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海 龙，刘 刚

(1.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4；2.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00)

湖南长沙马王堆1973年考古发掘了三座汉墓，这三座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在三号墓中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献资料，帛书《相马经》即其中之一。关于这批帛书的大致时代，从三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看，其上记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可知三号墓利苍之子下葬年代当为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而从内容上看，《相马经》是我国古代关于相马术的重要文献。据整理者考证：“帛书《相马经》用赋体写成，字句整齐，多押韵，多比喻，富有文学色彩，故称为《相马赋》亦可。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 等，由此可以推测这是战国时楚人的作品。”这个推断基本上正确。墓葬的年代在汉初，考虑到先秦作品从创作成篇到被社会广泛接受，再经过多次转录、抄写，再到作为陪葬品而下葬，其间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综合篇中所显示出的地域特征来判断，《相马经》应为战国时楚人的作品。

虽然这一判断大致是正确的，但其中仍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且细化的讨论：一是《相马经》为赋体并无异议，但汉时赋体有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之分，而且三种赋体都源起于战国中晚期，那么《相马经》属于哪一种？整理者未能明确指出。二是《相马经》创作于战国时期，而战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研究者一般将战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对《相马经》成书时代是否可以再进行细化研究，进一步确定其为早、中、晚三期中的哪个时期。三是《相马经》富有文学色彩，那么它与同时期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又具有何种文学价值。结合这些与文学史相关的问题，本文拟对帛书《相马经》讨论以下三点：一、对于《相马经》所采用的赋体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其所用形式为三种赋体中的哪一种。二、考辨《相马经》的具体写作时代，指出其上限与下限。三、讨论《相马经》反映出的战国晚期赋体作品的文体定型与文体影响等问题，从而揭示《相马经》在赋体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史料价值。

一、帛书《相马经》所用赋体是散体赋

关于《相马经》所用的体裁形式，整理者虽认为其用赋体，但具体是哪种赋体并没有言明。本文认为《相马经》所用并非荀子首创的诗体赋，也不属于由屈原楚辞发展而来的骚体赋，而是战国晚期发生于楚国且业已定型的散体赋。理由如下：

(一)从句式角度说，《相马经》所用赋体属散体赋所采用的杂言体。据《相马经》现存的完整诵读句统计，一字句2句，二字句3句，三字句88句，四字句221句，五字句18句，六字句7句，七字句8句，十字句1句。句式虽然以四字句为主，但其他句式加起来有127句之多，占四字句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些，所以称之为杂言体，符合客观事实。以之与四言句占绝对优势的诗体赋比较，在本文统计的348句中，四字句式的比例勉强占64%，而杂言句式的比例则占36%，称之为诗体赋显得过于勉强。以之与六言、七言为主体的骚体赋比较，六字句与七字句加起来只有15句，只占总句数的4%稍强，称之为骚体赋完全没有理据，更何况骚体赋惯用语气词“兮”，《相马经》中不见一例，即便与《楚辞》中的四言作品《天问》《橘颂》(两篇作品是比较整齐的四言)比较，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句式上说，《相马经》所用句式更倾向于散体赋所用的杂言体。

(二)从韵例角度说，《相马经》用韵非常特殊。据韵距分析，一句一韵者148韵，二句一韵者85韵，三句一韵者5韵，无韵句23句。以一句一韵为主，用韵极密。据韵脚位置分析，句尾韵222韵，句中韵16韵，以句尾韵为主，且句尾韵字后虚字为“之”与“也”，而不用“兮”字。据韵数分析，《相马经》现存1906字，去掉无韵句，有333个韵句(偶句韵的两个诵读句视为一个韵句)，全篇不分章节，共换韵76次，平均4句多就换一次韵，换韵极为频繁。这样的韵例与《诗经》《楚辞》的韵例都不相同，虽说在韵距、韵位两个方面区别不明显，但在韵数方面与二者区别十分明显。这说明《相马经》与源出于《诗经》的诗体赋和源出于《楚辞》的骚体赋均不同。其实，换韵频繁是散体赋的用韵特点，如战国晚期楚国作家宋玉，其作品篇幅较长的散体赋用韵部分也频繁换韵，如《风赋》换韵20次，《高唐赋》换韵48次，《神女赋》换韵19次。因此，从韵例角度说，《相马经》的韵例采用的应为散体赋的用韵方式。

(三)从体赋特征角度说，《相马经》已经运用了多种散体赋的写作手法。这一点我们必须借助同时代散体赋大家宋玉的作品来分析。宋玉传世的散体赋有五大特征：一、体物赋事的题材选择。二、一问一对以对答为主的结构方式。三、韵散相间而韵句散化的语言形式。四、铺排夸张的写作手法。五、卒章见义、赋中寓讽的创作命意。以这五大特征考量《相马经》，除第五个特征因文体所限而没有表现外，前四个特征都能够在经文中找到相应的例证。一是《相马经》介绍相马的方法与良马的表征，主要赋说良马眼睛部位之眼球、眼角、眼睑、睫毛、眼眶、眼神的特征，兼及皮肤、经脉、五脏、筋骨、耳朵的与众不同，几乎可以看作对良马特征的全方位解析。符合“体物赋事的题材选择”的第一个特征。二是《相马经》虽然没有采用“问对”体，但却含有以解答方式与自问自答方式赋说的节段。例如，提示语“吾请言其解”以下一段，就是解答式的赋说。再如，设问“其故何也”以下所有赋说，就是自问自答的赋说。不难看出，经文实际上借鉴或体现了“一问一对以对答为主的结构方式”的第二个特征。三是《相马经》中无韵的句子是韵散相间的具体表现，如“其故何也？不唯一节正乎！有尺有扶，千里之驹”“盖以杨叶亡吾法，发[剑首而见千里]，□□□物尽具”就是散句。不过经文中的无韵散句比较少，仅有23句，但韵句散化的句子却还有24句，二者相加计47句，占总句数的13%还强。这里说的韵句散化句，为奇句型的韵句，其韵句中既有包含3个诵读句者，也有包含5个诵读句者，这些句型押韵极不规则，无规律可寻，事实上就是韵句的散化。如含有3个诵读句者，“前有颅首(幽韵)，后有从轨〈耸尻〉(幽韵)，中有藏宝(幽韵)”三句，句句押韵，可看作句句韵；“方眼深视，五色精明，其状类怒(鱼韵)”“良马容莛，盖以蒲(鱼韵)，无相其余(鱼韵)”“有一风穴(质韵)，中甚深固，外甚周密(质韵)”“四肉中度(铎韵)，方骨中矩(鱼韵、与铎通韵)，圜骨中规”四例，或只有第三句押韵，或第二句、第三句押韵，或第一句、第三句押韵，或第一句、第二句押韵，而第三句不入韵，这当是韵句散化所致。又如含有5个诵读句者，“有树木皆生于大海之阿，一本居阴，一本居阳(阳韵)，其本欲长(阳韵)，良马(鱼韵)也”“高似复，上有十焦(宵韵)，盶慼慼，环无毛(宵韵)，当为肉(屋韵、与宵合韵)”“尺居横(阳韵)，寸[居纵(东韵、与阳合韵)，尺]寸相应(蒸韵)，尺为索，寸为绳(蒸韵)”“欲得其情，必道其门(文韵)，旁有两渠，索尔弗得，[其]状似神(真韵、与文合韵)”四例，或第三、四、五句押韵，或第二、四、五句押韵，或第一、二、三、五句押韵，或第二、五句押韵，这些也当是韵句散化所致。这种特殊现象都印证了“韵散相间而韵句散化的语言形式”的第三个特征。

《相马经》总体上叙说的方法就是铺排，从眼球、眼角、眼睑、睫毛、眼眶、眼神等特征的铺排到皮肤、经脉、五脏、筋骨、耳朵等特征的铺排，一项接一项逐项铺写，可以说铺排的方法贯穿于经文的始终。除了头部的描写以外，下面再举一个铺排夸张的具体例子，即经文在赋说马的奔跑速度时这样表述：“悠悠时动，半盖其明；周草既匿，莫见于旁；时风出本，行马以骧；昭乎冥乎，骏□以强。”这八句意谓：这种马若悠然应时而动，其身影好像被薄雾遮盖、半隐半现、难以看清；人骑在马上，周边的草也好像被雾隐匿起来，就连身旁的绿色也看不分明；这种马奔跑就像草原上突然刮起的风，风驰电掣踏云凌空；只感觉一会是白天一会又是黑夜，好马就是这样神速而强势穿越时空。其铺排层次分明、层层递进：第一层从视觉角度赋写看马奔跑的感觉，第二层赋写人骑在马上奔跑的自我感觉与体验，第三层夸说马起跑时与奔跑起来后的速度与姿态，第四层又夸说骑马人瞬间穿越时空的自我感觉与体验。这种书写完全不是说理文的据实据理叙说，而是文学的铺排与夸张。这便体现出“铺排夸张的写作手法”的第四个特征。从综合句式、韵例及赋体特征三个方面看，《相马经》经文部分的具体表现形式，不是诗体赋，也非骚体赋，而是散体赋的写作手法。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个问题，《相马经》具有相当的文学色彩，整理者认为也可以称为“相马赋”，本文以为这种提法并不准确。早有学者提出《相马经》可分为“经”“传”“故训”三个部分，这一点得到整理者的部分认同，第二部分是否就一定为“传”，还不能断言，因此不能轻易将《相马经》完全割裂成几部分来研究。《相马经》文学色彩主要体现在“经”的部分，而所谓“传”与“故训”部分并非赋体。从内容上看，《相马经》是应用文体中的说明文，就算是有相当文学色彩的“经”中也没有描写像伯乐那样的相马奇人，更没有铺写关于相马的故事，它只是讲述相马人应当掌握的相马知识与良马的各种特征，其功用还是旨在传播相马术，本质上属于应用文。从体裁上说，“经”的部分虽用赋体形式写成，却不具备散体赋的最主要特征，即“卒章见义、赋中寓讽的创作命意”，且后面两个部分并非赋体。因此，从整体上看，其不属于诗、赋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称之为标志文学体裁的“赋”不够准确，不能总括多种形式，而称之为“经”则比较恰当，因为“经”即经典，先秦经典的内容广博而庞杂，所用体裁往往可以有多种样式。总之，《相马经》“经”的部分所用体裁的形式为散体赋，但不宜称为“相马赋”，称为“相马经”更为准确。

二、帛书《相马经》写作时代考辨

关于《相马经》的写作时代，帛书整理者已经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即认为“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由此可以推测这是战国时楚人的作品”。这一推测是整理者以墓主下葬于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为前提作出的，下葬时间是写本帛书《相马经》抄写时间的下限，其上限无疑在下葬时间之前，而具体创作年代还因传播、接受等因素要远早于抄写时间，已知的下葬时间距秦统一六国仅53年，而相马术在战国又极为盛行，《吕氏春秋·观表》即有十派相马“良工”的记述：“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唇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推测《相马经》写作于战国，当然可以成立。整理者又据文本内证“南山”“汉水”“江水”提出《相马经》作者是战国时楚国人，推测的理由也令人信服，因为地理特征只有楚地最符合。当然，也有研究者发现《相马经》中的词句与战国时期著作中的某些有关论述相吻合，遂认为“帛书记载的相马法，绝不仅是来源汉代初期的著作，而是很可能在战国时代已传授下来了”。本文也赞同帛书《相马经》成篇于战国时期，只不过“战国”这一时段的上下限跨度过大，或可以再进一步缩小时间段，这对于进一步细化赋体源流研究有一定的作用。

(一)散体赋的渊源，传世文献中可以追溯到《楚辞》里具有散化倾向的作品，即旧题为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这两篇与屈原的其他骚体作品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句式上已经不再是四、六言为主的齐整的骚体形式，杂言和散句明显增多，但这两篇篇幅很小，而且《卜居》和《渔父》的作者和创作时代争议颇大。再看出土文献中的例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册与第八册收录的5篇楚辞体作品，即《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简单分析一下这5篇的文体形式，《鹠鷅》：“子遗余鹠鷅今兮。鹠鷅之趾今兮，欲衣而恶枲今兮。鹠鷅之羽今兮，子何舍余今兮。鹠鷅翩飞今兮，不织而欲衣今兮。”《鹠鷅》只有七句，为六、五言相间的韵句，每句都有骚体典型的助词“兮”。《有皇将起》也相类。《李颂》是四、五言相间韵句，隔句用“兮”字，只是在结尾多一段散句：“是故圣人兼此和物，以理人情。人因其情则乐其事，远其情……是故圣人兼此。”《兰赋》虽有个别句残简，但整体呈现出的也有些规律韵句，开篇九句整齐的四言韵句(其中杂有一句六言)，接着两句九言韵句：“花摇落而犹不失厥芳，馨密迡而达闻于四方。”然后又是七句四言韵句(也杂有一句非四言)，接着是一段四、五言相间韵句，最后是结尾的三句整齐多言韵句：“兰有异物：容则简逸而莫之能效矣，身体动静而目耳劳矣，宅位隐下而比拟高矣。”同样，《凡物流形》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韵句占绝对主体地位，偶有散句。总之，这5篇整体上有散化的倾向，但程度非常低，似可看作诗体向骚体的过渡，还远未达到程度很高的散体赋形式。

散体赋的发生并定型，从传世文献中看，应该是楚人宋玉以《高唐赋》《神女赋》为代表的散体赋作品，并且散体赋在宋玉赋体文学创作中的定型已经得到《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所收的《唐勒》赋的证明。关于《唐勒》赋的作者，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宋玉所作。在《唐勒》赋中，开篇即曰“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说明散体赋定型于战国晚期楚襄王的时代。宋玉的赋体文学创作，司马迁《史记》有所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研究者普遍认为，屈原约卒于楚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8年。宋玉的赋体文学创作，既然在“屈原既死之后”，那么也将散体赋定型的时代指向楚襄王后期。其实，出土文献中也有关于宋玉的记述，《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收有一篇赋体作品——《反淫》，其赋曰：“族天下博徹闲雅之士，若张仪、苏秦，孟轲、淳于髡，杨朱、墨翟，子贡、孔穿，屈原、唐勒，宋玉、景差之伦。”司马迁提到的宋玉、唐勒、景差三位赋家，皆被出土文献《反淫》提及，且名列“博徹闲雅之士”之中。《反淫》的整理者认为，《反淫》为西汉早期赋家枚乘所作，《反淫》即枚乘传世作品《七发》的草稿。这样看来，这条关于宋玉的记述，还要早于《史记》的记载，足可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以信服的。

总之，帛书《相马经》采用赋体的形式写作应用文一类的篇什，其写作年代不会早于散体赋定型的楚襄王时代，亦即宋玉开始进行散体赋创作的楚襄王后期，即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迁都陈郢以后。

(二)目前出土的两篇战国晚期与散体赋相关的作品——《唐勒》赋与《相马经》都是与马有关的文字，前者赋写“御马”之术，后者赋写“相马”之术。为了探索《相马经》的写作年代，这里不妨将二者关于马奔跑的描述加以比较。

先看《唐勒》赋：

1.马协敛整齐，投足调均。不执步趋，兢久疾速。……旦靸马……反趋逆趋……入日上皇。

2.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走，进退屈伸，莫见其囗埃，均为……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咄，不招指。步趋袭□，缓急若意，□若飞，骛若绝，反趋逆趋，夜□夕日而入日蒙汜。

3.马心愉而安劳，轻车乐进，骋若飞龙，骛若归风，反趋逆趋，夜□夕日而入日千里。

再看《相马经》：

1.悠悠时动，半盖其明；周草既匿，莫见于旁；时风出本，行马以骧；昭乎冥乎，骏□以强。

2.重枣居旁，是谓善行。壹压壹起，驰千里；再压再起，千里之后，居吾去子。

3.兽以走，鱼以游，鸟以飞。

通过比较可见，二者描写赋说马儿奔跑，或设喻本体相同，或抓取典型动作相类，或选取参照角度相近，或摄取记时单位相似，或比拟对象相通：说马跑得快皆以风为喻，前者说“骋若飞龙，骛若归风”，后者说“时风出本，行马以骧”；抓取典型动作皆取自马奔跑的姿态，前者说“进退屈伸”，后者说“壹压壹起”“再压再起”；选取参照角度皆以视觉感知为说，前者说“莫见其□埃”，后者说“周草既匿，莫见于旁”；说马不仅跑得快而且有耐力皆以昼夜为记时单位，前者说“月行而日动”，后者说“昭乎冥乎”；说马奔跑神速皆用以物拟物的手法，前者说“神奔而鬼走”，后者说“兽以走，鱼以游，鸟以飞”。这些特征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影响与被影响、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二者都属于战国晚期的作品，是谁写作发轫在前、谁又接受影响在后呢？按照文体发生、发展的规律，当然是处于散体赋定型期的《唐勒》赋写作在前，而借用散体赋文体写作的说明文《相马经》必然晚于《唐勒》赋。

(三)《相马经》采用赋体写作的第一部分，现存1906字，若加上帛书缺失部分应有的字数当在2000字以上，可谓“长篇巨制”，其字数远远超过《文选》中收录的宋玉《高唐赋》，也远远超过出土文献银雀山《唐勒》赋。《文选》所收的《高唐赋》是传世宋玉散体赋中最长的一篇，计1087字。据《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所收的《唐勒》赋，该赋共十八支简，以其中一支字数最多的简存字40字计算，计720字。以宋玉散体赋字数最多的《高唐赋》与《相马经》比较，充其量也只是《相马经》字数的一半。这说明，《相马经》的写作应当在宋玉散体赋之后，至少是在楚襄王时宋玉写作《高唐赋》《唐勒》赋之后。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相马经》产生的时代，当是战国晚期的楚襄王时期，且在楚襄王二十年以后，其上限不会早于宋玉创作《高唐赋》和出土文献银雀山《唐勒》赋创作的时间节点，而下限可以推测为楚国灭亡的楚王负刍五年，即公元前223年。

三、帛书赋体《相马经》在赋史研究中的价值

帛书《相马经》由于其采用了散体赋文体形式进行写作，于是便在赋史研究中具有了相应的史料参考价值。具体地说，一是《相马经》在宋玉赋真伪的历史学案中可以证明怀疑者提出的“战国无散体赋说”是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二是《相马经》在赋史研究中可以证明在楚襄王后期散体赋的成熟与定型。三是《相马经》在赋体接受中可以表明从宫廷走向社会，影响了社会其他阶层，同时也对应用文体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下具体分析：

(一)战国晚期的散体赋作家，据《史记》《汉书》记载有宋玉、景差、唐勒三人，而他们的作品仅有宋玉一人的作品流传于世。宋玉被称为“赋祖”，其16篇作品中除了《九辩》之外，其他的全是赋体作品。这与屈原不同，屈原的作品虽有称为“屈赋”者，但多指楚辞体即骚体作品，与我们现在通称的赋体是不同的。真正在赋体文学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则首推宋玉。其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散体赋作品。宋玉虽在文化史层面无法比肩屈原，但宋玉赋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有相当高的成就，甚至后世有“屈宋”并立的提法。因此，宋玉赋在赋史上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对后世赋体文学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但近现代以来的赋史研究，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宋玉的所有散体赋作品一度被认为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几乎剥夺了除《九辩》以外作品的著作权。而否定宋玉散体赋的核心依据就是文体理论问题，认为在宋玉所处的战国晚期不可能出现汉代才形成的散体赋。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他在1926年发表的《楚辞概论》中说：“宋玉的十篇赋(指《文选》所收的四篇和《古文苑》所收的六篇)，并不与荀卿一样的用《诗经》式，也不与贾谊一样的用楚辞式，他却与司马相如一样的用散文式。以时代最早的宋玉竟用出身最晚的格式这一点，在文学史家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游先生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推断，却被考古发现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就在游先生的推断提出46年后的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出土了一批简册，其中有篇题为《唐勒》的散体赋作品。当1985年《唐勒》赋的简文照片与整理释文面世后，学者们纷纷撰文，《唐勒》赋已经证明了散体赋确实可以在战国晚期真实存在，甚至很多学者认为《唐勒》赋的作者就是战国晚期楚国赋家宋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又出土了帛书《相马经》，这便是本文所讨论的用散体赋形式写作的《相马经》。从《相马经》的出土到整理出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14年《相马经》得以公开面世，对于曾经的宋玉散体赋真伪学案有着两个方面的佐证意义：一是可以作为银雀山《唐勒》赋的佐证，使战国晚期出现散体赋的事实进一步坐实，使宋玉研究者避免了只依据《唐勒》赋的“孤证立论”。二是《相马经》中用赋体手法写作的“经”，现存字数多达1906字，内容充实、手法完善、体量宏大，在当时也应该是篇幅较大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因此直到汉代仍然可以作为较高规格墓葬的陪葬品。从而《相马经》就可以侧面说明在战国晚期完全有可能存在与汉大赋字数接近或等量齐观的散体赋作品，这在文体学研究上有重要的溯源价值。

(二)通过上文的分析，明确了《相马经》借鉴、模仿散体赋的五大特征四种写作手法：体物赋事、对问结构、韵散相间、铺排夸饰。这种从题材选择到篇章结构、从语言形式到修辞手法，几乎是全方位的借鉴运用、刻意模仿，说明其所借鉴与模仿的散体赋绝不是仅仅处于草创阶段，而是已经走向了成熟，文体特征已经基本定型，于是才有可能被借鉴、被模仿。银雀山《唐勒》赋虽然残简较多，文字缺失严重，但从现存的残篇中也能大致体会到散体赋写作手法的些许特点。因而《唐勒》赋与《相马经》一同印证了我们根据传世宋玉散体赋总结出的五大散体赋特征的真实可靠。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有力地证明了散体赋在战国晚期的赋体文学创作已经基本定型与成熟，并且因为楚襄王的偏好在楚宫中广为流行，屈原而后的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宫廷作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散体赋创作，这些散体赋写作的艺术手法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因此《相马经》有着相当的赋史史料证据价值。

(三)《相马经》本质上属于应用类的说明文，旨在传授与传播相马的知识与技艺，应该是相马行业内部流行的写本。在战国时期，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与农耕工具，特别在军事用途上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相马术是当时人普遍渴望掌握的知识与技艺，在社会中有着极大的传播空间，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将具有广泛传播空间的《相马经》用散体赋形式手法来写作，说明散体赋的文体形式已经由楚王个人的喜好拓展为士人阶层的喜好，突破了宫廷的高墙，流向宫外的社会，为社会上的士人阶层所知晓，甚或已为各种行业的从业者所了解，大有潜移默化的普及之势。《战国策》卷十四《楚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记述了一个故事：楚威王听了莫敖子华盛赞楚国历史上五位名臣的业绩，不禁借古伤今，“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华对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一作然)而不避。章闻之，其君好发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这个故事又见于《墨子·兼爱中》《韩非子·二柄篇》《晏子春秋·外篇上》《尹文子·大道篇》《管子·七臣七主篇》，如此多的类似记载说明，其故事主体很有可能是实有其事的信史。同时，故事也表明，楚国社会一直有“好君王之所好”的传统习俗。楚襄王好赋在宋玉赋作品和出土的《唐勒》赋中都有所反映，依据楚国传统习俗，楚王好赋也一定极大地影响到当时社会风潮，这可能就是散体赋在战国晚期楚国短时间内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其实，这种用赋体来写作应用文的例子，在传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汉武帝使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指出“传”字是“傅”字因形近而讹的传写之误，“傅”与“赋”在上古音中同属鱼部邦纽去声字，故“傅”与“赋”可通假，他强调说：“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同时列举《汉纪·孝武纪》《淮南鸿烈解·叙》《太平御览·皇亲部》等皆作《离骚赋》为证。于此可知，由于西汉武帝也是一位偏爱赋体作品的君主，刘安关于《离骚》的评论文章也犹如《相马经》一样是用赋体写作的。看来，用赋体写作非文学作品不仅流行于楚襄王之世，即便在西汉此风依然盛行。因此，通过《相马经》的普及与接受也侧面证明了散体赋创作手法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可想而知，《相马经》除了赋史方面的价值外，同时也影响了一部分其他应用文体的书写。

总之，本文从句式、韵例、赋体特征三个角度对《相马经》所属的赋体类型加以详细辨析，认为《相马经》既非诗体赋，也非骚体赋，而是散体赋。同时，借助散体赋在赋史发展流变过程，并通过比较《唐勒》赋和《相马经》两种体裁相类的出土赋体作品，可以看出，篇幅较大的帛书《相马经》的创作年代大致应该在楚襄王二十年以后直到楚亡的这段时间，其上限不会早于宋玉《高唐赋》和《唐勒》赋创作的时间节点。《相马经》在赋史研究中不仅可以印证现存宋玉散体赋作品的真实可靠，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表明，在战国晚期的楚国，散体赋文体形式已基本定型且走向成熟。