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龙

(广东培正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1 引言

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我国已进入后疫情时代[1]。大学生就业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一直备受国家和社会关注。就业率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风向标，因此提高就业率成为后疫情时代各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创业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创业是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意向引致创业行为，开展创业教育对推动大学生创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通过梳理学界创业意向的相关文献，结合调查数据，研究后疫情时代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创业教育以培养个体创业意识为目的，通过创业知识与技能的教授，最终实现提升综合素质与创业能力[2]。已有较多学者系统全面研究了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两者间的关系。实施多元化的创业教育形式，能有效提升受教者技能，激发创业意向。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1：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2.2 性别调节作用

男女性在创业意向方面表现的差异性，学者持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背景类似的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创业精神。因为男性相对女性有更强烈的欲望和倾向拥有自己的事业Karimi 等(2014)；Bandura(1992)认为女性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女性创业意向比男性低主要是缺乏自信和榜样(Minniti(2005)；Chen 等(1998)指出女性缺乏必要的创业技能。综上，性别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调节作用明显，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2：性别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之间起调节效应且效果显著。

2.3 自雇佣家庭的调节作用

自雇佣家庭中父母双方至少有一人自营职业。研究表明来自自雇佣家庭的大学生因榜样的力量表现出较强的创业意向(Hout & Rosen，1999)。然而，父母的榜样力量对大学生创业意向产生积极作用需具备一定的条件。Zapkau 等(2015)认为榜样本身并没有向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传达必要的技能，要亲身实践才能产生效果。其还认为“只有将父母的榜样表现认可并视为积极影响时，才会对创业持积极态度”。因此，本文认为创业教育不一定增强自雇佣家庭的大学生创业意向，因他们更容易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不重视创业教育。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3：自雇佣家庭在创业教育和创业意向间的调节效果不明显。

2.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H4：自我效能感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2.5 创业态度的中介作用

创业态度被定义为当事人对创业价值的评价。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得出态度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影响的中介因素(Roy 等，2017)。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5：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创业态度起中介作用。

2.6 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

Ajzen(1991)将主观规范定义为改变个人执行行为的意向，对个体创业意向产生积极影响(Nitu-Antonie & Feder，2013)。创业意向受主客观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观规范作用甚微。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6：主观规范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

2.7 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Ajzen & Fishbein(1980)界定感知行为控制为个体可用的各种资源、技能、机会与实践行为所需条件的统称，在预测创业意向和行为间起关键作用。通过教育水平、类型、榜样途径提升感知行为控制(Zapkau 等, 2015)。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7：感知行为控制作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间影响因子，且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理论模型见图1。

可悲的是，当一个人如日中天的时候，谁会去想居安思危？“安”的时候不会想到“危”，“安”的时候也不相信有“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对不懂得居安思危的人的惩罚。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与问卷调查

3.1 量表设计

设定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中介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调节变量(自雇佣家庭、性别)，在借鉴表1量表的基础上并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修订得到本研究的量表内容。

表1 量表来源

3.2 问卷调查

以后疫情时代广州高校在校且正在或已经接受过创业教育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问卷对象涵盖大一到大四理工、经管、文法、艺术学生。通过问卷星线上问卷调查、局部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调研数据。本次调查共回收453份问卷，剔除35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92.3%。在校大学生创业意向调查人口统计学变量的418份样本中男110人，女308人，分别占26.3%、73.7%；理工52人、经管294人、文史58人、艺术14人，分别占12.4%、70.3%、13.9%、3.3%；大一66人、大二180人、大三145人、大四27人，分别占15.8%、43.1%、34.7%、6.5%；雇佣家庭121人和非雇佣家庭297人，分别占28.9%、71.1%。

4 数据分析

4.1 效度、信度分析

表2 信度分析(N=418)

表3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N=418)

Cronbach′s α系数与KMO值分别为0.820、0.851，表明数据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详见表2、表3。

4.2 相关性分析

表4 Pearson相关系数

从表4可知，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系数为0.486(p<0.01)，两者显著相关，假设1获得验证。

4.3 验证假设

4.3.1 性别调节效应

由表5性别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创业教育显著影响创业意向(t=11.348,p=0.000<0.05)。

性别女作为调节变量时创业教育对于创业意向影响幅度差异显著(t=-1.852,p=0.045<0.05)。

表5 性别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418)

表6 t检验分析结果(N=418)

表7 自雇佣家庭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418)

由表6可知，性别对创业意向呈现出显著性(t=3.830，p=0.000)，男平均值(15.96)明显高于女平均值(14.28)。因此，男性比女性在接受创业教育后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意向。假设H2获得验证。

4.3.2 自雇佣家庭调节效应分析

由表7可知，创业教育与自雇佣家庭的交互项未表现出显著性。模型1自雇佣家庭这一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值时，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影响幅度一致。因此，自雇佣家庭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明显，验证了假设H3。

从表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假设H4、H5、H6、H7得到验证。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见表9。

表8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N=418)

表9 研究结论汇总

(2)建议

图2 后疫情时代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生态系统

研究表明后疫情时代创业教育作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重要因素，创业教育要对创业意向产生较好的作用效果，需综合多种内外部多方主体和大学生创业主体的主客观因素产生共振效应，构建后疫情时代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生态系统，如图2所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风险规避；社会提供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和贷款绿色通道，解决大学生创业的资金问题，增强大学生的创业兴趣；高校提供创业教育和创业模拟。四方共建创业平台，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创业资讯、精准的个性化创业辅导和实战性的创业项目，增强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树立积极的创业态度，提升感知行为控制，最终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