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希瑞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与大部分注重勾连史料、铺展事实的鲁迅传记不同，《无法直面的人生》是一部心理批评视角下的思想传记。作者王晓明通过梳理鲁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流变，尝试还原鲁迅在生命不同阶段的不同精神状态，以此凸显鲁迅内在性的痛苦挣扎及其无法摆脱的精神危机。文章基于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对鲁迅精神世界进行探析，以期为鲁迅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作为鲁迅“同貌人”的鲁迅

（一）王晓明对鲁迅形象的革新

当中国人谈论鲁迅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他想象成一个理性的、坚毅的、充满斗志的启蒙者。而王晓明试图清除被僵化为标杆和打手的鲁迅形象，致力于发掘鲁迅的另一面——那个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斗士”鲁迅同形同貌却心灵痛苦虚无的鲁迅，那个“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之外的、压抑的、悲哀的、愤懑的、充满“毒气”和“鬼气”的作家鲁迅。在王晓明笔下，鲁迅不仅是写出《狂人日记》《药》和《阿Q 正传》的鲁迅，更是写出《伤逝》《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鲁迅。

记叙鲁迅生平的资料往往将鲁迅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放在一个光明积极的、充满政治先觉色彩的高度来叙述，而《无法直面的人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将鲁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放到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中去考量。

（二）时间顺序下鲁迅生平

王晓明采用了最为平白直接的时间顺序，向读者陈述这个“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的一生。鲁迅少时家境富庶，后因祖父下狱、父亲病重，家道渐渐中落。在家境益艰的过程中，他受尽冷眼和讥笑。曾经亲和友善的本家亲戚纷纷变脸，为了强占财产使计欺压他们一家。人性市侩乖戾的黑暗一面过早地暴露在鲁迅眼前，使他除了忍受之外毫无招架之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世人的真面目是不带真善美的。

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这段从“幸运儿”到“乞食者”的经历造成了贯穿鲁迅一生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使他养成了“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思考习惯，也成了“毒气”和“鬼气”的不竭来源。

终其一生，鲁迅都在与自己心理的阴郁底色相对抗，与毒气、鬼气和虚无主义相抗争。他不断尝试逃离自己内心的黑暗，这种逃离甚至呈现出了空间性的形态：1898年从绍兴到江宁，逃离冷漠势利的故乡；1902年从中国到日本，逃离愚昧落后的祖国；1909年从日本回中国，逃离民粹排华的异乡；1926年从北京到厦门、广州，逃离政界与官场；1927年又离开广州赴上海，逃离学校与知识分子……

王晓明也将鲁迅走出竢堂后的精神历程以“逃离”为主题概括起来：1918年从颓废避世逃向启蒙主义队伍；1926年从琐事不断的北京逃向或有可为的南方；1930年从软弱无力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逃向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激进左翼文艺的阵营。

二、对“鬼气”与“毒气”的分析

（一）绝望之人性属性

无论是时势所致还是创伤所致，从鲁迅所作的大量小说与杂文中，读者不难发现，他始终无法逃离悲观和绝望的缠绕，“以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他曾竭力推开的思绪”。

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一种自我的疾病；人是精神，精神是自我，自我是将自己与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而绝望是人与自我之间的一种错误关系。绝望不一定是缺陷，它作为人的精神的体现，正是人优越于动物的证据，表现了人的高贵：只有人才会绝望，非人性的东西不会绝望——鲁迅身上的“鬼气”恰恰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二）中西政治历史传统与鲁迅的政治历史观

在对人性的深刻思索之外，传统中“一治一乱”“五德轮回”的历史循环观念和时新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形成的鲜明对立，也极大地削弱了鲁迅对所谓未来的信心。死气沉沉的封建中国似乎使进化论也失效了，“说来也怪，中国的历史著作那样丰富，代代相传的历史观念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进步’的思路，相反，从先秦时期开始……都散发着浓厚的‘今不如昔’的意味。”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狂人的视角，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下了诊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一著名的言说，不仅是鲁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知方式，也逐渐成为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流认知方式。

这样的历史认知表述，在形容中国的社会样式之外，取消了前现代中国历史的时间性。正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所论述的那样，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这个超稳定结构决定了中国历史永远只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其中没有任何进步发生、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自我生长同时也是自我毁灭。

（三）蕴含在绝望和虚无主义中的理想主义

1.绝望和虚无主义

鲁迅惯常将过去的经验作为对未来的想象的底稿，因此这样的历史想象也成了他的一种自我想象。与肯定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的进化论观点相抵触的中国历史，足以助长鲁迅心中的“鬼气”，绞杀他对光明前途的想象。他一边急切地探寻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够在中国生效的历史道路，一边又对任何的可能都充满质疑。

一路走来，见证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知识分子的言行不一和无权无势、民众的麻木冷漠，遭遇了诸多针对他的攻击，鲁迅无法被任一既有的政治或文化出路说服。由此看来，他所推崇的托尔斯泰是比他幸运的——托尔斯泰曾经对人说，人们可以攻击他，他也愿意自我批评，但不要因为他自己未能实践他的主张而怀疑、攻击他的道路，他请求大家帮助他走上正路，恳求人们不要因为他的迷路而幸灾乐祸。托尔斯泰有对基督的信仰和对人民的信任，而鲁迅没有。

另一个被鲁迅称为“残酷的天才”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塑造过“水晶宫”的形象。这个水晶宫有两个突出特点：富丽堂皇、永远毁不了。它是乌托邦的代名词，完美、高贵、不可亵渎，理所应当地在世人的欣赏和膜拜中永生；而主角“地下人”却痛恨水晶宫，甘愿住在鸡窝。鸡窝虽然残破、凋敝、丑陋，但唯有鸡窝才能为人遮风挡雨、提供庇护。水晶宫之永远不毁，正对应着乌托邦在理性主义气质上的绝对完美和绝对正确，面对这样的水晶宫，人不能对它表示出一丝轻蔑或反对，哪怕仅仅对着它偷偷吐舌头；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它不吐舌头的这样的大厦，在你们的所有大厦中，至今都找不出来”，除非有人将其舌头剜掉，让他再也吐不出舌头来。地下人指出，人们虚构水晶宫，除却习惯使然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人们自身意愿如此，乌托邦式理想是人性自身潜在的情结。地下人拒绝拥有这种愿望，“你们尽管笑吧；我可以接受人们的一切嘲笑，反正我感到饿的时候，我绝不会说我饱了；因为我毕竟知道，只要我感到腹中空空，饿劲一阵阵上来，我是绝不会妥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根据自然规律它存在着，的确存在着。”鲁迅对彼时中国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讽刺、对人类人性和处境的担忧和在纠结中立言的姿态，正如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写的一样。

2.理想主义的显形

由“毒气”和“鬼气”带来的虚无主义并非全然地虚无；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它恰巧证明了鲁迅身上极为可贵的、不甘妥协也不愿妥协的理想主义。即使由于孤独挫败而极其渴望同伴，他也不会为了获取陪伴而接受不同路的同伴，以至于挑剔到无人为伴。他拒绝接受打了折的理想，因而不断与总能激起他不满的现实缠斗，直至死去。他的写作，就像地下室人的絮叨：“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我惠予关注，我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你们。我有地下室。我坚信，对我们这种地下室人必须套上笼头。他虽然能够在地下室里一言不发地一住就是四十年，可是他一旦重见天日，挣脱了牢笼，他就会说呀，说呀，说个没完……”

的确如王晓明所说，鲁迅之所以没有“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还是因为“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一个‘孔墨和老庄的血缘后代’”，一个继承了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

鲁迅愿意肩负用文字完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文人使命，他相信应该用文字对社会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发。他深知为启蒙所能作出的努力和能收获的效果是有限的，但他还是要呐喊——即使只能从铁屋中唤醒几个人，于毁坏铁屋也是希望。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罕见地不让心中的“毒气”和“鬼气”沾染他人，“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为中国的未来、也为他自己留住一点希望与未来。他把自己视作进化链上的中间物，通过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为迎接光明做出牺牲。鲁迅似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实践着“加缪式”的存在主义，或者说是荒诞哲学：如《局外人》中的莫索尔那样从机械般运作的社会中觉醒，意识到了把岩石不断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其实也是幸福的，最终如《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那样，在荒诞不经的、看似没有未来的世界里做着最切实的反抗。无论是要以此给别人些安慰，还是“重排了生活的内部结构”，意识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他有关，他都必须写下去。

三、对本书研究视角的反思与追问

（一）感性心理视角作为研究切入点的局限性

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中强调了鲁迅的痛苦挣扎和这种挣扎的徒劳，通过展示鲁迅对人性中充满恶意的阴暗面的敏感、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内心深处对民众的绝望，表现了启蒙者鲁迅反启蒙的一面和他被“鬼气”缠绕的一生。

然而这样的视角亦有其局限性。王晓明在书中将作家的心理作为介入研究的主要媒介；而读者无法确定的是，作品中呈现出的作家心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心理，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作者对作家心理的个人化解读？王晓明的表述是在“发现”鲁迅，还是在“发明”鲁迅？这样的鲁迅，是否再次成了真实的鲁迅的同貌人呢？王晓明一次又一次地将鲁迅的“鬼气”归于在少年时代创伤影响下形成的性格，这种性格导致鲁迅在一生中不断重复“怀疑—虚无”的循环，仿佛通过这种方式对过去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校正。问题在于，这样的说法对阐释《野草》《彷徨》等作品是起效的，但要以此阐释鲁迅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左转后的大量立场鲜明的杂文就未免有些牵强。作者在书中未能有力地说明鲁迅前后期姿态变化的原因，并在行文间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对此的困惑。

（二）对社会性和政治性事件及因素的忽视

在这样一本专注于分析鲁迅个人精神状态的传记中，社会性和政治性事件及因素对鲁迅产生的各种影响被悬置了。应当承认，个人心理不仅仅是弗洛伊德式的被压抑的无意识，更是拉康式的作为他者的无意识。

鲁迅生活在一个变化急剧、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时势、语境、社会结构等因素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很难被完全归化到内生性的心理因素中。鲁迅既为自己写作，也为民众、为社会写作，即使他并不信任后者；换言之，鲁迅的生活在私人性之外确实还有公众性的一面，他心中的“鬼气”不能让他自外于时代。在洋务运动政策辐射下作为官派留学生赴日的鲁迅在东京积极投身于反满的留学生运动，沉浸在讨论国民性和国家未来的话语氛围中，虽然他没有接受之后的刺杀任务，但参与留学生运动的行动是出于自愿的。这样的社会性、历史性经历在心理层面上有何作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后来的言说？它的肯定性意义在何处？为生计做官的确苦闷，但这并不代表鲁迅在职期间消极怠工，相反，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工作得相当认真，在事实上推进了民国初年的启蒙思想教育，在此阶段中“鬼气”并未在行动上占据主导位置。《无法直面的人生》的叙述遮蔽了类似的细节，进而使其论述不能做到完全有效。

（三）对鲁迅个人心理同一性的先在预设

王晓明在书中将鲁迅视为一个相对静止地保持着高度个人心理同一性的主体，这个主体独立自主、连贯自洽，被作为心理内核的“鬼气”统摄，而这份“鬼气”源于创伤、表现为悲观怀疑和虚无主义。可是，在那样一个复杂扭曲的现代中国的背景下，后人是否应该相信作为主体的鲁迅能够在心理上保持连续性和统一性，是否应该认为鲁迅的“鬼气”仅仅只是童年创伤被人生经验放大后发出的不断变奏，是否应该从持续性逃离而非历史性差异化反抗的角度来概括鲁迅的经历？

或许，对鲁迅而言，写作正是他如同心理治疗般的自我救赎：通过写作为游移挣扎的自己注入信心，发泄不吐不快的情绪和想法。纵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整个生命运动的历程也是死本能和生本能同时并存、同时作用的历程，一个人的内心并不只有自我毁灭、衰退破坏的死本能，也有自我肯定、生长建设的生本能，二者在矛盾斗争间为鲁迅的创作和生活都提供了精神性养料。

因此，与其将鲁迅的精神历程概括为“三次逃离”，不如将其视作鲁迅在不断地自我打碎、自我整合、自我重构，进而使自己有可能在时代中生存、立足的努力。如此或可解释鲁迅后期在政治实践与文学实践上作出的努力。

四、结语

应当注意到的是，王晓明所著的《无法直面的人生》并非对鲁迅形象研究的本质结论，而是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反对崇高”浪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当代学者应当将此书同样视为征候阅读的对象，分析隐含在文本离心结构中的社会现实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以此推动鲁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其作为材料，辅佐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