弱，西方社会对外来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的吸纳甚少，而容闳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耶鲁大学1854级的毕业赠言簿上，容闳留给同学们的寄语，格式大多是先引用中国的格言或诗歌并自行翻译成英文，再用英文书写自己的临别赠言。这些引用体现了容闳虽异国留学多年，仍保留着深深的“中国根”，致力于向外国同学介绍中国文化，因此这些英译也被认为是容闳迈出的东学西渐第一步。作为一名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容闳在校期间曾获英文作文比赛一等奖，展示了他扎实的英文功底，因此他在同学录中对中国格言和诗歌的英译，对于东学西渐具有可期的传播效果。

容闳毕业回到中国后依旧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1877年，容闳向时任耶鲁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范内姆(Addison Van Name)去信，希望耶鲁大学能先于哈佛大学确定汉学教授讲席之事，并承诺此事确定后将向耶鲁大学图书馆捐赠一千余册中文书籍。容闳向耶鲁大学捐赠中文书籍，是“一种自觉的较高层次的‘东学西渐’”。容闳捐赠的图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发展的基础，该馆目前已是世界汉学研究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由此看出容闳为东学西渐做出的努力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所做的贡献。1878年，容闳在一封寄往范内姆的信中附上了一张捐赠书目的英文书单，以便对方能快速简要地了解书籍的内容。该英文书单上包含十一本中文书籍，容闳将这些中文书籍的名称翻译成了英文。这张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单，体现了容闳在东学西渐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了预备规范中翻译政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于社会文化因素。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之风未起，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因此容闳决心致力于东学西渐，努力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

(二)初始规范影响下的翻译倾向

作为统领的初始规范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在其影响下翻译文本显示出译者对源语或目标语的倾向，体现出充分性或可接受性的文本特征。以容闳在耶鲁毕业赠言簿中英译的中国格言为例，与汉学家的英译做对比，可洞悉容闳在东学西渐的英译中所遵循的初始规范。

例1：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

容闳译：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politeness is concord.

理雅各译: In practicing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

亚瑟·韦利译: In the usages of ritual it is harmony that is prized.

该句格言共有六个汉字，容闳在同学录中撰写的格式是从上至下，从右往左，并在每个汉字的左下角标上数字表示顺序，每个汉字的右边标上罗马拼音，然后在汉字部分的下方写下此句的英文翻译。由此可见，容闳意在以这本同学录向国外同学详细介绍中国格言，传播中国文化。在对该句的英译中，容闳的翻译完全改变了源语的分句结构，将两个分句融合在一起，并省译了“用”字，使用“the most +形容词”的最高级表达方式译出句中的“贵”。对他的全句翻译进行回译是：“在礼中，最宝贵的东西是和。”容闳的翻译是较为精炼的翻译。而汉学家理雅各和韦利均把源语中的基本信息译出，以“in…of…”作状语的结构译出了“用”的含义，且基本保留了源语中分句的结构顺序。两位译者都选用了prize的被动态来表达“贵”的含义，不同之处在于句法层面，理雅各使用了系表结构，而韦利使用了强调句型。容闳英译的目标读者为美国本土学生，对中国格言较为陌生，因此他的翻译与汉学家的相比，表达更为精炼简洁，属于靠近目标语文化的翻译。

例2：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离娄章句下》)

容闳译：A great man never losed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

高大卫译: The great man never loses child-like simplicity.

理雅各译: The great man is he who does not lose his child′s heart.

三位译者对该句的英译都有相似之处，翻译的主要差别在词语“赤子之心”的翻译上。“赤子之心”指的是如孩童一般纯真、真诚善良的心。高大卫对该词的英译较为简洁，采用意译的方法解释出其在句中的含义，即如孩子一样简单的性格，显化了源语的文化内涵。理雅各对该词直译为“孩子的心”；容闳也采取了直译，直译为“他在孩童时的心”。理雅各和容闳均未对“赤子之心”的含义作解释，抹去了该词在源语中的文化特性。此外，容闳对该词的处理较为繁复，使用了后置定语，并未体现汉语四字格简洁、铿锵有力的特点，因此他的翻译并非靠近源语，而是主要考虑目标读者，是倾向于目标语文化的翻译。

从容闳在毕业赠言簿中英译的中国典籍格言可以看出，在初始规范上，容闳主要采取的是可接受性的的规范，即倾向目标语的归化翻译。而容闳寄往范内姆信中附上的汉译英书单，同样体现了他在东学西渐中的英译以可接受性为初始规范。

例3：

——100(《百家姓》)

——(《五经》)

——(《山海经》)

——(《三国志》)

——′(《康熙字典》)

这张书单的书目均为中文书籍，容闳先对每一本书的书名进行音译，介绍该书名在汉语中的读音。若只写出书名，收信人一时间恐难以获取书的主题。因此容闳在书名音译后添加一个短小的副标题，多为名词短语，以简单介绍该书的内容，方便收信人快速了解这些中文书籍。因此，该书单以副标题进行解释说明的英译同样体现了容闳倾向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翻译规范。

(三)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影响下的翻译策略

图里认为，译者所作的每一个微观语言层面上的决策，均可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在初始规范的统领下译者有具体的操作规范，而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影响下，译者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

1.音译策略

由上可知，容闳附于信中的书单，对书名的英译是先音译，再以副标题概括书籍的主要内容。晚清时期，中国尚无统一的标准拼音规范，西方来华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的拼写进行了探索，编制了多套罗马字母拼写的汉语语音标记系统。容闳的音译颇具特色，他选取的注音方式并未完全遵循同一标准，而是当时多部汉英字典注音的杂糅。该书单共出现汉字29个，包括重复或多次出现的汉字4个。容闳的注音标准主要选取自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写的汉英字典。29个汉字中24个注音与卫三畏所编写的字典相符，其中23个字的注音在卫三畏的三部字典《英华韵府历阶》、《英华分韵撮要》、《汉英韵府》中均为一致。而剩余1字“一”的注音则仅与《英华韵府历阶》相符。有4字的注音与马礼逊字典相关，其中3字的注音在马礼逊的两部字典《华英字典》、《五车韵府》中均为一致，有1字(“易”)仅与马礼逊《五车韵府》中的注音相符。最后有1字较为特殊，“书”字的注音与马礼逊《华英字典》和卫三畏《汉英韵府》中的注音均一致。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字典，因此马礼逊的拼音方案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卫三畏编撰了多部汉英字典，这些字典被认为是其汉语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容闳幼时曾就读于为纪念马礼逊而创办的西式学堂，他与卫三畏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后来还成功推荐卫三畏成为耶鲁大学首位、也是美国史上首位汉学教授。综上，容闳的汉字拼音主要习自19世纪初出版的马礼逊字典和19世纪40、50年代出版的卫三畏字典，亦是合乎常理的。

2.词汇策略

容闳在东学西渐中的英译多选用常见词，避免生僻词。在上述对容闳英译的初始规范的分析中，容闳采用的是靠近目标语的翻译规范，体现出译文的可接受性特征，因此他的用词是为了便于国外读者的理解。如“礼之用，和为贵”中的“礼”字。古汉语中的“礼”，多指礼节、仪式或礼貌、以礼相待，而英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与“礼”的这些含义全部对应。此处容闳将“礼”译为politeness，一是该词较为常见易被理解，二是该词也表达了“礼”的部分含义。此外，容闳将诗句“善似青松恶似花”中的“青松”翻译成evergreen。松树在英语中有常用的对应词pine，但容闳选用了常青树的对应词evergreen。容闳选用的这个词易于理解，也表达了松树常青常绿的特性。有论者认为，容闳选用该词是因为evergreen也是冬青树的对应词，而冬青树在美国较为常见，因此较容易被目标读者接受，选用该词也能体现出可接受性的初始规范。

3.句法策略

在句子层面，容闳英译时多使用简单句，具体表现为将两个短句英译为一个简单句，或将原文意思较为复杂的一个句子切分为两个简单句。例如，容闳将“礼之用，和为贵。”两个小句合成一句，英译为一个“主系表”结构的简单句：“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politeness is concord.” 在英译诗句“善似青松恶似花”时将该句译成两个“主谓宾”结构的简单句：“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又如容闳将诗句“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译为一句英文：“He who know how to use the pen is an independent man wherever he goes.”该译文的基本句型结构是主系表，相较原诗，译文添加了主语He，随后跟一个定语从句译出诗的前半句，指出诗句的内在含义，即不仅是拥有一支笔，而且要会用这支笔。诗句的后半部分“到处不求人”反映在译文的后半句，译文的表语后跟随一个从句作修饰，后半句的回译是“不管去哪都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英译也体现了诗句“到处不求人”的内涵。调整源语结构的处理也体现了容闳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向目标语靠近的翻译规范。

4.篇章策略

这里说的篇章策略实际上是图里操作规范中的母体规范。下面以容闳在毕业赠言簿上英译的一首诗歌为例，探讨他所采用的篇章策略。

例4：

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有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

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 At present the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s. There is a morning and a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 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 but not the flower.

此诗出处不明，一说为宋朝慧开禅师所作，一说出自明朝刘伯温之手。该诗有较多流传版本，虽与容闳所书有细微差别，但仍可以看出，在容闳抄录前此诗已流传甚广。容闳对这首诗的英译未见明显的改写和删减，原诗的意象和基本信息在容闳的英译中均有所体现，可以说容闳较为完整地译出了原诗的内容。但容闳对诗句的划分作出了调整，他将原诗的首句翻译成两句话，剩余三句均译成三句，即将原诗的四句英译为五句。容闳英译该诗时虽对原诗的结构作出调整，但尽量保留了全诗内容的完整，透过诗行详尽地传递中国诗歌的意象及其内涵。

5.修辞策略

容闳英译书单的副标题体现了他在东学西渐中英译的修辞策略。如《纲鉴易知录》一书，“纲鉴”是我国编史的一种体例，而该书主要记载从盘古开天辟地传说到明朝灭亡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因通俗易懂，因此命名为“易知录”。容闳将该书音译为“Kang Keen e che”(“纲鉴易知”)，而后添加副标题“The Mirror of History made easy”，采用修辞对该书内容进行简介，即该书是历史的镜子，“让了解历史变得简单”。

另外，该书单中列有一书：——。书名及副标题的回译是“一才子·三国志：最天才的作者写成的天才之书”。此《三国志》并非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而是《十大才子书》中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十大才子书》于清朝乾隆中叶(1782年)前后排定，是元明清三朝小说之精华合集。康熙十八年(1679年)，毛宗岗重新修订编纂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并逐句评点批注，以“第一才子书”的名目刊行，随即广为流传。容闳在书单中为该书添加的副标题使用了两个相同的形容词最高级，既凸显《十大才子书》的内涵，对该套丛书进行了介绍，也体现了《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名列丛书之首的位置，最负盛名。

三、结语

容闳在东学西渐中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出发，对容闳东学西渐中的英译进行了分析，探讨他的翻译规范及其影响下的翻译策略。在预备规范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容闳翻译选材体现出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容闳英译的中国典籍格言、中国诗歌、汉语书名反映了他所遵循的初始翻译规范是靠近目标语、体现可接受性特征的规范。在可接受性初始规范和具体操作规范的共同作用下，容闳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音译、词汇、句法、篇章和修辞策略。译者的选择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和制约，而翻译规范也受到来自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影响。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深入分析译者的选择，对于进一步认识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此为容闳所书原文，lose的过去式应为lost，此处疑是容闳笔误。

②原书单并无汉语，此处中文书名均为笔者根据书单中的罗马拼音进行的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