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勇来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摩崖，那历劫沧桑的几块断石，不知岁月的百十个残字，自北宋重新发现以来，即以惊世的艺术魅力被历代书家们奉为经典，但此刻石既不署真名，亦不记年号，也不知何时落水，甚至没有留下一篇完整的铭文文本，千多年来，又为各种讹传、误解、伪刻所困扰。学者们在书撰者考证、铭文文本补缀、书风时代判定等方面争论不休，各持异见，莫衷一是，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

《瘗鹤铭》及其铭文

《瘗鹤铭》最早在唐代的《润州方志》中即有记载，只是早期相关资料未能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录铭文文本（金山本）不足信。据现有材料可知，《瘗鹤铭》直到北宋景德（1004～1007）年间尚“未甚残缺”。此后不久，其下半部分崩裂落水，崖上所存之半亦渐湮没，不为世所知。至历八年（1048)，丹阳（即今镇江）郡守钱彦远（字子高）于焦山脚下的江中获得铭文残石一块，《瘗鹤铭》自此始重现于世。于是钱子高即在焦山西麓建一座宝墨亭，将这块残石连同另三块梁、唐著名碑刻（李德裕玉蕊花诗碑、王奂之集王羲之字陀罗尼经幢、萧纶招隐刹铭）一并存于亭中。早期《瘗鹤铭》的考证与研究，就是由这一块残石的发现开始的。

焦山碑林博物馆

焦山西面浮玉崖上，有北宋瘗鹤铭摹本“壮观亭别刻”

宝墨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亭中的残石亦佚失，具体时间无考，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不过在北宋张壆所录的铭文中，包括了此石残字。现据出水残石及壮观亭别刻，可以考出此石是全石腹中的一块，大约17字左右。发现残石后，又循此找到了尚存于崖壁的上半部分，但也危危欲坠，于是在距江面位置更高的浮玉崖上，摹刻了这上半部分的残字。这就是现存的“壮观亭别刻”。此后，大约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上半的左边篇首部分又崩塌落水。被传为王羲之大字之作，《瘗鹤铭》的重新被发现，在北宋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许多著名学者，书家，都参与了讨论和考证。同时，摹刻和臆补铭文的伪刻也开始出现，并广为流传。

今存残石5块，拼合后高260厘米、宽210厘米，字径8至15厘米不等。铭文行序自左至右，存字93。其中残字12。①号石存2行，6字：上皇/岁得于华；②号石存3行，28字：午岁化于朱方/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③号石存6行，29字：未遂吾翔/山之下仙家/相此胎禽浮/唯仿佛事亦微/ 洪流前固重/真侣瘗尔；④号石存3行，17字：表留/厥土惟宁后荡/爽垲势掩华亭爰集；⑤号石存3行，13字：夅山征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

《瘗鹤铭》全文，应在180字左右。原石早已崩塌落入江中，北宋时只能拓得60余字，今存残石也不过93字。历代流传较为著名的文本，如宋代有《刁约录金山经庋本》、《邵亢本》、《张壆本》、《镇江府治翻刻本》。元代有《辍耕录本》、明代《玉烟堂本》等。这些文本，传抄日久，有的又被翻刻，翻刻的拓片再被补入原拓中。总之，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被认可的标准文本。到康熙年间，残石出水以后，经与原石相对照，各种文本的错误益加明显。有的考订严谨，但缺字太多，须重新增补。有的显然错乱失序，甚至臆补、妄造文句者均有。于是又有了《张弨本》和《汪士鋐本》。《张弨本》经过原石的实地勘察，认真记录，并参以北宋《邵亢本》、《张壆本》。《汪士鋐本》已有出水原石为依据。两本均有前人抄录的本子作为参考，整理而成。然与诸本互参，仍存商榷之处。

现抄录可以见到的《瘗鹤铭》原刻文字：

瘗鹤铭并序华阳真逸□上皇□□□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岁得于华□□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石旌事篆名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着经□□□□□□□□□□□□华表留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厥土唯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爽恺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势掩

相此胎

禽浮

此胎

夅山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

以上皆为有据可查的存字。包括残半字者，共125字。其中今存原石91字，据清初拓本补入4字，据壮观亭摹本补30字。

此铭之书撰者有王羲之、陶弘景、王瓒、颜真卿、顾况、皮日休以及无名隐者诸说，其间竟相差几个朝代，长达500多年。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至今无定论。又以其书为世人所好，自宋代开始，便不断被摹刻、翻本、作伪，赝品的大量出现，也给研究考证工作带来干扰。清末书家郑孝胥，有一首长诗形容鹤铭的论争：“纷纷聚讼闹如沸，逸少、华阳俱可置。焦崖苍苍隐云水，上皇山樵呼不起。”争论越多，问题却反而越加复杂了。清代学者多持“陶弘景说”，亦无确切依据。但大多认同其六朝书风。

自北宋以来，慕名寻访鹤铭的诗人、书家、学者踵至，在鹤铭落水处的沿江栈道崖壁上，留下大量题刻，形成百多米长的摩崖景观。原石5块，自清代出水后几易其地。1982年于焦山碑林内新建一厅，予以保存。

《瘗鹤铭》书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一千多年间，《瘗鹤铭》有着坎坷而复杂的经历。其书法的面貌，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变迁着。以今存的原石与仅有的宋拓残字相比对，已可见出很大差异。而大部分铭文则根本没有可信的早期拓本可资比较。凡此，都影响着鹤铭书风的讨论与研究。此外，《瘗鹤铭》书法正处于中国书史上南北书风转移的时期。以其隶楷递变、内涵丰富与兼容性为特征。由于书法审美观念的转换，不同时代的书家与学者们，对《瘗鹤铭》书风的分析与评述差异也很大。对于鹤铭书风及其时代，究竟应该做怎样地判断，方才更加接近真实？分析梳理以上这些问题，对于客观地认识《瘗鹤铭》，乃至于书史南北书风、隶楷之变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从南北书风看《瘗鹤铭》

早在北宋，蔡襄就注意到《瘗鹤铭》与南北书风变迁的关系。他首先从书风判断鹤铭时代：

瘗鹤铭文非逸少书。东汉末多善隶书，唯隶书最盛。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书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字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世云逸少，殊无仿佛也。①

蔡襄将《瘗鹤铭》置于晋（东晋，南方）、魏（元魏，北方）的地域差异，和汉末到隋代的时间进程中加以考察。指出当南方的东晋已经以“钟王楷法为世所尚”时，与之同时，北方的元魏还“尽习隶法”。南北两地书风存在着差异，只有在隋平陈统一以后，方才“楷隶相参”。在蔡襄看来，鹤铭正是“楷隶相参”的书风，所以他断为“隋代书”。

二号石清初拓本 瞿中溶跋

然短暂的隋代38年之中，并没有《瘗鹤铭》文中的“壬辰、甲午”这两个干支纪年。当然，蔡襄不致在这样简单的判断上失误。这是因为北宋时鹤铭只存上半，铭文残缺不全，蔡襄并不知道有此干支纪年。

《瘗鹤铭》所在的江南，是东晋、南朝故地。早就以“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其书风发展变化进程较北方更快。故不应与“尽习隶法”的中原地区（魏）作同等观。既如此，为什么还要等到平陈以后才“楷隶相参”呢？清代学者对南北方书风差异与变化的认识更清晰。汪士鋐论及鹤铭书风时就曾指出：

字体参杂篆隶，六代皆然。即南北分界，其书法亦未必不互相流传。何可定为平陈以后南土始有此碑？②

蔡襄非但书法独步当世，于书史亦俱独到之见。其论及晋、魏（元魏）南北两地书风差异、南方转变较北方更快、鹤铭兼有楷隶笔，这些观点都很准确。鹤铭虽非隋书，但其时代距蔡襄所说的“隋”不会太远。应是稍早于隋的南朝晚期，即梁、陈时期。蔡襄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判断鹤铭书风，远胜于黄庭坚等仅从传闻和所谓“势若飞动”之类表面形态着眼。

由于南朝有“禁碑”的敕令，故南方存碑刻很少，不足以反映当时书风氛围，其地域性亦不被注意。在清代以前，《瘗鹤铭》常被与中原碑刻相提并论。因其楷书的笔意显然更加成熟，往往在时代判断上就会被推迟。这也是《瘗鹤铭》每被判断为隋唐作品的原因。自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出，“书分南北”说一时盛行。《瘗鹤铭》的“地域特征”方始突出，于是又经常被作为“南碑”的典型，以之与北方碑书相比较。以二者之异同讨论晋、唐间隶楷的转变以及南北书风差异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山东掖县云峰山郑道昭诸刻与《瘗鹤铭》并论。

从碑帖观看《瘗鹤铭》

在六朝以来书风流变的进程之中，《瘗鹤铭》有着相当的特殊性。

按照“碑”与“帖”的分类，《瘗鹤铭》应该属于“碑”类。但其书体楷而兼隶，书势因崖石的起伏而大小变化，随意自然，甚至已经有行楷的意趣。所以，无论是从铭文内容或书法风格看，《瘗鹤铭》都与清人所谓“碑”的概念，与“碑学”书风有很大不同。且摩崖多在北方，江南仅《瘗鹤铭》一件。鹤铭文风与书风，更与这些北方摩崖迥异。

从长期以来《瘗鹤铭》的书撰者之争看，无论是“王书说”还是“陶书说”，实际上也都已被纳入了“帖”的范畴。然而，当清代碑学书风盛起，传世“二王”书迹和刻帖普遍受到怀疑时，以文人书风而出之于摩崖刻石的《瘗鹤铭》，又被作为“南碑”的典型备受重视。其内涵如此丰富的“两重性”，在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算得上是一个“特例”。这也正是《瘗鹤铭》备受关注的原因。

《瘗鹤铭》考证与研究的盛期，主要是在北宋和清代。由于不同的审美风尚和不同的学术氛围，使这两个时代的学者、书家们，对《瘗鹤铭》的观照角度、评论、判断的标准也都不同。鹤铭湮没既久，于北宋中期的庆历年间被重新发现。其时正是《阁帖》广传于天下，二王书风盛行之际。这块传为王羲之书的摩崖石刻所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虽然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可“王书说”，但世俗好尚，起到了为“王书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尤以著名书家黄庭坚的倍加推崇，他甚至将《瘗鹤铭》作为王羲之书风的“标准”，以之去衡量其他传世王书。《瘗鹤铭》终于以“书圣”的“大字之祖”享名于世。北宋时的鹤铭，侵蚀磨泐尚不甚严重，锋颖仍然劲健。人们希望能从这奇伟俊逸的书风之中，找到“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王书神韵。

时代审美趣味的转移，新的典型个性书风的创立与形成，往往都是借古人为寄托，借古代经典而出之，此即所谓“借古开今”。《瘗鹤铭》以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兼容性，给予“借古开今”以更大的空间。不同时代，各异其趣的书家，都能从中找到借鉴的因素。

清人将那未经打磨的岩石质地，和历经沧桑的岁月感，以及被多次凿剔，拓工任意描摹，泯去锋颖，笔画变得圆浑，粗细几乎一律等因素，都纳入了书风流变的历史之中，从而找到了更多符合于当时思潮的新内涵。于是，《瘗鹤铭》的所谓“篆意”就越来越多地被清代金石学者和碑派书家们所揭示。清初汪士鋐的《瘗鹤铭歌》中有诗句说：

字体宽绰具古隶，锋棱虽剜精光荧。

翁方纲认为汪士鋐以“古隶”论鹤铭，尚不足以称之。必须上溯到篆：

兰亭似结密者，而其宽绰人所不知。此铭似宽绰者，而其结密人所不知也。汪文升作考固有功于是铭，至所为诗者，本不足与是铭称。而其宽绰具古隶一语，又实不能道是铭之所以然。且不知是铭得于篆者为多也。而岂仅宽绰之隶之足云乎。《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

但是，早在碑学书风未起的康熙年间，汪士鋐就曾指出，岁月的历史痕迹，并不是鹤铭书法原有的意趣：

知其用笔潇洒之妙，其锋颓颖秃，固是水汩石泐使然。未可以是为古人秘妙也。”③

清代以前，论鹤铭从未有“篆意”之说。在不同的时代审美氛围之中，对于同一件书法艺术的价值观照，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碑学书家们的这些观点，可以视之为是对书法美学的拓展。但就严谨的书史考证而言，恐怕还是汪士鋐的话更为客观。

在益趋浓厚的碑学的氛围中，清代学者对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传世所有“王书”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阮元就曾经大胆地说过在当时“无人敢道”的话：所有王字“其来处皆不可究诘”。④于是，兼有“碑”、“帖”两重性的《瘗鹤铭》，代替了《兰亭》的地位，成为书家们理想中最完美书风的寄托。他们将历代书法之美都集中到鹤铭书风中。

鹤铭的论争，也正与《兰亭》的论争有很多相似之点。尽管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兰亭》，但却并不妨碍人们根据无数千差万别的《兰亭序》争论了一千多年。其实在很多时候，论争的双方可能根本就不在一个焦点上。因为我们说单《兰亭》时，已经很难准确地表述是指什么样的书风了，诸多传摹本之间，相差实在太大。《瘗鹤铭》的情况似乎要稍好一些，因为尚存有几块面目全非的原石可以为依据。但它们与原创作的差距，恐怕比《兰亭》小不了多少。北宋时黄伯思就已经告诫人们：《瘗鹤铭》“石顽难刊，且为水泐，故字无锋颖，若掘笔书。昧者从而学之，深可一笑。”又经过700年江涛的侵蚀磨洗，其锋颖之消蚀，自然更甚。所谓“篆意”，远非鹤铭书写时的原来面目。

米芾题名

其实《兰亭》和《瘗鹤铭》，皆是中国书史长河中成千上万被不断地“重新塑造”的碑帖艺术的典型代表。《兰亭》的“再创造者”是欧、褚、冯各自异其趣的摹本，以及不同时期大量的临本和刻帖，共同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完美”《兰亭》。而《瘗鹤铭》的“再创造者”则是雨雪、山风、江涛，以及不知书的拓工们的凿剔、描画与作伪。《兰亭》是人文书法艺术的积淀，《瘗鹤铭》则更多地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世俗书风的浸染。《兰亭》和《瘗鹤铭》之成为书家、学者们永远不尽的鲜活话题，应该看成是对于这种不断“重新塑造”过程的探讨。历代书家们，可以从各自的体验和不同观点角度，对《瘗鹤铭》加以评述，他们的关注，在于通过这些积淀与内涵越来越丰厚的传世名品，阐述其永恒的书法精神。或者说，《兰亭》和《瘗鹤铭》的魅力，正在于这不断地被重新塑造、阐释并增添新内涵的过程。至于其文句错乱、锋颓颖秃、点画易形，以及作伪、臆补等变化，则全都属“牝牡骊黄”，是可以“置之于外”的。如果能用这样冷静的、历史的心态来回顾《兰亭》和《瘗鹤铭》的变迁，将会少一些失落感和遗憾，我们的讨论也将会更加客观、接近真实。

注释：

①《蔡忠惠集》，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51页，崔尔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②汪士鋐《瘗鹤铭》考。

③汪士鋐《瘗鹤铭》考。

④阮元《复程竹庵编修邦宪书》。见《揅经室三集》卷一。他在《跋永和右军砖》拓本时还说：“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见甘熙《白下琐言》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